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比興的現代闡述（簡體書）

比較文學在中國的復興，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20多年來，這個領域已有了迅速的發展，不僅有了許許許多的成果，還有了自己的刊物、隊伍、組織，並且進入了高等學府，形成獨立的學科，有一定數量的碩士、博士等高學位點，高層的學術活動也已同國際比較文學界接軌。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說：“比較文學日益成為了一門顯學。”（見陳悖、劉象愚著《比較文學概論序》，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9月）。回顧這個過程，比較文學在中國的復興及其發展，是與學界人們世界性視野和開放意識的形成與發展分不開的。比較文學的特點在於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就是要突破文學研究的國家、民族、地域、文化和學科的界線，以新觀念、新眼光開展世界各國、各民族多元文化對話。比較文學的開放交流精神是它作為一門學科與生俱來的，貫穿始終的本質所在。早在19世紀末，比較文學在西方興起的一個基本認知，就是認為世界各國家、民族、地區的文學。都不是彼此隔絕的，而是相互聯繫、互相影響的整體。現在，歷史發展到21世紀，這個時代是一個科技、資信發達的時代，文化、文學交流頻繁，無論是哪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學發展，都離不開國際環境和異國、異族的影響，還有不同學科的交叉介入，因而研究者在面對本國或外國的文學問題時，都必須有世界性的廣闊視野與眼光，將其放在世界文學格局和國與國文化、文學關係中進行考察，才能探得其究竟。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比較文學在學壇的勃興，正是與這種世界性的文化發展潮流相適應。
近20年，隨著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比較詩學興起，中國詩學的價值日益為人所認識，中西比較詩學研究也成為比較詩學的一個新的拓展方向。美籍華人劉若愚在中西比較詩學的宣導、研究上作了開拓性的工作，他在《中國的文學理論》-書中，不僅把自己的宣導變成實踐，還從理論上闡明中西比較詩學的目的和價值，他認為，中西比較詩學研究的目的，是“對一個最後可能的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學理論的形成有所貢獻”。（劉若愚：《中國的文學理論》第3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美籍華人學者葉維廉在他主編的《比較文學叢書》總序中，也特別說明中西比較文學必須導向中西比較詩學的道理，他認為，在中西比較文學研究中，要尋求共同的文學規律，就不能停留在一般表層的比較，而應深入到“每一個批評導向裡的理論，找出它們各個在東方西方兩個文化美學傳統裡生成演化的‘同’與‘異’，在它們互照互對互比互識的過程中，找出一些發自共同美學據點的問題，然後才用其相同或近似的表現程式來印證跨文化美學匯通的可能。”（葉維廉：《比較詩學》第16頁，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年）在這一基礎上，重新建構批評理淪。在我國，錢鐘書的《管錐編》，王元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都是新時期中西比較詩學路碑式的成果。中西比較詩學與一般的中國或西方的文藝理論研究不同，它要求研究者有更廣闊的視野、國際的眼光和自覺的比較意識，要超越本民族文化體系的美學模式，尋找人類文學的共同規律，或者說，去促進“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學理論的形成”。所以中西比較詩學研究的拓展，是比較文學學科發展的必然。由於中西比較詩學研究，對尋找人類文學的共同規律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而這一領域的成果同文藝學學科有直接、密切的聯繫，特別是在研究物件和研究目的上有若干交叉、重疊的地方，於是‘在這兩者的交叉領域尋找比較文學與文藝學的結合點，用以推動文藝學學科內涵的更新和發展，就不僅是可能的，同時也是必要的。而這，正是90年代我們在建設暨南大學文藝學博士點時，把比較文藝學作為一個新方向建立的學理基點。
全球化的21世紀是一個開放、多元的新世紀。在這一背景下，任何學科要發展，都必須是開放的、多元的。作為一個獨立學科，文藝學在中國的誕生、發展和演變，有許多世界性的因素，無論是從總結以往學科史的經驗，還是對學科前景的思考探索，都必須重視各民族文化之間的關係和影響。當今，人類共享的知識基礎的範圍日趨擴大，隨之而來產生了文化的日趨融合，世界各國的理論家均具有多國學術的親緣關係，經常開展與世界各國、各民族多元文化對話，互識、互補，通過不同文化與不同學科之間的文學研究，創造更加宏闊的學術空間，有助於突現自己的學科個性、學科的前衛精神。學科建設有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從學科的內部而言，要有本學科新的理論建樹；從學科的外部而言，要能對整個學術界和時代前進產生積極的作用。從當前文藝學學科的現狀看，成果很多，其中有許多是引進西方文藝理論的，如現代主義、形式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女權主義、後殖民主義等；也有從其中的某些理論出發來闡明我國文學問題的；還有對中國文學的發展過程和文學理論的演講過程作綜合研究的；對中西文論總體特色和範疇比較的研究成果也不少。相對而言，對重要理論問題的深入探究太少，結合歷史和現狀，對文學創作實踐和文論發展中具有學術價值問題的研究極待展開，而這兩方面又與資料建設工作密切相關，因為專題研究都必須建立在資料的基礎上，所謂資料建設，應包括目錄、索引、資料彙編、選編等，以前這方面成果很少。這與過去學術界對資料工作的輕視有關，過去，有一種錯誤的看法，認為資料收集、整理、編選，不是科研成果。近幾年，學界對人文學科中資料建設工作落後現象，已給予關注，其在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已越來越突出。

引論

第一章 對“賦、比、興”簡要的歷史檢討

第二章 “五四”以後對《詩經》“賦、比、興”的理解
一 還《詩經》-個“本來面目
二 從民間歌謠推論《詩經》的”賦、比、興
三 從現代修辭學的角度認識《詩經》的“賦、比、興
四 關於”賦、比、興“問題的兩個方面（線索）

第三章 賦、比、興：“中國舊手法”和“外國新潮流
一 新詩”歌謠化
二 “興”與“象徵

第四章 “賦、比、興”與現代白話詩的表現手法
一 “賦”與現代白話詩的“散文化”
二 近取譬和遠取譬
三 “戲劇化”：將生活的情思化為詩的經驗

第五章 “比興”：詩歌社會功能觀與批評方法
一 “比興”與“詩教”觀念的歷史發展
二 現代的詩歌功能觀
三 比興解詩

結語
附錄：賦、比、興通釋
主要參考文獻
注釋
後記

陳述結構的初步說明
本文將追溯“賦、比、興”在“五四”以後的“新解”，通過近現代對《詩經》“賦、比、興”的研究所反映出來的方法和視野的改變，以及白話詩在創作手法和批評方式上與傳統的所謂“賦、比、興”手法、“比興”解詩之間的精神聯繫，透視作為“文學革命”重要兩翼的，即對傳統文學的價值重估與建設新文學之間在互涵互動、相互推移中蘊涵的豐富性和複雜性。通過“賦、比、興”的現代再闡釋，藉此說明對一個有豐富歷史內涵的詩學概念的理解，既包括觀點方法改變所引發的“新”解，也是從詩歌創作本身的發展去反觀傳統，從而不斷調整和豐富概念的理論內涵。
基於這樣的一個思路，本文第一章將對“賦、比、興”從漢到清的解釋作一個簡要的回溯和清理。第二章就集中探討“五四”以後由對《詩經》的重估而引發對“賦、比、興”的新解。這其中從開始以現代民謠的對比研究和修辭學中的對應概念來套用闡釋，到後來重新回到對傳統詩歌“同情和理解”的準則上，從傳統歌詩的表達技巧和詩學意念歷史發展的角度來體驗。
第三章我們將目光移到與“對傳統文學的價值重估”在致思理路上有密切聯繫的“新文學的發展”上，從新詩的誕生與所謂“民間傳統”的關係，結合外國詩歌創作和理論對新詩的影響，著力分析“新詩歌謠化”和“將興與象徵進行類比”兩個方向，在探索新詩發展道路上的積極意義與偏頗之處。
第四章則從詩歌表現手法上，探討白話詩對“賦、比、興”手法的承傳與變異，主要集中在白話詩的“散文化”、“遠取譬”和“新詩戲劇化”，即新詩在組織結構、比喻的方法和意象的經營上，如何即“化古”又“化歐”。
第五章將從詩歌批評方式上，探討“比興”背後的“詩教”觀與現代新詩對詩歌功能理解上的精神聯繫，以及現代詩歌批評在批評方式上對傳統“比興解詩（詞）”方法的承傳和發展。
最後的結語由對“賦、比、興”現代闡釋，看到對一個詩學概念的理解，不是某一種簡單的定義所能窮盡，而是在不斷地發問中不斷地開發出新的意義，而創新的基因就在這種“視界融合”中生根發展。關於“賦、比、興”現代闡釋的討淪既增加了我們對詩的理解，也同時包含我們對待古典詩學的現代詮釋以及現代詩創作和批評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時，所應有的歷史意識和審慎立場。“賦、比、興”作為一個有豐富歷史內涵的概念，它還將在“過去與現在”的對話活動中不斷地豐富、發展它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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