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印日本：想像中的錯位（簡體書）

本書對日本人的娛樂、情感、生活、工作、閱讀等方面都有細致入微的探討解析，是作者長期閱讀、觀察、思考的記錄；另一方面，這些文章雖不乏以中國人的關注角度為切入點，但仍然較多地采用日本人的自我認知的視野，來立體呈現一幅日本的生存狀態的畫面，所以全書行文既不失去日本的內部脈絡，避免落入中國人對日本的慣性認知的窠臼，又可反映出中國人對日本的獨到關切和見解。

姜建強，出生于上海。出國前在大學任教10年。20 世紀90 年代留學日本，在東京大學就讀。后在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擔任客座研究員，致力于日本哲學和文化的研究。現為東京《中華新聞》主編，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形型日本
日本人的美德從何而來？ 003
為什么說機甲是日本動漫不可缺少的元素 014
為什么日本人也造假？ 030
日本人為什么熱衷對加害者再施加害？ 043
日本人對死刑的追問 054
“3·11”：一個國家的祭日 069
村上日本
不關心日本的村上春樹 083
當人生沒有出口，村上春樹會瘋嗎？ 099
村上和他的提問者：網上的驚世駭俗 111
“8·15”日本戰敗日：歷史的記憶與失憶 120
觀念日本
日本人其實也不知道天皇是做什么的 137
日本人不喜歡德川家康的深層原因 147
日本人是喜歡左還是喜歡右？ 157
奧姆真理教犯了思想罪？ 168
像風一樣逝去，留下的是情愛 180
無印良品是性冷淡的代言？ 190
獨女與獨男：一人主義的后性時代 202
爆買日本
爆買日本背后的精神勝利法 221
為什么到了日本就喜歡上日本？ 228
魯迅罵沒罵過日本人真的很重要嗎？ 240
日本還是第一嗎? 253
他才是“爆買”的先驅 265

日本人的美德從何而來？
美德不是吹出來的
《騰訊·大家》曾刊登野島剛先生的《日本人的美德不是吹出來的》的文章，又引出了日本人論中的一個有趣的話題：美德不是吹出來的，那是從哪里來的呢？這就令人想起村上春樹小說《奇鳥形狀錄》里的一段描寫。
加納克里特，這位妓女從來不羞于自己的職業，男人們也把她當作一般的概念來接受——一位妓女而已。不過，當她感到某個嫖客正關注著她，并企圖試探她的靈魂時，害羞的感覺便油然而生，讓她再也沒有勇氣面對這名嫖客。這也就是說，當有外在的不熟悉的目光轉向自己的時候，日本人就會有種不自覺的約束力，將原本屬于恥的行為收斂于恰到好處之間。而一旦將恥收斂于恰到好處之間，表露于外界的行為，或在外人看上去就是所謂的美德了。
如果從這一意義上來看，日本人的日常行為，與其說是美德之舉，還不如說是一種來自外在的無可奈何之舉。何為來自外在的無可奈何之舉？也就是說，日本人所喜歡的“世間”這個詞生出的世間之眼，時刻緊盯著你，電車里打電話，排隊插隊，都會有周圍人的眼光投向你。而感冒戴口罩，是因為大家都這樣做，所以我也不得不這樣做。至于愛清潔和愛洗澡，則是日本文化中去除污穢的問題，根本與美德無關。世間的眼光使得你感到不好意思，使你感到羞恥，日本人常用來責問人的一句話類似于“你還要臉嗎？”
日本劇作家岸田國士早在戰后不久就寫下《畸形的日本人》一書。在書中他寫道：幾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有在電車里踩到別人或被別人踩到的經歷。當踩到別人時，我們會覺得那是無法避免的。可當被別人踩到時，卻會心生厭惡。其實，這兩者之間并沒有什么不同，經常被踩的人往往也是經常踩到別人的人。也就是說，它們是相同精神狀態產生的偶然的不同結果。說得極端一點，就是因為日本人過于小心害怕被別人踩到，所以最終才會踩到別人。“好痛。你注意點。”被踩的人在大聲喊叫著，可有些日本人根本意識不到對方是在說自己，因為他們一心只想著自己不要被別人踩到。如果這種精神狀態如同慢性疾病一樣在日常生活中不時發作的話，我們就只能稱其為“精神畸形”了。那么這種精神畸形是不是也是一種美德呢？這是問題的所在。公恥與私恥，他律與自律
日本社會學家正村俊之在1995年出版的《秘密和恥辱》（勁草書房）中說，在西歐文明中，恥辱是和裸體相連的，這是一般的看法。在德語的Scham或Schamgefuhl的詞義里也有赤身裸體的意思。而且Scham這個詞也是專指生殖器的復合詞的一個部分。
問題在于在日本恥辱并不與裸體或性器相連。這也就是說，對日本人而言，能構成恥辱的是自己的面目和名譽。在世間，或在日本人所獨有的“場”，如果被人歧視，被人輕看，這才是最致命的。就像日本著名作家森鷗外的小說《阿部一族》中的阿部，外部的眼光給予他的信息是：你之所以沒有領到主君的殉死之令，是因為你是個怕死鬼，是個對主君不忠之臣。這才是奇恥大辱，這才是要命的。所以最后阿部切腹是必然的。一個是一死了之，一個是以死表示自己的受冤。這也就是說，日本人的羞恥產生于不同集團意識中的目光交錯，受制于強烈的場所支配。而日本另一位學問大家丸山真男則將名譽感分為“外面”和“內面”的兩個側面。對外的場合是對名聲、評判在意的立身出世（對世間的）的“個人主義”（可理解為以家為代表的個人，而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個人主義）；對內的場合是被自尊心所支撐的獨立和自由的“個人主義”（參見《丸山真男講義錄五》，巖波書店，1998年）。丸山說這就是日本人的“原型”，或叫“古層”，也叫“執拗低音”。日本人喜歡讀的歷史讀本《太平記》里說，出生武門之輩是惜名而非惜命。在日本，父母教育小孩不要偷東西不是因為犯罪行為的本身，而是偷東西會被人看不起。
偷東西之恥，就潛移默化地轉化為內在的克制和約束機制。
但日本人也一直不服氣的是只講他們的公恥——他律，而不講他們的私恥——自律。只講在大庭廣眾之下，日本人知恥羞恥，但在無人之境，日本人就原形畢露。日本人說撿到皮夾上交，就是無人之境的自律的最好檢證。但撿到皮夾上交，與其說是道德自覺，還不如說是法律的張力，因為日本法律明文規定撿到東西不上交與偷盜無疑。倫理學里有“慎獨”這個概念，說的是人在無人之境能自覺地做有人在時的事情。這當然是道德的最高。日本人在無人之境的犯罪，日本人在無人之境的使惡，日本人在無人之境的放縱，足以表明他們還缺乏私恥——自律的自覺，與“慎獨”的要求還相去甚遠。在日本公德心成了死語這何以見得？
企業作家、道德私塾·心學校校長三浦興一在2009年出版了《失去道德和良心的日本人》（榮光出版社）一書。在書中他說“公德心”一詞在日本已經成了“死語”。他在厚達412頁的整本書中，用大量可信的材料和數據描述了日本人公德心的缺失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這里限于篇幅只舉少數幾例。在公園和郊外的國道、縣道、高速道沿線，將大型資源垃圾、家電垃圾、家具等不法投棄的日本人在激增。2007年東日本、西日本和中部日本的三家高速道路公司的調查表明，在高速道的服務區域（SA）和停車區域（PA）的垃圾處理費用，在2005年是15.6億日元。三社的調查還表明，2006年度的740所SA和PA堆積的垃圾總量是2.59萬噸。回收、搬運和處理的費用高達26.1億日元。日本在2000年實施家電廢舊品回收有料化。一些不想出回收費用的日本人就在高速道上的SA和PA亂扔家電垃圾。圖書館的圖書被盜和圖書破損也激增。據調查，2007年日本
全國主要城市的公立圖書館中的570家，去向不明的圖書達到了284421冊。損失金額在4.1億日元以上。僅東京都內四個區就有1萬冊以上的圖書被盜。此外將雜志和圖書中需要的部分撕下或開天窗的事例就更多了。
中小學校學生的伙食費滯納總額在2006年達到了約23億日元。在調查的31921所學校中有13907所學校發生了滯納現象。而幼兒園的滯納費在2006年達到了83.7億日元，涉及8.5萬人。家長抱著能賴則賴、能拖則拖的心態，表露出日本人在付款問題上的
信用度極差。
另據日本都道府縣所在地的290家公立醫院統計，看病不付錢的費用在2002至2005年之間的三年內達到了85億日元，平均一家醫院攤上2940萬日元。而能統計到的5570家私立醫院，三年的未收金是853億日元以上。2006年醫院暴力在被調查的1106家醫
院中的577家醫院中有發生，身體暴力達到了2315件，醫患間的性騷擾也有935件。
日本學者作田啟一在《恥的文化再考》（筑摩書房，1967年）中斷言，本尼迪克特所說的恥是“公恥”，這只是表面的恥意識。日本人的恥還有內化的“私恥”：即對于即使從所屬集團的標準來看并不值得特別輕蔑的有關行為，也一味苦于羞恥。在比善惡更重視用優劣作為社會規范的社會中，容易產生羞恥，而私恥把人引導進孤獨的內心生活。但是看看上述的這些例子，我們確實很難看到日本人的這種私恥，更難看到因這種私恥而導致的道德內化。
恥文化的道德裝置日本北海道有一名17歲的高二女生，用刀殺害了自己47歲的母親和71歲的奶奶。這名少女被逮捕后，札幌地方檢察院對她的刑事責任能力進行了鑒定，同時將這位少女遞交刑事裁判所進行裁判。但是，這名少女的同學和家長們認為，這名少女之所以產生殺人動機，是因為家庭教育過于嚴厲，近乎虐待。因此他們組成了“希望給予擁有未來的少女適當裁判的住民之會”，呼吁社會各界簽名拯救這名少女。從10月10日開始到11月3日，簽名人數已經達到10534人。這個會將1萬余人的簽名遞交到札幌地方檢察院，希望將少女送交家庭裁判所，而不是刑事裁判所，以給少女一個希望。札幌地方檢察院接受了這一份厚厚的簽名書，并表示理解大家的心愿。
這里的問題點是：一個17歲的少女殺了兩人。而且兩人都是
親人。殺死親人是所有殺人罪中最為大逆不道的罪行。而1萬多名市民為這樣的殺人犯求情免于刑事裁判，不管出于怎樣的動機怎樣的緣由怎樣的同情心，都是日本人集體道德失范的一個典型。為什么這樣說呢？
這就聯想到罪文化和恥文化的問題。早在半個多世紀前，美國的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就在《菊與刀》中給予了迥然有別的二分論的說明。這當然是老話題了。但老話題新論的是：罪文化和恥文化本質的不同在哪里？細加分析的話不難看出，如果是罪的場合，通過自己的懺悔、贖罪等可減輕罪過，還可依據神的旨意有被寬容的可能。但是恥的場合，即便是自己再怎樣告白，再怎樣懺悔也不會減輕或消失。這也就是說罪是自己內部被深深自覺著的，而恥則是被他人所覺察著的。前者可以主觀作為，后者主觀作為無效。那怎么處理這個恥呢？在日本也有雪恥的說法。如
何雪恥呢？日本人的通常做法是一死了之——自殺。但能不能因雪恥而生出復仇呢？一般不會。
因為恥文化的內在要求是基于一種外在的強制力的善行。就像真正的罪的文化是一種基于內在的罪的自覺的善行一樣。因為是善行，所以因受恥而殺人會恥上加恥。你只有了斷自己才能洗恥，才能將恥返回于給予你的人，讓他也負有恥辱感而不得安寧。這就如日本哲學家中村雄二郎所說，這種“厭臟知恥”的高度美學意識與“避惡省罪”的倫理觀念非常接近（參見《日本文化的罪與罰》，新潮社，1993年）。所以恥文化有時也是日本人的一個道德裝置，一個盡可能地使自己的行為不出大格的道德裝置。
但引人注目的是這位北海道的17歲少女，在家人那里蒙受了恥辱，她并沒有按照恥文化的范型模式了斷自己——自殺，而是走向了殺他。但用殺他的手段來雪恥，就引出了復仇的概念。而問題在于復仇并不是恥文化的內在要求。所以這位少女只能使自己蒙受更大的恥辱——弒母恥辱。這是做人的最大恥辱，因為它使得維系人倫綱常的縱向關系走向崩潰，同時也暴露出日本人兇殘的本性，在現代文明的蕩滌下并無太大的改觀。而面對這個最大恥辱，1萬多日本人又袒露出一大片罪恥不知的文化和道德真空。在這個真空如何尋覓美德？在這個真空如何談論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