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2：中國60年民生記錄（簡體書）

《甲子2:中國60年民生記錄》內容簡介：60年一個甲子，60年一個輪迴的干支計時是中國特有的計時系統。本書用乾支紀年的方式記錄了歷史上一個完整的甲子年，講述了不同年代裡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故事和事件。本書以央視紀錄片《甲子》為基礎，以碎片化的記憶，講述了每12年同一個屬相紀年下的社會歷史。書中收集了大量報紙、紀錄片、個人日記、回憶錄等原始素材，真實再現並還原了近60年的人物、場景和社會環境。涉及中國外交、政治、政策、法律、生活、文化、民生等各個方面，向讀者展現了一幅不同歷史時期的全景圖。
本書是這一系列的第二部分，收錄卯年記憶、辰年記憶、申年記憶。
卯年記憶
1951年辛卯年
1963年癸卯年
1975年乙卯年
1987年丁卯年
1999年己卯年

辰年記憶
1952年壬辰年
1964年甲辰年
1976年丙辰年
1988年戊辰年
2000年庚辰年

申年記憶
1944年甲申年
1956年丙申年
1968年戊申年
1980年庚申年
1992年壬申年

我們沒有完全失憶

幾天前，在信箱裡看到王安先生髮給我的《公民紀事五十年（1978~2028）》。徹夜撫讀，不禁被它內容之翔實，涉獵之廣泛，角度之客觀所深深震撼。閱讀這些從民間角度記錄的文字讓我立刻置身於當年的空氣之中。王先生是一位學人，他的專欄文章曾經讓我折服於“中國大陸財經評論第一健筆”的風采，而《公民紀事五十年（1978~2028）》更讓我由衷地敬仰他“雙馨的德藝”（老六語）。
此次王先生賜讀的是第十四編2003年部分，這一年幾乎可以用非典取代它的名稱。讓我印象深刻異常的原因之一便是在這年非典最猖獗的時候，我們開始了系列片《甲子》的策劃和製作。當時由於外出拍片受到了限製而欄目又必須正常運轉的緣故，我們開始把目光投向過去被我們稱作“資料”的老紀錄片上。因為2004年是農曆的甲申年，我們的第一個系列就叫“申年記憶”，選擇從1944年開始的5個猴年（分別是1944年、1956年、1968年、1980年、1992年）進行回述，開始了“甲子盤點”的序幕。
起初的想法很簡單，即在盡可能多佔有素材的前提下，對舊影像進行重新整合，用中國人的傳統紀年方式梳理中國60年以來的影像遺存。然而在製作的時候，舊影片中開始散發出一種讓我們莫名興奮的味道，這種味道是許多文字記錄格式的東西所無法企及的—真實感、現場感。於是我們又給《甲子》取了一個副標題叫“六十年中國社會生活圖景”，想盡可能從民間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角度來展現中國的世俗變遷。我們嘗試採用當年的平面媒體，包括報紙、雜誌、畫冊和書籍的內容，使節目的敘事能力大大增強。為了使原本單一的事件有了立體的關照，我們努力找到當事人的回憶文字，私人記錄被大量使用。這樣一來，原本宏大的、嘈雜的、易逝的影像便有了細微的、個人化的視角。
這個想法和王安先生不謀而合。與王先生不同的是，一方面我們做得要淺顯平白得多，另一方面我們的製作難度也大一些。其中，最主要的困難來自於影像資料的匱乏。
有人說過，中國人缺乏用影像記錄自己的習慣。20世紀30年代之前，中國的電影業已經起步，但當時的社會景象的記錄更多是出自於外國人之手，如西方記者、傳教士、國外的攝影隊等。我們今天能看到的辛亥革命、袁世凱復辟、黃埔軍校、“五四”運動、“四一二”政變等影像大都是他們留下的。中國當時的影業公司也拍攝了一些紀實影像，但現在的命運大多是“存目”，這給我們在敘事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另一方面，國人有為尊者諱的傳統，攝影機焦距在一些敏感的事件面前往往變得模糊異常，以至於我們在端詳這些事件的時候出現了諸多的“馬賽克”：歷史鏈條在影像中斷裂了。比如說1994年。這一年有兩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是被載入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的：一個是千島湖事件，另一個是克拉瑪依大火。在蒐集素材的時候，關於這兩個事件我們幾乎找不到一分鐘的活動影像，最後只得用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的播音員口播搪塞了之。當年拍攝到的那些錄像在哪裡呢？或許在公安局？天知道！
如果你做過文獻片，一定對我的痛苦感同身受。每次說到“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我們都只能用蘇聯人1950年組織拍攝的藝術片；每次說到“文革”的經濟困難，我們還得把被自己批判過的安東尼奧尼的《中國》搬出來；每次說到“三年自然災害”，我們都無從尋找畫面支持，只好用荒蕪的田園、龜裂的土地、30年代的難民鏡頭來替代……
比重大事件發生時“攝影機缺位”更恐怖的，是對記錄成品的人為毀壞。這裡我可以講一個故事。
1997年，因為文獻紀錄片《劉少奇》，我頻繁出沒於中央電視台膠片庫（20世紀60年代中央電視台的節目大部分是用膠片製作的）蒐集“文革”初期素材。膠片庫位於廣播劇場旁邊，一進門擺放著十幾個麻袋。一次閒來無事和資料工人聊天，便問起那些麻袋裡裝的是什麼。師傅說：“那是咱們台（19）65年到（19）68年的新聞素材。想看看是什麼嗎？”我便跟著他隨意地打開了其中的一個口袋，翻出一條膠片：“看看，這是批鬥相聲演員×××，看見沒有，他旁邊的×××脖子上掛的都是破鞋……”他又扯出了一條，是批鬥央視老台長孟啟予的群眾大會。從那些連續的畫格上，能夠看到孟被一個人一掌摑到了台下。“知道打人的是誰嗎？”師傅問我，然後他得意地說出了一個我很敬重的老攝影師的名字……
膠片散亂地纏繞在一起，顯然已經被處理過，無法挽救。我忍不住問：“為什麼要把這些膠片毀掉呢？”師傅說：“這是好幾年前處理的。再說，保存它有什麼意義啊？現在穩定是重中之重嘛，幹嗎還要翻這些陳年舊賬！”顯然，這是得到了上面的指示，否則誰敢把這些膠片連同負片一起銷毀？而發出這個指示的又是誰呢？那天從資料庫出來，我後脊梁一陣發冷，不知怎麼就想起來電影裡國民黨撤退時燒文件的情形。
這是在摧毀我們的記憶啊！
從那以後，我對影像資料的認識和情感都進一步地加深了。所以在《甲子》中，我要求導演在不影響片子整體節奏（畢竟這是個媒體產品）的前提下，盡量做到舊影片內容的最大化，突出原來影片的配音、字幕、音樂、特技等帶有濃重時代徵貌的元素。畢竟畫面負載的信息太豐富了，正所謂百聞不如一見。有個女士讀了《兄弟》，她問我“文革”是像余華寫的那樣嗎？我說是，並語重心長解釋半天，女士還是不敢全信。我想如果她看過1970年工人體育場批鬥遇羅克的紀錄片的話，她就不會再有疑問了。在片中，在一個弱小的、癱軟在地的青年面前，70 000人高舉著拳頭怒吼！直到現在我看到這個畫面仍然抽搐不已，從這個意義上說來，當年那個紀錄片是成功的。
我和同事們是一群影像至上主義信徒，好的資料即使自己不能保存，也都盡可能地做好記錄，知道到哪裡能夠找到它們。歷史可以讀解為一次記憶選擇的過程，記住什麼，遺忘什麼，這背後悄然站立著我們的立場。為了完成這個片子，我們成了國內為數不多的幾個影像資料單位的常客，大家皓首窮經地搜尋每一格畫面，沒有別的意思，只是為了證明，作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我們沒有完全失憶。
王安先生為時代留存檔案記錄，善莫大焉。儘管我們也有用影像為中國志史的願望，但客觀地說目前我們還不能完全做到這一點。《甲子》在外觀上更接近社會生活史，重大歷史事件在其中只是敘述背景，由眾多記憶碎片組成的百姓生活才是它的主體。我曾經打比方說《甲子》就是一本相冊，跟咱們家裡的相冊一樣，有些照片我們很做作，有些照片美化了我們……相片不能展示我們生活的全部，但不管怎樣，捋著這些照片我們能看到自己成長的印記。
2004年年初，《申年記憶》播出後反響出乎意料地良好，接著我們又完成了《酉年記憶》和《戌年記憶》。按照當時的想法，《甲子》共計12部，每年年初推出，最後完成應該是2015年。在電視媒體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這個工程能否最終完成呢？如果你喜歡今年的《戌年記憶》的話，請為它祈禱。

陳曉卿
2006年3月1日

卯年記憶
1951年辛卯年
1963年癸卯年
1975年乙卯年
1987年丁卯年
1999年己卯年

辰年記憶
1952年壬辰年
1964年甲辰年
1976年丙辰年
1988年戊辰年
2000年庚辰年

申年記憶
1944年甲申年
1956年丙申年
1968年戊申年
1980年庚申年
1992年壬申年

1975年2月11日，農曆乙卯年正月初一。
這時，“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仍舊是政府提倡的口號。報章雜誌提倡：在春節期間，不燒紙，不燒香，不請客，不送禮，不大吃大喝，不張貼壞春聯。
《人民日報》報導，江蘇省沭陽縣沭城鎮黨委發動廣大群眾，聯繫階級鬥爭實際，批判壞春聯，編寫新春聯。他們針對某些資本主義傾向，就批判地主資產階級鼓吹的生財之道的壞春聯；針對某些地方出現的封建迷信活動，就批判宣揚孔孟之道的“天命論”的壞春聯；在開展計劃生育宣傳的時候，批判“多福多壽多男子”的壞春聯。
紅光居委會民旺街青年黃建富剛剛結婚，原來準備在門上張貼一副“男女勤勞家業大，夫妻和睦子孫多”的對聯。通過參加街道上的革命大批判，他認識到這是一副壞對聯，它既宣揚了林彪一夥鼓吹的地主資產階級“發家致富”的黑貨，又傳播了浸滿孔孟之道毒汁的“多子多福”的舊思想。於是，他立即把這副壞對聯毀掉，換上了一副“夫妻團結幹革命，男女勤勞爭貢獻”的新對聯。

在地震災區遼寧海城，為了讓受災群眾過好春節，政府特意送去麵粉和豬肉。《人民日報》報導，當災區人民讀到黨中央的慰問電，和中央慰問團一起歡度春節的時候，都感動得流下熱淚，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營口縣官屯公社老貧農寫詩表達自己的心情：“毛主席和俺心連心，痛癢相通感情深。迢迢千里送衣物，千家萬戶暖在心。無限愛戴毛主席，經過抗災倍加親。戰勝地震奪高產，回答主席一片心。
災區許多老貧農，談起地震發生時毛主席、黨中央的深切關懷和各地各條戰線派人前來大力支援抗災這些事來，仍然激動得熱淚盈眶。他們說：如果這場強烈地震發生在舊社會，那災情不知要比現在大多少倍，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可是今天災後的遼南，百里方圓看不見在寒風中瑟抖的孩子，也沒有在廢墟上徬徨的老人，家家戶戶有吃有住，生活穩如泰山。海城縣岔溝公社岔溝大隊一 七十二歲的貧農老媽媽，把地震發生後黨和國家救濟給她的餅乾，特地留下幾塊，用紅紙包了又包，精心地收藏起來，準備作為教育兒孫世世代代沿著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幹革命的傳家寶。
海城大地震在春節前一周發生，震級7.3，震中烈度9度多，波及了6個市、10個縣，卻僅有1300多人死亡，佔全地區人口的0.016%。是世界歷史上首次成功地預報七級以上大震。

春節期間，年畫暢銷。僅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年畫就有四十多種，印數達四千一百多萬張。新聞報導說，這批年畫，反映了各條戰線呈現蓬勃興旺的喜人景象，展示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指引下，社會主義到處在勝利地前進的大好形勢。

年初，兩報一刊元旦社論指出：批林批孔還要抓緊。要把注意力放到學習和批判上來。少數沒有很好批林批孔的單位，應當認真批一下。
單從社論文字上來看，很 難發現與往年有什麼不同，但敏感的外國駐京記者們感到，一個重要會議似乎正在召開。他們發現，許多省市的一把手離開工作崗位來到北京，而北京的各大飯店都已客滿，人民大會堂前排滿了轎車。
半個月後，外國駐京記者才通過公開的新聞報導了解到：中國召開了文革以來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會上，朱德當選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周恩來再次當選國務院總理，鄧小平被任命為副總理。

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常務工作後，領導了以整頓鐵路為突破口、以整頓工交戰線為重點、以黨的整頓為核心的整頓活動，並逐漸發展到農業、軍隊、科學、教育和意識形態領域。鄧小平後來談到：“說到改革，其實在1974年到1975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復生產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

春節時，在哈爾濱，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李振盛的家裡沒來暖氣，他趁著飯菜還熱，支好機器，自拍了這張照片。
這一年，李振盛沒有回山東老家過年。往年他基本上年年回家，並且都會拍下照片。
上一年春節，李振盛夫婦帶著兩歲的女兒笑冰回山東老家過年，返程時順路到濟南游覽，這是在大明湖畔的留影。兒子李笑寒穿著兒童軍裝，肩上挎著印有“忠”字的紅色塑料小書包，儘管他還不認字，書包裡也裝了一本毛主席著作。
7年前的春節，李振盛新婚後頭一次回山東老家探親，他們從哈爾濱乘坐硬座火車到大連，再換乘最便宜的五等統艙船到煙台，第二天坐長途汽車回到榮成縣老家。李振盛的母親第一次見到兒媳婦，非常高興。婆媳倆坐在炕頭上，合影留念。
從李振盛拍攝的這些照片裡，能夠清楚地看到時代的印 。在這張他母親抱著孫子的照片中，背景裡的牆壁上貼滿了帶有“領袖形象”的年畫。

這一年的5月，李振盛拍下了這張劇照。當時，黑龍江阿城縣組織五萬農民在山坡上觀看中央芭蕾舞團下鄉演出樣板戲。為了拍攝這張照片，李振盛衝到舞台中央，破壞了演出，差點受到處分。
李振盛畢業於長春電影學院。當時，法國紀實攝影大師布勒松正作為反面教材被師生批判。李振盛表面上與其他學生一起在批判，暗自卻努力學習布勒鬆的攝影實踐，其攝影理論“決定性瞬間”也影響了李振盛的攝影生涯。40年後，李振盛在法國見到了這位“導師”，並成為極少數有幸與其合影的攝影人之一。當李振盛向布勒松展示自己43年前的“批評材料”時，布勒松大笑了起來。

春天，在廈門，鑄石廠統計員龔舒婷來到編輯黃碧沛家裡，和師友們一起交流寫詩的心得。
初 二年級時，在席捲全國的政治運動中，龔舒婷始終置身其外，躲在家裡看雨果、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等人的作品。1969年，她把普希金的詩集打進行裝，到閩西太拔公社插隊落戶。在那裡，她開始寫日記，抄各種中外著名詩人的作品，並把寫信當作生活的最大享受，她順手寫下的幾首詩還在知青中流傳開來。
20歲那年，龔舒婷因為是獨生子女，得以被照顧回城。待業期間，她在建築公司做臨時工，幹過爐前工、泥瓦匠，宣傳、統計、講解員。但她一直沒有放棄寫詩。這一年的2月，她在詩中寫道：
朋友，是春天了
驅散憂愁，揩去淚水
向著太陽微笑
等著吧
一旦驚雷起
烏雲便倉皇而逃
那是最美最好的夢呵
也許在一夜間輝煌地來到

年初，在英國，教育大臣瑪格麗特•撒切爾在保守黨選舉中以130票對119票擊敗了前保守黨 袖愛德華•希思，成為英國第一位出任黨魁的女性。蘇聯塔斯社稱她為“鐵女人”。因為她從來不肯曲意奉承，討好別人，相反，卻常常做出了一些“違反民意”的事。1970年，她在擔任教育大臣時，曾下令停止在中小學發放牛奶。
1973年石油危機後，英國經濟發展停滯。人們希望，有望當選下一任首相的撒切爾夫人能夠帶領英國走出泥潭。
這一年，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冷戰局面仍在延續。但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兩國在太空領域開始合作。夏天，美國和蘇聯兩國的宇宙飛船，在太空軌道成功實現被喻為“太空握手”的對接。對接艙的艙門打開後，蘇聯聯盟19號飛船的宇航員列昂諾夫和美國阿波羅18號的宇航員斯坦福德熱烈握手，列昂諾夫用英語對斯坦福德說：“很高興見到你。”全世界的電視觀眾觀看了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現場直播。
在非洲，關閉八年之久的蘇伊士運河重新開放。蘇伊士運河因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第三次中東戰爭而關閉。再次通航，也是美蘇兩個大國角力的結果。在美國斡旋下，上一年，埃以之間達成兩項和平協議，與此同時，埃蘇關係惡化，蘇聯停止了對埃及的軍事援助，取消了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對開羅的訪問。

3月，在贛南農村下鄉的上海知青陳丹青隻身來到南京。他想試著報考南京藝術學院。
他打開自己破舊的畫夾給老師看，裡面裝滿了油畫肖像和速寫。老師稱讚了他的畫作，但卻對錄取無能為力，此時的大學招生還是取決於基層推薦。
1973年春天，陳丹青把自己畫的一套連環畫，以及為小說《閃閃的紅星》作的幾幅插圖，投寄給江西人民出版社。不料，出版社很快回信通知他，可以藉調他到出版社的連環畫學習班作畫。陳丹青後來回憶說，簡短的一張通知，他看了無數遍。
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裡，他為出版社畫了兩本連環畫和一套小說插圖。最初，報酬是每月二十元，後來增加到每月二十四元。可是，好景不長，第二年春天，陳丹青就被出版社辭退,原因是他的出身問題。
1974年，政策允許知青可以到離家較近的地方下鄉。陳丹青來到蘇北,他終於可以在一個大隊企業辦的骨灰盒廠畫畫。他的工作就是在骨灰盒空白處畫青松、白鶴、落日、蘭花。從1975年到1976年一整年內，他大概畫了600多個骨灰盒。但沒有工資，只記工分。
3年後，陳丹青以同等學力考入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研究生班。他兩度進藏，創作了油畫《西藏組畫》，成為著名畫家。
後來，陳丹青在文章中寫道：在動蕩的生活中，我只有一件事自己規劃，並且從沒動搖過--我一定要畫畫，我喜歡油畫……支撐我們、磨練我們、幫我們渡過那個難關、不被歷史淘汰、能夠慶幸地當了我們想當的人，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學會面對挫折、面對磨難。”

這一年，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攝製的新聞簡報《農民泥塑》，展示了湖北省黃陂縣農民開展群眾性泥塑創作的情景。1973年冬,在下放的專業美術工作者的輔導下,黃陂縣枹桐公社開始出現農民泥塑活動。縣委總結推廣了枹桐公社的經驗,使農民泥塑活動迅速在全縣普及開來。
泥塑作品大多是講農民的家史、翻身史。新聞報導說，當泥塑擔子挑到村頭田邊巡迴展出時，有的農民感動得淚流滿面，有的老農看到泥塑的地主形象，忍不住用手中的拐杖，氣憤地去敲打這些壞人。
影院裡，由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彩色故事片《創業》開始上映。影片以六十年代石油會戰為背景，以鐵人王進喜的事蹟為原型，再現了石油工人排除錯誤路線和錯誤思想的干擾，獨立自主開發大油田的英雄業績。人民日報評論說，影片《創業》的攝製，是把革命樣板戲創作原則 和創作經驗運用於電影藝術創作的新成果。
當時的新聞介紹，《創業》這部影片是專業作者、業餘作者和工人群眾進行三結合創作的產物。《創業》的編劇、導演等主要創作人員都長時間地深入生活，親身感受到石油工人奮發圖強的革命精神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他們和業餘作者、石油工人一起，組成創作班子，集體討論研究。劇本初稿完成後，又拿到群眾中去徵求意見。曾參加過六十年代石油會戰的工人組成了顧問團，對影片提出許多好建議。由群眾推選出來的八名大慶工人在攝製組裡既當群眾演員，又做技術指導，發揮了積極作用。
幾個月後，《創業》突然被認為“在政治上、藝術上都有嚴重問題”。但毛澤東於7月25日在長春電影製片廠廠長張天民的來信上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毛澤東作批示後，鄧小平立即組織傳達。7月和8月，鄧小平親自批准解放了被“四人幫”定為“毒草”的一大批文藝作品。隨後，許多電影、戲劇得以公演，新創作的文藝作品也紛紛出現，文藝舞台被八個樣板戲獨占的局面被打破。
在南京，劇作家陳白塵得知這個消息後。在日記中寫道，得知主席對電影《創業》有批示，一天雲霧，至此盡除。但此等事情竟然要主席親自批示才能解決，主席也太辛苦了。
陳白塵青年時代在上海求學。1930年參加左翼戲劇家聯盟，從事戲劇活動，曾參加南國、摩登等劇社。文革開始後，陳白塵從北京中國作家協會下放到江蘇省文聯。1969年，他下放到湖北咸寧幹校，分配的工作是放鴨子。後來，陳白塵回憶當時的生活時說：“三年半的干校生活中，是誰和我相處最久而又感情最深？如果朋友不見怪，我會回答：是鴨子。”
一天，在文聯的學習會上，支部派人來登記樣板戲的電影票，而且要求，黨團員和文藝骨幹要作為政治任務帶頭去看。但片子都是看過多遍的，除一兩人外，無人問津。陳白塵在日記中寫道：聞居民也是如此，不能不嘆息了。但這樣做的結果，各個單位到時都可以向上匯報說：“場場客滿!”於是領導大悅，便自我陶醉矣。

3月1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北京舉行第二次會議，決定對全部在押戰犯予以特赦釋放，給予公民權。
特赦戰犯始於1959年。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黨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了特赦戰犯的建議，建議很快得到響應。1959年9月17號，國家主席劉少奇發布了《中國人民共和國主席特赦令》，第一批改造好的戰犯走出監獄。
後來，中央決定每年特赦一批戰犯。但“文革”爆發後，特赦工作陷於停頓狀態。

在這一批特赦戰犯中，原國民黨第 十二兵團司令黃維是軍銜最高、名氣最大的一位。
黃維被俘後，先後在北京功德林監獄和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當時，所有國民黨戰犯在學習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後，都會寫讀書筆記，並結合自己的罪行當眾作思想報告。杜聿明就曾寫了萬餘字的讀書筆記，作了兩個多小時的報告，並且要求把自己的讀書筆記寄給蔣介石。而黃維不但不寫筆記，別人作報告時他也一言不發。他說自己“無罪可悔”，唯一慚愧的是十幾萬大軍在自己的領導下潰敗了。
雖然黃維一度拒絕改造，政府還是對他很寬容。初到功德林監獄時，黃維身患五種結核，監獄全力以赴給他治病，請了北京著名的醫學專家前來會診。這件事甚至驚動了總理周恩來。因為治病需要特效藥鏈黴素，這種藥當時還不能國產，周恩來批示，可從香港購買此藥，可以動用外匯。
在27年的改造 間，黃維的餐桌上每天都會有500克牛奶、兩個雞蛋和300克肉。戰犯管理所每天保證供應，3年困難期間都沒有斷過肉食。黃維被特赦後了解到，60年代初肉類供應緊張，管理所還曾專門派戰士去內蒙古打黃羊給他們吃。

清明節這一天，蔣介石因心髒病突發，在台北市郊草山官邸病逝，時年88歲。
蔣介石死後2小時，台灣“新聞局”發佈公報，宣布從4月6日起為“國喪”期，歷時一個月。《人民日報》發表消息說：蔣介石死後，有著愛國光榮傳統的台灣省人民，必將進一步為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統一而展開鬥爭。
台灣曾經的外交盟友美國，對蔣介石的去世反應冷淡。美國政府原定派農業部長前去弔喪，後經台灣當局強烈要求，才改派副總統洛克菲勒前往。福特總統對蔣介石病逝只作了禮節性的聲明。

在北京，特赦釋放人員被安排集體參觀社會主義建設成 就。許多人員在這時已經安排工作，黃維在全國政協任文史專員，享受政協委員待遇，每月工資200元。
黃維對工廠和學校裡的機械、電子設備十分感興趣。在接受改造期間，黃維曾用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無需燃料做動力的“永動機”發明工作上。他認為，搞科學研究要比做空洞的反省更實際一些。
戰犯管理所對黃維的發明工作給予大力支持，讓管理所電機廠的4名技術人員和學理科出身的幾名戰犯成立“科研小組”，幫助黃維研製“永動機”。“永動機”都是按照黃維的設計圖紙進行製作，有些技術性要求較高的配件，則委託外面的機械廠加工。為支持他的設計，管理所投入了不少經費。
一個月後，“永動機”樣機終於製作完成。試驗那天，管理所全體工作人員和全體戰犯圍在“永動機”周圍。設計者黃維開始試驗，但他的“永動機”只轉動幾圈便停了下來。
黃維十分失望，但沒有就此灰心。特赦釋放後，儘管社會活動繁忙，但他仍沒有放棄“永動機”研究。周恩來得知後，曾專門讓他把“永動機”的模型拿過去。大科學家錢偉長等當面給他講解、分析，說他的研究兜了彎子，仍然是一般意義的“永動機”。但他不能接受，堅信自己從事的研究是一項新技術，新發明。後來，黃維因年邁無精力搞科研，便將研製“永動機”的項目交給在江西機械廠當工程師的兒子，繼續他未完成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