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論文集

師兌二器排序問題檢討
一、問題的提出
師兌二器，指的是〈元年師兌簋〉與〈三年師兌簋〉。二器的器主「師兌」，學界一致認為是同一人。此二器自《周金文存》著錄以來，傳統認為元年器在前，三年器在後。然近年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相關研究則有不同的意見，主要是李學勤先生提出應以三年器在前，元年器在後。對於此一新說，彭林、李朝遠二位先生曾為文重申傳統看法的合理性。朱鳳瀚先生於新出〈七年師兌簋〉中亦嘗談及當以舊說為是。細究二造之說，新看法的主要依據是，若依舊說，將造成理解師兌仕途晉升過程的不順暢，因為元年器中師兌被任命「胥師龢父 左右走馬、五邑走馬」，而三年器述舊命時僅言「胥師龢父 左右走馬」，「五邑走馬」斷不能被輕易省略，故元年器當在三年器之後。對此，彭林、李朝遠、朱鳳瀚三位先生分別就二器中師兌官職的升遷關係、二器的嘏辭、二器器形、紋飾的一致性，以及「冊命中有部分更改的重命，僅列出所改的部分，未改者則不再贅出」、承繼先王任命應有一般性的句式等方面，重申應以傳統說法為是。
細繹二器銘文與二造之說，新說雖理據不足，但彭、李、朱三氏所提出的理由，是否即可視為否定新說、肯定舊說的堅強理據，亦仍有再討論的空間。因為升遷關係、二器嘏辭等因素，若以三年器在前，元年器在後之說觀之，仍存有解釋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此二說對於三年器述舊命時，「五邑走馬」是否如新說所述斷不可輕易省略此一核心問題，並未提出令人信服的有力反證。故師兌二器的先後排序，仍有再仔細考慮的必要。

二、新說與彭、李、朱二說平議
師兌二器之銘文，最早著錄於《周金文存》，據《商周彝器通考》所言，元年器有二件，三年器有二件。據《殷周金文集成》所錄相關資訊，知一件元年器（4275）和一件三年器（4318），今皆藏於上海博物館。據李朝遠先生云，另一件元年器（4274），亦藏於上海博物館。另一件三年器，不見實物，恐佚，僅有拓片傳世。今所見三器之器、蓋皆有銘文，於《集成》之著錄號分別為4274.1（元年器蓋銘）、4274.2（元年器器銘）、4275.1（元年器蓋銘）、4275.2（元年器器銘）、4318.1（三
年器蓋銘）、4318.2（三年器器銘）、4319。《集成》4274 這一組，據目驗過原器，並採集表面銅锈和裸銅進行過科學分析的李朝遠先生所述，器蓋與蓋銘當為偽作，器身亦疑點頗多。底下乃據《集成》4275 與4318進行討論。
此二器之銘文分別為：（釋文隸定採寬式，以下並同）

〈元年師兌簋〉：唯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周，格康廟，即位。同仲佑師兌入門，立中廷。王呼內史尹冊命師兌：胥師龢父 左右走馬、五邑走馬。錫汝乃祖巾、五黃、赤舄。兌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皇祖城公 簋。師兌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集成》4275

〈三年師兌簋〉：唯三年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格太廟，即位。 伯佑師兌，入門，立中廷。王呼內史尹冊命師兌：余既命汝胥師龢父 左右走馬，今余唯 乃命，命汝 走馬。錫汝秬鬯一卣、金車、 較、朱虢韔、靳（？）、虎 熏裏、右軛、畫 、畫 、金甬、馬四匹、攸勒。師兌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乍朕皇考釐公 簋。師兌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集成》4318

（一）李學勤先生新說
關於此二器之順序，傳統看法雖有王世之不同，但皆認為元年器在前，三年器在後。從二器命官之語來看，元年器云「胥師龢父 左右走馬、五邑走馬」，而三年器所述之「胥師龢父 左右走馬」亦見於元年器，且此於三年器中屬「余既命」之舊命，自然易使人認為元年器在前，三年器在後。但是近年李學勤先生注意到元年器之「五邑走馬」不見於三年器的舊命中，乃提出與舊說迥然不同的看法。其新說見於〈論師兌簋的先後配置〉，之後在〈細說師兌簋〉一文中復有所補充（以下總稱為〈李文〉），云：

乍看之下，元年、三年兩師兌簋間的關係是簡單的，即元年銘在前，三年銘在後。元年銘言命師兌「胥師龢父」，三年銘云「余既命汝胥師龢父」，尤其加深了這種印象。其實，這個看法是不對的。三年銘云「余既命汝胥師龢父司左右走馬」，而元年銘則講「胥師龢父司左右走馬、五邑走馬」，難道是一樣的嗎？虎簋蓋虎的職事是「司走馬、馭人，眔五邑走馬、馭人」，與元年師兌簋時期不同，而職事實質相同。可見這是一項比較固定的職事，斷不能將後面的「五邑走馬」輕輕省掉。因為「左右走馬」是王朝本身的馬政，「五邑走馬」是直轄五邑的馬政，豈可混為一談？相反地，如果我們把三年師兌簋排在前面，元年師兌簋放在後面，兌的升遷過程便清楚了。如三年銘說的，周王對師兌的初次任命，是叫他輔助師龢父司左右走馬。該時師龢父為正職，師兌為助手，職管王朝左右校趣馬。到此王三年，師龢父己經提升，即命師兌為正職，管理王朝的趣馬（左右校趣馬）。再到元年銘，新王又命師兌任師龢父的助手，不過職務的層次已經增高，他們不僅管理左右校趣馬，還同時管理五邑趣馬。師兌的仕途是不能顛倒過來的。……既然如此，「胥師龢父司左右走馬、五邑走馬」就一定高於「胥師龢父左右走馬」，也便是說元年師兌簋要晚於三年師兌簋。對比師 兩器，「司小輔眔鼓鐘」的「鼓鐘」顯然是不能省略的。如果省略，那麼師 簋說先王「既命汝更乃祖考司小輔」之後，又講「今惟申就乃命，命汝司乃祖舊官小輔眔鼓鐘」，就成了同語反複了。同例，師（兌）簋器的「五邑走馬」也沒有理由省略。況且，「五邑走馬」是五個地方單位的馬政，較之「鼓鐘」恐怕更為重要。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把師 簋放到輔師 簋前面去，就應該承認元年師兌簋是在三年師兌簋的後面。

〈李文〉之要點可歸納為：
1.三年銘「胥師龢父司左右走馬」，與元年銘「胥師龢父司左右走馬、五邑走馬」不同，且元年銘之職司高於三年銘。
2.「五邑走馬」與「左右走馬」所轄不同，「五邑走馬」斷不可輕易省掉。
3.師兌的仕途順序是：「三年」以前，「胥師龢父 左右走馬」，先王三年時「 走馬」，新王元年「胥師龢父 左右走馬、五邑走馬」。其結論是三年器在前，元年器在後，二器分屬不同王世。其結論是三年器在前，元年器在後，二器分屬不同王世。
細味〈李文〉所論，其中「左右走馬」與「五邑走馬」不同，「五邑走馬」斷不可輕易省略，為其立論的核心。關於「左右走馬」與「五邑走馬」之不同，〈李文〉已經有清楚的說明。事實上，從元年器銘文將「左右走馬」與「五邑走馬」並列，已明白告訴我們二者必定有所不同，至於具體差異為何，在元年器與三年器究竟何者在前的討論中，可能並不是那麼重要。其「五邑走馬」斷不可輕易省略的主張，才是整個論述中最為重要，需仔細考辨的關鍵所在。

（二）彭林、李朝遠、朱鳳瀚三氏對新說排序的看法
李學勤先生提出新說之後，彭林、李朝遠二位先生曾為此撰寫專文提出商榷，後來朱鳳瀚先生於新見〈七年師兌簋〉中亦嘗稍有談及。彭氏於〈關於師兌二器的排序問題〉（以下簡稱〈彭文〉）中舉出四點，力證元年器在前，三年器在後，云：

其一，涉及到二銘的邏輯順序。…… 即「申」字，是重申對師兌的任命，使二器的前後更顯明確。若將三年器置于元年器前，則「余既命汝胥師龢父」一語了無著落，邏輯勢必發生混亂。其二，涉及到師兌職務的升遷。元年器中，……可見師兌是師龢父的副手。而三年器中，……即由副職變為正職，這是鑄器的主要原因。……其三，關於「五邑走馬」的問題。……我們認為，元年器所記，有主從之別，左右走馬為主，五邑走馬為從。三年器所記，主體在左右走馬，因為是複述前命，記其大要即可，所以將五邑走馬略去，猶上句云「 左右走馬」下句即云「 走馬」。……其四，兩器的嘏辭有別，……元年作器時，師兌之父尚祔于祖廟，三年作器時，禰廟已成而遷，故薦器于禰而不及祖。由此可知兩器之先後。

李朝遠先生於〈師兌簋複議〉一文中（以下簡稱〈複議〉），認為元年器在前，三年器在後的主要理由，是「五邑走馬」在元年器中已經任命過了，在三年器中並未改變，故不必再予重複。其說云：

論定元年、三年師兌簋先後順序的關鍵，是三年師兌簋銘「余既命汝疋師龢父左右走馬」中的「既命」是否指元年師兌簋中的冊命。三年時王改命師兌為正職，司左右走馬，但并不主司五邑走馬，也就是說，司左右走馬的師兌保留了輔助師龢父司五邑走馬這一副職，這一副職已在元年命過了，故不必再予重複。銘文中的一個規律性用法是，如冊命中有部分更改的重命，僅列出所改的部分，未改者則不再贅出。卅年虎簋蓋銘：「乃祖考事先王，司虎臣。今命汝曰：更乃祖考，疋師戲司走馬，馭人及五邑走馬、馭又。」這一賜命中，有虎之祖考事先王時的「司虎臣」一職。可能性有多種，最大的可能是王在即位初始時就已經重命過了。元年師虎簋銘：「先王既命乃祖考事，啻官司左右戲繁荊，今余惟帥型先王命，命汝更乃祖考，啻官司左右戲繁荊。」如果虎簋與師虎簋的虎為同一人的話，那麼虎的初命是。「更乃祖考，疋師戲司走馬、馭人，五邑走馬、馭人」。王元年命師虎司左右戲繁荊，簋銘并未綴上初命的內容。……從兩虎簋銘文看，虎祖考的職官應是司虎臣、疋司走馬、馭人、五邑走馬、馭人和司左右戲繁荊等數職并任，到了虎時，王將這些官職分兩次續命。如果說「疋師戲司走馬、馭人及五邑走馬、馭人」是副職的話，那麼「啻官司左右戲繁荊」則是正職了，虎的祖考正是一名正、副職兼任者。增命了新職未必就取消舊職。所以，三年師兌簋中不提「司五邑走馬」，如同師虎簋不提「司走馬、馭人，五邑走馬、馭人」一樣。……正如〈配置〉所說『因為『左右走馬』是王朝本身的馬政，『五邑走馬』是直轄五邑的馬政，豈可混為一談？』正因為沒有混為一談，所以才可能在元年和三年分別授受，而且這種分差在某種程度上正說明了應是元年簋在前三年簋在後。〈細說〉在比較師詢器時正確地指出，師詢在「申就乃命」下，未及詢簋銘文中的「邑人虎臣」等事，『這是因為詢簋那次冊命已有，這裏便不再重複。』同理，三年師兌簋中在「申就乃命」下，未及元年師兌簋銘文中的「五邑走馬」，也是因為元年師兌簋的冊命中已有，這裏亦不再重複。

除此之外，〈複議〉並就此二銘之語詞、器物之形制、紋飾，以及走馬地位等做為輔助證據，云：

元年師兌簋銘文沒有「昔先王既命汝，今余惟 乃命」之類的套語，也不宜排在三年之後。元年簋是「用作皇祖成公」，三年簋是「用作朕皇考 公」，先祭祖，再祭父，順理成章。祭祖時，父親可能尚健在。如果順序換一下，先祭父後祭祖，則與常理不合。

如果按照夏商周斷代之工程的意見，三年簋為夷王時器，元年簋為厲王時器，夷王在位8年，那麼兩器的間隔至少5年之遙。但兩件器的器形、紋飾、字體幾乎一模一樣，銹色也基本相同，……這可能說明師兌兩器的鑄造時間間隔甚微，甚至可能是同時所鑄。

趣馬在《周禮．夏官．司馬》中被列入「下士」，地位低微；《周禮》中的馭夫（即銘文中的馭人）官階為中士或下士，有高于趣馬者。然而趣馬在《詩．大雅．雲漢》中與師氏并列，走馬在銘文中又先于馭人，地位不應算太低。金文中，既有地位較低的走馬（如大鼎），也有地位較高的走馬（如休盤），故不能一概而論。如果走馬地位確實較低的話，三年簋銘中「輕輕省掉」五邑走馬也就該無關宏旨也，疋司五邑走馬也就很難認為是「職務層次的提高」了。

2011 年朱鳳瀚先生公布新見的〈七年師兌簋〉，於討論此簋銘時曾涉及元年器與三年器的排序問題，認為仍應以元年器在前，所持理由為金文中承繼先王任命時應存在一般性的句式（以下簡稱〈朱文〉）︰

元年簋如確是在三年簋之後，王之冊命屬承繼先王任命，按金文慣例，一般均要聲明，是「昔先王既命汝……，今余唯肇 先王命，命女（汝）……」，文中要有這樣的句式。而元年簋銘冊命之語甚簡短，與金文中初次冊命職務文句相類。故而，將元年簋置于三年簋之後，于事理與金文文法似多有不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