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國境撕裂的人們：與那國台灣往來記

歷史的共同生活圈如何被現代政治的國境線撕裂？
《八重山的臺灣人》作者 松田良孝 最新作品
追述台灣東部面對太平洋黑潮，這一段被遺忘的歷史

知名作家 廖鴻基 序文推薦

你知道在北風捲起的滔天巨浪中追捕旗魚的「突棒船」漁法是與那國人傳入台灣的嗎？
你知道20世紀上半葉的與那國人幾乎都來過台灣討生活嗎？
你知道基隆社寮島、宜蘭南方澳、台東金樽港和成功鎮興盛的漁撈產業是由與那國漁人一手打造起來的嗎？
台灣東部海域上曾經存在的共同生活圈，隨著戰後國境線的劃設而撕裂。

松田良孝的《被國境撕裂的人們：與那國台灣往來記》講述了台灣東部和與那國島曾經共同擁有的庶民歷史，兩地人群在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中葉之間往來密切，交流各自擁有的技術和物產，卻在1945年之後被嚴峻的國境線隔絕了。
台灣東部距離與那國島最近的距離只有111公里，早在清代中葉，兩地之間的人們即有往來。19世紀末年，日本先後將琉球群島及台灣納入日本帝國的疆域，改變了兩地的生活方式，使他們隸屬於同一個政權之下，此後雙方往來更為密切。
在當時的與那國人眼中，台灣是教他們「日本化」的導師，幾乎所有的「日本要素」都是透過台灣再轉手傳入與那國。若想從東京寫信到與那國，必須先寄到基隆港再轉送；與那國島民在當地讀完小學之後，若想繼續念書，就得到台灣上學；長大之後若不想繼續當漁民，就是去台灣工作。
這個日益密切的共同生活圈在1945年日本戰敗時發生劇烈的變化，日本國與中華民國之間劃定了嚴格的國境線，割裂了台灣東北部和與那國島兩百多年來的共同歷史，整個琉球群島上還有陌生的美軍進駐。
《被國境撕裂的人們》說明了兩地的歷史很難被驟然截斷，雖然昔日正常的物資和人員交流如今被視為走私罪行，但兩地人民依然試著偷偷跨越國境線繼續往來，維持共同的經濟生活。不過台灣的局勢變化太快，社會氣氛日趨緊張，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迫使大多數留在台灣討生活的與那國人返鄉避禍，1949年國府大舉遷台之後，更是幾乎斷絕往來。
但是，過去兩百多年累積起來的歷史記憶不會瞬間消失，曾經發生過的文化交流也處處留下痕跡。近年台琉交往風氣逐漸加溫，也該是時候回頭細細檢視那一段無關政治、屬於庶民生活的共同歷史了。

松田良孝（Matsuda Yoshitaka）
1969年2月出生於埼玉縣大宮市，1991年3月畢業於北海道大學農學部農業經濟學科，同年4月進入「十勝每日新聞社」（總社在北海道帶廣市）擔任政治經濟部記者，1993年2月開始於《八重山每日新聞》（總社在沖繩縣石垣市）擔任編輯部記者。《八重山的臺灣人》（2004年，石垣市：南山舍）獲得第二十五屆沖繩時報出版文化獎，2009年於《八重山每日新聞》連載「生還—饑饉：八重山難民的見證」，獲得2010年報業工會聯盟第十四屆新聞報導獎，集結成《疏散到臺灣：「琉球難民」的1年11個月》（2010年，石垣市：南山舍）。

譯者簡介
蘆荻
台大歷史所碩士畢，大隱於市、靜觀紅塵流轉的癡人一枚。曹雪芹與劉姥姥的愛慕者，目前正致力於如何將茄子做出雞肉味的祕訣。譯有：野島剛《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野島剛《台灣十年大變局：野島剛觀察的日中台新框架》峯村健司《站上十三億人的頂端：習近平掌權之路》。

序（節錄）
雖近猶遠　海洋文學家／廖鴻基
那是個還只有收音機的年代，聽廣播劇時，收音機頻道轉著轉著，偶爾會跳出帶著喳喳雜音的日語廣播。阿嬤說，是日本電台的放送。當時我以為，電波或許會像光線漫射有時跨海穿越時空，老遠的從遙遠的日本跑進我們家的收音機裡。
小時候，好幾次有琉球來的一對中年夫妻到家裡作客，阿嬤和父母用日語與他們交談，記得那男的特別喜歡吃肥豬肉，每一口都讓他好像很久沒吃到豬肉般的搖頭嘆息，女的喜歡吃阿嬤做的台式醬瓜，而我們都喜歡他們帶來帶著甜味和酒味的日式醬瓜。後來才曉得，男的是阿嬤的遠方親戚，年輕時就到琉球做茶葉生意，娶琉球太太。後來，阿嬤和父母也去了琉球拜訪他們好幾趟，每次都會帶回來又甜又好吃的美國巧克力，以及草綠色的美軍衣物和軍毯。
這些回憶感覺遙遠，就像日本在我印象中那般遙遠。
花蓮高中海崖下，有個鳥踏石漁村，高中時常翹課去村子裡或海邊徘徊，不少縱谷來的同學寄居在村子裡。大約三十年前為了寫「消失的漁村」為主題的雜誌邀稿，再次回到踏石漁村做訪談，記得村民們在訪談時提及，村裡的房舍建築式樣及工法很特別，村人稱「琉球厝」；
他們解釋說，村子最早是宜蘭龜山島藍姓家族遷徙至此，後來幾位琉球漁人在此建屋定居，逐漸發展成漁村。
直到那次做完訪談後，我才曉得，日本雖遠，但琉球好像不遠。
記得三十歲當討海人第一次出海捕魚，搭乘的是我們討海人稱為「鏢船」的漁船，這種漁船最大不同是有座標台突出於船尖外。中秋過後，東北季風逐漸增強，「丁挽」（白肉旗魚），會在這時節來到台灣東部沿海，牠們常在浪牆上衝浪似的露出尾鰭，鏢漁船就在這個季節冒浪出海鏢獵旗魚。這是一種鏢手立於鏢台前緣，手持長鏢，冒浪追獵海上奔游旗魚的「鏢刺漁業」（本書中稱「突棒船」）。鏢手位置四周並無欄杆或繩索防護，大浪下作業，鏢手平衡感要好，更需十分膽識。
「不曾見過這樣直接、勇猛，而且死不干休的挑戰，這是一場滔天巨浪般的演出，沒有劇本，沒有觀眾，一場遠離人群的演出。」這是當年我搭乘鏢漁船對於鏢旗魚作業的一段描寫。
問過不少鏢船老漁人，如此高難度、高風險的鏢刺漁法，如何傳續下來的？
聽過最多的回答是：「琉球人帶進來的漁法，經我們討海人改良而成。」
也聽過不少老討海人談起過去在琉球人船上學討海，曾受過「日本精神式」的嚴格訓練，「想當鏢手，船隻一離港，就被叫上去站鏢台，大浪下鏢台劇烈起伏，往往一站上去就是七、八個鐘頭不准下來。」
經過這些我們老討海人的傳說，這才發現，琉球離台灣真的不遠。
過去，琉球人頻繁來過我們這裡，曾經住在這裡一段長時間，也在我們海域裡捕魚，並將漁撈技術傳教給我們如今已幾乎完全凋零的老討海人。這些琉球人，在這本《被國境撕裂的人們：與那國．台灣往來記》書中記載，大多數來自與台灣距離最近的與那國島。
多年的漁村或漁撈經驗，我曉得，與那國島與台灣的關係應該曾經十分密切。
後來查地圖才確認，就在我時常看海的花蓮海邊，或討海捕魚或尋找鯨豚的海域，往東北東望去，不過大約一百四十公里外，就有一座屬於日本，屬於琉球八重山群島最西緣角落，名為「與那國島」的小島（這座小島離東京二千二百一十二公里遠）。
不僅驚訝還有些震撼，年輕時看海，常想像那海天盡頭是否有座島嶼、有另一片世界存在？那如歷史記憶般滲入的收音機電波、隨漁村消失而如今已完全不見蹤影的琉球厝、琉球來的親戚、鏢漁船、我們老漁人的琉球討海師傅，在這本書中，那麼具體而近切的就隔著一道黑潮海流，仍然存在於不遠前方。
《被國境撕裂的人們：與那國．台灣往來記》，讀完這本書後，有如一幅記憶拼圖終於完成的感嘆。這本書對焦般，原來如此的還原了原本朦朧不清的記憶而豁然開朗的清晰起來。這書完全、完整的回應了上述個人成長背景與琉球相關的記憶。
一如本書「後記」提到的，「本書乃是一部描繪與那國島人們與台灣之間往來歷史的作品。」儘管本書設定的閱讀對象是日本讀者，目的是透過兩島間的田野訪談來重新整理這段幾乎被遺忘的歷史，喚起日本重視這段消失中的偏鄉離島，關於琉球群島的生活智慧與文化。
書中場景，隔著黑潮兩岸，與那國島和台灣，一大、一小兩座海島，同屬太平洋西緣，東亞陸棚東緣，無論地理或人文，都算是同個生活圈。
台灣是個四面環海的海島，應該算是群島國，由台灣這座大島，這隻母雞，帶領周遭一百多座小島，一百多隻小雞，組合成的以台灣本島為主的群島國。而與那國島，與台灣過去的種種關係，理應是其中一隻小雞，但現實猶如書名「國境斷裂」，太平洋戰爭結束後，台灣和與那國島間，被劃上了一條國境線。國境，如一把利刃，一刀劃開了兩座島嶼間雖近猶遠的親密或疏離的今昔之別。
戰爭結束國界畫下初時，因地理、歷史時空的慣性，兩邊船隻依舊頻仍往返，一段日子後，才因「走私」緣故被嚴格禁絕。書中訪談人物之一，談及走私議題時，拋出了一個頗為震撼的疑問句：「只因為國家分離，所以就得被說成是『走私』嗎？」
現實如此，兩島間若是母雞小雞關係的話，就是物資運輸，切開來的現實就變成是「走私」。運輸和走私只是活生生被切開的例子，原來兩座島嶼間的人事物原本絡繹不絕來來往往，人為的蠻橫無理劃上一條國界線後，人情、文化、歷史的斷裂如一道再也無法輕易跨越的鴻溝。
這本書或許是為日本讀者而寫的，但因為和台灣地理、歷史距離不遠，書中盡是熟悉的地名，是我們生活的家園，陌生的是，今昔對比的差異感，以及本書的日本（與那國島）觀點。
讓我感嘆最深的是，親密和疏離交錯，不遠但已然遠去的這段台灣面向太平洋的歷史。
本書開始閱讀時，或許會覺得是一部為了研究目的而作的田野訪查報告，對一般文學作品來說，的確是「硬」了些。但到了後半部閱讀時，就能了解作者的細心及用心，處處是得以證明的真實且近在身邊的臨場感，將本書的張力與魅力欲罷不能的完全給撐開了。
五年前因參與活動，得以從花蓮港搭船航行至與那國島西側的久部良港。
航程中當視野中浮出與那國島西崎岬時，回頭還清楚看見台灣高聳的山陵線浮在雲端。聽說在與那國島上，晴朗又水氣少的日子，可清楚看見台灣山嶺。

前言
距離台灣最近的111公里……
每當說起有關與那國島的事時，總會在如詩如歌的文句中，湧現起這個旋律。
這111公里，究竟是連結哪兩個地方的距離呢？
在與那國島這邊，我們可以立刻清楚地答道，最接近台灣的，就是位在西端的西崎。
那麼，台灣這邊又是哪個地點呢？
正確答案是位在宜蘭縣蘇澳鎮的蘇澳南方（南方澳），一座位於台灣東部的港口城鎮。
在這「最近的111公里」、狹窄的海路間，曾經有過一個時代；在那個時代，與那國島的島民曾積極奔走於這條路上。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呢？
從以前一直到戰爭結束後數年的時期。
為了什麼目的而奔走呢？
有些人是為了工作。
也有些人是為了求學。
還有些人是活躍於與那國與台灣之間，從事著「地下貿易」的工作。
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你，或許也會想試著從與那國島前往蘇澳南方一趟吧！不過，只要稍微調查一下，就可以發現這並不是一段輕鬆愉快的旅程。
首先，你必須從與那國島前往石垣島或那霸，從那裡搭飛機前往台灣的台北市；接下來，你要從台北搭巴士或是火車，花上兩個小時來到蘇澳火車站，接著還要再轉乘巴士或計程車，才能抵達蘇澳南方。
這樣一趟就得花上一整天，搞不好還得先找個地方住宿下來才行。所謂「最近的111公里」的旋律，其實遠比歌頌的還要遙遠許多。
「既然如此，那麼與那國島和台灣，事實上並非如此接近是嗎？」
閱讀這篇文章的你，或許也會產生這樣的疑問吧！
不過，還請稍安勿躁，不要這麼急著做出結論。
渡過這片海洋，從與那國島前往台灣的人們，他們的想法是怎樣的？請側耳傾聽他（她）們的話語吧。然後，你應該就能體會到一水相連的與那國島和台灣，那種彼此貼近的感覺。
本書，正是一本以那些渡過海洋前來台灣的人們所言所語為主軸，描繪出與那國島和台灣關係的作品。同時，我也嘗試用這種「說故事」的方式，將描述當時景況的紀錄與文獻包含其中，好重新建構起那段只屬於與那國島、與台灣之間密切牽繫的歷史。
故事的開頭是從大海開始的。
我提起筆，開始描繪某個渡海前往台灣的與那國島年輕人，追逐旗魚的畫面──

序　雖近猶遠／廖鴻基
基隆．和平島
南方澳（蘇澳南方）

前言
序章　刺旗魚
第一章　前往台灣
第二章　蘇澳南方的琉球人
第三章　新港
第四章　基隆
第五章　終戰
第六章　戰後生活
第七章　重返台灣
第八章　走私
後記

參考文獻

序章
漁船在猛烈吹襲的北風中追逐著獵物。這是一種被稱為「突棒船」的漁船，特色是在船首有一塊細長伸出、可以供人站立其上的甲板；漁夫會站在這塊甲板上，對海裡游的旗魚投下魚叉，給牠們致命一擊。
與那國島祖納出身的松川政良（1918年生），過去曾在台灣東部的漁港—蘇澳南方和兄弟一起搭乘突棒船，並擔任投擲魚叉的工作。「我的眼力可是非比尋常喔！在整個與那國島，論起找旗魚的眼力，可沒人能超過我哪！」在台灣追逐旗魚的政良，在被遣返回與那國後依然繼續搭乘突棒船。對於自己能輕易找出海中的旗魚、堪稱島上第一的眼力，政良感到相當自豪；即使在已經年紀超過九十歲的現在，他還是能夠不戴眼鏡看報紙。這敏銳的眼力，究竟是如何尋找旗魚的呢？
當波浪捲起、浪頭高漲的時候，（旗魚的）尾巴一定會突出水面。根據波浪起伏的高低，有時候（尾巴）會冒出五寸，有時則會冒出一尺。
「五寸」僅僅十五公分，而「一尺」也只有三十公分左右。政良就在這波浪洶湧起伏的海面上，僅僅憑著一點點尾鰭的尖端，用他的眼睛找出旗魚、向海面投出魚叉。「小於五寸的話，就有點難找了哪！」政良又這麼說。簡言之，就算尾鰭只突出海面區區十公分左右，他也能找到旗魚的蹤影。漁夫搭乘的突棒船、海面的波浪，還有在水面正下方游泳的旗魚，一切全都在移動中；在這種狀況下，只憑這樣一點線索去找尋旗魚……
這種事，真有可能辦得到嗎？
辦得到。大概一百到一百五十公尺就能看見了。當然，普通的門外漢是看不到的；就算對他們說「你看、在那裡唷！（旗魚在那裡游泳唷）」，（那些不習慣的人）還是會問「在哪裡」，怎麼找也找不著。我啊，因為打從二十二、三（歲）起就在幹這行，老早就習慣的緣故，對於「在怎樣的地方、在多高的浪底下，這東西（尾鰭）會冒出來」，已經十分駕輕就熟，所以只要（旗魚）一往這邊過來，一定會馬上看見，然後咻的一下、就把牠給（抓）到手啦！
日本最西端的與那國島與台灣之間，最近之處不過距離一百一十一公里。在這黑潮流經的海洋裡，搭乘突棒船的與那國島民並不只有松川兄弟；在台灣還是日本殖民地的時候，人們的往來其實是相當頻繁的。
與那國島久部良出身的大城正次（1923年生）在1938年至1938年（昭和13至14年）左右，開始在蘇澳南方的旗魚突棒船上工作；幾乎同一時期，比他年長五歲的政良，也開始了自己捕旗魚的職業人生。在捕旗魚方面，正次跟政良一樣，是用窺探波濤洶湧海面下的旗魚尾鰭來鎖定目標的。「浪來了，對吧？因為牠（旗魚）會乘著波浪游泳，所以總是會以『尾巴、屁股、尾巴』這樣子的節奏現出水面。」
正次接著又這麼說：

大概是已經習慣了吧，只要我的眼睛一看到鰭，馬上就能判斷出「這條魚大概是一百五十斤吧」、「這條大概有兩百斤左右吧」。

「光這樣看就能知道嗎……」面對喃喃自語的筆者，正次接著又這麼說：

若是習慣了的話，那結果大概八九不離十喔！當把刺穿的魚拉上來後，我剛剛判斷是兩百斤的魚，實際秤起來就剛好兩百斤，再不然就是兩百零五斤之類的數字。

正次因為探尋旗魚的眼光銳利，從船主那裡領到了代替獎金的衣服，同時也得到了特別提供的返鄉費用；不過，他的那雙眼其實不只能看到旗魚的存在，甚至就連重量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第一章　往台灣
松川政良前往蘇澳南方之前，原本住在台北。他從與那國島渡海來到台北，投靠住在那裡的姊姊千代（1913年生）。憑藉著自己的力量，他開始找尋工作。當時的台北市中心原本是被城牆所環繞著，在城牆內側的地區，一般稱之為「城內」；政良就在城內的某處，發現了一家掛著「誠徵學徒」字樣的照相館。
台灣最大的都市—─台北，共有人口二十七萬六千人。千代在台北靠著幫傭過日子，並且將弟弟政良接了過來。
在與那國島上，可沒有什麼好工作的地方哪！除了村公所、郵局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地方是可以穩定工作拿薪水的，所以大家都是學校一畢業之後，就馬上跑去台灣；畢竟若是到台灣的話，不管怎樣總會有工作可做吧！於是，前輩們都陸陸續續跑過去（台灣）了吧？託他們的照料，我們也找到工作、並且定居下來了哪！
在島上讀完學業之後便前往台灣；在台灣那裡，有同樣出身自島上的哥哥姊姊、還有前輩。仰仗這些前輩照顧的弟弟妹妹以及晚輩，陸陸續續渡海前來。戰前的與那國島，就是這樣的一幅人群流動景象。
政良工作的照相館雖然沒給薪水也沒有零用錢，不過因為吃住免費的關係，生活還算過得去。至於衣服方面，也有千代幫忙張羅。只是，政良偶爾還是會想出門遠行。這時，他會試著跟老闆說「我想去基隆玩一趟」，然後老闆就會給他五十錢。按照政良的記憶，台北基隆間的火車票是單趟二十二錢，因此五十錢要用於往返，可說相當足夠了。老闆所提供的，就是這樣一筆五十錢。
從台北到基隆的距離是二十八點六公里。說起基隆，它的人口規模僅次於台北、台南，是台灣第三大的都市，人口在1933（昭和8年）年底，共有八萬一千人。
政良之所以想去基隆，其實是有理由的。「基隆有旅社和賓館，有很多朋友和親戚都在那裡。」為什麼與那國島的人會大量聚集在基隆呢？這點從方才政良所說的「與那國島沒什麼工作」，就可以得到解答。
在照相館裡落腳下來、並且開始工作的政良，為了送相片，必須要會騎腳踏車才行；可是，就在他努力練習著踩踏板的時候，卻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當時，新手上路的政良把自行車逆向騎上馬路，結果被一輛摩托車給撞飛了出去，所幸的是沒有生命危險，就連手腳也沒有骨折。
摩托車的駕駛破口大罵：
「人家在路上走，你從旁邊衝出來是怎樣啊！？」
「是我不對，因為我才剛學騎腳踏車、還不是很熟悉，真的很抱歉，是我不對……」
看見政良老實認錯後，摩托車也就自顧自地走掉了。
這時候的政良以現在來說，大概是國三到高一的年齡吧。照理想來，這個年紀才開始騎腳踏車似乎有點遲，不過想到政良在渡台之前，在與那國島上完全沒有看過腳踏車，這樣一想似乎又覺得不會太遲了。
這時期，在石垣島發行的報紙《先島朝日新聞》上，刊載了這樣兩則腳踏車店開店的廣告：

來自台灣、擁有長年經驗的熟練職人，秉持責任與忠誠，在此誠摯為您服務！（1934年6月21日刊）

來自台灣的專門熟練職人！這格外優秀的技術，請務必親身體驗一下！（1934年10月30日刊）

由上面可以清楚得知，在石垣島，「台灣」兩字可說是腳踏車店的一大「賣點」。政良就是在這樣的台灣，第一次遇見了腳踏車。

台灣經驗
那麼，從蘇澳南方回到與那國島祖納老家的政良，他後來又怎麼了呢？
政良現在住在石垣市大川，筆者曾經三度前往他的家中進行訪談。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2008年12月，當時周圍的人告訴我說「他有點重聽」；確實，在訪談過程中，筆者不時都得提高分貝才行。
不過，政良的聲音很洪亮、清晰，很容易聽得清楚。一想到他已經是超過九十歲的人瑞，筆者便不禁脫口而出：「您可真是活力充沛哪！」當我這樣說之後，政良便答道：「雖然有因為神經痛入院過一週啦，不過倒是沒因為內臟什麼的入過院；我可是很健康的唷！」政良在七十一歲那年、也就是1990年的6月，參加了第七屆九州Masters陸上競技選手權‧沖繩Masters十週年紀念大會的一百公尺競賽，跑出了十七秒八的成績，在70至74歲組中名列第一，體格依然健壯如昔。
這強而有力的說話聲，應該也是從年輕時候便一路持續至今的吧！緊接著，政良在訪談中，回想起自己服兵役時的樣子：

長官問說「有會騎腳踏車的人嗎！」的時候，應道「是」舉起手來的人，就只有我一個。

回到島上，跟父親津久利一起耕作的政良，在1936年，也就是二十歲的時候，遭到了徵兵。然後，長官問了這樣一句：「有會騎腳踏車的人嗎！」我想，當時政良回答的這聲「是」，一定也是洪亮而清晰的吧！那舉起的右手，一定也是堅定有力，讓人看得一清二楚吧！
可是，舉手答應後不久，政良心中立刻浮現起「這下麻煩大了」的念頭。舉起手的，就只有政良一個，其他一起從八重山出身的新兵，則全都沉默以對。「那時，我往後一看，發現沒有任何人跟著舉手，我就心想『哎呀，這下糟了，果然還是保持沉默比較好哪！』」出乎意料成為眾人焦點，總會讓人感到侷促不安。可是，政良只是笑著說：「這讓我莫名感覺自己好像生在大東京的人一樣，頗有地位哪！」完全沒有任何不好的感覺。
政良的回想又繼續下去。「那個時候，沖繩也好、八重山也好，都沒有腳踏車吧？所以，只有待過台灣的我會騎車。」事實上，雖然數量很少，但不能說就沒有腳踏車，只是在八重山要學會騎腳踏車，這機會可說是少之又少吧！
為大家提點一下記憶，政良學會騎腳踏車，是在他寄居台北市大和町市田照相館時候的事。對政良來說，這段「台灣經驗」，不只足以自豪，同時也是區分他與其他不曾去過台灣的人的深刻烙印。正因為這輛腳踏車，他在徵兵時才會如此響亮地回答「是」。
徵兵與殖民地台灣，在政良的心中，透過腳踏車連結在一起。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項連結兩者的東西，那就是公共運輸工具。
政良雖然被分配到熊本的部隊，但從與那國到那裡，必須歷經一段相當漫長的旅程。據政良自己的說法，「到熊本，得要花上一個月又好幾天的時間。」從與那國到石垣、沖繩本島、奄美大島、鹿兒島，沿路必須一再換船，然後還得搭火車前往熊本。在與那國島事先排好行程，買好船票和火車票才出發，根本是沒指望的事，只能到一站後，再找下一站的交通工具。等換搭的船一等就是幾天，也不是什麼稀罕的事。
就這樣，等政良好不容易抵達熊本、前去部隊報到時，才知道他所配屬的部隊，已經動身前往中國大陸了。
就在政良被徵兵的前一年，亦即1937年，爆發了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正式展開。大城正次因為蘆溝橋事變，被迫留在蘇澳南方；比他年長五歲的政良，則因為分毫之差，躲過了被派往戰地的命運。
熊本方面似乎做了判斷，認為不能只派政良一人前往戰地，所以政良不久之後，便帶著一筆旅費，踏上了返鄉之途。
回去的路上，政良並沒有循著來時的道路，而是從熊本一路北上。若是抵達門司，就能前往基隆。政良搭上了大阪商船的神戶—基隆定期船。他所搭乘的是客貨船「高千穗丸」（總噸數8154噸），1934年1月剛建造完成；九年後的1943年3月，它在基隆北方的彭佳嶼遭到魚雷擊沉，不過此時的政良，當然無從得知這艘船後來的命運。
從與那國經九州再往台灣的政良，對這趟大旅行是這樣說的：

我從鹿兒島到熊本，再從熊本到門司、下關。哎呀，那種電車（應為「列車」），老早就習慣了不是嗎？我從學校畢業之後，馬上就到了台灣、台北；搭交通工具的訓練，也是學校一畢業，馬上就在台北學到了。畢竟假日的時候，我總是台北基隆、基隆台北這樣來回遊玩嘛！

在台灣搭慣列車的經驗，結果在九州派上了用場。明明是出身和船淵源甚深的與那國島，但政良卻沒有特別提起海路，反而是說起了鐵路的事。
徵兵與殖民地台灣的體驗，在政良的心中，透過「列車」這種交通工具，密切地結合在一起。

第二章　蘇澳南方的琉球人

裡南方　消失的琉球人聚落
那麼，讓我們轉換話題，來談談「消失的琉球人聚落」吧！
這個聚落被稱為「裡南方」，它的痕跡一直到1955年都還留存在蘇澳南方的一角。當地有一座被稱為「猴猴池」的池子，沿著池子周圍有道路可通，家家戶戶就沿著道路兩旁林立。
我向兩位在裡南方出生長大的人物，詢問了當時琉球人聚落的樣貌。
上原吉助出生於1928年，是在裡南方經營雜貨店的父親吉三和母親阿夫的兒子。吉三和阿夫都是出身自現在的豐見城市平良地區。就在上原家位於裡南方的自宅附近，另外住著一位1929年出生的台灣人黃春生。現在，吉助住在那霸市，春生則留在蘇澳南方，兩人仍然保持著相當良好的友情。
「那邊有池子和道路，我家在這邊。這邊有片果樹園……」當我向春生詢問裡南方的模樣時，他一邊用筆記紙描繪著當時的情境，一邊不住說明著。對於果樹園，吉助也有很深的記憶：

我總是會進到黃先生的家中，偷吃他們家的蓮霧和龍眼。但是，對方（春生）的父母親從來沒有趕過我。我也會撿熟透了的香蕉來吃。其實不只是我，琉球人的孩子們都會這樣做，只是我做得比較過分就是了—當時真是承蒙他們關照了。

吉助也一邊說明，一邊描繪著裡南方的地圖。那片他常去偷蓮霧和龍眼的果園，是位在池子邊緣之處。沿著池子有道路可通，當地的家戶便是面向道路林立著。試著對照現在的景物後，我們可以發現，在逼近西側和北側之處，都是足以稱為崖壁的險峻地形；在這險坡和池子之間，主要居住著台灣人。池子的南側是丘陵，翻越丘陵就可以抵達海洋。從池子往北邊有一條蜿蜒小河，它的盡頭也是大海。
據說，來自沖繩的人們主要居住的地點是在池子的南側和東側。當舉出住在那裡的人們姓名時，可以發現「上原」、「渡慶次」、「與那嶺」、「玉城」之類的姓氏；這些都是沖繩地方相當普遍的姓氏。「沖繩的人，住在那裡的一定有十戶。」吉助如此回想著。

沖繩漁民村
在本書112至116頁中，我曾經為了獲知沖繩人在蘇澳南方的活動軌跡，而試著閱讀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以及加拿大出身的傳教士馬偕在殖民地時期以前所寫下的日記，但結果並沒有得到明確的答案。另一方面，針對居住在裡南方的沖繩相關人士做出證言的吉助和春生，則都是昭和誕生的人物。
既然如此，那我們就試著從連結樺山／馬偕日記，到吉助／春生證言的這一時期，也就是殖民統治開始之後的明治、大正時期的蘇澳南方，來探尋沖繩出身者的影跡吧！
根據台北州蘇澳郡蘇澳庄於1935年發行的《蘇澳南方澳水道誌》所述，「領台後移居的三十餘戶沖繩漁民，在此地形成漁夫部落，但因部落中央有稱為『猴猴池』的水池，所以幾乎沒有耕地可言。」儘管詳細時期不明，不過確實記載了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之後，沖繩漁民居住於蘇澳南方的事實。從「漁夫部落」中央有池子這點，也可以清楚判斷此誌所指的正是裡南方。
從一份在太平洋戰爭結束一年前、亦即1944年所撰寫，有關蘇澳南方的報告中，也可以窺見在明治時期，確實有相當數量的沖繩出身者居住在裡南方地區。這份報告是由文化人類學者國分直一於同年9月執筆寫就，名為〈海邊民族雜記（一）—蘇澳郡南方澳〉。國分在1943年5月被聘任為台北師範學校本科教授，不過在第二年，亦即1944年3月，因為軍事訓練的緣故被動員到蘇澳。他利用訓練的空檔進行對蘇澳南方的調查，並將這份報告寄到了雜誌《民俗台灣》的四卷十二號上。
國分在這篇報告中，設下了一項名為「沖繩漁民村」的子題。在討論沖繩漁民時，他是這樣寫的：「在蘇澳郡南方澳，也有據稱是三十餘年前到來的漁民。」1944年的三十餘年前，指的就是1910年前後；換言之，在這個時候，沖繩的漁民就已經定居在蘇澳南方了。

蘇澳的沖繩漁民
1920年10月發行的《台灣水產雜誌》58號上，刊載了一篇以自沖繩移居蘇澳的漁民為主題的文章。這是在蘇澳興建成為漁港之前的大正時期，對當地沖繩出身者的珍貴記錄。由於內容相當有意思，故茲全文引用如下：

〈沖繩漁夫〉

在本島的鮮魚供給方面，沖繩人可說居功厥偉，特別是台灣東部的鮮魚，過半數都是由沖繩人所供給。記者某日前往蘇澳某先生的居所探訪，那是一間寬度不過兩、三間（譯註：即三、四公尺。）的陋屋，一家三四口人，正團聚在一起邊喝泡盛（譯註：沖繩產的燒酒。），邊打嘴鼓：
「嘿！咱每年都會寄上一百五、六十圓回老家哪！你問魚是嗎？咱們捕的魚都是些沒什麼好提的貨色哪！鮪魚、鯔魚、鰆魚、蝦、九孔，有什麼就捕什麼哪！
一天捕多少？就只有這樣一點點哪！多的時候二三十圓，少的時候只有兩三圓。就像你看到的，因為只能用那條小舟上場，所以天氣稍微壞一點，就只能在家裡邊咕嘟咕嘟喝泡盛，邊休息了哪！嘿！你問捕魚的場所嗎？那場所可了不起啦！在浪速的旁邊有片好淺灘，灘裡能捕到的鮪魚可多了哪！」

講到「我們」（私たち）時，用「咱們」（わっちたち）自稱的沖繩人，到現在還是很常見。當筆者在進行訪談時，裡面原本使用了很多沖繩的方言，不過我盡可能地將它們翻譯成共通語言，然後在做為小道具登場的泡盛助勢下，醞釀出那種屬於沖繩的獨特氛圍。海況不好就不出港打漁、躲起來喝泡盛的「海人」（譯註：原文為「ウミンチュ」，漢字寫做「海人」，是沖繩語對漁夫的稱呼。），這幅畫面難免會讓人感覺有些不太正經，但確實傳達了相當珍貴的情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