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國衰亡（簡體書）

在《日本帝國衰亡》中，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馬克斯•赫斯廷斯將其視角放置在1944—1945年二戰的遠東戰場，以宏闊的筆觸和入微的體察，盡展二戰風雲變幻的最後一年和日本法西斯的衰亡過程。赫斯廷斯耗時20餘春秋，踏訪了諸多檔案館和研究機構，從浩如煙海的資料中探尋歷史的隱秘，將龐雜紛亂的大事件抽絲剝繭，使之條理井然；他追訪了100多位散佈於世界各個角落的二戰倖存老兵、歷史見證者，在無法承受的生命之重中聆聽人性的呼喚。
與以往的西方作家不同，赫斯廷斯跳出“太平洋戰爭”的桎梏，著重探討了長期以來被西方人忽略的戰鬥場面，尤其是中國的戰場。他有勇氣直面盟軍宣傳背後的主張，指出麥克亞瑟在菲律賓犯下的錯誤，分析原子彈轟炸廣島和長崎的決策過程，深入研究日本人的戰時心態，這種心態推動一個原本文明的社會群體實施了種種殘暴的行為，其後果迄今仍然持久影響著日本這個民族。盟軍的勝利並未帶來“普遍的和平、繁榮、公正和自由”，但它“把世界從軸心國控制的更壞命運中解救出來”。

馬克斯•赫斯廷斯，英國具有代表性的軍事歷史學家、問題研究專家、戰地新聞記者。他是非常受英國人尊敬的記者之一，其新聞報導及著作極大地影響了我們生存的時代。赫斯廷斯著有二十餘部暢銷作品，其中絕大多數為二戰題材，尤其是《轟炸機司令部》《大君主》《大決戰》《日本帝國衰亡》和《絕世年代》這幾部以其客觀冷靜的分析而贏得學界的稱讚。
赫斯廷斯為BBC電視臺與《倫敦晚報》前後報導了十一次武裝衝突，其中包括越南戰爭與1982年的馬島戰爭。赫斯廷斯在《每日電訊報》做了將近十年的主編，獲得二十項與新聞報導、軍事歷史等有關的重量級獎項， 2002年被授予騎士稱號，並成為皇家文學學會的成員。

★麥克亞瑟與杜魯門如何龍爭虎鬥？
★裕仁天皇在日本發動的戰爭中，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相對於德國戰後進行的戰爭賠款，日本為何一再拒絕？
★耗時20餘載，踏訪諸多知名檔案館與研究機構，追訪數百名二戰倖存者；
★走出太平洋戰爭的桎梏，更多地關注一直被西方人忽視的遠東戰場；
★敏銳體察各國巨人的主觀意圖，揭露政治精英的權力遊戲，軍方領袖的剛愎自用；
★擯棄傳統史學著作的生澀與枯燥，豐富的細節描寫和對話富有文學性和感染力。
★史料極為豐富，包括美、日兩國的戰時檔案，戰時日本的公卿貴族、重要軍政頭目和參戰當事人的日記與筆記等。

第 一 章 困境與欺騙 1
第 二 章 日本：挑戰國際秩序23
第 三 章 英國人在緬甸43
第 四 章 海上巨無霸69
第 五 章 美國重返菲律賓82
第 六 章 “死亡之花”：萊特灣98
第 七 章 呂宋島山地戰134
第 八 章 中國抗日146
第 九 章 麥克亞瑟與呂宋島戰役163
第 十 章 血戰硫磺島181
第十一章 封鎖：水下戰爭192
第十二章 李梅火燒日本205
第十三章 迂回曼德勒235
第十四章 澳大利亞人：“不勞而食”與“清剿行動”246
第十五章 戰俘與奴隸254
第十六章 沖繩戰役272
第十七章 戰爭時期的延安300
第十八章 日本帝國的隕落311
第十九章 原子彈325
第二十章 北極熊之爪357
第二十一章　最後一幕372
第二十二章　歷史教訓397

引　言
1944—1945年間，艾森豪的歐洲戰區副總司令亞瑟•特德爵士曾建議說，為未來衝突做學習準備的戰士，應該對歷史上的衝突有所瞭解，尤其要研究歷史衝突的早期階段。他喟歎說：“在這個階段，沒有什麼營級建制，也沒有什麼空白支票。”在開始的幾場戰役中，遭受侵略的受害國家，他們的選項少得可憐。儘管存在資源不足、指揮官不稱職，以及其他與敵交戰時的種種不如人意，他們仍然必須為生存而努力奮鬥。再往後，有了充足時間做動員，他們這才能夠享受挑三揀四的奢侈，享受等同于或優越於敵人實力的奢侈；他們這才能夠就如何以最快、最經濟的方式獲取勝利這個話題展開討論，並在此基礎上對贏得最終勝利充滿信心。特德和他的盟軍戰友體驗過所有這些情感經歷。
然而，對於學習歷史的學生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方式，遠比其開始的方式更加讓人著迷。各國的巨人，或者說以凡人之身行巨人之職的那些人物，要在三維戰場上，要在帷幄軍帳中，解決20世紀最為重大的問題。地球上一些人口最為眾多的國家，其國內形勢一直動盪不安。科技的成熟度達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邱吉爾把他戰爭回憶錄的最後一卷命名為《凱旋與悲劇》。對於成百上千萬的人來說，1944—1945年這段時間帶來的是解放，是脫貧，是恐懼和壓迫；但這一年空襲所造成的傷亡人數，卻比衝突其他方式造成傷亡人數的總和還要多。後人知道這次戰爭結束於1945年8月，但對於那些冒死戰鬥在太平洋島嶼上的人來說，對於春夏兩季在其他戰役中浴血奮戰的人來說，這場混戰行將偃旗息鼓的消息，並不會給他們帶來些許的安慰。士兵可以接受成為戰爭的第一個犧牲者，但卻往往會不體面地急於避免成為最後一位犧牲者。
我寫《日本帝國衰亡》一書，是想把它當作早期作品《大決戰》的姊妹篇，《大決戰》講的是1944—1945年間抵抗德國的歷史。亞洲和歐洲戰場，其結局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在歐洲，美國的主導戰略，是決心一開始就要跟德軍形成對抗，事實證明，這一時刻要比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所希望的時間要來得晚得多。人們不假思索地堅定認為，盟軍必須擊敗敵人的主力部隊。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如何實現這一目標，以及蘇聯軍隊和英美聯軍在何地會師。但無論如何，大家從未考慮過向納粹做讓步的可能。
相反，在遠東，人們對地面對決的興趣要小得多。盟軍陣營中一些人認為，如果想要避免在奪取日本本土過程中產生不必要的流血犧牲，就應該軟化讓日本人無條件投降的決心。美英兩國陸軍只在菲律賓和緬甸兩地遭遇並最終消滅過日本的主力陸軍，儘管其規模都不如部署在中國境內的日本軍隊。美國海軍和陸軍航空兵試圖表明，封鎖和轟炸是行之有效的措施，沒有必要在日本本土採取地面行動並因此付出流血犧牲的代價。他們的希望，後來以最為重大而充滿恐怖的方式得到了實現。
“重大傷亡”一詞反復出現在對東方戰場的研究中，時常用於概括美軍在瓜達爾康納爾島、硫磺島、沖繩島及更小島嶼戰鬥中所遭遇的人員損失。相比平時，在這些場合，這一問題更加值得以懷疑態度加以審視，因為交戰對方是一支相對規模較小的軍隊，而且美國人先入為主地認為，己方是一個經濟富強、技術發達的國家，應該不會付出多少人員傷亡就可以取得勝利。為了擊敗日本，美國犧牲了約103000人，英國、印度、澳大利亞和其他英聯邦國家犧牲了30000名軍人，還不包括那些在監禁中殞滅的生命。美國在太平洋戰場的傷亡率，是其在歐洲戰場傷亡率的3.5倍。然而，美國的傷亡總數，卻只占蘇聯、德國和日本傷亡總數的很小比例，同時只占日本在亞洲戰爭死亡人數的1%。美國人希望在太平洋實現“一個美國人換6—7個日本人”的有利交換率。在硫磺島和沖繩島，敵人幹得比他們預期的要好，日美雙方傷亡率分別只有1.25:1和1.3:1。儘管日方基本都是致命損失，美方只有不足1/3是致命損失，但美國人仍舊因此大跌眼鏡。主流美國戰略，在取得勝利需要付出的必要代價問題上，顯露出了一種文化自負。事實證明這種自負不無道理，但在一場發生於兩個主要工業國之間的衝突中，這種文化自負不應被視為理所當然。
我完全同意美國學者理查•弗朗克和羅伯特•紐曼的看法：對東方戰爭所做的大部分戰後分析，其基本觀點都是認為：核高潮是最為血腥的可能結局。另一方面，多個想定表明，如果衝突繼續下去，哪怕只持續幾個星期的時間，也將會造成各國（尤其是日本）更多的人喪生，死亡人數會大於在廣島、長崎兩地核爆中殞滅的人數。現代研究表明，日本人願意投降的說法，完全不能令人置信。但令人驚訝的是，一些作家還在繼續支持這一說法。日本人的頑固不化，本身並不能給使用原子彈提供合法性，但它卻能夠構成討論的相關背景。“報應”一詞，在詞典中有不同的定義，“以報復求正義”是其中之一。讀者需要自行判斷，1945年降臨日本的那場命運，是否符合這一定義；在我看來，這一說法恰如其分。遠東地區的這場戰爭，其跨越範圍，比歐洲戰場更為寬廣，它覆蓋了中國、緬甸、印度、菲律賓以及太平洋的廣大地域。世界上有史以來最為非凡卓越的政治經濟領袖，引領了這場戰爭的前進方向，他們包括日本的天皇和陸海空軍將領，蔣介石與毛澤東，邱吉爾、羅斯福、杜魯門和史達林，麥克亞瑟與尼米茲，勒梅、斯利姆、蒙巴頓、史迪威，以及那些製造炸彈的人們。跟《大決
戰》一樣，此書的目的，是要在特定時間框架內，描述一場宏大而恐怖的人類經歷，而不是像其他很多作家那樣，去細緻回顧戰鬥的細節，因為區區一本書不足以涵蓋那麼多的內容。本書集中關注人們做事的方式和動機、做事的感受，以及書中男女做事時的情態。
我們很多人對抗日戰爭的第一個非常浪漫的感受，是在觀看羅傑斯和哈默斯坦聯合拍攝的《南太平洋》這部電影時獲得的。寫作本書時，我滿腦子都是電影場面的種種回憶。儘管是一部好萊塢娛樂片，這部電影卻捕捉到了美國人感受這場戰爭的幾個簡單真相。一群天真爛漫的年輕男女被驀然投放到一個極具異國色彩的環境。太平洋天然的秀美景色，美麗的珊瑚和優雅的棕櫚樹，到底還是為他們所忍受的不適和情感壓力提供了一些補償，雖然這種補償並不很充分。對於參加戰鬥的士兵、海員和陸戰隊隊員來說，他們遭遇的是戰鬥的恐怖；但對於更多的人來說，他們所經歷的卻只是荒涼島嶼基地上的酷熱和無聊。在美國，人們有時會用“最偉大的一代”來稱呼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這似乎有些不太妥當。二戰時期的人，可能其遵循的時尚和所採用的舞曲跟我們會有所不同，但人的行為、理想和恐懼卻變化不大。對他們來說，更為合適的稱謂（這麼說不算是出於嫉妒）是“經歷過最偉大事件的一代”。
我選擇故事場景的目的，部分是為了便於從更多陸海空戰鬥中獲取素材。儘管舞臺上有很多偉大人物，但二戰的歷史，主要還是政治家和指揮官的歷史。他們所有人，跟我們一樣，也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點，但他們卻要盡力去處理那些超出其才智之所能及的事務和難題。有多少人具有足夠才智，能夠在世界大戰當前，冷靜決策、指揮若定？又有多少指揮官，在史上重大衝突期，算得上是“稱職”，更毋庸說“傑出”？
儘管多數作家謀求描寫這樣或那樣的東方戰役，諸如緬甸戰役、戰略轟炸、海上戰爭、島嶼突擊等，但我卻設法把這些戰役放入特定的背景，將之作為打敗日本之奮鬥歷程的組成部分。我所略去不談的，只有各國人民的反殖民抵抗運動，這個話題過於宏大，不適合本書有限的篇幅。在不影響連貫性的情況下，我盡可能略去那些熟悉的故事和對話。我探討了西方作家所忽略的一些鬥爭場面，尤其是中國的經歷。尼赫魯曾輕蔑指出：“在普通歐洲人心目中，亞洲不過是歐美的附庸，一群低劣的民眾，等著西方人的善舉，來將他們提攜。”20年前，尊敬的歷史學者羅納爾多•斯派克特曾經感到非常困惑：西方人對抵抗德國的歷史很感興趣，但卻對抵抗日本的戰爭不那麼關注。地理和文化上的遙遠距離是明顯的原因，但也有我們時常流露的對納粹的病態癡迷的緣故。然而，今天，歐美作家和讀者，似乎都樂意架設橋樑，溝通與亞洲的關係。亞洲事務在全球事務中變得非常重要。瞭解其不久前的歷史，是把握其當前的必要措施。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中國在1931—1945年代的冤情，仍舊是影響北京與東京關係的重要議題。
一些固定片段，譬如雷伊泰灣戰役、硫磺島戰役和沖繩島戰役，註定是大家都熟悉的內容。其他故事和經歷，對於讀者來說，可能會覺得很新鮮。我討論了1943年以後澳大利亞差不多從戰場上消失的原因。澳大利亞士兵在北非和新幾內亞戰役中，發揮了引人矚目，甚至光彩奪目的作用。但是，澳國內部的紛爭，以及美國對太平洋戰區的主導，導致澳軍在1944—1945年間被分配扮演了一個坦率來說帶有羞辱性的角色。
所有史書作者，都應該對早期的編年史作家心存感激，承認這一點非常重要。我所依循的道路，是眾多優秀作家及其作品（譬如羅納爾多•斯派克特及其作品《雄鷹對烈日》、理查•弗蘭克及其作品《潰滅》以及克里斯多夫•索恩及其作品《志同道合》）所共同踩踏出來的道路。約翰•道爾的系列作品，提供了有關日本體驗的不可或缺的見解。約翰•托蘭的《紅日冉冉升起》並非學術著作，但卻包含有一些重大的日本故事素材。研究這一時期的專門文獻數不勝數，我所提到的，只是些最為著名的一般性研究。我還需要補充的是喬治•麥當勞•弗萊澤的《被困敵後》，這或許是普通戰士二戰回憶錄中最為生動的一部，描寫的是1945年作者服役于斯利姆麾下第14集團軍的經歷。
在英國和美國，我採訪過一些老兵，還研究了現成的大量手稿和文獻收藏。我優秀的俄羅斯研究員盧巴•維諾格拉多夫那博士，採訪了蘇聯紅軍老戰士，還翻譯了大量文獻和著述。在中國，我四處尋求歷史見證者。大多數在中國和日本出版的回憶錄，揭示更多的是人們的所作所為，而不是所思所想。我並不打算說，與一個西方人的面對面訪談，一定會讓這些中國和日本歷史見證人敞開心扉，但是我希望他們的故事會讓書中人物顯得有血有肉，而不是簡單在書中安排幾個姓名生硬難讀的亞洲人，讓他們吞吞吐吐說一口晦澀難懂的英語。
中國是一個給今天的歷史研究者帶來最大啟示的國家。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是在1971年，當時我是電視節目製作人；第二次是1985年，那時我是在寫一部關於朝鮮戰爭的書籍。2005年我再次訪問中國，跟普通中國老百姓交談中，我發現他們非常的熱情好客、非常的自在。當我站在白雪皚皚的中俄邊境時，我感覺異常興奮。1945年8月，在這裡，蘇聯軍隊橫渡烏蘇里江，攻入了日本龐大的虎頭要塞坑道，當地的農民目睹了這裡發生的戰鬥。今天，虎頭要塞部分區域得以重新開放，成了當地“中國抗日要塞文物博物館”的一部分。
1945年蔣福順還是虎頭鎮上的一位少年農民。當我問起他，他當年是否有過開心的時候，他痛苦地回答說：“怎麼問這樣的問題？我們過的日子簡直沒法說。要是惹得鬼子不高興，就會跟其他人一樣，被雙手捆在石頭上，扔到河裡去。”在哈爾濱的公寓裡，84歲的李鳳貴老人給我現場重現了1944年跟日本鬼子拼刺刀時的動作。
同樣，在日本，東京郊外的一家玩偶小商店裡，住著當年的中尉排長一岐春樹。他收藏著一架他曾駕駛過的魚雷轟炸機的塑膠模型，旁邊是一副色彩豔麗的油畫，上面是1941年被他擊沉的英國“卻敵”號戰列巡洋艦。跟他見面，就像遭遇一個傳說。岩下邦夫曾是一名海軍航空兵，他已經87歲，但精力充沛，動作敏捷，跟50多歲的人差不多。現在，在日本，人們稱他為“零式機先生”。
我的女兒曾經在家裡對我說：“爸爸，生活就是你所習慣的東西。”對於理解人類對環境做出的反應來說，這句話似乎包含一個重要的真理。尤其對於年輕人而言，對於似乎難以忍受的艱難困苦，他們的適應力會很強，如果這種艱難困苦是他們知道的全部的話。全球各地，在二戰期間成長起來的那一代人，他們學會了將戰爭期間的恐怖和物資匱乏作為生活的常態。這一點適用於很多人，我努力要在本書中記錄下他們的故事。
關於證據這個話題，我有幾個較為籠統的看法。其中最明顯的，是“懷疑有理”。即使你所閱讀的是正式的現時代會議紀要，或部隊戰爭日記，或艦船航行日誌，任何語言都少有官方記述坦然承認災難、恐慌或失敗，也不會承認人員逃離。同樣，很多歷史學者描寫事件參與者的漂亮文字，其實很可能是人為杜撰。人們發現，事後想像災難期間人們如何交流，要比事發當時真實的交流，做起來要無限簡單得多。然而，代代相傳的玩笑話，如果捕捉住了當時的精神狀態，那它就會體現出一定的合理性。
21世紀初，通過採訪60多年前事件的見證人收集得來的口頭證據，對於揭示人們的情緒和態度具有極其重大的價值。但老人們會忘記很多事情，但也可能會表示說他們記得很多很多。那些活到今天的人，在戰爭歲月裡都還很年輕。若是曾經有過一官半職，那其級別也都很低。對於他們不能親眼看到或親耳聽到的事件，他們都不會刻意去記憶。這個年齡段的人，他們的記憶不能被認為是代表了一個民族在1944—1945年間的心態和行為。因而，有必要採用當時心智更為成熟、地位更為高級的人物的書面證詞來支持這些人的故事。
對歷史的看法會很快發生變化，這一點特別的明顯。譬如，在戰後的日本，道格拉斯•麥克亞瑟是個英雄，是個偶像，幾乎就是個神，因為戰敗後的日本人覺得他表面上的確很是慷慨大度。然而，現代歷史學者和敏一利卻指出：“今天的日本，人們差不多都不知道麥克亞瑟是什麼人？”
創作二戰作品，時間越長，我就越清楚地意識到，有必要在評判二戰人物時保持基本的謙卑心態。我們中那些從來未曾被迫捲入一場大戰的人，最好還是慶倖自己福大命大，彎下腰來，給所有那些曾經被迫捲入大戰的、或權勢顯赫或地位卑微的人們，深深地鞠上一躬。
 
馬克斯•赫斯廷斯
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