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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一位西方學者眼中的中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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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一位西方學者眼中的中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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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在西方國家一片蕭條的時候,世界的東方卻一片繁榮的景象。為什麼面對全球化同樣的問題,西方和東方卻有如此大的同?

作者以客觀、公正的立場對比西方和中國發展道路的不同。她認為,中國模式為我們更好地理解西方社會的危機和資本主義的衰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借鑒,也有助於西方糾正過去20年所犯的錯誤。

不論你對中國發展道路躊躇滿志,還是困惑不已,閱讀本書都會得到啟發。

作者簡介

洛麗塔•納波利奧尼 (Loretta Napoleoni),全球著名的財經專家,曾參與各國銀行和金融組織的顧問工作,同時她還是一位中國問題專家,發表了眾多關於中國問題的專欄文章。她是暢銷書《無賴經濟學》(Rogue economics)的作者,本書已被翻譯成15種語言。而早期作品《恐怖主義經濟學》,也在全球12個國家獲得廣大反響。她在《新聞報》、《共和報》、《國家報》、《世界報》和《瑞典日報》等大報擔任記者和發表專欄。

目次

前 言

 

01 西方輸了,中國贏了

第一章 中國模式成為最大贏家 003

第二章 亞當.斯密為什麼打不贏馬克思 013

 

02 中國選擇了一條正確的道路

第三章 狄更斯在深圳 023

第四章 中國為什麼可以成為世界工廠 036

第五章 中國式創造: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結合 047

第六章 超越長城 060

第七章 中國和冰島:為什麼它們的命運截然不同 072

 

03 資本主義狂歡的背後

第八章 繁榮的假象 089

第九章 弱肉強食的金融新自由主義 101

第十章 中國模式的精髓 111

第十一章 從穆罕默德到孔子 120

第十二章 打造可再生能源的新長城 130

 

04 當西方滑向深淵之時,看看中國做了什麼

第十三章 中國人眼中的美國與中國 147

第十四章 美國:正重蹈羅馬帝國的覆轍 158

第十五章 鄧小平與撒切爾、里根有什麼不同 165

第十六章 貨幣主義:災難是如何產生的 175

第十七章 虛偽的政黨 183

第十八章 西方媒體:成了政府的傀儡 191

第十九章 貝隆主義:西方政壇的怪現象 201

 

05 中國與西方的未來

第二十章 中非聯姻 215

第二十一章 中國與西方發展模式之爭 226

第二十二章 中國特色的盧梭式民主 237

 

後 記 250

致 謝 256

 

書摘/試閱

前 言

2011年在北非和中東發生的極端事件能否為我們提供一個框架,借此對西方經濟和政治體系進行至關重要的評估?這一分析能否運用亞洲的發展模式進行,並非將其視為傳統西方社會經濟模式的替代品,而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嶄新的、獨一無二的發展模式?自全球化初始起,亞洲這一全新的發展模式就已經在一些新興國家中取得了成功。

這一不同尋常的嘗試可以幫助西方發現自身的缺陷,並對「為什麼西方經濟模式似乎一夜之間就與我們生活的世界脫節了」這一困擾提供較為合理的解答。它也將在某種程度上揭開全球經濟的面紗,幫助我們一探究竟。目前,世界多極化趨勢越發明顯,當今世界發展的實踐也證明了並不存在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想模式,沒有一個經濟或政治體系具有普適性,世界是複雜性與獨特性的統一。

有鑑於此,將西方模式和中國模式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進行對比便顯得十分必要。此舉將開啟一扇通往未來的大門,使我們得以提前一覽世界未來發展的全貌。實際上,當西方世界身陷經濟危機的泥潭、中東危機四伏(由於長期的社會和經濟不公平引發了騷亂)之時,亞洲卻欣欣向榮。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第一次令亞洲人民感到信心倍增:經濟增長提高了生活水平,帶來了新的商業機遇,也增強了獨立自主的程度。

但是,西方世界中大部分人對亞洲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相對平和的政治民主發展卻全然不知,意識到亞洲正在發生根本性變革的西方人更是鳳毛麟角。這一轉變並非如革命般暴風驟雨式地進行,而是在維護中央集權政府(至今仍被視為是共產主義威權)的前提下穩步推進。

當過度自由的缺陷在偽民主和獨裁統治的北非國家肆虐,當北非國家的民眾試圖推翻西方民主世界數十年來一直支持的獨裁者時,長期以來一直為西方世界批判、誤解、與經濟民主共生的東方威權主義成為替代日益衰落的西方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個極富吸引力的選擇。我們不妨捫心自問:假如自己是埃及人,那麼我們將傾向於選擇何種經濟體制,究竟是西方的,還是亞洲的?我們是應該相信在過去幾十年中同剝削、壓迫我們的獨裁者一直做生意的西方政客和跨國巨頭,還是指望那些亞洲新興國家的領導人和企業?這些國家的人民在不久前還與今天的我們一樣貧窮、一無所有。

蒙蔽了整個西方世界的宣傳機器一直在試圖使西方民眾相信中東巨變同西方的政治和經濟模式並無關聯,西方並沒有支持中東那些披着經濟自由和民主外衣的、殘暴的獨裁政權。然而僅在2010年,歐盟就向卡扎菲出售了價值4億歐元的武器裝備。卡扎菲正是用這些武器在2011年對付利比亞人民。我們享受西方民主的代價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非西方國家的、非民主政權的保護,如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一個典型的君主制國家,婦女長期以來一直處於不平等的狀態。我們不妨假設一下,如果沙特阿拉伯這一僅次於俄羅斯的世界第二大產油國和對西方的第一大出口國發生了變故,將會帶來怎樣的經濟影響?西方所有的繁華可能在眨眼間灰飛煙滅。

信貸緊縮和經濟危機已經顯示出西方經濟模式的缺陷和不穩定性,暴露出其自身的頑疾和矛盾。阿拉伯國家的動盪也反映出所謂西方民主的脆弱。西方民主國家通過支持寡頭和獨裁統治攫取大量廉價的能源,並使本國的軍火工業保持了發展的動力。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在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中、一個理想的世界裏,誰會購買西方國家的武器、使用金錢交換西方國家的政治保護?

當今世界是高速發展的世界,其速度使那些沉浸於過去榮耀中的遺老遺少顯得無所適從。過去10年中,西方一直沉迷於當下,我們再一次感到身上所穿的只是皇帝的新衣。當阿拉伯獨裁者對本國人民肆虐的暴行出現在我們面前,當媒體揭下了北非民主的面紗、暴露出其獨裁的本質,當卡扎菲這一「鬥士」被還原成一個嗜血的狂人,西方發現其篤信的一切在不斷破碎、瓦解:埃及這一「民主」國家是在獨裁者的統治之下,中國這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卻蒸蒸日上地發展。

龐大的宣傳機器隱藏了北非和中東日益蓄積的政治風暴這一現實。西方的領導人和媒體長期以來一直關注中國暴行與不民主,對穆巴拉克在埃及糟糕的人權記錄、對卡扎菲殘酷地鎮壓反對派、對本.阿里攫取突尼斯的財富等惡行卻視而不見。西方的宣傳機器對中國經濟奇跡的本質和西方模式所遭遇的困境同樣絕口不提。

世界的發展一日千里,如果不想被時代的車輪碾碎,我們必須客觀地觀察世界。人口結構的變化正在重塑整個中東。在過去30年中,在中東這片動盪的土地上,人口數量急劇增長。經濟壓迫下成長起來的中東年輕人(並非恐怖主義者)已經推翻了中東的獨裁統治。在突尼斯和埃及等地,沒有人拿着武器反對西方,也沒有人鼓吹原教旨主義,我們所看到的是手拿iPhone和黑莓的新一代年輕人。借助Facebook、YouTube和Myspace等網路社交平台,這些年輕人向西方傳統的媒介宣傳提出了挑戰,迫使西方人不得不面對全新的、令人難以接受的現實。

與此同時,在亞洲,一場全新的變革正在進行,西方世界對其本質和目標卻茫然不知。數十億亞洲人已經達到我們引以為傲的種種標準,不僅如此,他們很快將成為推動西方民眾日常生活改變的經濟和金融變革的動力所在。我們可能從未見過中國的年輕人挑戰現狀,他們的形象也從未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但我們的命運早已同他們的命運交融在一起。如果想知道世界在時代的拐角將會發生怎樣的轉變,我們必須排除西方現有宣傳的干擾,將目光投向中國等亞洲國家,以一種謙虛和滿懷希望的心態,而並非是傲慢和偏執的態度,重新審視它。

 

01 西方輸了,中國贏了

 

中國模式成為最大贏家

冷戰謝幕已20餘年,當四方民主國家身陷全球化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危機的旋渦苦苦掙扎之時,中國不僅成功地避開了危機,而且利用全球性經濟需求萎靡之際開展革命性的社會和經濟改革。這場變革是全面的,包括為產業工人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及推動構建一個以人民幣為核心的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

金融危機時常在全球肆虐,對世界宏觀經濟結構進行重塑。但是也正是金融危機使我們意識到全球經濟穏定的「真北」在中國。2009年發生的信用恐慌和經濟蕭條在削弱西方的同時,使相對實力有所增長的中國一躍成為世界強國。當今世界,中國無疑是在金融危機狂潮中飄搖的世界經濟之舟的船錨,使危機不至於發展為第二次「大蕭條」。很多人都認為世界經濟正在發生的轉變最終將終結美國經濟霸權。

然而中國的變革並不僅限於根據自由貿易規則對經濟進行重塑。在國內生產總值保持增長的同時,毛澤東時代不可想像的社會和政治領域的改革也在進行之中。這一現象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顯得有點兒格格不入。從捍衛人權到發展可再生能源,從對世界貿易組織相關規則的遵守到大力發展參與民主,中國似乎正在致力於塑造一個全新的社會校式。儘管就目前而言,西方式民主並不在中國的發展目標之中,但是中國巳經致力於經濟發展卻是不爭的事實。我們能否稱之為資本導向的共產主義或資本共產主義,或者一個將成為21世紀主導模式的政治、經濟混合模式?

到上海或者北京這樣的中國城市一遊將會為總覽中國大都市未來發展的全貌提供一個良機,也會令你對中國所追求的、全新的現代性的真正含義有所了解。這些城市的活力與生機深深感染了每一個人,特別是每一個外國人,使其為之一振。數以千計的西方年輕人選擇在上海定居,因為他們覺得可以在此感受到全新的世界和發展的潮流。而對於那些已經在中國生活了一段時間的西方人而言,他們自認為已經把握了未來世界發展的真諦,並深知他們也正在參與創造的過程。在他們眼中,中國是社會經濟變革和政治思想孕育的溫床。

與此同時,西方世界的大城市卻仍深陷於後現代主義的泥潭中,凸顯出一個完全不同的景象:頹廢之氣在各類機構中蔓延,行政機關暮氣沉沉,人浮於事。對於每天奔波於更加擁擠、效率更低的交通系統中的上班族而言,西方已經過時了:對於註定要提心吊膽工作甚至失業的年輕人而言,西方已經過時了。西方已經過時了,西方未來的財富可能僅剩下歐洲大陸歷史和文明的遺存,歐洲將變成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館。

西方的經濟也已經過時了,甚至西方的民主也顯現僵化的跡象。西方的年輕人發現自己的工資是如此微薄,難以負擔基本的生活費用,他們成為「啃老族」。他們的父母是在嬰兒潮中成長起來的黃金一代,不得不繼續負擔兒女的生活成本。人們對移民的歧視與日俱增,外來移民從事最卑微的工作成為當今世界的規則。這些外來移民成為四方統治集團管理不利的替罪羊。所謂民主政治的精英已經不再是民意的代表,早已變成了醉心於手中權力的特權階級。過去,人們為了自由進行過無數的鬥爭,許多人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而現在自由已經變得蒼白無力。

回顧歷史,西方的衰落和中國的社會經濟崛起都可以追溯到同一個根源,那就是柏林牆的倒塌。那麼我們不禁要問:到底誰才是冷戰的真正赢家?

 

西方得不償失的勝利

讓我們將目光投向具有歷史性意義的1989年,柏林牆倒塌於那一年,這一事件對全球化的進程和未來的世界經濟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社會主義在西方忽然崩潰,新自由主義以勝利者的姿態成為整個世界的經濟和政治楔版。全世界都沉浸在新自由主義的狂歡中,幾乎沒有人預料到全球化意味着西方經濟霸權的終結。然而隨着時間的流逝,當這一事件引發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與調整重畫地緣政治的版圖,使其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時,我們再次回顧冷戰結束這一事實,不難發現四方所謂的「勝利」是得不償失的。

至今為止,西方世界仍然將柏林牆的倒塌視為對共產主義世界的壓倒性勝利。西方堅持認為冷戰以西方民主體系的勝利告終,認為蘇聯的人民是如此幸運,可以擺脫「共產主義的魔爪」,生活在民主的陽光下,並對仍然生活在社會主義中的中國人深表同情。在這樣的情景下,中國取代了蘇聯成為眾矢之的:中國是一個不尊重人權的集權國家,是一個捏造經濟數據、邪惡地剝削工人的偽君子,更是一個不願意服從全球化世界中的第一超級大國美國領導的「搗蛋鬼」。而這一切都很自然地被歸因於民主的缺失,缺乏民主的國家毫無福利或進歩可言。然而這一因果鏈條卻存在很多錯誤-如果不是出於其他目的的杜撰。

就最近20年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而言,中國比西方的民主國家更好地把握了全球化的進程。自1989年以來,中國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而在西方民主紮根開花的東歐和蘇聯等國,貧困和文盲人口數量卻不斷上升。至於通過武力手段輸出民主卻導致其國內戰亂叢生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更不用提了。

中國逐漸成為全球化經濟中未來領袖的有力競爭者。這是否與西方國家的認知矛盾?答案十分明顯,就是西方對中國的錯誤解讀,或者更貼切地說,源於西方世界的政治短視和無知。西方習慣於對共產主義世界這一與西方對立的體系的所有行為都按照自己的思維習慣進行解讀,潛意識中希望將自己的社會模式推廣到全世界。這一錯誤在20年之後應該改一改了!

 

民主的不同含義

當民眾在柏林牆邊呼喚「民主」之時,他們並不是希望建立一個西方式的民主政權。實際上,民眾所要求的是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能夠接近西方的標準。在動亂的1989年,生活在鐵幕下的東歐和蘇聯人對西方的民主一知半解,僅僅源於西方世界宣揚和共產主義批判的共同作用。不幸的是,他們將經濟條件的改善與政治模式的變革混為一談。就當時而言,只有實行民主才能改善生活這一觀點十分普遍。

「民眾夢想的並不是選舉,而是經濟自由。」這是1981年我在匈牙利國家銀行工作時行長經常重複的一句話。「對於共產主義者而言,私有財產遠比選舉權重要!」為了獲取經濟利益,人們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價。

在共產主義集圑中,最缺乏的是利益驅動而不是民主選舉,利益驅動正是馬克思所描述的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支柱。況且眾所周知,利益驅動一直在民主政府的體制下運行。然而除中國之外,沒有一個共產主義政權真正理解了這一經濟需求的力量和重要性。

審視過去20年而得出的另外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便是柏林牆並沒有真正倒塌。之所以做出這樣的論斷是因為柏林牆的倒塌並不是因為西方民主政府的勝利,而是因為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並沒有理解馬克忍主義的真諦。蘇聯的錯誤在於將利益這一因素從經濟因素中移除,認為人為地割裂利益同經濟活動的聯繋可以為無產階級専政提供足夠的條件。然而馬克思對無產階級専政的論述建立在一系列假設之上。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解讀有點兒令人啼笑皆非,對資本主義利益的精彩剖析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任何一個認真研究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都知道,馬克思從未試圖將利益驅動排除在整個生產體系之外,相反,馬克思的目標是使工人階級實現對利益的真正擁有,對生產出的剩餘價值進行按勞分配。

從根本上來說,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種經濟理論,而不是政權組織形式。但是無論是最初的蘇聯人還是美國人都將其塑造成與民主對立的一種政權形式。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發展經歷了一段艱苦的歷程,首先是列寧主義對其進 行了改造,斯大林則完全將其變成了一種壓迫性的獨裁,而蘇聯冷戰的對手則通過宣傳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扭曲。最後,歷經磨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蘇聯完全變成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東西-威權的政治制度。而威權統治也自然而然地成為共產主義的同義詞,被樹立成資本主義的對立面。因此,在這樣一種所謂的共產主義盛行的蘇聯,當利益驅動被排除在經濟生活之外,經濟萎靡不振還有什麼值得驚奇的?

即使在20年之後,當我們繼續慶祝西方的民主戰勝了東方的獨裁統治之時,事實的真相卻是蘇聯的經濟崩潰是自食其果。正如我們所見,里根和撒切爾夫人所堅持的所謂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經濟基礎以及以此為基礎建立的西方民主框架,這一切與柏林牆的倒塌毫無聯繫。我們現在所熟知的「蘇聯解體是西方民主的勝利」這一論斷不過是其宣傳機器刻意捏造的謊言。

這一所謂的「鐵律」是西方世界政治安全的來源,使人們堅信「西方的民主」不僅優於作為蘇聯威權統治代名詞的馬克思主義,而且遠勝於現存的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權投式。然而,中國取得的成功卻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並非如西方所言一無是處。與蘇聯不同,中國成功地創立了一種以經濟活動為基礎的社會主義。這一制度與其他體系相比在促進經濟發展和財富增長方面無疑更為成功,取得了令人震驚的成就。我們不妨關注以下幾個數據:2009~2010年,中國人均生產總值保持實質性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9%,而同期西方民主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卻為0,失業率居高不下。

批評家們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對這一數據捉出了質疑:中國是一個毫不尊重人權、腐敗叢生的獨裁政權。這一批評實際上有些老生常談,因為過去很多人也是用同樣的論斷質疑蘇聯,而且有些顛倒是非。我們不妨以人權為例,中國政府實際上已經採取很多大規模的改革措施,更加尊重個人權利。儘管中國相關改革依然任重道遠,但無論是聯合國還是世界銀行,乃至廣受尊敬的非政府組織,沒人否認中國正行進在正確的道路上。

與中國相反,西方世界卻似乎向反方向發展,沿着一條虛偽的道路前行。西方是國際正義永遠的追求者,哪怕以武力手段輸出西方的觀念,甚至不惜同有組織的犯罪集團達成妥協。西方世界如何解釋基於錯誤情報而對伊拉克進行的武裝干預?又如何解釋關塔那摩監獄的虐囚事件以及經過小布什政府批准由英國人執行的「特別引渡」?這些毫無疑問都是明顯違反《世界人權宣言》和《日內瓦公約》的行為。

很遺憾的是,西方世界侵犯人權的例子數不勝數,每天都在發生。腐敗和詐騙的例子也不勝枚舉:麥道夫醜聞,華爾街詐騙案,中央情報局在阿富汗向卡爾扎伊的兄弟支付薪水以通過他保持同阿富汗軍閥的接觸,美國的黑水保安公司在伊拉克身陷泥沼,意大利的貝盧斯科尼內閣每天醜聞不斷,英國議員的「報銷門」,薩科齊的歐萊雅政治獻金案……我們像受老年癡呆症困擾的病人一樣,我們不斷地倒退,在此過程中我們不斷遺忘我們所珍愛的一切,正是因為那些,我們才能在過去數世紀的社會鬥爭中不斷地赢取勝利。

與西方世界相反的是,中國卻在不斷前進,每天都在進歩。但是,根據西方世界的標準,這樣的成就卻毫無意義,因為中國並不是民主國家。這也正是問題的核心所在:這種對中國人缺乏政治自由的論斷又是一個概念上誤解的後果。中國人所要求的「民主」實際上是經濟平等,是對獲得公平發展機會的渴求。這些正是在過去20年中絕大部分中國人獲得的權利。

與他們的蘇聯同志不同,對中國人來說,民主並不是一個新鮮詞,也不是一個像選舉一樣的舶來品。毛澤東在他的演講中曾經數千次提到「民主」這個詞,以解釋政府必須維護人民的利益,並用這侗詞區分他自己與其他鎮壓人民、與人民為敵的領導人,如新中國成立前的西方殖民者。現在,「為人民服務」這一概念仍然紮根於中國社會。我們自己的、每天都被政治醜聞衝擊的民主政府也秉承同樣的宗旨嗎?恐怕事實並非如此。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要點需要我們注意:對於中國人來說,民主來源於革命,而並非選舉。百歲老人周永光先生曾親歷中國百年來的榮辱與興衰,至今仍淸楚地記得周恩來總理曾多次強調中國共產產是一個民主的政黨。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沒有什麼比通過革命推翻一個腐朽的舊政權更加民主了。中國人評價政府稱職與否的標準幾乎都是經濟指標。縱觀中國五千年的歷史,王朝更替,中國一直以這樣的原則為指導不斷發展。

現在,正如20年前一樣,民主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關注焦點。民主並不是獨立於中國共產黨之外,也並不是與中國共產黨的準則相抵觸,而且民主是一個可以保證中國民眾獲得提高生活水平的機會的工具。

那我們是否可以認為柏林牆倒塌的真正意義在西方世界政治性的詮釋中消失殆盡?答案再明顯不過了。無論是蘇聯人還是中國人,對西方的政權組織形式都知之甚少,而西方對於不同社會主義國家對共產主義的不同理解也一無所知。對我們來說,民主只是以政府更迭為生的政治動物。如果用一個詞定義民主,西方民眾可能選擇「普選權」,而中國人的答案很可能是「資本主義」。

在此,我們有必要對西方的政治文化再次進行審視。在西方的政治觀念中,經濟和財富與政府體系毫無關聯。在奴隸負責進行經濟活動的古希臘,雅典的民主屬於自由民。雅典的民主是建立在對政治和哲學慣值觀進行充分的探討之上,而不是出於商業和農業的需求。當經濟擴張成為是否進行軍事擴張的重要標準時,雅典人又將目光投向了意識形態。正如雅典人為其對「大希臘」(雅典人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島殖民地)進行殖民統治辯解時所言,雅典的軍事擴張是一種善舉,是為了宣揚雅典的自由和正義的棋式。這一顛倒黑白的辯解在今天仍然適用。西方的民主政權在談及伊拉克戰爭時都將其描繪成一個來自西方世界的、裹着軍事外衣的好心饋贈。

在西方世界中,繁榮與民主毫無關聯。儘管西方的政治體系遭受了災難性的危機,但是沒人準備推翻現有的統治階級,甚至沒有人承認它是問題之一。西方民眾都深知在過去20年中西方世界的生活標準在不斷下降,但是並沒有要求政府採取具體的政策,而是要求其發揚民眾的信仰。縱觀歐洲和美國的歷史,帶來財富的是自由貿易而不是普選產生的政府。美國的創立者本身就是自由貿易堅定的信仰者,扮演着大力宣揚自由市場和政府的「守夜人」角色。

在歐洲,繁榮與民主之間建立的聯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產物。「二戰」後,被戰火摧毀的歐洲根據馬歇爾計剷,依靠美國的資金,依照美國的民主校式進行重建。自由貿易和重建帶來了歐洲的繁榮,但是西方的宣傳機器對冷戰的闌述卻誤導我們相信民主是經濟發展的動力。

在兩大截然相反的意識形態對立的背景下,民主和繁榮這樣的詞彙已經在政治性的演繹中失去了其原有的含義。在西方,民主是良治的同義詞,即使歷史已經證明民主和繁榮在東方是同一個現象的兩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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