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崎市定中國史（簡體書）

★ 京都學派史學泰斗、“漢學諾貝爾獎”儒蓮獎獲得者 宮崎市定代表作

★ 岩波書店經典通識讀本，司馬遼太郎、松本清張最愛，暢銷日本數十年

★ 80年代即翻譯到臺灣、韓國，學界矚目多年，簡體版全新譯本首度引進

★ 文風平易，敘述宏大，講談社中國史的基石與指導，結晶之作，一部足矣

宮崎市定畢生致力於中國史的研究與教學，在眾多領域都有創見，是日本中國史研究的領軍人物。本書是他積四十年研究與教學經驗、面向普通讀者的結晶之作，以世界史眼光和社會經濟史視角為特色，擁有平易的文風和明快的思維，能把精緻的實證研究與大氣恢弘的通史敘述緊密結合，集中體現了他的研究成果和特色。

精湛深厚的京都東洋史學風、與國內學界形成鮮明對照的思路與視角；對於書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幾乎都曾做過專門的研究；將中國置於世界史的進程之中，以“景氣史觀”闡述盛衰興亡；幾乎從不引經據典，論述全憑記憶力與洞察力；三百餘個小標題和平均八百字的篇幅，形成獨立又貫通的易讀結構；愉快而酣暢的敘述，只為喚起普通讀者的興趣。這一切使這部中國通史具有了深厚的學派底蘊、強烈的個人風格、全新的啟發性和極佳的可讀性。

《宮崎市定中國史》是京都學派史學泰斗、“漢學諾貝爾獎”儒蓮獎獲得者宮崎市定代表作；是岩波書店經典通識讀本，司馬遼太郎、松本清張 ，暢銷日本數十年；本書80年代即翻譯到臺灣、韓國，學界矚目多年，簡體版全新譯本首度引進。書中文風平易，敘述宏大，講談社中國史的基石與指導，結晶之作，一部足矣。

作者：宮崎市定，譯者：焦堃

宮崎市定（1901—1995），日本歷史學家、漢學家，京都學派史學集大成者。1922年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學習，師從內藤湖南、桑原騭藏等人專攻東洋史，1936年赴法留學。1944年任京大教授，先後任巴黎大學、哈佛大學、漢堡大學等客座教授。曾榮獲有“漢學諾貝 爾獎”之稱的儒蓮獎、日本學士院獎和文化功勞者獎章。在日本和國際漢學界，他的著述被廣為閱讀和引用，司馬遼太郎、松本清張等都是他的書迷。代表作有《中國史》《科舉》《九品官人法研究》《亞洲史概說》等。

焦堃，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講師，曾在京都大學主修東洋史，獲文學博士學位。瞿柘如，京都大學東洋史博士後期課程在讀。

宮崎市定以及京都學派的中國史觀確實應當重新認識，《中國史》也寫得有特色。作為傑出的亞洲史學者，宮崎市定的視野常常超越中國，而涵蓋了整個“東洋”即亞洲。

——復旦大學 葛兆光

宮崎市定先生是國外學界中為數不多的對於中國歷史文化具有通識的學者，而且其通識是以實證為根基，以亞洲和西洋為參照的，《中國史》一書即是範例。

——北京大學 劉俊文

僅就學術而不是文化意義而言，如果拿宮崎市定比，人家的成就可能就比陳寅恪高。

——薩福克大學 薛湧

序言

大正十四（1925）年，我自京都大學東洋史專業畢業後，先後執教於京都府立一中、第六高中、第三高中，之後回到京都大學，直到退休，前後凡四十年，講授中國史概說課程不下幾十回。這十來年間，因不帶學生，所以亦不復授課。這次，岩波書店約我撰寫《中國史》，欲收入“岩波全書”，我便將這本書的讀者當作我的學生，執筆時仿佛給久違的學生授課。但面對讀者，絲毫沒有覺得自己有什麼了不起。

最開始，我的講授當然是現學現賣前輩諸賢的高論。不過，也要努力沿著過去研究積累山脈的最高山脊走下去。雖然如此，我還是時常遇到未敢苟同之處或疑點，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只有自己進行個別的研究，別無他法。這是我最後得出的結論。這意味著概說研究並非單純的整理工作，而是一種可稱為基本研究的事實發現。

我大學畢業前後，研究室聚集著博學無比的大學者。他們學問的深度與廣度是我難以估測的，對我而言那是偉大的未知數。我的初期論文就是專為呈請這些先生過目的。我不揣淺陋，一心努力向學，同時也潛藏著探求偉大未知數之數值的願望。結果卻發現未知數是全然的未知數，因為我連目標都未能設定。幸運的是，老師們以其未知數之偉大，給予我巨大的包容。

儘管我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著，但方程式還沒解完，老師們就已相繼辭世。在我身邊再也沒有像未知數那樣的大家了，我的研究發表與研究方法也必須相應一點點改變。我也覺得，必須以用將來的未知數取代過去的未知數，作為我面對的方向。

拙作亦是如此，但我最近發表的東西，並非呈給當世出色的學者大家的。天性使然，我並不對這些已知數感興趣。我想給年青的一代講解學問，一心向學的年輕人本身也是難以估量的未知數，這一點引起了我的興趣。

與此同時，對這些全新的未知數，我不能不深感責任重大。我重複講解的長篇大論仍沒有令未知數滿足，但以甜言蜜語慣著未知數，更是必須避免的吧。若借著什麼理論推薦半吊子的歷史學，恐怕會招致貽害未知數的結果。不能對潛藏著偉大生長可能的未知數有所啟發，豈非幫著培育矮小、萎縮的盆栽？這些擔心之前我也屢屢論及，但為了戒己戒人，即便重複多遍也不嫌太多。

宮崎市定

1977 年6 月

結語

在本書開篇，我就提出了“何謂歷史”的課題。對此的回答，倘若重複千萬言，也僅是空虛的抽象語詞，那麼就不能說是歷史學家的答案。因為如果不能將這樣的問題具體說明，就不符合歷史學的宗旨。因此，我試圖將中國史當成這樣的問題，以闡述我的看法。對歷史學家而言，就算是歷史概說，也應當同時是歷史哲學。

我撰寫這本書時，對於已有的概論書和類似書籍，不論是別人寫的，還是自己的，都盡可能不看。以我的自身經驗可知，特別是教科書之類，一看之下，在自己書裡就會不知不覺產生那也想寫、這也想寫的欲望，內容自然就多了，作者自己的思考也被隱於其後。因此我盡可能只依賴我的記憶，選擇寫入此書的題材。如果有我記憶中完全忘去的事實，那麼我也有自信判斷，那是只有遺忘價值的事實。

話雖如此，為了確認我的記憶，還是利用了諸多種類的圖書。有必要的話，還會檢索《二十四史》。這時痛感到的是，自己曾經閱讀並做過標記的部分，幾乎完全從我記憶中消失了。除我之外沒有誰碰過的書，卻意外有了磨損，然而想想其中寫了什麼，卻完全想不起來。似乎有這樣的諺語：筆記之學最怕火災，背誦之學最怕熱病。縱然幸而未遭火災，也未罹患熱病，而學習的效果還是逐漸消失了。但這也可以換個角度來看，只有這樣才是有幫助的。如果我頭腦中原封不動塞滿《史記》《資治通鑒》，稍微想思考點什麼的話，一定會在打開開關時就發出爆炸之聲吧？

會忘記的東西，迅速忘記也好。其中若有難忘而留下的，一定才是不能忘記的、重要的事實。我就以這些免於遺忘而留下的記憶為中心，撰寫了本書。

歷史學走到某一點，似乎再往前就會變成文獻學。清代的考證史學就是如此，全是斷定，沒有更進一步的闡述。但這並不是歷史。我竭力避免如此，故而一遇到文獻學，就改變方向，常常彷徨於歷史學與文獻學之間。話雖如此，我絕不是要無視文獻學，只是儘量不要適得其反。

歷史學不是單純的史料堆砌，應當是事實的理論體系。換言之，是在選擇的基礎上構建的學問。為了體系，對於構成重要支點的部分，某種程度上，我是憑自己的眼光查明合適的確切文獻。因為完全與自己無關而依靠他人之眼確認的，是不會成為有自信的體系的。

我想提供一種範例，即所謂概論書，是可以這樣寫出來的。我寫書時，並不採取沐浴齋戒而面向書桌、苦思冥想之後始動筆的態度。我認為，愉快地書寫，才是最好的著述態度。若作者自己不懷著興趣，那麼讀者也不可能閱讀得有趣味。一百名讀者中，哪怕有一人也好，若能覺得學問有趣而閱讀，不正是學者無比的幸運嗎？

礪波護：宮崎市定的生涯

序言

凡例

總論

一 何謂歷史

二 時代區分論

三 何謂古代

四 何謂中世

五 何謂近世

六 何謂最近世

第一篇 古代史

一 三代

二 都市國家的時代

三 戰國時代

四 秦

五 前漢

六 後漢

第二篇 中世史

一 三國

二 晉

三 南北朝

四 唐

五 五代

第三篇 近世史

一 北宋、遼

二 南宋、金

三 元

四 明

五 清

第四篇 最近世史

一 中華民國

二 國民政府

結語

自跋

附錄1 中國史年表

附錄2 參考文獻解說

索引

二 時代區分論

三分法之一 在進入正題之前還有一點要討論，那就是關於我從現在開始要論述的中國史的骨架——這應當可以概括為時代區分吧，我覺得應當首先說明我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

雖說根據各人的不同意見，中國史的時代區分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方法，不過最近廣泛流行的區分法大體可以由以下三種代表。它們的共同點是採用了古代、中世和近世的三分法。

第一種理論認為古代=上古至戰國末，中世=秦漢至明末，近世=清初至現代。這是見於守屋美都雄《亞細亞史概說中世篇》（1940年）的時代區分法，想來也大體上代表了現在東京方面初露頭角的年輕學者的意見。這一時代區分的意義，是將重點主要置於中國皇帝制度的形成及其發展維持上，將此期間稱為中世，將此階段之前的準備期間作為古代，又因為中國式的中世在進入清朝後受歐洲異質文化的影響而逐漸變質，將其稱為近世。

這一時代區分法的特色是中世非常長，從秦統一天下到明末，將近一千九百年，其長度足以涵蓋歐洲歷史的全部重要部分。

平凡社版《世界歷史大系》的東洋史部分（完成於1939年）也與上述意見大致相同，只是將秦漢放進了古代，因此中世相應縮短，但是也有一千四百年以上。東洋部分的七冊中古代占了一冊，中世占了四冊，近世占了兩冊。這兩種區分都是中世特別長。而將秦漢放到古代，可能是受到了後述的內藤史學的影響。

三分法之二 第二種分法是古代（或稱上古）=太古至秦漢，中世（或稱中古）=後漢至五代，近世=宋代以後。這是內藤湖南博士所提倡的理論，構成了“內藤史學”的中心。博士從很早就在大學講授這一學說，但作為論著問世卻反而很晚。這還是因為繼承了博士學說的稻葉君山博士出版了《支那政治史綱領》，其中對內藤學說多有採用。

內藤博士自身的著述，有在其去世後出版的講義筆記《支那上古史》（1944年）、《中國中古的文化》及《中國近世史》（均為1947年）三本概論，後來均被收錄於《內藤湖南全集》中。這一時代區分法的特色在於以下三點。

第一，將秦漢包括在古代史中。歷來對秦漢統一天下都很重視，特別是抓住被視作中國史特徵的皇帝制度由秦始皇創立並持續到清末這一點，將由戰國過渡到秦的期間作為大的時代分界線。然而內藤學說認為，從春秋戰國到秦漢有很強的連續性，將到後漢為止都算作古代。想來在西洋史的時代區分中，雖說羅馬帝國實現了廣大領土的統一，但並沒有立刻被拿來作為時代的界標。羅馬帝國到滅亡為止都被包括在古代中，並被稱為古代帝國，這一古代帝國的滅亡時期被作為中世的開始。的確，羅馬帝國是古代的頂點，此前作為社會基礎的都市國家[ “都市國家”為作者使用的原文。根據作者在後文中的說明，此語對應意指古希臘城邦的“Polis”一詞，因而亦可譯為“城邦”，但考慮到其與下文出現的“領土國家”等名詞的對應關係，仍使用“都市國家”的稱謂。]在帝國時代成為自治體，一直存續下來。同樣的情況對中國也適用，秦漢是中國的古代帝國，而將到秦漢為止都作為古代是非常合理的想法。

第二個特色是，將從三國到唐末五代視作貴族時代，並以此作為將其算作中世的理由。從後漢時起，中國社會出現了不僅世襲財產，而且世襲官職的貴族，經過三國六朝，一直到唐代都有很大的勢力。文化也被這一貴族階級壟斷，文學、書法、建築等各個方面都流行著封閉的沙龍藝術。貴族的地位是在歷史中贏得的，天子也不能加以干預。實際上，這一時代對掌權者來說是革命[ 此處的“革命”意思是變革天命，即改朝換代。以下出現的“革命”一詞也有很多是指此意，不再一一說明。]篡奪的時代，特別是六朝時期短命王朝前後相繼，因而君主說起來都是暴發戶，與累世的貴族相比身份要低得多，不得不寒酸度日。這一點在婚姻上體現得最為明顯，即使王室向貴族請求聯姻，也會因為身份不同而遭到拒絕。這種風習，就算威風如唐朝王室也不能倖免。

第三個特色是將宋代以後作為近世。歷來都將唐和宋連在一起，比如“唐宋八大家文”等等，強調兩個王朝相似性的傾向比較強。然而，內藤學說認為在唐宋之間有著社會、文化上的巨大斷層，並以此作為時代的分界線。雖然歷來也有承認唐宋間斷裂的學說，比如桑原騭藏博士的《中等東洋史》和那珂通世博士的《那珂東洋小史》這樣的古典名著都將此處作為中古與近古的分界線。但其理由主要是從東亞全體的形勢來看的，從唐末開始異民族的獨立運動逐漸活躍，特別是五代初契丹（遼）的太祖在北方獨立，以後金、元相繼，北方民族的勢力迎來了全盛時代。

然而內藤史學則將重點置於中國內部的變遷，強調在社會、政治上中世的貴族沒落，而庶民的勢力興起，在文化上歷來的貴族文化衰落，而以新興庶民階級為背景的新文化誕生。其詳細內容在發表於1928年的《近世支那的文化生活中》有所論述。而誕生于宋代的近代文化頗為優秀，與現代的西洋文化相比也不稍遜，因此從宋代到現在是連續的近世。故而這一學說的特色在於近世非常長，即使算到清朝的滅亡也有大約九百五十年。

根據內藤學說，在中世貴族已經沒落的近世，壟斷政權的皇帝作為舊勢力的唯一代表殘留下來，因此反而得以不受任何約束地行使獨裁權力。中世的皇帝在外受到貴族的掣肘，不能自由地施行政治方針，此外在宮中還苦於宦官的跋扈，甚至廢立之權都掌握在宦官手中。在唐代末期，這一弊害尤甚。然而在進入近世、君主的獨裁權力得以確立後，宦官的地位卻因此而下降。雖然明代宦官跋扈之弊害被認為不下於唐代，但宦官恣意弄權只是在受到天子信任的時候，一旦被天子發現並解職，不管之前多麼橫暴的宦官也會立刻喪失地位和生命。這種天子獨裁的政治形式從宋代到清末，持續了九百五十餘年，這是確切的事實。

內藤學說在日本國內自不用說，在海外也有眾多贊成者，只是並非每個人都特別聲明採用了內藤的說法。法國的白樂日（Etienne Balazs）教授、謝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德國的葛林（Tilemann Grimm）教授，蘇聯的康拉德（Nicolai Konrad）教授諸人都是如此，他們均將宋代視作中國的文藝復興，作為近世的開始。

三分法之三 第三種時代區分法，是古代=上古至唐代，中世=宋至明末，近世=明末至現代。這明顯是內藤學說的翻版，在日本受到了眾多唯物史觀論者的信奉。

這一學說的確立，始于前田直典於1948年發表題為《東亞古代的終結》的論文，其後年輕學者的團體歷史學研究會採納了此文，並正式承認其觀點為該會的方針。不過其理由是從唯物史觀的立場出發，古代的奴隸制度、中世的農奴制度、近世的自由勞動制度正好適用於這一時代區分。而自稱為“唯物史觀”的時代區分在日本出現，這應該是首次。

根據此說，中國從古代到唐末實行奴隸制度，古來的奴婢不用說就是出現在唐律中的“部曲”，而“客女”也不外乎是奴隸。接下來宋代以後的社會流行大土地所有，在富人的土地上勞動的佃戶是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農奴，因此這一時代被看作中世。關於以上所說的部曲、佃戶的實證研究則多有賴仁井田升和周藤吉之兩位博士。前者著有《中國法制史研究》全四卷（1964年完結），後者有《中國土地制度史研究》（1954年）等。

因為有基於唯物史觀的時代區分這面大旗，這一學說在日本的年輕學者中很有影響。但據我看來，這麼做有些操之過急了。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不久後與中國的交流重新開始，兩國學界交換資訊後，發現在中國共產黨指導下的中國學界雖然同樣基於唯物史觀，但通行的卻是完全不同的時代區分法——中世的封建時代從戰國時代就開始了。哪種時代區分正確與是否基於唯物史觀完全是兩個問題，就像計算是否正確與用電腦還是用算盤毫無關係一樣。儘管如此，這卻反映出日本四處蔓延著重道具而輕實質的傾向。

中國的時代區分論將中世的開始設在西元前，這明顯失之過早。而且糟糕的是，唯物史觀中的時代區分同時標誌著社會的發展階段。西洋中世的開始通常被定在西元四世紀的民族大移動，如果中國是在戰國時代開始的西元前四百年左右，那麼其間相差大約八百年。換言之，中國社會要比西洋先進八百年，但這種事情真的會有嗎？究竟是通過什麼生產方法和社會組織的進步，才有了這種先進性呢？對此沒有任何說明。看來這是只有在中國才通用的時代區分論。

那麼日本的另一套基於唯物史觀的時代區分法又怎樣呢？其中的古代也很長。當然古代始于悠久的太古，或許可以說其末期以百年為單位的年數長短並不是問題。但其實這樣不行，因為古代的結束同時也是中世的開始。根據此說，中國中世的開始比西洋還要遲將近五百年。中國社會的發展真是如此落後嗎？這樣一來，與他們經常掛在嘴上的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史觀不是完全一樣嗎？

當然，如果這是客觀事實的話，那也沒有辦法。可是就如我以前反復所指出的，這一看法所依據的實證研究，比如仁井田和周藤兩位博士的結論，有著重大的缺陷。雖然特意用了唯物史觀，但中日兩國好像都犯了錯誤。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所介紹的日本的時代區分法均採用了三分法，即分為古代、中世和近世三期的方法。唯物史觀從最初便採用這種三分法，並且堅定不移，這可以理解，但其他兩種也都站在三分法的立場上，這是為什麼呢？其實還是因為原樣採用了西洋自古以來的三分法。而且唯物史觀的三分法本身，其實也只是依照了古來西洋所採用的三分法而已。換言之，日本的三種時代區分不管自覺與否，都不外乎是原樣照搬了西洋的做法。

四分法 不過不容忽視的是，在此以前還有最為古老的、在今天似乎已被視為陳舊而遭到捨棄的時代區分法，而這些區分法大都採取四分法。其代表是桑原騭藏博士的《中等東洋史》，其後的《那珂東洋小史》等也採用四分法。只是時代的名稱與現在稍有不同，上古=太古至戰國時代，中古=秦漢至唐末，近古=五代宋至明末，近世=清朝以後。其實通觀中國漫長的歷史，這四分法不才是能夠自然得出的結論嗎？換言之，雖然時代區分這一方法本身無疑是西洋式的原則，但在對其進行實施的方法論上，可以說創造出了適用于中國的完全獨特的方法。

至於我自身的時代區分論，因為歷來已有眾多先學的苦心經營，感覺重要的地方已議論殆盡，而剩下的問題就是採用其中的哪些來創建新的區分法。因此雖然說不上是我自己的方法，但卻是我在很久以前就得出的結論。

我的四分法 我的方法在總體上採用四分法，其內容是古代=太古至漢代，中世=三國至唐末五代，近世=宋至清朝滅亡，最近世=中華民國以後。以上時代中，將秦漢包括在古代中，將中世劃到五代，將宋代作為近世的開始，這些都和內藤史學一樣。只是在漫長的近世之中，西洋文化的入侵無論如何都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打破了中國的傳統，因此不能無視其重大的影響。故而以明確體現了其結果的中華民國的成立來區分時代，將此後作為最近世（近代）。或者將西洋的影響開始顯現的鴉片戰爭作為分界線也可以，有時我可能也這樣作了區分。雖然有七十年左右的差別，但在原則上是一致的，並沒有什麼不自然的地方。

最近的顯著傾向，是歷來持三分法論的人們逐漸改為以四分法為宗旨。如前所述，四分法絕非我的創舉，但有一段時期我感覺只有自己在對抗外壓，孤守四分法的營壘。如果是這樣，那可以說我在時代區分論上已經做出了某些功績。值得特筆的是，現實中標榜唯物史觀的歷史學研究會從三分法轉向了四分法，而這也是因為西洋史分會首先改用了四分法，最後東洋史分會才不得不跟著也採用四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