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檢查（精）

四九年後，蕭軍是第一個被大規模整肅的文化人士，其聲勢和範圍之大，至今令人不得其解。對於一個無權無勢的左翼作家，動用如此官方力量圍攻批鬥，到底出於何種目的？更重要的是，當年蕭軍的朋友們，紛紛登場大肆討伐。那些文藝界參與揭發批判蕭軍、胡風的文化大師，竭盡全力去擊倒昔日戰友後，沒想到在文革中也全軍覆沒，下場更加悲慘。
是什麼力量足以使這些人文大師喪失了起碼的判斷和清醒，失去了做人的基本道德底線？
文革開始後，蕭軍被毒打關押，持續寫了幾十年的日記也被迫終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篇又一篇的「檢查」、「交待」，再就是偷偷寫下的這些詩詞，記錄下自己這期間「血」與「火」噩夢般的經歷與感悟。這本書是蕭軍文革前後所寫的「檢查」。寫「檢查」，對於四九年後中國幾代人來講一點都不陌生，儘管絕大部分的「檢查」都充滿了無奈和虛假。讀蕭軍這三十萬字的「檢查」，我們還是充滿了悲傷和憤懣。自從一九四八一直到八○年被所謂的平反，三十餘年間，他用了多少筆墨，一而再，再而三，一次又一次以「檢查」來申訴來證明自己。證明自己不反黨，證明自己不反毛，先是自我辯護，最後被迫低頭認罪成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斯文喪地，毁滅自己。

蕭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作家，1932年結識女作家蕭紅並共同生活，成名作《八月的鄉村》，1936年，任魯迅出殯萬人隊伍總指揮，作為魯迅的忠實弟子，魯迅的名字影響其一生。
1938年應邀去山西第一次到達延安，會見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共領袖。1940年，第二次赴延安，之後五年，在延安從事文學編輯及教育工作，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參議員，參加了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與大批中共領袖和左翼藝術家接觸。
　蕭軍是一個左翼但又是一個非黨員作家，這是特點也是他性格的體現。他是一個極少數之一與魯迅和毛澤東都密切接觸過的作家，而且對他一生產生了重大影響。他曾經是憲兵，編輯，作家，出版人，醫生，文物專家，他的職業與當代中國歷史發展戚戚相關。他與名作家蕭紅六年浪漫又苦難的婚姻及藝術成就，也是現代文學史上不衰的話題。蕭軍與「四人幫」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有過特別的淵源。1988年6月22日，夏至，他病逝於北京，終年81歲。

目　錄
蕭軍《我的文革檢查》出版前記 (蕭大忠)
卷首　在拘留羈押中
第一部分
1. 《批評與自我批評》
2. 我的再一次檢查和自我批判
第二部分
1. 致北京市文化局“革命委員會”
2. 反“黨”罪行舉例
3. 敬啟者
4. 我決定宣佈“自我解放”
5. 蕭軍交代材料
6. 我的回答和檢查
7. 我和周揚、王實味的關係檢查
8. 我的認識
9. 最高指示．《我的罪名、罪行和罪證》
10. 關於幾項問題的自我認識和幾項問題的補充交代
11. 六十二歲生日紀感並敍
12. 《我的第三次檢查》
13. 三項事件的說明和補充
14. 延安《日記》(六則)
15. 我的決心和誓言
16. 他們“決定”我去“北郊木材廠”參加體力勞動
17. 為申請“退休”事
18. 學習“儒法鬥爭”過程中的幾點初步心得
19. 關於被查抄物資的清單
20. 在學習批判《水滸》過程中所受到的一點啟示
第三部分
1. 學習和思想
2. 學習和思想——有感
3. 學習和思想——毛澤東思想和魯迅精神
第四部分
《囚庭吟草 》並敍
第五部分　關於“檢查”中所涉及文章的附錄
1. 論同志之“愛”與“耐”
2. 文壇上的“布爾巴”精神
3. 君道章
4. 雜抄偶得二則
5. 新年獻辭
6. 一間樓主隨筆之一
7. 一間樓主隨筆 之五
8. 春夜抄 二則
9. 目前文化界統一戰線 社評
10. 高爾基之所以偉大 社評
11. 政、教泛談
12. 三週年“八．一五”和第六次勞動“全代大會”社評
13. 撫今追昔錄
14. “古潭裏的聲音”之一
15. “古潭裏的聲音”之二
16. “古潭裏的聲音”之三
17. “古潭裏的聲音”之四
18. 風風雨雨話“王通”
19. 夏夜抄 之二
20. 夏夜抄 之三
21. 夏夜抄 之六
22. 夏夜抄 之八
23. 談“蕭軍的‘九點九’”與《生活報》底“零點一”

編後記 (蕭耘、建中)

第一部分
寫給全國人民的「公開檢查」
1. 《批評與自我批評》
——致中共中央政務院文教委員會 (一九五三年．北京)

一、五年間
自從一九四八年秋天“八．一五”紀念日以後，在哈爾濱由魯迅文化出版社出版，我所主編的《文化報》和在光華書店出版、由宋之的等人所編的《生活報》，因了《文化報》在“八．一五”紀念日刊載了幾篇文字，《生活報》認為是反蘇、反共、反人民、反解放戰爭的，提出了嚴厲指摘，因而引起了雙方的爭論——繼續了約有兩個月時間——結束以後，到今年的“八．一五”整整是五個週年。這五年間整個中國——除台灣而外——早已獲得了解放，成立了人民政府，土改完成，五年建設計劃開始實施……在這些偉大的事跡對比下，這屬於歷史過程上微不足道的“小事件”，似乎再沒有提起的必要。不過最近政務院中央文教委員會指示我，還應該把這問題根據我今天的認識，在群眾面前交代清楚，這於我於人民是有益的。對於這指示，我是很愉快地立刻接受了。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更是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我認為有這義務和責任把自己底思想本質——好或壞——由於這事件所引起的於革命文化事業，政治影響有害的結果，我應負的責任……向人民交代明白，弄清是非——且不管我將來是否還從事文學這工作——使讀過我書或文字的人易於批判，不致盲目地再受毒害；同時也可和某一些自稱或真正能站穩無產階級立場，掌握了馬列思想的文藝工作者們有所區別，免得“魚目混珠”——這是必要的。
這五年間我盡幹了些什麼呢？應該簡要地在這裏提一提。因為過去間接、直接我曾聽到過很多“謠言”：有的說我被弄到某個礦山去背煤“勞動改造”並因背煤而死了；有的說我自殺了，有的說我被殺了，有的說我被關進監獄了……等等。這些謠言底產生，有的是出於暗藏敵人們惡意污蔑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有的是對於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底本質還認識不清所致。礦山我確是住過一時期，卻並沒背煤，而是在作工會工作。
一九四八年底瀋陽解放前，在哈爾濱由我所主持的魯迅文化出版社就交給了公家(原來就是公家的資本)，《文化報》也作了結束。瀋陽解放後，我就隨同中共東北局到了瀋陽，而後去鞍山作了一次旅行。一九四九年春(大約三月間)中共東北局宣傳部劉芝明副部長在《東北日報》上發表了他底“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評”，接着東北局對我底“決定”也發表了，同時也發表了其他一些批評我的文字，接着在東北各機關、學校展開了三個月“蕭軍思想討論”的同時，東北局決定我去一處礦山改造和學習(我也是這樣要求的。原來我要求去解放戰爭的前線，未被允許)。我就去到了撫順。在撫順一面做些工會工作——因為這工作可以經常到各礦廠接近工人群眾——同時也幫助那裏建立了一個京劇團，在這劇團裏也做些工作。在撫順工作了約一年半，於一九五一年一月間到了北京。
到北京後，從四月初開始續寫長篇小說《第三代》第八部後半部，結束後，從六月初開始寫一部新小說《五月的礦山》。到一九五二年四月間寫完了它(約二十八萬字)。經過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委的審查，最近(一九五三年五月)已被決定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我和我的家屬在瀋陽都是供給制待遇，我來北京後，寫作中的生活費用，因為中共東北局劉副部長不同意我來北京，而我來了，又不願再回去，這是無組織觀念的“自由行動”，東北局就沒給轉“關係”，當然這裏也就不會“供給”我——這是完全對的。所以我個人的“供給”到北京後就斷絕了。可是我底家屬一直到今天倒還是被供給着的，因為他們是經過批准先到的北京。這期間北京市政府還每月津貼我三百斤小米房費，另外，由於我向周總理的請求，“文聯”曾借給我過三百萬元(舊幣，合現在300元——注)。政府和共產黨在生活上對我這樣破格的照顧，我是衷心感激着的。
《五月的礦山》寫完以後，我着就被決定到市政府文教委員會所屬文物組做研究員，一直工作到今天。這期間市政府對於我生活上的困難也破格地給以解決了很多，因此，我底生活上、工作上、寫作上……是和政府和共產黨底照顧是分不開的，為了使某些人明瞭真相，我覺得有必要應該在這裏寫出來。

當我接到政務院文委要我做“公開檢討”的指示時——它是和批示我的小說《五月的礦山》、《第三代》、京劇腳本《武王伐紂》出版等問題載在一封信裏的——立刻就寫了回信，表明對於“公開檢討”我是完全同意的。但為了使這檢討能夠更深刻、更全面、更具體……對於人民或類似我這樣的文藝工作者們能收到更有教育意義的效果，於中國革命更有好處，曾請示他們給我個檢討的方向、範圍、重點或似“提綱”之類的標準；可能時也請他們派一位同志來具體幫助我，以期把這檢討作得更完美一些。又經文委辦公廳覆信，指示我可根據東北局對我的“決定”精神來檢討，待我檢討文字寫好，呈出後，認為有必要時，也可約我面談等等。
前面說過，對於這指示我是感到很愉快的，因為在自己底政府指示下，在廣大人民面前來檢討自己，這是光榮的，完全必要的。這樣可以使人民認清自己，批判自己，監督自己……使自己不致墮落，不致毀滅；使自己更向上，更進步，此後可以完全按照人民所需要的來進行工作。記得毛主席好像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人既然全心全意為人民了，生命全可以犧牲，還有什麼“面子”等類值得保留呢？羅曼羅蘭在他底《悲多汶傳記》裏也曾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人主要是做到偉大，而不是裝做偉大”。我在這裏引用這些話並非是意味着我來檢討是“偉大”了——這就成了阿Q——而是說，一個人在廣大人民面前應該謙卑，應該虛心，同時更應該勇敢地，對自己毫無憐惜地讓人民來檢查。在人民面前裝腔作勢或玩花頭想法掩藏自己最醜惡的東西，這是對人民的犯罪，對真理的犯罪，也是世界上最可羞恥的懦夫！我個人還不願意做這樣的懦夫，因此把我任何可羞恥的思想全部擺在人民的面前來，決不隱瞞。(我底思想根源將在最後一部分談到。)
一九四八年秋在哈爾濱，當《文化報》和《生活報》論爭將近結束，當時東北局宣傳部是這樣決定的：由我和《生活報》負責者雙方各寫一篇“自我檢討”的文字，刊載在各自的報紙上。我用去了差不多二十天的時間寫成了“檢討”一份(《生活報》是否寫了我不知道)交給了劉芝明副部長，但他認為不滿意，覺得我底檢討“避重就輕”，要我按照他底意圖重寫，我不同意，這檢討就沒發表。接着《文化報》停刊了，我到了瀋陽(《生活報》還在繼續出版)，接着劉芝明副部長在《東北日報》上就發表了他那“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評”(此文後來曾印成各種單行本發行過。在第一次全國文代大會上也分贈過代表們。我看到天津出的一個版本，封面是一幅版畫，一頭牛，兩肩上各插了一把刀子，這可能就是象徵着對我的 “批評”，也看到北京本，封面是一幅清算地主鬥爭圖。)接着東北文藝界也發表了“宣言”，接着東北局也發表了對於我的“決定”以及其他批評文字等(前面已經說過)。
這說明，為了對人民負責，對革命事業負責，即是在哈爾濱我並沒拒絕檢討過。但是要我底檢討一定要按照別人的意圖來進行，我以為這是值得考慮的。

過去我是不能同意《生活報》和劉芝明副部長等把一切問題全提到原則高度，加給我那些“反蘇、反共、反人民”等等的“帽子” 的。這五年間，我既不能承認這些“帽子”，但是我也沒機會發表我底辯解文字，我只有沉默。我沉默地做我應該做的工作，寫我要寫的東西……讓一切冷一冷澄清澄清再說。我是相信歷史和群眾，也相信共產黨和毛主席底英明領導的，凡事總會有個是非分明，水落石出的一天。因此我準備一年不成等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那時候從歷史發展證明，如果我所主張的一些問題是錯了，我會毫無躊躇地承認自己應該承認的錯誤，甚至也可承擔人民給予我應得的懲罰，決無怨尤；如果錯誤——或者某一部分是錯了的——屬於別人，那是別人對革命，對人民負責的問題，我無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