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左翼文論與中國問題（簡體書）

文化、文學和文論的跨國和跨文化旅行，早就受到研究的普遍關注。人們談論得比較多的，是一些歐洲理論，在二戰後經美國而向世界的傳播。美國成了理論的培養地，歐洲來的種子，在這裡發芽長枝，再被剪下來嫁接到第三世界國家。我們在一些文章和著作，看到對這一理論旅行過程的大量描述。這些描述者，常常只注意到一些理論經由美國而走向全世界的現象，從而將旅行本質化了，仿佛一種理論的成功，不在於它本身，而在於旅行。其實，比起旅行本身來說，更重要的是什麼是旅行，到哪兒旅行。有一傳統說法，樹挪死，人挪活。這句話的字面意義是說，有的生物適合移動，有的生物不適合移動，但說這句話人的意圖仍是，人要移動。其實，樹挪未必死，人挪未必活，還要看怎麼挪，往哪兒挪，怎麼挪，看種子如何，長得如何，嫁接得如何。
談論文化的傳播，首先要有一個宏大的視野，看到傳播和旅行是一個廣泛的現象。在近現代，以西方向“其他”（非西方）傳播為主，但也存在著大量的其他形式的傳播，特別是中國思想的外傳。近年來，中國學界很注意搜集這方面的資料，找尋中國思想在世界上留下的印跡。這種尋找，當然值得鼓勵，相關的史料勾沉的工作，也令人敬佩。但是，我仍然想說，要走近、走進.看具體做了什麼，出現了什麼情況，要進行哪些辨析。
1.中國文論：古代還是現代？
記得20世紀80年代初年時，我在讀碩士研究生。我當時的碩士導師要率一個作家代表團訪問德國。那時，出訪還是一件大事。為此行做準備，他讓我為他查一乍得國當代文學作品譯成中文的情況。我去圖書館泡了兩天，抄出一個目錄交給他。他後來告訴我，他去德國後將這個目錄展示給德國作家看，德國作家們都大吃一驚，想不到中國有這麼多德國當代作品的翻譯。相應地，老師問德國同行，讀過多少當代中國的作品，回答是，很少。他們說不出幾位中國作家的名字。當然，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現在，德國作家也許能多少說出幾個當代中國作家的名字來。然而，基本的狀態仍是如此。在過去三十年中，我們通過翻譯知道了更多的德國文學，德國文學家對於中國文學的瞭解仍然很少。
如果說文學作品是如此的話，那麼，關於文學藝術的理論就更是如此。中國的文學理論研究者可以對德國的理論如數家珍。從康得、黑格爾到叔本華、尼采，再到法蘭克福學派，而德國學者在被問到關於現當代的中國人的理論創造時，則會一臉茫然，費力想出一兩個名字，還常常說錯。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中國與其他歐洲和北美的文學和文藝理論的交流之中。
在中國與西方的理論交流中，有著這樣的錯位：中國人瞭解西方的現代，而西方人關注中國的古代。談到中國的哲學家、思想家、文藝理論家，西方學者會說，他們知道孔子、老子，他們還會津津樂道，莊子如何有趣，《文心雕龍》如何了不起。在比較文學界，都在說要“跨文化對話”。實際情況是，西方人一下子就“跨”到了中國古代，他們的對話物件，是從魏晉玄學到程朱理學，再到陽明心學。對於許多西方的人文學者來說，“中國”一詞是指古代中國，“中國美學”是指古代中國美學，“中國文學”指的是古代中國文學，現代的中國並不存在。與此相反，中國人對西方的關注，卻更偏向於當代。他們追蹤當代西方最流行的思想，翻譯、介紹、研究，並且不斷地宣佈某種思想過時了，現在流行某種更新的學說。

關於中國文論走出去的思考（代序）
當代西方左翼理論前沿
馬克思主義與世界文學研究
文化與社會：當代中國文藝政策的兩次轉向
巴迪歐與陳寅恪：理解20世紀的方法
論默多克的歷史唯物主義新視閾
論哈威的三種巴黎空間
Sharism（分享主義）：物聯網市場框架下社會主義的復興
——從全球發展未來大勢中中國道路自信談起
西方文論對中國經驗的闡釋及其相關問題

左翼理論與當代中國
語境與問題：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理論範式及其學理建設的路徑
早期社會主義的文化邏輯
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新論
對當下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一點思考
“人道”的“文化偏至”
——魯迅論從“人”到“個人”的觀念變化
“大眾批評”的邊界與功用
“形象思維”再考察
——以朱光潛和李澤厚形象思維論為中心
論樣板戲“英雄典型”及其藝術偏差
——兼論樣板戲實驗的美學成本
“現代化範式”的困境與中國革命的歷史意義
——兼評孔飛力《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異化與當代創意產業

左翼視野中的問題與方法
“人民”的悖論：阿甘本問題與“群眾路線”
“批判性有機知識份子”如何生成？
——兼談“文化研究”的中國化問題
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對盧卡奇小說理論的批判
阿爾都塞與批評理論
改造世界的哲學
——閱讀阿爾都塞筆記
阿爾都塞的哲學觀和哲學實踐
在馬克思之後閱讀斯賓諾莎：諸眾政治是否可能？
文學公共性：話語場域與意義增殖
伊格爾頓：意識形態的倫理維度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話語和中國聲音（綜述）
——“歐關左翼文論與中國道路”學術研討會
思考的出發點在自己的腳下（代跋）
——關於西方左翼思想和中國文論的思考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運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思想分析了路易·波拿巴實現政變的階級基礎和經濟條件。馬克思在論文中分析了當時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各個黨派和政治集團賴以存在的經濟條件及在此經濟條件基地上所形成的政治態度和意識形態。馬克思指出，在波旁王朝時期進行統治的是大地產連同它的僧侶和僕從；在奧爾良王朝時期進行統治的是金融貴族、大工業、大商業，即資本和它的隨從者——律師、教授和健談家。正統王朝不過是地主世襲權力的政治表現，而七月王朝則不過是資產階級暴發戶篡奪權力的政治表現。正統派和奧爾良派這兩個集團的彼此分離絕不是由於什麼所謂的思想原則，而是由於各自所依賴的物質經濟條件，是由於兩種不同的佔有形式；他們彼此分離還由於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舊有的對立，由於資本和地產之間的競爭。同時馬克思也不否認，把正統派和奧爾良派同某個王朝聯繫起來的還有舊日的回憶、個人的仇怨、憂慮和希望、偏見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條和原則。馬克思由此得出結論說：“在不同的佔有形式上，在社會生存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的、表現獨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整個階級在它的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係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一切。”馬克思在文中再次規定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內容，論述了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而且繼《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後，又一次使用了上層建築概念。
馬克思1859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最終形成和臻於完善的標誌。馬克思在這篇序言中第一次用精確的語言完整地表述了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他說：“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這段話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兩個概念作了明確的界定，說明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原理與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原理的內在聯繫，闡述了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指明了社會存在對社會意識的決定作用，闡明了上層建築將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而改變，並且說明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與社會革命和社會形態變更之間的關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上述表述，也大多為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繼承與發展。
20世紀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歐美新左派也大都宣稱：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歷史唯物論，而他們自己則是這一科學的真正繼承和發展者。一些西方學甚至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歐美新左派的著作，在歷史唯物主義發展內部，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完全嶄新的學術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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