唐太宗與武則天：汪篯講盛唐的龍脈（簡體書）

中國人講古，極其推崇“盛唐”。所謂盛唐，脫離不開的話題有帝國版圖、制度、經濟、詩文等無數燦爛華章。唐太宗李世民、武則天、唐玄宗李隆基作為帝國的掌舵者，無疑居功至偉。他們的崛起有謀略，他們的治國有權衡，歷史選擇了他們，他們也創造了歷史。從他們的政治活動和政治功績中能讓人體悟很多。著名隋唐史專家汪篯先生曾就相關話題於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黨校作了唐太宗和武則天的專題報告。汪篯先生政治史研究的魅力，在於其既運用正史材料搭建整體敘述框架，又重視細節，對個體的人有深刻獨到的把握。汪篯先生完善和發展了陳寅恪先生關於關隴集團、門閥士族等方面的學說，他對唐太宗、武則天、文學吏治之爭、牛李黨爭等方面的論述極為細緻和精湛。本書以此為中心，輯集了汪篯先生的相關論述，展現一個兼容全域與細節的盛唐畫卷。

汪篯（1916-1966），字述彭，江蘇江都人，歷史學家。1934年考進清華大學歷史系學習。1938年秋至1939年夏在西南聯大學習。1939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做研究生，導師為陳寅恪。1942年至1946年在昆明西南聯大師範學院任教員。1947年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工作。汪篯先生畢生從事隋唐史研究，著述嚴謹精當，陳寅恪先生歎賞他“思路周詳,文理縝密”，“誠足當所謂好學深思者”。

1.本書中《唐太宗》《武則天》兩文為汪篯先生1962年在中共中央黨校的講課記錄，借古鑒今，意義深遠，當年效果不凡，至今仍有餘響，值得參考學習。

2.本書集中研究了7世紀-8世紀中國的政治經濟。其中由亂入治，顯現亂局亦變局，突圍即崛起；在唐朝建國與治國中，又顯現了帝國領導者的謀略廣大。

3.本書作者汪篯是著名歷史學家，也是史學大師陳寅恪的嫡傳弟子，在相關隋唐史的研究領域走得更深，分析得更細緻入微。

目錄
卷一 盛世政局： 唐太宗與武則天 ／ ００１
唐太宗 ／ ００３
唐太宗 “貞觀之治” 與隋末農民戰爭的關係 ／ ０４１
唐太宗之拔擢山東微族與各集團人士之並進 ／ ０５４
唐太宗樹立新門閥的意圖 ／ ０６８
武則天 ／ ０８１
唐高宗王武二後廢立之爭 ／ ０９２
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與姚崇的關係／ １１３
唐玄宗時期吏治與文學之爭 ／ １１９
唐玄宗時期之禁軍及其統帥 ／ １３０
唐朝宰相年表研究――與友人談論文書 ／ １４１
卷二 群雄競逐， 李唐何以勝出 ／ １４５
李淵晉陽起兵密謀史事考釋 ／ １４７
唐室之克定關中 ／ １６４
唐初之騎兵――唐室之掃蕩北方群雄與精騎之運用 ／ １７８
關於隋末農民大起義的發源地問題 ／ ２０８
李密失敗與其內部組織關係 ／ ２１５
宇文化及之殺煬帝及其失敗 ／ ２２３
西涼李軌之興亡 ／ ２３２
卷三 隋唐經濟稽考 ／ ２３９
唐田令試釋 ／ ２４１
均田制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 ２４８
隋代戶數的增長／ ２５１
史籍上的隋唐田畝數非實際耕田面積／ ２６１
史籍上的隋唐田畝數是應受田數／ ２６６
唐代實際耕地面積／ ２７５
隋唐時期絲產地之分佈 ／ ２８７
附錄 隋唐史雜記 ／ ２９５

唐太宗中晚年的政治
貞觀前期， 太宗抱著比較謙虛謹慎的態度處理國家事務， 在各方面獲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是， 隨著國內形勢的好轉和邊疆勝利的擴大， 到貞觀中期， 在他的思想裡滋長了驕傲自滿的因素， 政治逐漸不如以前了， 兼聽、 納諫的良好作風漸漸沖淡， 對農民讓步的政策開始不能很好地執行， 侈靡奢縱的行為也有所發展。 這種變化引起了一部分大臣強烈的反應。 貞觀十一年 （ ６３７ 年） ， 魏徵連續上了 “ 論時政四疏”， 反復勸告他要慎終如始， 不要居安忘危， 應當經常以亡隋為鑒。 同一年， 馬周也在上疏中大聲疾呼 “ 但如貞觀之初， 則天下幸甚”。 十二年， 魏徵再度指出太宗聽諫的態度與貞觀初有所不同， 說他貞觀初能 “ 導人使言”， 以後也還能 “ 悅而從諫”， 但近一二年則只能 “ 勉強受諫”， 而 “ 意終不平”。 十三年， 魏徵又上 《十漸疏》， 列舉他 “ 志業比貞觀之初， 漸不克終者凡十條”， 其中第二條大意說： 陛下現在奢侈放縱了， 很想動用民力， 就說 “ 百姓無事則驕逸， 勞役則易使”； 從古以來， 沒有因為百姓安樂而國家危亡的， 哪有預防百姓驕惰而讓他們去服勞役的呢！ 這就說明， 太宗有時已經把過去所說的 “ 為君之道， 必須先存百姓， 若損百姓以奉其身， 猶割股以啖腹， 腹飽而身斃” 的道理完全置諸腦後了。
事實上， 在貞觀中期， 太宗對自己的驕傲思想也不是全無警惕， 例如貞觀八年他曾說： “ 但朕年十八， 便為經綸王業……二十四而天下定， 二十九而居大位， 四夷降伏， 海內硋安， 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 頗有自矜之意， 此吾之過也。”直到貞觀十五年， 他也還說過： “ 朕有二喜一懼： 比年豐稔， 長安鬥粟直三四錢， 一喜也。 北虜久服， 邊鄙無虞， 二喜也。 治安則驕侈易生， 驕侈則危亡立至， 此一懼也。” 對於大臣的直諫， 他一再表示， 他知道錯了， 他一定知過改過， 挽回損失， 他要把他們的忠言寫在幾案上， 寫在屏風上， 時刻記住它們來警惕自己。 但是他終究逃不出代表地主階級的封建帝王的圈子， 他的驕傲思想越到後來越嚴重， 政治也在走下坡路， 由他主演的 “ 貞觀之治” 這出英雄戲劇， 終於不能不帶著幾分悲劇的色彩， 在哀歌聲中降下了幕布。
在分析太宗的思想變化與政治的關係時， 還必須注意到門閥觀念所起的作用。 原來， 在唐代， 大族豪強地主經濟雖然已趨崩潰， 但是門閥觀念的影響還很強烈。 和關東士族崇尚婚姻禮法不同， 關隴軍事貴族所崇尚的是貴戚冠冕。李唐皇室是關隴軍事貴族集團中的主要家族， 唐太宗具有很深的崇尚貴戚冠冕的觀念。 因此， 他雖然拔用了不少關東和其他地區的寒族或普通地主做大臣，但唐皇室卻很少與他們通婚。 當時的情形是 “王妃主婿皆取當世勳貴名臣家”，這所謂勳貴名臣家是連同突厥貴族包括在內的， 而寒族出身的大臣則一般被擯除在外。 由於太宗有著 “ 致治” 的要求和關隴軍事貴族的門閥觀念，他對待由寒族出身的大臣的態度也就形成為矛盾的兩個方面： 一方面， 他信任他們， 採用他們的政見來處理軍國大事； 另一方面， 卻又疏遠他們， 不願意吸收他們進入統治集團的核心。 在貞觀前期， 矛盾的前一方面是主要的方面， 但隨著“貞觀之治”的形成和鞏固， 太宗逐漸驕傲自滿， 矛盾的後一方面也因之逐漸佔據支配地位。 這一變化對太宗晚年的政治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
在分析太宗的晚年政治時， 還必須注意到因皇位繼承問題而引起的後果。這一點看起來好像無關緊要， 實際卻不如此。 依照我國古代的封建法統， 皇位是由嫡長子或嫡長孫承襲的， 他們往往缺乏政治才能， 而後嗣能否守住基業，這又是封建帝王所最關心的， 所作政策往往要受其影響， 某些傑出的帝王甚至為了預為後嗣安排而做出一些傻事。 漢高祖晚年大殺功臣主要目的在於打擊異姓諸王的割據自雄， 但是害怕懦弱的惠帝不能制服功臣也是一個附帶的原因，這就是皇位繼承問題影響及於政策的一個例子。 明太祖的晚年， 為了害怕幼孫建文帝將來制服不住功臣， 就屢興大獄， 把他的功臣幾乎誅戮無遺。 儘管他所殺的都已經是地主階級中的人物， 絲毫不值得我們去同情， 但是， 這些功臣大多是從農民戰爭中鍛煉出來的， 其中有一些人具有豐富的軍事鬥爭經驗和一定的政治能力， 明太祖消滅了這一批人， 對明朝的國力多少也起了些不良影響。清康熙帝的晚年， 諸子紛爭， 在政治上也發生過混亂的現象。 唐太宗統治後期， 皇位繼承問題同樣地影響著他的政治。
太宗長孫後生有三子， 長子承乾有足疾， 第九子晉王治暗弱， 皆不為太宗所喜。 第四子魏王泰好文學， 深得太宗的寵愛。 魏王泰謀做皇位繼承人， 承乾則力圖保持太子的地位。 由此， 勳貴子弟和文武群臣各有附托， 潛結朋黨， 在統治階級內部產生了新的矛盾。 貞觀十七年 （ ６４３ 年） ， 承乾被告謀反， 案驗有實， 太宗廢掉了他。 宰相侯君集等以與承乾謀反事有連被殺， 前太子左庶子杜正倫以曾洩漏太宗語於承乾再度左遷為交州都督。承乾既廢， 依照皇位繼承法， 最有資格做太子的是長孫後所生的魏王泰和晉王治。 當時朝臣的意見分為兩派， 宰相岑文本、 劉洎和大臣崔仁師等都勸立魏王泰， 後兄長孫無忌和大臣褚遂良則堅主立晉王治。 主立魏王泰的一派岑、劉二人都來自江陵， 先世雖有官位， 但不稱顯赫， 其家庭近於寒族一類； 崔仁師雖是博陵大姓， 然父、 祖無聞， 可能是破落的士族。 出身于山東寒士的馬周， 在這次鬥爭中傾向如何， 史所不載， 但從他和劉洎關係密切來推測， 或者也是站在魏王泰一邊的。 至於主立晉王治的一派則有所不同， 此派以長孫無忌為首， 他是關隴軍事貴族集團的代表人物； 褚遂良在這一鬥爭中， 是長孫無忌最得力的臂助， 褚來自江南僑姓高門， 與關隴軍事貴族有相通之處， 在政治上是依附于長孫無忌的。 所以這次決定皇位繼位權的鬥爭實際上掩蓋著普通地主與關隴軍事貴族之間的矛盾。長孫無忌在當時居於外戚和首相的地位， 他堅主立晉王治， 實際是由於：第一， 魏王泰在朝廷樹立了黨羽， 一旦繼位， 則擁贊他的岑文本、 劉洎等人勢將受到親重， 他自己的權勢就有可能被削弱以致被取締； 第二， 晉王治軟弱無能， 繼位以後， 很易為自己所操縱。
唐太宗不滿意于晉王治的軟弱無能， 但終於決定立他做太子， 這是因為太宗考慮到： 第一， 魏王泰與承乾爭奪皇位， 結下深仇， 如果他做了皇帝， 就一定會殺掉承乾， 甚至連晉王治的生命也不能保全。 而晉王治素來仁弱， 又沒有積極爭奪皇位， 他做了皇帝以後， 李承乾和李泰是可以有望保全的。 第二， 魏王泰陰謀奪取太子的位置， 如果立了他， 就會給後世子孫樹立壞的榜樣， 這樣是不適宜的。 關於以上兩點， 太宗曾明確向大臣們宣佈： “ 我若立泰， 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 自今太子失道， 藩王窺伺者， 皆兩棄之。 傳諸子孫， 永為後法。 且泰立， 承乾與治皆不全； 治立， 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 但是， 在骨子裡面， 太宗恐怕還有更深刻的考慮， 這就是第三， 關隴軍事貴族集團仍然是李唐統治的核心力量， 他是不能消滅這個集團的。 如果違反以長孫無忌為首的關隴軍事貴族集團的意志定立李泰， 將來就免不了要在關隴軍事貴族與李泰之間展開鬥爭， 如果長孫無忌一派競勝， 至少也是一場重大的政變， 李泰還是不能保全； 如果李泰競勝， 則出身普通地主的大臣勢將掌握大權， 排除他所親信的長孫無忌等出於關隴軍事貴族的大臣， 甚至還可能動搖整個作為李唐統治核心力量的關隴軍事貴族集團的地位。 在他看來， 這兩種情況都是極為不利的。
經過立太子的鬥爭以後， 太宗對出身于普通地主的大臣的態度開始改變。這時魏徵已死， 由於他生前曾經竭力保薦過侯君集和杜正倫， 太宗懷疑他有朋黨， 解除了自己親口許下的把衡山公主嫁給魏徵長子叔玉的婚約， 推倒了自己親為魏徵撰制並書寫的墓碑。 太宗對於勸立魏王泰的岑文本、 劉洎等人無疑是存有戒心和疑忌心理的， 只是為了不使打擊面過寬， 不使朝局發生太大波動，他暫時還容忍他們， 並且讓他們與褚遂良、 馬周 “ 更日詣東宮， 與太子游處談論”， 企圖用這種辦法來安定他們的情緒。岑文本看穿了太宗思想深處藏著的猜忌， 此後非常畏懼。 當貞觀十八年太宗提升他作中書令的時候， 岑文本帶著滿面憂慮回到家中， 他的母親覺得奇怪， 追問他為什麼這樣， 他說： “ 非勳非舊， 濫荷寵榮， 位高責重， 所以憂懼。” 並且對賀喜的親友說： “ 今受吊， 不受賀也。” 而劉洎卻泰然自若， 貞觀十九年 （６４５ 年） ， 太宗親自領軍去打高麗， 命他輔太子李治于定州， 將行，太宗對他說： “ 我今遠征， 爾輔太子， 安危所寄， 宜深識我意。” 他卻說：“ 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 臣謹即行誅。” 太宗對他更不放心了， 當時就警告他說：“ 卿性疏而太健， 必以此敗， 深宜慎之。” 不久， 岑文本死於幽州。 太宗從遼東回到定州後， 患了癰腫， 劉洎對同列說： “ 疾勢如此， 聖躬可憂。” 褚遂良就誣告他要行伊尹、 霍光故事。 儘管馬周證明劉洎沒有這樣說， 太宗還是下詔宣佈劉洎 “ 謀執朝衡”， 命令他自盡。 很可能，所謂 “謀執朝衡， 自處伊、 霍”， 只不過是加給劉洎的公開罪狀， 實際卻是褚遂良乘太宗病重的時機， 暗中對太宗提出 “ 劉洎與李治素不同心， 萬一太宗死去， 劉洎就會成為危險的人物” 這個問題， 正中太宗的顧慮， 因而他下定決心， 除去了劉洎。此後， 太宗經常患病， 對寒族出身的大臣疑忌更深。 二十年， 他用謀反的罪名殺了張亮。 二十二年， 馬周病死。 不久， 太宗又聽了褚遂良的話， 用罔上的罪名流放了崔仁師。 這樣， 出身于普通地主的大臣在朝廷中就所餘無幾了。 最後， 貞觀二十三年 （６４９ 年） ， 他在臨死前， 還把李勣貶為疊州都督， 對李治說： “ 李世 才智有餘， 然汝與之無恩， 恐不能懷服。 我今黜之， 若其即行，俟我死， 汝於後用為僕射， 親任之； 若徘徊顧望， 當殺之耳。” 李勣極為狡猾，他從太宗數年以來的行動中， 久已看出太宗對朝臣的猜忌， 所以， 受詔以後，不至家而去， 這才免於被殺。 其實， 李勣雖沒有積極支持李治做皇帝， 但是李治為晉王時遙領並州大都督， 李勣就是並州大都督府的長史。 其後李治做了太子， 太宗還特地任命李勣為太子詹事兼太子左衛率， 並對他說： “ 我兒新登儲貳， 卿舊長史， 今以宮事相委， 故有此授。”那麼， 李勣與李治還是有較深關係的。 既然太宗對李勣還如此猜忌， 可見他殺劉洎， 流放崔仁師， 也就不足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