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簡體書）

福山以觀察入微的筆觸，逐一分析了美、法、德、意、日韓以及華人文化傳統及其經濟活動特色，詳盡而細密地考察了社會信任度在各國經濟生活上的角色，讀者可以從中清楚地瞭解文化對經濟發展的真正重要性。經濟行為是社會生活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它由各種習俗、規則、道德義務以及其他各種習慣連綴在一起，塑造著社會。本書將會證明，一個國家的繁盛和競爭力是由某一普遍性的文化特徵所決定的，即社會本身所固有的信任程度。對於想瞭解經濟而又能體會經濟乃是大社會文化之一環的人來說，這本書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經濟學研究方向。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日裔美籍學者，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美國斯坦福大學弗裡曼•斯伯格裡國際問題研究所奧利弗•諾梅裡尼高級研究員，此前曾任教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尼茲高等國際研究院、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企劃局副局長、蘭德公司研究員。著有《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大斷裂》、《國家構建》等。現居加利福尼亞。
譯者：郭華，牛津大學教育學碩士，倫敦大學教育研究院社會學博士。現旅居英國。在國內外媒體發表過一系列關於英國文化和教育的專欄文章，另譯有福山作品《國家構建》。

★梁文道、劉瑜、熊培雲、許知遠連袂主編——“理想國譯叢”（MIRROR）系列之一（016）——保持開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豐富性與複雜性。本書有郭于華專文導讀“福山的慧眼：社會資本的積累與自發社會的力量”。
★《信任》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由於經濟立於社會生活中，若要理解經濟，則必須要瞭解現代社會如何進行自我組織這一更為宏觀的問題，一國的文化傳統和社會資本歸根結底對經濟繁榮的創造有著深刻的影響。這本書不是一本“競爭力”流派的指導書，這類書往往意在解釋如何創建成功的經濟體，或美國人應該如何模仿日本或德國。《信任》旨在講述一個經濟生活如何反映、塑造和支撐現代生活本身的故事。
★福山在本書中把焦點集中在信任度存在與否所造成的結果上，使讀者對於社會資本有了嶄新而精確的認識；這本書問世之後，我們再也不可能忽略文化的前提而單獨分析經濟成長的議題。想要瞭解國家財富真正來源的人，《信任》一書是不可或缺的讀物。——威廉•蓋爾斯敦（William A. Galston，美國馬里蘭大學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導　讀　福山的慧眼：
社會資本的積累與自發社會的力量/郭于華
序　言
第一部分　信任之理念
第1章　歷史終結處的人類處境
第2章　“百分之二十”解決方案
第3章　規模與信任
第4章　善與惡的語言
第5章　社會美德
第6章　世界各地的結社之道
第二部分　低信任社會與家庭價值觀的悖論
第7章　通往社會性的坦途和彎路
第8章　一盤散沙
第9章　“布登勃洛克”現象
第10章　義大利的儒家主義
第11章　法國：面對面
第12章　韓國：骨子裡的中國式企業
第三部分　高信任社會與延續社會性的挑戰
第13章　無摩擦經濟
第14章　堅如磐石
第15章　兒子與陌生人
第16章　終身雇用制
第17章　財團
第18章　德國巨人
第19章　韋伯與泰勒
第20章　團隊中的信任
第21章　局內人與局外人
第22章　高信任的工廠
第四部分　美國社會與信任危機
第23章　“鷹隼不群”—果真？
第24章　循道合群
第25章　美國的黑人和亞裔人
第26章　正在消失的中間層
第五部分　豐富信任
第27章　後起之秀
第28章　重返規模
第29章　奇跡迭出
第30章　社會工程終結之後
第31章　經濟生活的精神化
注 釋
參考文獻
索 引

第1章　歷史終結處的人類處境
當我們邁向21世紀時，政治經濟體制的極大趨同已然在世界範圍內發生。20世紀初，各國因為意識形態的鴻溝而對立。為了爭奪政治範疇的至上地位，君主制、法西斯、自由民主以及共產主義展開了激烈競爭，而不同的國家亦選擇了截然不同的經濟走向：保護主義、社團主義、自由市場、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一而足。今天，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已經或準備採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其中很大一部分也同時轉向市場導向的經濟，並融入資本主義的全球性分工。
我在其他地方也提到過，這一走向構成了“歷史的終結”，這裡的歷史指的是馬克思—黑格爾意義上大寫的歷史，即人類社會向著同一最終目標演進的宏大趨勢。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這一趨勢以一種一以貫之的方式塑造著各國經濟體，並將它們連綴在巨大的全球經濟中。與此同時，現代生活變得愈發複雜，包裹著越來越密集的資訊，而這一切都使得中央計劃經濟愈發困難。反之，技術驅動下的資本主義創造出空前繁榮，進而孵化出宣導普世與平等權利的自由主義，而為爭取人類尊嚴的“尋求承認的鬥爭”也達到頂峰。儘管許多國家在創建民主與自由市場體制的過程中遭遇困難，其他一些國家，尤其是前社會主義國家，又紛紛後退到法西斯主義或無政府狀態，但這些國家只能借鑒世界發達國家的民主資本主義制度，以作為它們的政治經濟組織模式。除此以外，別無選擇。
雖然各國體制都趨向民主資本主義這一模式，但這並不意味著社會將不再面臨各種挑戰。在這個特定的體制構架中，有些社會富裕，有些則陷於貧困，民眾對於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滿意度也有高有低。儘管如此，歷史終結處人類制度的萬法歸一讓我們可以斷定，在後工業社會，通過野心勃勃的社會工程實現更進一步的改善是不可能的了。我們不再寄希望於通過宏大的社會工程來創造出一個“偉大的社會”。例如，克林頓政府在1994年推行醫療改革時舉步維艱，政府希望規模化管理民眾經濟生活的這一重要環節，而美國民眾對於這一做法的可行性持懷疑態度。在歐洲，已經沒有人會認為通過擴大社會福利可以解決高失業率或移民等當代社會的重大問題。相反，即便社會發展方案涉及福利問題，也是通過削減福利來提高歐洲工業的國際競爭力。雖然在大蕭條之後，凱恩斯主義的赤字消費在民主工業國家大行其道，現如今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從長遠來看，這一理論是漏洞百出、不攻自破的。目前，“不添亂”（do no harm）成為大多數政府在宏觀經濟政策上的最高目標，這一目標的實現方式包括確保穩定的貨幣流通以及控制龐大的財政赤字。
今天，幾乎所有嚴肅的觀察家都不再寄望於社會工程，他們都堅信自由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樣化的公民社會。“公民社會”是一個繁雜的中間體制，它融合了各色商業、自發結社、教育機構、俱樂部、工會、媒體、慈善機構以及教會等等，並構建在家庭這一基礎結構之上。之所以說家庭是基礎結構，是因為人們通常通過家庭來完成社會化，以融入他們所在的文化，習得在更廣大的社會中生存所必需的技能，而社會的價值和知識也通過家庭得以在一代又一代人中間傳承。
我們無法像政府組建中央銀行或者軍隊那樣，通過立法手段來打造堅固穩定的家庭結構和持久不衰的社會體制。一個蓬勃發展的公民社會根植於民眾的習慣、習俗和道德品行。而這些特徵只能通過有意識的政治行動來間接改變，抑或是通過提高文化意識和對文化的尊重來滋養。
文化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並且超越了特定的民族界限，延伸到了全球經濟和國際秩序的領域。冷戰結束後，世界人民反而越來越能感受到到各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這的確是對體制趨同化的一種諷刺。例如，在過去十年中，美國愈發感覺到，作為之前冷戰時期自由世界一員的日本，因其不同於美國的自身文化習俗，踐行了不一樣的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這些文化差異不時引發摩擦，尤其是當日本商業網絡中的成員，所謂的“經連會”，選擇在成員之間相互做生意，而不選擇能夠提供廉價優質的海外公司的時候。對於他們而言，美國文化的一些特徵讓亞洲人很不安，例如好打官司，又如美國人隨時把個人利益淩駕於群體利益之上的姿態。亞洲人愈發推崇自己文化遺產某些方面的優越性，例如服從上級、重視教育以及家庭價值等對於社會活力的重要性。
文化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愈發凸顯，因此撒母耳亨廷頓認為，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文明衝突”的時代。與冷戰時期不同，在這樣的時代，人與人之間最顯著的區別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於是，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體制之間衝突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衝突可能會發生在世界的主要文化群體之間，例如西方文化、伊斯蘭文化、儒家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等等。
亨廷頓認為，文化間的差異會愈發棘手，所有的社會都不得不對文化多加關注，因為它們不再僅僅面對內部矛盾，更要面對整個外在世界。這些觀點顯然正確無誤，不過當亨廷頓說文化差異必然導致衝突，則就不那麼有說服力了。恰恰相反，文化之間互動所產生的競爭對立常常孕育創造性的改變，這樣跨文化啟迪的例子不勝枚舉。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佩里率領“黑色艦隊”登陸日本，於是日本和西方文化有了正面交鋒，而正是這一交鋒，為明治維新和日本後來的工業化鋪平了道路。近如，在過去幾十年中，像精益化生產之類的技術從日本引入美國，取消生產過程中的緩衝措施，加快了生產車間的回饋速度，美國的工業發展因此受益。無論文化的交鋒會導致衝突、適應還是進步，我們都應該對文化的獨特性和功能性有更深入的瞭解，因為國際競爭、政治以及經濟領域的關鍵問題，都愈發與文化問題掛鉤。
作為現代生活最為重要的一環，經濟領域可以說是承受了文化對於國內安康和國際秩序最為直接的影響。雖然經濟行為與社會政治生活不可避免地聯繫在一起，但當代經濟論述衍生出一個錯誤的認識傾向，認為經濟作為生活的一部分，有其專屬的規則，因而和社會的其他部分區隔開來。倘若如上所說，那麼所謂經濟，不過是一群人聚在一起，企圖滿足自己的私欲和需求，之後便又紛紛回到各自“真正”的社會生活當中去。然而在任何現代社會中，經濟是人類社會交往最為基本最為多元的場域。任何一種經濟行為，從開乾洗店到生產大型積體電路，無一不涉及人與人的社會合作。即便人們到某一機構中工作是為了滿足個人需求，工作場所也不免把人們從私生活中牽引出來，讓他們與更為廣闊的社交世界產生聯繫。這樣的聯繫並不只是獲取薪水的手段，而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人固然有私欲，人性另一部分則渴望成為更廣大的共同體的一員。當沒有規範和規則來連綴個體的時候，人類會感到強烈的不安，也就是社會學家埃米爾塗爾幹所謂的“失範”（anomie），而現代社會的工作場合則緩解或消除這樣的不安。
我們在工作場合與他人產生相互聯繫，並從中獲得滿足。這樣的滿足感源於人類尋求承認的基本渴望。我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中指出，每個人類個體都尋求他人承認自己的尊嚴（例如，對他/她的價值進行恰當評估）。的確，這一驅動力是如此之根深蒂固，如此之不可或缺，以至於成為整個人類歷史進程的引擎。在早先時代，這種尋求承認的欲望主要體現在軍事戰場上，王侯貴胄為爭權奪位而展開血腥的廝殺。在現代社會，尋求承認的鬥爭從軍事轉向經濟領域，因此產生的良性社會效應是創造而非摧毀財富。超越物質層面，經濟行為往往是為爭取承認，而非僅僅為滿足物質需要。[6]正如亞當斯密所說，物質需要無外乎若干種，且容易滿足。工作和金錢作為身份、地位以及尊嚴的基礎要重要得多，這一點對於媒體帝國的締造者抑或是新晉升的工頭都有同樣的意義。這樣的承認是無法通過個體獲得，它必須要置於一個社會環境之中。
由此可見，經濟行為是社會生活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它由各種習俗、規則、道德義務以及其他各種習慣連綴在一起，塑造著社會。本書將會證明，一個國家的繁盛和競爭力是由某一普遍性的文化特徵所決定的，即社會本身所固有的信任程度。這是我們從經濟生活的考察中所獲得的寶貴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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