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聲（簡體書）

《眾聲》是《正午故事》主筆郭玉潔在媒體從業多年後，首度將人生沉澱積累成書。

十八篇文字裡，記錄了來自人生現場的如實觀察。在泰國清道潛心體驗工匠生活，在柏林牆下回顧城市歷史，從烏蘭巴托往北，去往成吉思汗出生的地方，在台灣的文學課堂上傾聽大師們分享文化記憶。

這是一本非虛構文字作品合集，關於文學、歷史、城市、命運。輾轉四座城市，對話十位名人，與更多普通人的心靈，追憶數段往事，去理解每個人的生命選擇。不同的聲音匯聚，就是一個時代。

重回生命的現場，豐富、智性，又留存著天真的熱情。

郭玉潔
知名媒體人，專欄作家。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先後任《財經》記者、編輯，《生活》、《單向街》（後更名為《單讀》）主編，《lens》主筆，路透中文網、紐約時報中文網、彭博商業周刊專欄作家。2011年前往台灣東華大學攻讀創意寫作學位，現為《界面·正午》聯合創始人，《正午故事》主筆。在碎片化時代仍保有專注的寫作熱情，相信總有一些人事、文字值得留存。談及寫作，她說：“文學，是一個不老的夢，也是一門殘酷的藝術。它逼一個寫作者經過長年的寂寞歲月，啃食自身細密的經驗，啃食愛、痛苦、絕望，啃食一切，然後以想像，以艱苦的努力，凝成獨特的聲音。”

編輯推薦
《眾聲》是一本非虛構文字作品合集，關於文學、歷史、城市、命運。輾轉四座城市，對話十位名人，與更多普通人的心靈，追憶數段往事，去理解每個人的生命選擇。不同的聲音匯聚，就是一個時代。重回生命的現場，豐富、智性，又留存著天真的熱情。

媒體推薦
我十幾年前在網上結識了郭玉潔，後來成了好朋友。這些年，她東聲西擊，變化莫測，在我猜想中，她的寫作勾連成一條隱秘的小路，與馬路、公路和高速路無關。風格即人——她忠實於自己，傾聽自己的聲音，在黑暗中辨認方向。
——北島
這本書充分展示了玉潔的才華，她將纖細的感受力與銳利的思考美妙地結合起來，她必定會成為一位傑出的作家。
——許志遠
讀郭玉潔寫的人和事，是近些年來少有的溫煦的閱讀體驗，就像在聽一個厚道而聰明的人將她的所聞所見、所思所想，徐徐地講來。這些人和事中，奇聞不多，名流不少，然而歸根到底，我讀到的是一個朋友在講述她對世界的好奇、理解和思考。我想，這就是寫作的本質。
——葉三

1
我出生之後，四爺來看我。
他問，起名字了嗎？
母親說，起了，叫育傑。教育的育，傑出的傑。母親出生在地主家庭，幼年父母被批鬥，死於飢荒年代。她在福利院長大，幾次被剝奪了上學的權利。儘管母親絕頂聰明，但是僅僅活下來、讀書、工作，就竭盡了她所有的力量。她希望我長大後，能出人頭地。
四爺是我媽的叔叔。他生得早，享受過地主家的好處，是一個會做格律詩的慈祥老人。他說，這個名字不好，改成這兩個字，玉潔。
我們縣有一個著名的書法家，叫馬玉浩。所有學校的校名都是他題的，領導辦公室、有身份人的家裡，都掛著他的作品。左下角署著三個字：馬玉浩。我上學之後，老師點名，郭玉浩。同學們哈哈哈笑起來。有的老師仔細看一下，故意說，我還以為是郭玉浩呢。這不太好笑的笑話，同學們也哈哈哈地笑起來。課間，放學後，同學跟在後面叫，郭玉浩，郭玉浩。連我弟想要氣我時都會說，郭玉浩，嘻嘻。
長大以後，我看到成年人的行為，回憶起童年的遭遇。比如說，人們蹲下來看著你，說出兩個人名，然後問，他們是誰？你已經略懂人事，知道這是你父母的名字。但是你不想回答，因為從對方憋住笑的臉上，你感覺到了問題背後的惡意。
原來只是名字，就足夠讓人難堪了。
離開了家鄉，馬玉浩的噩夢終於消失了。但是，這個名字再一次讓我覺得不自在。朋友介紹我，郭玉潔，玉潔冰清的玉潔。又是一陣哈哈。這個名字寓示著強烈的女性氣質，而我明顯的，並沒有太多這樣東西。
後來，我成為了記者。有時候曲盡聯繫，終於見到（男性）採訪對象，我在猜測，對方會不會感到意外呢？——女記者比較佔優勢，因為受訪者通常是男性，這是書本里沒有、但在媒體圈流傳的關於採訪的學問。
我開始寫文章，標題另起一行，鍵入“郭玉潔”三個字。刊印之後，一位讀者約我見面，她驚訝，原來你這麼年輕，我以為你四十多歲呢。哦，是嗎？我想，讀者會以為我是什麼樣的人呢？也許會覺得自相矛盾，不易浮現出一個清晰的形象。年紀很輕，文字老成。名字柔弱雅緻、有點俗套，但我追求的文字風格，是沉鬱頓挫——這倒與我的性格相符了。
文字符號有自己的生命，背後是語言傳統，他人的期待……名字與我，彷彿兩個人。我有時候想，說不定我媽取的第一個名字，“育傑”，農家子弟頭懸樑錐刺骨，鯉魚跳龍門的形象，還更像我一些。
我緩慢地寫著，直到結集出版的這天。

2
人有可能一輩子生活在出廠設置之中。我經常回憶起我媽說的一些話，驚異它們對我的影響之深。比如，人要懂得報恩。小時候，我真是聽膩了母親的故事。通常都是她小時候，誰曾分她一碗小米粥，誰曾在假期收留她，給她家庭的溫暖，誰在逃荒路上等她活過來。她不停重複這些名字，確認他們永遠不會被忘記，並成為她、也成為我平生行事的依據。
我媽喜歡講的第二句話是，做大事，不拘小節。我在報紙上讀到，諸葛亮執政鉅細靡遺，辛勞而死，也未能使蜀國一統天下。我又讀到另外一句，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原來兩句真理是可以互相反對的。那時的我沒有去想，到底未來要做什麼大事，又要去掃哪一個天下。只隱隱約約覺得，這和我媽不喜歡做家務有點關聯。長大後的生活裡，我毅然選擇了聽媽媽的話，只在乎很少的事情：愛，友誼，知識，某些原則。其他事都是小節，包括家務。
第三句對我影響至深的話是：不要自己誇自己，要把事情做好，讓別人夸你。
不用說，這句話是多麼落伍了。
1980年代工廠改革之後，就有人在報紙上教育大家，“酒香不怕巷子深”是不對的，光是產品好沒有用，要懂得推銷，做市場。三十多年過去，商業邏輯已經爬生在日常生活之中，人本身——名字，面孔——也變成了商品，變成了渠道。經營它，傳播它，利益自然會來。所謂網紅，莫不如此。
我的職業生涯，目睹了媒體市場化的進程，各家媒體學習西方的老師，建立起部門完備的公司，發行、廣告、內容、美術，各司其職。一些雜誌喜歡談論《經濟學人》、《時代》周刊，個人不重要，新聞是集體協作的產物，機構本身就像徵了專業水準。也總有人宣稱要創辦中國的《紐約客》，培養有個人風格、成熟的作家。不管哪一種，在那些最好的媒體，總能在一種成熟的商業模式之下，承諾內容生產的嚴肅性和公共性。
互聯網之後，原有的商業模式失效了。機構媒體衰敗、破產，必須向市場證明自己有理由活下去。一夜之間，部門之間的壁壘打破，每一個內容生產者都必須學習做生意，學習營銷、銷售，或是配合營銷、銷售。更不用說那些四處奔散的自媒體。離開了機構，人們急於建立個人名聲，讓粉絲圍繞在自己的名字周圍。越是年輕人，越是能迅速理解新的遊戲規則。儘管不是每個人都能成功，但這是距離成功最近的路了。
出版同樣如此。讀書的人越來越少，利潤微薄，競爭卻很激烈。低調出好書、等待知音人，再也行不通了。腰封、讀者見面會、請名人捧場、互捧、大量簽名，漸漸成了出書的標配。這大約也是對的，誰會買一本從未聽過的作者的書呢？
一位出版社的朋友說，你想去看看我們的倉庫嗎？都是賣不出去的書，過了一定時間，就要回收變成紙漿了。

3
這些文章，是我為所供職的媒體所寫，《生活》、《lens》、《正午》，還有和我情感深厚的《今天》、《單讀》。我還記得其中一些形成的過程。有時一整個月，腦子裡照著一盞明燈，白天黑夜，反复默誦每一個句子，不時躍出新的靈感；有時候滿心恐懼，不肯開始寫作，夜深時終於咬牙坐在書桌前，放任自己掉入黑暗的深淵，感覺天旋地轉，皮膚微微發麻，輕微的暈眩中，一個世界出現了，寫完時抬頭，天已亮了；有時正在旅途中，被無邊的孤獨襲擊，像癱瘓了一樣，掙扎著起來，寫下一千字，勉力度過一天。
我寫得很慢，網絡那頭，總有一個即將崩潰的編輯。終於寫完，我打開信箱，寫下編輯的地址，貼上附件，按下“寄出”。漲滿了風的帆突然癟了。我心想，糟了，我一定沒寫好。此後，我拒絕詢問發表的時間，也不看付印後的文章。偶爾拿到雜誌，瞥見自己的名字，面紅耳赤。
這種對自己名字的羞恥，我已經不確定是家庭教育形成的謙虛自抑，還是因為我太重視寫作而無法面對這個疑問：我可能真的寫得不夠好。為了擺脫這種巨大的恐慌，最好的辦法就是忘記它，開始下一篇。
互聯網時代，掉頭不顧已經不可能了。讀者好像就在家門口，熱切評論，等待你的回應。但我總感覺受寵若驚，又無話可說。我想說的，都在文章裡了。我最赤誠、深沉的心思，都在其中。希望你樂意閱讀。
我已經找到了新的和名字相處的方式。我想像傳統的理想人格，就像玉一樣，溫和堅定。至於“潔”，或許可以看作人們熱衷談論的“純粹”，那是我希望擁有的品質。人是可以賦予名字意義的。但是除了自己，這意義對他人卻是虛空。歷史上有很多佚名的詩歌，難以考據作者生平的文章，它們流傳下來，就已經很美麗了。
謝謝我的父母，我今天的樣子基本上是他們塑造的。謝謝於威、北島、謝丁、婁軍等編輯對我的寬容和鼓勵。謝謝小燕，她總是我的第一個讀者，也是最重要的讀者。
希望能盡快度過這段充滿悖論的喧囂，然後，沉入我所熱愛的靜默，繼續寫。

時間的工匠
天黑前趕到目的地
找一個自己的房間
詩人張棗之死
在高山前，蓋一所木屋
老師阿明
在花蓮聽楊牧講詩
荒蕪青春路
何偉的三場演講
文學是一場偷情
七次盛大的婚禮
在成吉思汗的榮光裡凝望路易威登
貧窮，然而性感
柏林斷章
命運交叉的城市
一個老兵的春節
我相信，我記得
陝西來了個倔老頭

這大概是最有戲劇性的行業。極端總在發生，巔峰谷底，忽焉生死，而他們人生的戲劇總是攤開在人們面前。這一切當然無法“早知道”，歷史總有偶然的岔口。作家、出版人詹宏志說：“台灣人心目中的台灣，可能是：城隍廟、擔仔麵、魚丸湯和鳳飛飛。”可以撫慰一個時代的心靈，把聲音鑲嵌在時間的層岩，也就足夠了。

烏托邦是一個時間概念，不是過去，就是未來。

人們談起蕭紅，好像談起古人。橫在今昔之間的數十年，壓扁為一面銀幕，這個早逝的天才投影其上，成為二維圖像，而我們是買票入場的觀看者。觀看、閒談，事了歸去，心滿意足。人們通常都忽略了蕭紅的力量。文學史上，她是左翼文學陣營的一員、魯迅的學生，文化消費市場上，是她戲劇性的情感故事，但是離開了作為女性、作家的自覺，是無法理解蕭紅的。她像另一個天才張愛玲一樣，意識到自己畢生的使命，都將是發展自己的才華。

但從另一個角度，這個粗糙的斷代顯然出自年輕的詩人們的焦慮。張棗熱愛紅塵。而德國的生活卻不太如意。張棗開始常常回國。他幾乎是貪婪地品嚐著生之滋味，似乎要補足在德國時的寂寞空間。2010年3月8日，48歲的張棗因肺癌去世，留下八十首詩。顧彬寫訃聞說，他是一個天才，但他沒有珍惜自己的才華。

我加了很多人，“成為朋友”，世界四通八達，卻很少抵達某個真實的人。我的頸椎變形，脂肪在腹部安居繁衍。於是我花錢辦了健身卡，又花錢請了一個教練，讓他陪著我，折磨我。在這種扭曲、分裂的生活中，我的生命互相消解了，正負相加，等於零。

而我這一代文學青年，通常在媒體、廣告行業工作，暗夜裡渴望文學，在瞬間的激情中寫下只言片語。文學，就像一場偷情。

在她看來，這只是懵懂的青春，和時代的玩笑。她的聲音嘶啞，又有力道。彷彿一個人說了很久的肺腑之言。

採訪是一個奇妙的過程，我不斷地返回到起點。

有一天，這個被忽視和遺忘的細節會出現在文章裡，附加一個奇妙的比喻。

所有這些挖空心思、想要為體內秘密流淌的文學之流尋找源泉的早年追憶，卻多少有點無法解釋，在一個貧瘠乏味、整齊劃一的矩陣裡，為何是這一個，而不是其他的編碼錯亂了，想要成為一個火箭，去往自由而無助的太空？

我們這一代，成長經歷不會有太大的不同。這是一代不徹底的人。因為這已經不是文學生長的火盆。所有文學青年最早獲得的認可，都從學校作文開始。

當時，這個小團體，聚集了許多難以歸類的人，有的致力於錘煉語言之魂，有的想要成為中國的加繆，有的興趣在於當代藝術與時尚……大體而言，他們都是媒體人，但是他們比照的對象，通常都是小說家，思想家。

對於文學來說至關重要的自由想像，全部受到內心的審查。但時尚雜誌豈是久留之地，商業壓力、外企的公司製度，都讓李海鵬繼續“精神恍惚” ，處在“淺睡眠”狀態。一直想幹的那件事，就是回到文學。在做記者的那些年份， “文學像另一個星體，距離生活太遙遠了，但是引力還在。 ”李海鵬覺得，不寫，時間沒法往下過了。

有趣的人往往都是自己文化的叛徒，我常常這樣覺得。單一的視角是可厭的，我從來不覺得天真是一種美德。與其期待後事之明，也許應該學會和歷史共處。

說是傳統，卻又不盡然。在禮貌和謙讓中，處處有著對“個人”邊界的尊重。坐在咖啡館仍然用紙筆寫作的作家，處理的命題是現代社會中個體的孤獨。

歷史遺跡就這樣層層迭迭錯落在城市的地理層。不同的朝代並置，歷史如此堅硬無法選擇，卻在每個人身上留下柔軟的生命印記。

只是，歷史的殘酷之處、同樣也是幸運之處就在於，提問不會停止，它總在呼喚創造性的解答。唯有回望歷史，才會理解這個一心惦念青春風流的衰朽老人，經歷了怎樣的戰亂流離。這是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共同承擔的命運。而他又是如此幸運，從二十世紀存活了下來。

“我們究竟是誰？我們不就是一系列的偶然，我們自己所讀過的書，我們所思考的東西，這些構成了完整的我們。也許人生一個擦身而過，鬼使神差的結果，當初可能是轉到左邊，轉到右邊，那輛車沒有搭上，你的人生可能就改變了。所以在回憶的時候很危險，世界差點成不了世界，你差點成不了你自己。你可能會變成另外一個人，跟另外一個人結婚。

再返回二十年前，陳忠實可不是這樣。作為“陝軍”的大員，那時候的陳忠實已經很有名氣，但是還沒有一部作品，扔出來能讓文壇哆嗦一下，用他的話來說，沒有一本死了以後做枕頭的書。

那種基於人物命運的內在徘徊，是小說家的禀賦。更重要的是，它牽動了我的記憶。

精彩文摘：

時間的工匠

一

李方樂個子瘦小，腦袋比起身子來，大了一號，腦門尤其大，前額鼓出一塊，在燈光下發亮，兩側是半寸長的白髮。雖然已經72歲，但是走慣長路，行動十分敏捷。說話時有點不好意思似的，他並不直視，但是上海口音的普通話，條理清晰，一樣一樣，按照順序折好了放在腦子裡。年輕時，他必定是個聰明伶俐的工人。

都說上海人門檻精，李方樂表現出的是上海人的另一面：極有分寸。每次見面之前，一定會電話確認，提前五分鐘到。熱情，卻也絕不過分。有時也會禮貌地露出小心思：“現在也不興問女士的年齡了……”然後歪著腦袋等我回答。

李方樂不抽煙不打麻將，生活過得簡單。除了去同事的公司兼職，賺一份應酬零花的收入，他最大的娛樂，就是看展覽。

每年年初，李方樂請經理上網，把全年的展覽找出來，他挑出自己喜歡的，打印出來，依次去看。這些展覽大部分跟機械有關，機床、模具、太陽能、自行車……一般免費，只有一次，李方樂花一百塊，看了一場遊艇展。同事見他喜歡，送了他一張三千塊的賽車票，是主席台附近的位子。但是，他看著車以極高的速度在場內轉來轉去，覺得很沒意思。2014年轟動上海的莫奈展，李方樂也看了。但是抽像畫麼，他覺得自己不大喜歡。

2014年，李方樂看得最過癮的一場展覽，是卡地亞的鐘錶展“瞬息•永恆”。

十年前，李方樂曾在上海博物館看過一場卡地亞的展覽。那場展覽以珠寶為主，鐘錶很少，只佔一個櫥窗。李方樂看到一座鐘，形似大門，鐘盤兩邊是兩根白色圓柱，撐起底座和門簷。看標識，這座鐘叫作“門廊”。讓李方樂奇怪的是，一般來說，時針分針背後，總能看到機芯，因為機芯帶動指針的轉動，但是在這座全然透明的鐘盤之中，他只看到兩根針騰空旋轉，後面空無一物。隨便李方樂怎麼找，就是找不到機芯在哪裡。

仔細讀櫥窗邊的說明，李方樂才知道，這是卡地亞著名的“神秘鐘”。這座鐘的奧妙在於：它打破了指針與機芯相連的技術慣例，把指針固定在水晶錶盤上，成為整體，當機芯連接錶盤，帶動錶盤整體轉動，也就帶動了分針和秒針。

1912年，工匠莫里斯•庫埃（Maurice Coüet）製造出第一座神秘鐘。當時，歐洲的貴族像一百年後上海的退休工人李方樂一樣，圍著神秘鐘，想要找出這一魔術的謎底。神秘鐘從此成為卡地亞鐘錶的象徵。很長時間內，卡地亞嚴守這一工藝的秘密，就像可口可樂的秘方一樣，讓懸念成為神話的一部分。一百年後，李方樂在這個懸念前徘徊不去。到底技術上如何完成呢？櫥窗邊的說明無法令他滿足。他每天琢磨這個問題，連看了三天展覽。

2014年，卡地亞鐘錶展宣傳冊的封面，就是李方樂十年前看過的神秘鐘。不用說，他是一定要去的了。

這年夏天並不很熱，霾卻比往年嚴重。卡地亞的展覽選在黃浦江東岸的上海當代博物館，這裡原本是一座電廠，世博會期間，改建為法國館。世博會結束，荒廢了兩年之後，改建為上海當代博物館，電廠高聳的煙囪成了博物館的標誌。這年晚些時候，蔡國強將在黃浦江上放煙火，與此相關的展覽“九級浪”就在上海當代博物館展出。

這次展覽，單是“神秘鐘”就來了十座。李方樂進了珍寶庫，眼睛都要不夠用了。更讓他驚喜的是，每隔一兩個禮拜，會有一個工匠從瑞士飛來，在展覽現場演示製表工藝。演示的環節共有四個：寶石鑲嵌、倒角、機芯組裝、琺瑯。其中，寶石鑲嵌、琺瑯都是裝飾性的技藝，李方樂並不十分欣賞，機芯組裝也還好，只有倒角，李方樂最感興趣。

倒角，簡單來講，就是打磨機器零件。它看似一項微末的技藝，卻是高檔和低檔鐘錶的重要區別之一。高檔鐘錶，零件無論大小，全部精心打磨，表面像一面鏡子，邊緣像一道光。這樣，無論從正面，還是從透明後蓋看進去，機械與美呈現一體，價格自然也上去了。這道工藝雖有機器，卻由手工操作，全憑耐心和經驗。李方樂在國內從未見過，他想，未來也許用得到。

梁瑋是現場的法語翻譯，她對李方樂印像很深。因為演示結束後，一般觀眾都問：這塊表能賣多少錢？做這樣的表要花多長時間？但是李方樂上來就問：這用的是什麼工具？能不能讓我看看？

梁瑋記得，李方樂穿白色條紋短袖襯衫，身型瘦小，他說自己是個退休工人，鐘錶愛好者。梁瑋倒覺得，李方樂很有知識分子氣質，很有禮貌，總說謝謝，也總擔心打擾別人。如果現場人多，李方樂會說，小梁，你們先忙，我等人少的時候再來。但是他對技術的痴迷，千真萬確屬於工人。

演示倒角的工匠只有二十多歲，他來自製表重鎮拉紹德封，十多歲開始學習製表。相對於“這塊表多少錢”一類的問題，他也樂於和李方樂交談。他教李方樂如何使用工具，應該用什麼手勢。傍晚六點半，一天的展覽要結束了，李方樂把不懂的問題都記在了小本上。

第二天，李方樂不僅帶來了問題，還帶來了一個塑料袋。他從塑料袋裡拿出自己做的零件，請工匠示範，然後自己打磨，再請工匠幫他修改。三天下來，工匠說，所有的技法，李方樂都已經學會了，只需要再熟練些。

這次展覽，李方樂去了11次，常常等展覽關門才離開。他學會了倒角、得到瑞士工匠的肯定，更加有了自信。但是他沒有告訴工匠，這門技術，他要用在自己的機芯上。

二

最早，李方樂感興趣的並不是鍾表。

李方樂八歲跟父親到上海，那時新中國剛剛成立。20歲，他高中畢業，分配到百貨公司係統，做過營業員，倉庫保管員。後來進入文具廠，專門生產圓規。1979年，上海百貨公司將部分鐘錶修理作坊組成鐘錶零件廠，統一承接零件加工業務。李方樂也調到了零件廠。

上海開埠以來，就是一切時髦事物的入口。就在“神秘鐘”系列在歐洲問世的時候，上海有了亨達利、亨得利，大量進口瑞士鐘錶，浪琴、勞力士、歐米茄……通過上海，銷往徐州、天津、北平等地。鐘，尚可購買零件組裝，但表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精密機械，是歐洲工匠幾個世紀的智慧累積而成，當時的中國沒有能力生產，只能進口。

1949年之後，進口之路幾乎斷了。新中國的領導人指示，要“填補空白”，製造中國自己的手錶。但是，當時的工業基礎非常薄弱，沒有圖紙，沒有加工機器，工人們以洋傘骨、繡花針、自行車鋼絲為原材料，進行研製。在這樣的條件下，1955年，天津製造出“五星”牌手錶，1958年，上海製造出“上海”牌手錶。之後，這兩座城市分別成為鍾表製造的南北中心。

李方樂進入零件廠時，中國的鐘錶行業正在進入最好的時代。“文革”結束，人心有期待。生產力和消費力都在釋放，人們結婚要三大件：自行車，縫紉機和手錶。一塊上海牌手錶120塊，是工人三四個月的工資——昂貴又夠得著的奢侈品。到1990年，上海鐘錶行業已連續九年每年生產手錶一千萬隻以上，有24家工廠，一個研究所，20個經銷部門，一所職工大學，一個運輸隊，兩家合資企業，全行業在編職工31720人。

零件廠一時壯大，有300多人。廠裡的工人主要有兩類：一類是1960年代以來鐘錶技校的畢業生，他們好比唱戲的科班出身；另一類是1949年之前就在鐘錶行工作的老工人，他們熟悉進口表的結構，能夠仿製大部分零件。在《上海地方志》裡記載了一件事：一位少數民族著名人士，外賓送給他一隻刻有沙特阿拉伯國王頭像的手錶，不慎損壞，別的地方無法修理。鐘錶零件廠受理後，指派技師畫稿製版，翻新表面，重刻頭像，整舊如新，他非常滿意，讚揚該廠是一家“鐘錶醫院”。

李方樂不是鍾表修理工，他是金屬加工車間的機修工。當時，儘管手錶可以國產，機芯、齒輪、游絲都可以國產，但是製造手錶的關鍵機器全部是瑞士進口。李方樂負責維護、修理機器，也常常去其他鐘錶廠，參觀生產線上的瑞士設備。他覺得鐘錶修配沒什麼，機器，才是最複雜最現代的工作。而廠裡那些六七十歲的老師傅，還在用十幾歲學徒時的機器，手搖操作，製造零件。他邊看邊想，這實在太土了。

1990年代，鐘錶業的好日子結束了。市場的蓋子一旦打開，暴風雨就會到來。原來在隔絕和保護下生長的工業體系，很快被沖垮了。一方面，廣州、深圳等地進口零件，組裝廉價的石英表；另一方面，昂貴的進口表、真正的奢侈品終於又來了。作為實用物件，市場已經飽和了。作為奢侈品、裝飾物，上海手錶沒有競爭力。

1998年，鐘錶零件廠關門。在那前後，鐘錶製造廠、紡織廠、儀錶廠、熱水瓶廠……紛紛關閉。上海曾經是中國的輕工業基地，是好質量的象徵，這一頁沉重地翻過去了，頁面上是一百多萬下崗工人，和社會主義工業的歷史。上海新的野心，將是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

和所有的下崗工人一樣，李方樂過了一段蠻討厭的日子。55歲的他，每月拿325塊補貼，這是上海最低生活水平。妻子在街道工作，收入不高，他們還要供女兒讀書。同事們各尋出路，有的去名表維修店，有的下海做買賣。李方樂靠修理音像設備，撐過了許多年。

儘管如此，他對機械、機床仍然有很大的興趣。2000年，女兒大學畢業，家裡經濟好轉，但仍有債務。這時，李方樂在朋友的廠房看到一台別人存放待售的機床。他一眼看出，這是瑞士著名車床“肖別林”。他請朋友留一留，先不要賣。他四處借錢，湊足了7000塊，加上運費、請客，8000塊，車床到手。李方樂立即動手拆解車床，再重新安裝。在關鍵部位反復了無數次，花了一兩年，才完整裝好。拆裝的過程中，他無數次感嘆，這部車床零件加工之精細，對精度考量的縝密，國產機器根本無法相比，中國要成為製造強國，實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零件廠裡，有一位比李方樂年輕十多歲的同事小董，畢業於鍾表技校，長得五大三粗，李方樂覺得他像山東人，不像上海人。他的手指放在零件旁邊，像拿棍棒的拿著繡花針。但這位同事卻是同一批技校生里最聰明、技術最好的。下崗後，小董什麼都做，修表、賣鞋、倒賣水貨鐘錶……一年能賺三十多萬，但是他不甘心，想研發陀飛輪——這是當時最複雜的鐘錶技術之一。小董找來李方樂，幫他做加工設備。

一天，小董叫李方樂去他家。他說，我讓你看樣東西。他拿出一座鐘，透明的表面之內，機芯排成狹長的一條。這是老牌廠家積家的鐘。李方樂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機芯。機芯由一百多個、甚至數百個零件組成，關係複雜，圓形最適宜擺放，所以一般來講，機芯都做成圓形，中國的鐘錶製造也一律如此，溫飽而已，從未有過這麼特別的設計。李方樂想：原來鐘錶也可以這樣玩，那麼，我也可以試一試。

2007年，他決心動手。

第一步，畫圖紙。他不懂用電腦，畫圖全靠手工。他也沒有設計的經驗，只能參考原來廠裡的資料，再做改進。在一張工程圖紙上，為了能畫出合適的弧形，李方樂拿出早年的功夫，自製了一支一米長的圓規。

第二步，他在舊貨市場以十塊一隻的價格，買了許多上海手錶，把機芯零件拆下來，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再逐一加工。他有一些加工設備，又曾有金屬加工的經驗，但是仍然有些零件，需要花錢去寧波訂製。他存夠錢，就去，沒有，就停一停。停停做做，花了一年。機芯做好了，但是沒有走動。

2009年，李方樂再次試驗，做出了第二款機芯。形狀不錯，一條長型的夾板上，佈置了大大小小的齒輪、游絲、擺輪。但是上完發條，仍然沒有動靜。這時他才後悔，當年沒有跟老師傅學習手藝。儘管各類加工他得心應手，但是調試、尋找故障，都是他的短板。李方樂受到了挫折。
就在那幾年，同事小董患癌症去世了。他沒能做成陀飛輪。他和李方樂所做的，原本應由整個工業體係來支持，最後卻成了孤獨的徒勞。

2013年春節，李方樂待在家里左右不是，最後下了決心。大年初三，他到公司，搬出設備悶頭搞起來。同事看他已經忙活了好幾年，問道，老李，怎麼還沒搞好？李方樂呵呵笑道，完成之後，一定請你們吃酒。心裡想的是，這次如果搞不出來，也就不要搞了。他重新研究圖紙，四處找數據，發現原來是齒輪的中心距不對，所以兩隻齒輪咬住了不轉。必須要重新製作齒輪。生平第一次，他用上一代師傅留下的“土”機器，手工操作，做了兩隻像指甲一樣大小的齒輪，每隻齒輪有84齒。

李方樂的第三個機芯，轉動了。他實現了自己的許諾，請同事們吃了一頓飯。

三

按照北方話，李方樂會被稱為“李大爺”。他連聲說：“不不不，不要叫我李大爺。” “叫我老李。”他說。最後我們折中為社會主義時期的稱呼：李師傅。

李師傅穿著樸素，同事送的羽絨服，冬天也不捨得穿，礦泉水瓶子裡泡好了茶，塑料袋裡裝了他所有的寶貝，機芯、圖紙、眼鏡……他說，他沒有別的興趣，只喜歡這個：鐘錶。

李師傅關於鍾表的知識，大部分是從展覽和雜誌中來。

1990年代初，他帶女兒去上海商城看了一次鐘錶展，看到一件瑞士博物館的藏品，其中有一隻擺輪作360°旋轉，這是他第一次見到陀飛輪。

1999年，他在書報亭看到一本雜誌《名表之苑》，在雜誌裡，他知道了最好的手錶不只是勞力士、歐米茄。之後，他又看到《名表論壇》，這本雜誌由香港“表王”鍾永麟創辦。鍾永麟是物質富足時代的玩家，他懂酒懂美食，名車名筆樣樣都能寫，寫得最多的是腕錶。每隻表他都能夠講出機芯、機構[鐘錶裡面的一些零件，叫做機構，專有名詞，不是結構]、歷史……他說，一個男人必須要有三塊手錶：日常佩戴、運動款和適合正式場合的華麗腕錶。而鍾永麟本人則收藏了四百多塊名表。

這些表沒有一塊是李師傅買得起的。李師傅講了一個故事，香港匯豐銀行的一個大班，無意中在倉庫裡看到一批古董鐘錶，迷住了。他退休後，在世界各地收集鐘錶。有錢，此事也不難。可是有一次，在拍賣會上競拍時，他最後差一口氣，心愛的腕錶給人買走了。大班生了一場大病，幡然醒悟，連開兩場拍賣會，把所有的收藏都拍賣掉了。李師傅說：“徹底解脫了。再也不動這個念頭了。”

月薪兩千多塊的退休工人，談著香港大亨、名表藏家，卻絲毫不令人覺得心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懷錶、腕錶一直是有錢人的財產，闊太太小姐的首飾。“一戰”後，儘管腕錶普及，但是高檔腕錶有各式奇技淫巧、琺瑯、鑲鑽，向來不是一般人能夠擁有的。李師傅卻用這個故事，想說明名鐘名表背後財富的虛無，沒有也罷。他最在乎的是：這些機械到底是如何運轉的？從鐘錶愛好者，李師傅最終走向了製造者。

李師傅決定做機芯之後，很少告訴別人。他藏起了自己的“野心”，怕別人笑話。你也能行嗎？他怕別人這樣問。儘管第三隻機芯走動了，但走了幾天，又停了。有時甩一下，又走了。同事笑他，人家是勞力士，你這是甩甩力士。

好在一次一次，他更有把握了。他決定再拿出一年時間，慢慢修改，一定可以做成。
李師傅也清楚，自己的機芯，只是個人的玩具。把機芯改變形狀，重新排列，在鐘錶行業，也只是簡單的、已成型的工藝。至於更複雜的功能，只能望洋興嘆了。在卡地亞的展覽上，對著滿室的名鐘名表，他覺得自己的機芯，好比醜媳婦，難見公婆。

但是談論這些複雜的工藝，仍然是李師傅最開心的事。比如積家的“空氣鐘”，利用溫度變化，熱脹冷縮，作為動力的來源。“相當於永動機了。”他讚歎。

還有“三問”，何為“三問”？報時，報刻，報分。李師傅翻開一本磚頭厚的雜誌，大半本雜誌包著一個“三問”的簡易機芯，機芯旁邊寫著12：59——一天中數字最多的時刻。他從塑料袋裡拿出一個鑰匙扣電池，小心地放進去，壓上開關。

“叮，叮，叮……”雜誌的小洞里傳來了12下聲響。十二點。

“叮咚，叮咚，叮咚。”李師傅伸出三個手指，示意這是三刻。

“叮，叮，叮……”報分的聲音與報時相同，卻要高八度，聽起來很急促，又有些尖利。

安靜的辦公室裡，我們身後是一排排電腦。通常，我們往屏幕的右上角、或右下角斜一眼，或是打開手機，看阿拉伯數字顯示的時間。人類曾經努力將時間實體化，在小小的錶殼內玩弄炫目的把戲，窮盡了心思。以至於今天，鐘錶已不再有技術創新，只是把一百年前的花樣重玩一遍。更重要的是，我們已經不再看表，更不問表了。

李師傅不懂電腦，製表時很吃虧。現在學，也來不及了。他說，對他來說，時間已經在倒數了。假如晚五十年出生，也許他就是這個時代的IT宅男。不過，他也曾在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世界，成為主人翁。

“叮！”高音停了。耳朵靠在雜誌邊一直凝神在聽的李師傅抬起頭，說：“這是12點59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