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詩經》學研究（簡體書）

崔志博編著的《元代詩經學研究》介紹了，元代《詩經》學為《詩經》宋學余響，宋學集大成者朱熹的《詩集傳》在元代盛極一時，大多數《詩》家著作都是圍繞朱《傳》撰寫。

劉謹《詩傳通釋》、朱公遷《詩經疏義》、許謙《詩集傳名物鈔》等在音韻、訓詁、詩旨、《詩經》中的藝術手法等方面為《詩集傳》作了大量的補充增益。

元代《詩》家唯獨馬端臨解《詩》不依朱《傳》，獨尊《小序》，他在《文獻通考》中，論述了“刪詩”“詩序”“淫詩” 等問題，自成一家之言。

元代《詩經》學在研究《詩經》的文學性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貢獻，推進了《詩經》研究由經學研究向文學研究的轉變；其博采漢、宋，注重考據的學風為《詩經》清學考據之風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元代《詩經》學是連接《詩經》宋學和清學的紐帶，它在《詩經》研究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

前言

第一章元代《詩經》學的歷史文化背景

第一節“以儒治國”的治國方略

一、成吉思汗時期——儒治的準備時期

二、元太宗時期——儒治的發展時期

三、元世祖時期——儒治的繁榮時期

四、元成宗到元仁宗時期——儒治的持續發展時期

五、元人儒治的時代性

第二節儒生對儒學及《詩經》學發展的積極推動

一、積極促成並推動儒治

二、開館授徒傳承儒學

三、著書立說以成不朽

第三節程朱之學的北傳與《詩經》學的繁榮

一、程朱之學在南方的發展

二、程朱之學的北傳

三、程朱之學對北方的影響

第二章元代《詩經》學著述系統考察

第一節元代《詩》家著述考

一、元代《詩經》學專門著述

二、元代《詩經》學單篇論述

三、未獨立成書，包含在其他著述中的《詩經》研究部分

四、散存在詩話中的《詩經》論述

五、存在爭議的《詩經》學著述

第二節元代《詩》家地域分佈考察

一、元代《詩》家地域分佈概況

二、分佈特點及成因探析

第三章宗朱派主要《詩》家著述考論（上）

第一節劉瑾《詩傳通釋》考論

一、劉瑾及其《詩傳通釋》考

二、《詩傳通釋》的治《詩》思想

三、《詩傳通釋》的《詩》學成就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第二節朱公遷《詩經疏義》考論

一、朱公遷及其《詩經疏義》考

二、朱公遷的治《詩》思想

三、《詩經疏義》的《詩》學成就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第三節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考論

一、胡一桂及其《詩集傳附錄纂疏》考

二、胡一桂的治《詩》思想

三、《詩集傳附錄纂疏》的《詩》學成就及對後世的影響

第四章宗朱派主要《詩》家著述考論（下）

第一節許謙《詩集傳名物鈔》考論

一、許謙及其《詩集傳名物鈔》考

二、許謙的治《詩》思想

三、《詩集傳名物鈔》的《詩》學成就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第二節梁益《詩傳旁通》考論

一、梁益及其《詩傳旁通》考

二、梁益的治《詩》思想

三、《詩傳旁通》的《詩》學成就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第三節劉玉汝《詩纘緒》考論

一、劉玉汝及其《詩纘緒》考

二、劉玉汝的治《詩》思想

三、《詩纘緒》的《詩》學成就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第五章元代其他《詩》家著述考論

第一節馬端臨《文獻通考》考論

一、馬端臨及其《文獻通考》考

二、“詩序”之辨

三、“刪詩”之辨

四、“淫詩”之辨

五、《文獻通考》對元代《詩經》學的貢獻

第二節朱倬《詩經疑問》考論

一、朱倬及其《詩經疑問》考

二、問答體解《詩》，體例別致

三、涉及問題廣泛，內容豐富

四、解《詩》有個人見解，不盲從先儒

第六章元代《詩經》學的時代特徵及其歷史地位

第一節元代《詩經》學的時代特徵

一、注重朱子之學，崇尚《集傳》成風

二、求實精神仍在，博采眾家之長

三、懷疑之風減弱，觀念略顯保守

第二節元代《詩經》學的過渡性歷史地位

一、由經學研究向文學研究的轉變

二、從疑經改經到注重考據的轉變

附錄元代《詩經》著述目錄

參考文獻

後記

理學色彩濃厚，注重義理闡解

朱熹是宋明理學的集大成者，以理學思想解《詩》是朱熹《詩集傳》的一大特色。受朱熹影響，許謙也經常以理學思想解《詩》，其《詩集傳名物鈔》對“親親”“尊尊”等儒家倫理道德規範予以了大力的宣揚，帶有濃厚的理學色彩。許謙注重闡解義理的治《詩》方式充分體現出了其宗法《集傳》解《詩》的思想傾向。

《詩集傳名物鈔》在對《詩經》開篇之詩《關雎》的闡解中即體現出了明顯的理學色彩。許謙在《關雎》首章引用《白虎通》之言曰：

《白虎通》：“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六紀為三綱之紀，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已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同志為紀助也。”

由以上材料可見，許謙是直接將儒家倫理道德規範中的三綱六紀之說引述出來以解讀《關雎》。元代宗朱派《詩》家中，有不少《詩》家如劉瑾、朱公遷等人在解讀《詩經》時也常帶有理學色彩，但大部分是結合詩意的發揮之言，如許謙這般將完整的儒家倫理綱常之說直接放入釋文之中加以宣揚的做法實屬罕見。由此可見，對儒家倫理道德規範的申說是許謙治《詩》思想的重要方面，不容忽視。

許謙解《詩》理學色彩濃厚，注重義理闡解的治《詩》思想更多地體現在其結合詩意對倫理綱常之說，及為人處世之道的闡申發揮上。如《二子乘舟》，《詩序》認為：“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朱熹《詩集傳》曰：“舊說以為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訴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