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樹：追懷我與「民主台灣聯盟」案的時代（增訂版）

每一個人都是一棵樹 每一棵樹都在行走
行走的樹環抱年輪 行走的人直視生命

丘延亮、林瑞明、孫大川、黃春明、尉天驄、陳芳明 盛情推薦

真正的傷痕是無法告別的。
對待傷痕的最好方法是把它修補得更為完整。

小說家季季以個人的生命轉折和文壇經歷為軸，串連起台灣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白色恐怖案，以及藝文界幾起重要事件和人物逸話。

那一年間的書寫，身心確實備受煎熬……往事紛擾糾結，更常常讓我寫至半途在電腦前俯案痛哭。我哭的是一個被扭曲的時代︰在那時代的行進中被扭曲的人性，以及被扭曲了的愛，被扭曲了的理想。曾經在那個時代裡同行的友人︰涉及「民主台灣聯盟」案的畫家吳耀忠，以及中輟的醫科生陳述孔（單槓），早已走完了灰暗的人生；涉及「密告」的楊蔚，也在二○○四年九月病逝印尼東爪哇農村。
我也痛哭被「民主台灣聯盟」案牽累的、傷痕纍纍的自己。那些記．憶．書寫，銘刻著在情感與婚姻之路上，深深傷害過我的人，以及深深撞擊過我的事件。我所描摹的往事，也許只是那個時代的一幅小小拼圖；然而，那是我所親歷的，瘡疤緩慢形成的過程。在淚眼之中，我目送年輕無知的生命遠去，並且看見當下的自己，血脈裡猶有熱情未熄。──季季

季季
本名李瑞月，1944年12月生，台灣省雲林縣二崙鄉永定村人。
1988年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作家。
1963年自省立虎尾女中高中畢業，放棄大學聯考，參加「文藝寫作研究隊」獲小說組冠軍。1964年起專業寫作14年。1977年進入新聞界服務，曾任《聯合報》副刊組編輯、《中國時報》副刊組主任兼「人間」副刊主編、時報出版公司副總編輯、《中國時報》主筆、《印刻文學生活誌》編輯總監。2007年底自媒體退休，任國立政治大學「文學創作坊」指導教師，蘆荻社區大學「環島文學列車」講師。2012年起專事寫作。
出版小說《屬於十七歲的》、《異鄉之死》、《拾玉鐲》等13冊；散文《夜歌》、《攝氏20--25度》、《寫給你的故事》、《我的湖》等5冊；傳記《我的姊姊張愛玲》(與張子靜合著)、《休戀逝水─顧正秋回憶錄》、《奇緣此生顧正秋》等3冊；主編年度小說選、年度散文選、時報文學獎作品集、《四十歲的心情》、《說夢》、《鮮血流在花開的季節—六四．歷史的起訴書》、《紙上風雲高信疆》等十餘冊。

自序：
地球上真的有一種會行走的樹
 
《行走的樹》出版已十年。這次增訂版有三個重點。一是增補了六萬多字；包括楊蔚遺稿(小說)三篇及其相關判決書。二是修改副題。三是調整目錄；新增一章〈亡者與病者〉。
．血脈裡猶有熱情未息
二○○五年九月至二○○六年九月在《印刻文學生活誌》撰寫「行走的樹」專欄期間，許多友人給我各種讀後意見，歸納而言是以下三種。
一、妳有那麼多痛苦往事，我們以前怎麼都不知道？妳為什麼都沒說？妳為什麼不早點寫出來？
二、那些痛苦的事情過去就算了，妳還提它幹嘛？
三、妳怎麼那麼勇敢，經過那些事還敢寫出來？
三種意見，三種人生態度。那一年間的書寫，身心確實備受煎熬；包括寫完〈阿肥家的客廳〉後全身劇痛發冷，割除膽囊取出半個雞蛋大的結石，從此成為無膽之人。而往事紛擾糾結，更常讓我寫至半途在電腦前俯案痛哭。我哭的是一個被扭曲的時代︰在那時代的行進中被扭曲的人性，以及被扭曲了的愛，被扭曲了的理想。曾經在那個時代裡同行的友人︰涉及「民主台灣聯盟」案的畫家吳耀忠，以及中輟的醫科生陳述孔（單槓），早已走完了灰暗的人生；涉及「密告」的楊蔚，也在二○○四年九月病逝印尼東爪哇農村。
我也痛哭被「民主台灣聯盟」案牽累的、傷痕纍纍的自己。那些記．憶．書寫，銘刻著在情感與婚姻之路上，深深傷害過我的人，以及深深撞擊過我的事件。我所描摹的往事，也許只是那個時代的一幅小小拼圖；然而，那是我所親歷的，瘡疤緩慢形成的過程。在淚眼之中，我目送年輕無知的生命遠去，並且看見當下的自己，血脈裡猶有熱情未熄。
．一年行走二十公分的樹
撰寫「行走的樹」專欄第一篇時，我即寫了這樣的引言：

每一個人都是一棵樹
每一棵樹都在行走
行走的樹環抱年輪
行走的人直視人生

這引言是一種文學的想像與隱喻，也是一種生命態度。
當時並未想到真實與否的問題。
二○○六年十一月《行走的樹》出版後，我面對的讀者問題之一就是他們對書名與真實的懷疑：

為什麼妳的書名叫行走的樹？
真的有一種會行走的樹嗎？

另外兩種，則是學者對書名迥然有別的闡釋。
二○○七年二月，李奭學在《文訊》雜誌二六五期發表〈何索震盪─評季季著《行走的樹》─向傷痕告別〉；以下是他的解讀：

「行走的樹」這四個中文字，在英國文學史上有出典：莎劇《馬克白》中馬氏惡貫滿盈，一朝醒來，柏南森林的樹木居然會走動，來到居址所在的丹新南城堡。他懵懂於英軍喬裝圍城，自己已陷入了險境，還以為天降異相。放在季季的上下文中，莎士比亞的意象有道理：《行走的樹》全書所寫，殆陷入人生險境的季季，而其重點所在，正是她和楊蔚間幾近40年的坎坷婚旅，可謂步步驚魂。

文學的想像無所不能，但是很慚愧，我沒細讀莎翁名劇，不知有此典故，實在不敢以此高攀。
然而，氣象學家彭順台的說法則非文學典故，而是地球上實際存在的自然景象；藉此也回答了讀者的疑惑。
彭順台（1952─）是從事日本文學翻譯數十年的黃玉燕（1934─）之女。中央大學大氣物理系畢業後赴美留學，獲紐約奧本尼大學「大氣物理」博士，任職美國海軍科學實驗室（註），也喜愛閱讀與寫作。二○○六年十二月，她在美國讀完《行走的樹》，打電話回台灣跟母親交換讀後心得。第二天，玉燕姊來電轉告，說彭順台每年都到南美洲做氣象研究，在哥斯達黎加的熱帶雨林，真的有一種樹會拖著根部緩慢行走；「為了爭取陽光和養分，一年行走二十公分。」─它的名字就是「行走的樹」（Walking Tree）。
原來，彭順台的「大氣物理」研究與我的「文學想像」是不謀而合的。
然而，一年行走二十公分，多．麼．緩．慢．的．移．動；多．麼．艱．難．的．生．存。
．傷痕也該有它們的尊嚴
專欄結集出版前，印刻編輯部提醒我書名最好加個副題。我立刻想到「定位不明」的問題。據說，羅青一九七二年出版第一本詩集《吃西瓜的方法》，被書店放在「食譜」類。依此「類推」，《行走的樹》很可能被放在「森林」類、「生態」類、「自然保育」類等等。為免後患，倉促之間即以寫專欄時的心情起伏加了副題：向傷痕告別。
然而，我．錯．了。
書出之後我即發現，那個副題只是一種精神宣示；真正的傷痕是無法告別的。同時我也領悟，對待傷痕的最好方法是把它修補得更為完整。所以，這麼多年來，我不時在做的功課就是「修補」。其間因電腦硬碟故障，修補的文稿及創作中的長篇等等皆蕩然無存，讓我一度心灰意冷。
然而，我始終沒忘記「修補」，這重要的生命課題。幸而印刻留有檔案，請編輯部傳來後奮力重來，把以前寫錯的，寫漏的，有缺憾的，重新查明，盡力補正。這段過程中，與「民主台灣聯盟」案人物有密切關聯的朋友：蒙韶同學陳立樹，妻子鄒曉梅（見第五章〈烤小牛之夜〉）；陳映真婚前摯友裴深言（見第十二章〈亡者與病者〉），也都參與修補，情義感人。劉大任、向陽同意轉載他們的書評（見附錄）；李禎祥提供「高晞生判決書」等資料（見第十一章〈暗屜裡的答案〉），在此一併致謝。這些文字與史料的增補，讓傷痕在時光裡更為完整，也更有尊嚴。──是的，我越來越確信，傷痕也該有它們的尊嚴。
所以，十年之後，我決定捨棄那個精神宣示，換了更貼近那些傷痕本質的副題：追懷我與「民主台灣聯盟」案的時代。
．祝福二度「遠行」的老友
關於目錄調整，我把初版第一章〈搖獎機．賽馬．天才夢〉提為序章，讓結構仍維持十二章。最後一章〈亡者與病者〉是新稿：悼念「民主台灣聯盟」案的老友吳耀忠與陳述孔；懸念如今仍在北京臥病的聯盟精神領袖陳映真。
二○○六年十月，陳映真在北京二度中風昏迷，一度病危插管，震驚海內外文學界。幸而後來轉危為安；住院迄今，已近十年。經過持續復健，聽說狀況已稍好轉，偶而可以坐著輪椅由妻子麗娜推到外面透透氣。
祝福二度「遠行」的老友。
二○一五年六月十四日‧台北

註：彭順台現為「美國氣象學會」院士。

自序─地球上真的有一種會行走的樹

序章：搖獎機．賽馬．天才夢─九月，以及它的文學獎故事
第1章：大盆吃肉飯碗喝酒的時代─追憶一個劫後餘生的故事
第二章：朱家餐廳俱樂部
第三章：阿肥家的客廳（上）
第四章：音樂派與左派的變奏
─阿肥家的客廳（下）
第五章：烤小牛之夜

插曲：一九六×年之冬─ 楊蔚遺作
1.等待果陀與烤牛大會
2.走到街上去
第六章：走進林海音的第一個客廳（上）
第七章：我的再生母親
─走進林海音的第一個客廳（下）
第八章：我家的文化革命
第九章：暗夜之刀與《夥計》年代
第十章：失蹤的《何索》與台灣何索
第十一章：暗屜裡的答案
第十二章：亡者與病者
1.沉默的高音─「小頭」吳耀忠
2.低音小喇叭─「單槓」陳述孔
3.宏遠的中音─「大頭」陳映真

附錄
1.生死皆為君─讀季季《行走的樹》／劉大任
2.逝去的年代‧感傷的歌─評季季散文集《行走的樹》／向陽
3.我是台灣笨蛋／楊蔚最後遺作

後記：張愛玲翻譯的四句話

發表與出版索引

第十二章 亡者與病者
 1.沉默的高音─「小頭」吳耀忠（1937.8.17─1987.1.6）
 
從我認識楊蔚以迄所謂「民主台灣聯盟」案爆發的四年間，我從沒聽吳耀忠說過一句話。在阿肥家的客聽，在烤小牛之夜，人多嘴雜鬧哄哄的，沉默不語者不只吳耀忠一人，對他也就不以為奇。阿肥說，他在國立藝專當助教，和陳映真是死黨：兩人從初一到初三都一起坐火車上學；他們喊陳映真「大頭」，喊吳耀忠「小頭」…。
一九六六年夏天，某個星期日下午，陳映真帶著尉天驄、七等生、吳耀忠、王小虹等人來我家，說他們要辦一本同仁雜誌《文學季刊》；「楊大哥，你可是我們的典範哦，」陳映真對楊蔚說：「第一期得給我們寫篇小說……，不過沒有稿費呃……。」
我家在永和中興街四十四巷三弄底，客廳很小，兩張書桌兩個書櫃四把椅子。我去後面餐廳搬圓凳，三隻太擠，勉強放兩隻，還缺一個位子。那時我懷孕半年，陳映真要我坐下來，七等生、吳耀忠則靠在門邊站著如門神。七等生也很少話，據說為了專心寫小說辭去小學教職，太太在皮鞋店做店員供養他。吳耀忠還是老樣子，一句話也沒有。楊蔚說起「文星書店」老闆蕭孟能送我兩張書桌的曲折故事，侃侃而談有點炫耀；穿著白襯衫米黃長褲的吳耀忠，雙手交握於胸前，微笑的對我點個頭。─那算是他那天唯一的語言。
在我家坐不到一小時，陳映真帶我們穿過我家旁邊的窄巷，到對面竹林路巷內的姚一葦家，也是要去談《文學季刊》的事。姚先生住的是台銀配的日本宿舍，看不出裡面有多大，也許沒客廳，陳映真和他坐在門邊榻榻米上說話，兩隻腿還得放在外面。我們其他人就站在門邊旁聽。
雖然如此，那排日本宿舍前面倒有一片寬敞的空地，矗立著七八棵茂密的龍眼樹，垂著一串串開始暈黃的果實。樹下一群花色華麗的紅花雞，間雜著幾隻白母雞，帶著吱吱叫的小雞們低頭在地裡啄來啄去找蟲吃……。陳映真和姚先生才開始說兩句話，隔壁宿舍前突然喀喀喀響起木屐聲，一個穿碎花蓬裙的漂亮女孩左手拿隻鋁盆亮聲叫著：「嗨，雞媽麻雞小妹雞小弟來吃米喲，來吃米喲……。」邊叫邊以右手不斷的抓米往下撒。姚先生壓低了聲音說：「喏，那就是甄珍。」─—啊，甄珍，當紅的「國聯五鳳」耶，竟在我們面前撒米餵雞。我悄聲跟站旁邊的吳耀忠說：「真的好漂亮耶。」他還是雙手交握於胸前不說話，定定的望著那個彎腰撒米的背影。
─—那年他二十九歲，師大美術系畢業，在藝專當助教，父親是牙醫，也許內心很傲慢，不屑於和我這個沒讀大學的鄉下人說話吧？當時我是這麼想的。
●
後來我向他說起這些「沉默的」往事時，長我七歲的吳耀忠竟揚起酒瓶高聲道：「哎喲，我不是不跟妳說話啦，是不敢跟妳說嘛，妳那時候已經很有名，我還是無名小卒呢……。」
那是一九七八年，我初入新聞界不久。從永和到忠孝東路五段《聯合報》上班，必須搭254公車過福和橋，到光復南路國父紀念館側門那站下車；對面就是新開幕的「春之藝廊」，吳耀忠在那裡當經理。
那之前三年，我輾轉聽說陳映真、吳耀忠、陳述孔這三個判刑十年的老友已經「減刑」歸來。只有陳映真，施叔青聯絡我和他見了一面。吳耀忠、陳述孔則沒有人來聯絡。楊蔚與他們之間的那道陰影，始終籠罩著我的內心，即使不是我的錯，也讓我深覺羞恥、膽怯，不敢讓人知道，更不敢對任何朋友說想見他們。─—尤其吳耀忠，那麼沉默傲慢，見了面要說些什麼呢？

大大出乎意料的，竟是吳耀忠來聯絡我了。
「喂，是季季嗎？」從《聯合報》的電話分機裡傳來一聲高吭的男聲。我說是啊。「妳猜我是誰？」─—對這種猜謎電話，我通常直截了當回答：「猜不出來」。但我還沒說出口，那高音已自我回答：「啊，妳一定猜不出來啦，我是吳耀忠啦，在你們《聯合報》附近上班，算是鄰居啦，離得這麼近，要不要來看看老朋友？……。」─—原來他在「春之藝廊」當經理，我立即向他道恭喜，他嘿嘿的笑了，「唉，什麼喜？混口飯吃嘛。」─—坐牢回來的吳耀忠，怎麼變得這麼多？認識他十幾年，第一次對我說話，一說就這麼多，這麼興致高昂。他叫我去，真正的目的是不是要問楊蔚和他們的事？我免不了這樣懷疑著。
第二天是周末。那時還沒周休二日。平時下午兩點上班，周末晚點去沒關係。於是上班之前先去看他。
「春之藝廊」在地下室，順著迴旋狀樓梯往下走，右手邊有個雅致的池塘，咕咾石堆砌著斜坡狀小山，姑婆芋寬闊的綠葉挺立其間，金魚、大肚魚在清澈的水裡優游；左轉進去是寬敞的長方形展廳，看起來約有四十多坪。
那時我好激動啊。吳耀忠能在這樣的地方上班，真讓人欣喜而羨慕。展廳有開幕酒會，衣香鬢影，笑語喧嘩，可我被接下來的影像嚇得忘了那是誰的畫展：我在那些酒會貴賓間走來走去找吳耀忠，偶而跟幾個認識的文化界朋友打招呼說兩句客套話，就是沒看到那個已經會對我高聲說話的人。他不是打電話叫我來嗎？他是這藝廊的經理，怎麼能不在開幕會場？我無心賞畫也不好意思問人，走來走去找不到，靈機一動踱到展廳旁側的辦公室門前，探頭往裡一望，哇，一個握著酒瓶的男人，坐在椅子上對我微笑。
「哎喲，妳終於來了，呵呵呵。」吳耀忠站起來，仍然握著酒瓶。我不喝酒不懂酒，不記得他握的是什麼牌子的酒。總之那絕不是一瓶醋。
深藍西裝白領結，吳耀忠依然是修長而斯文的，只是臉孔的英氣淡薄了，好像敷上一層深色油彩，有點陰鬱。
「你怎麼可以坐在這裡喝酒？」我竟然先問罪了：「你是經理，應該在外面招呼客人呀。」
「我幹嘛要去招呼那些人？」他含糊的說：「都是些有錢沒水準的。」
「哎呀，你還是這麼傲慢。」
我忍不住說起當年的「沉默」往事，他也解釋了從不對我說話的原因。然而，那些都不重要了。他已「遠行」歸來，在這麼好的藝廊當經理，以後我可以在上班之前來看看他。歷經那場劫難之後，他願意主動打電話給我，願意大聲的對我說話，這份情誼是讓我感動而且感激的。他如果問楊蔚的事，我會仔細說的。
然而，在後來的開幕酒會裡，我依然必須時常到裡面的辦公室找他。他依然穿著西裝，握著酒瓶，坐在那裡喝得醺醺然，痛罵一些他看不起的現代畫家，御用畫家，御用文人。
一九七八年八月，《雄獅美術》第九十期登了陳映真以筆名許南村發表的〈人與歷史─—畫家吳耀忠訪問記〉。兩個青春期一起成長，青壯期同時入獄七年的老友，光就這點來看，這篇訪問就備受矚目；對現代派與抽象畫的抨擊更是轟動一時，讓我對吳耀忠的歷史與繪畫有了比較廣面的了解。其中兩個段落，一說童年，一說現實，是我當時最留意的。

在我們十個兄弟姊妹中，我排行第五，卻是父母頭生的男孩。……據說，只要把我往門檻上一擺，我就能安安靜靜的在門檻上坐上一天，默默地、興味十足地看著往來的人群……。
數月前我來到「春之藝廊」工作，換取生活費用，求個安定，然後希望很快就開始畫畫。嚴格意義上的「藝廊」的營作是藝術文化的一環。藝廊不可免的需要注意生意、業務，一切都應該按照經營的法則去做。必須先有這個認識，才能在業務展開中連帶地做些有益於繪畫向上的事。……

前一段回憶童幼時期的安於沉默與觀察。後一段則表述他作為「春之藝廊」經理的業務理念。至於坐牢回來後的多話、憤怒、罵人，以及在辦公室握著酒瓶醺醺然的畫面，在那篇訪問記裡是隱而不顯的。
雖是如此，清醒的時候他還是很努力工作的，策畫了不少轟動繪畫界的展覽和講座活動。有時工作忙，我也不是每一場都去參加。一九七九年七月，洪瑞麟第二次個展「三十五年礦工造型展」的開幕酒會，我看到了神采飛揚的吳耀忠，風度翩翩的穿梭於賓客間解說洪瑞麟的人與作品。如果吳耀忠能一直這樣，該有多好啊。在他的辦公室裡，不是喝得很醉的時候，他也會談起他尊敬的李梅樹老師，談起洪瑞麟這樣的「礦工畫家」；尊敬他筆下那些被現實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沉鬱無告的勞動者。在陳映真訪問記刊出的十多幅吳耀忠畫作裡，那五幅「建築連作」也都是沉鬱無告的勞動者。即使是他自稱出獄後為了「糊口」而畫的那些作家─—陳映真、鍾理和、吳濁流等等─的作品封面，也大多帶有那種厚重的暗鬱風格。
那段近兩年在「春之藝廊」的見面，如今回憶起來有點像是時空倒置：吳耀忠話多了，我的話少了。他的話，幾乎都是酒沫與口沫齊飛的。他罵那些在牢裡要他畫國父遺像、領袖畫像的，「駛伊娘的走狗」，罵那些現代派畫家的抽象畫，「不知在塗什麼碗糕？」罵創作思維僵化的政工派畫家，「面皮比圍牆還要厚好幾層……。」有時他甚至也罵起了陳映真，「大頭仔啊，就是有大頭病。」─—奇怪的是，他沒罵過楊蔚，甚至也沒問起過；也許不好意思，也許，更重要的，即使喝醉了，他的內心仍保留著他很在意的君子氣度。
他不太醉的時候，也會痛罵某些年輕畫家急於求名求利，例如有個美術新人獎在春之展覽，首獎已被藏家訂走，某商界人士找到那個得獎人，指定他「畫一幅一模一樣的，也是二十萬。」那位新人真的畫了，「就為了二十萬啊！」他怒拍著桌子，「畫有畫格，人有人格，每一幅畫都該是獨一無二的創作嘛……。」
我中斷他的話說：「年輕人都可以在春之展覽作品了，你也該準備在春之辦個個展。」
「那怎麼可以？」他說：「我自己在這裡做經理，這是起碼的職業道德……。」
「你不是跟大頭說，很快就開始畫畫嗎？大家都希望你早點開個嘛。」
「有啊，我有在畫，」他把酒瓶往桌面用力一放，「再等兩年吧。」
那個動作彷彿下了大決心，說完默默瞪著我，兀自笑起來了。
一九八○年初，我轉到《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班。報社在西區，周末很難再去東區的「春之藝廊」。半年多之後，聽說吳耀忠也離開那裡了。
●
一九八七年七月中旬，我為第二本散文集《攝氏20─25度》寫了一篇後記：〈妳這十一年只有這二十篇散文嗎？〉；開頭四分之一篇幅寫的是一個畫家。

我有個畫家朋友說要開畫展，說了七、八年都不見動靜。他受過嚴謹的學院美術教育，有深厚的素描基礎；所畫作品有寫實的靈動，也有寫意的情趣。愛他才華的朋友，每每為畫展之事責怪他的疏懶，他都一笑置之。
在這個越來越講求立即效益的時代，「疏懶」常被某些積極人士視為「不求上進」的同義詞。但我的畫家朋友無視一切現實利益者的責難，仍然每天喝酒、抽菸、漫步、冥想，過著我行我素、在別人看來近乎頹唐荒蕪的生活，只有興之所至才在畫架前畫幾筆。
兩三年前的某一天，我和另一個朋友去看他。他住在中央果菜公司附近一座老舊而簡陋的公寓裡。見到老友來訪，他興奮的喋喋不休，談美術，談文學，談音樂，還不時引吭高歌，唱些他最喜歡的民謠。
後來我們無可避免的又談起開畫展的事，他仍是一笑置之，卻是沉默下來了。
然後，他的眼光慢慢移向窗子的外面。在那裡，隔著狹窄巷子的對面，一幢新起的公寓正在施工。有的工人挑磚，有的工人砌磚，有的工人攪拌水泥，我們陪著他沉默的凝望了兩分鐘，他才回過神來，對我們綻開一抹神秘的笑容。
「我有在畫啊。」他說。
他啜著酒，喃喃說起日常的生活。每天清晨，他一定漫步到中央果菜公司，這裡走走，那裡走走，看工人卸貨，拍賣，搬運，裝菜…。
「每一種勞動者都有不同的姿勢和表情。」他說。
然後他在附近的巷弄散步，看早起的人做晨操；看醬菜車停在巷口搖鈴吆喝；看少年學生穿著齊整的制服站在公車站牌旁邊…。
「這些不都是畫嗎？」他問道。
然後他回家，坐在客廳望著對面的建築工人，看他們工作，聽他們說話，常常一坐就是大半天。
「我有在畫啊，」他又笑著：「畫在這裡！」他指著他的心，有點激動了。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觀察」。細微、深刻的觀察本是一切藝術創作的前奏，但我的畫家朋友把它視為創作的一部分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感動的傾聽他的描述，而且完全了解他的心情。最近的八、九年來，因著工作、子女等等現實責任的無可推卸，以及生活瑣碎事務的繁雜與對創作的一些自我省思，我幾已暫停發表小說創作，甚至散文也常常一年只發表兩三篇。……

我完成這篇後記時，吳耀忠已辭世半年多。在悲痛餘緒中為吳耀忠寫的悼文，其實也哀悼著我的小說寫作。
如今我必須說，這悼文並沒有完全觸及事實的核心。─當時的大環境，以及我們周邊的許多事，都還是必須遮掩的。
在我停止小說寫作的一長段時間裡，確實有很多人問起「為什麼」。那時我怎敢說「為了楊蔚」？如果說出「為了楊蔚」，就必須說起「民主台灣聯盟」案，我哪敢說出來？只能以工作、子女等理由作些不切實際的搪塞之詞。人們以為離婚之後的我已經解脫，不知楊蔚仍然階段性的，無止盡的對我恐嚇、騷擾、需索，使我一直活在憂懼與懷疑之中。這樣的日子，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停止？過這樣的日子，生命有什麼意義？對於那些碰觸生命意義的小說題材，我陷入懷疑、灰心、無力之中。小說寫作與生命意義是一體兩面，我那時的內心有一塊黑暗地帶是近乎死亡的；努力工作只是為了子女、父母、還債。偶而素描一些生活現實的散文，也只是為了安慰父親，讓他知道我還能寫作。
至於吳耀忠，我所描述的那些白日所見的生活場景，都是出自他的轉述；我與友人去他家的時間，其實是晚上十點半之後，將近午夜時刻了。
一九八三年，我從永和永利路搬到福和路，面對福和國中校園，把國小畢業的女兒從永定接回永和，方便她上學。那年年底，吳耀忠不知從哪裡打聽到我的新家電話，竟然在晚上十二點半，我下班回家剛換好衣服就接到他的電話。他沒再說「妳猜我是誰？」直接就說「我是吳耀忠啦……。」啪啦啪啦說了半個多小時，又是醺醺然的一長串囈語。綜合言之，那通電話有兩個重點。其一是他已不住三峽民權路老家，搬到長順街九十七號四樓，「就在你們中國時報後面，很近啦。」其二是他打聽到我去「人間副刊」上班的時間是下午五點，「妳可以早一點出門，先來我家兩小時，我要幫妳畫一張像……」。
他不了解我所承受的生活壓力，我也不便對他明說楊蔚之事，只能客氣的說：「對不起啦，最近比較忙，等我過一陣比較有空……。」
然而這樣的午夜電話不時響起。那時沒有「來電顯示」，我的工作也偶而會（因時差）在午夜接到美國地區的作家電話，習慣了電話一響就接起來。不管如何，我不敢抱怨「難友吳耀忠」的午夜電話，也總是耐心的聽他吟唱絮絮叨叨的「酒後心聲」。他仍然說要為我畫像，我仍然說等有空再說。如此七八次之後，他生氣了，好像用酒瓶敲著桌面，「幹，妳很驕傲耶，不讓我畫就坦白講嘛，什麼等有空再說？妳什麼時候才有空啊？算了，不給妳畫了，以後不說啦……。」
他的謾罵對象，也開始轉向了。他不再罵那些現代畫家、政工畫家，竟然罵起他的青春夥伴了：「幹伊娘駛伊娘咧，這粒大頭仔，幹，給我你丟我撿咧，你丟我撿，妳敢有了解？妳有聽人講過啦，幹伊娘大頭仔……」（他說話夾雜著國台語）
我靜靜的聽著，淚水漸漸滲出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