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改變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談大趨勢（簡體書）

胡舒立，現任財新傳媒總編輯。2009年和2010年，她兩度被美國《外交政策》雜志評為“世界百名思想者”之一。2011年，她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全球最具影響力100人”之一。2012年，她榮獲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密蘇里新聞事業杰出貢獻榮譽獎章”。她帶領的財新傳媒采編團隊榮獲斯坦福大學授予的“2011年度美國肖倫斯特新聞獎”（Shorenstein Journalism Award）。

吳敬璉，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務院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厲以寧，中國經濟學界泰斗，被公認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他的學生李克強總理成為當今中國經濟的掌舵人。

尋求新常態下經濟政策的基點
胡舒立
編輯出版反映經濟趨勢和政策走向的文集，已經是財新傳媒延續多年的慣例。大家都知道，財新傳媒有很強的傳播能力，在國內外都很有影響。財新傳媒的影響力和傳播力，是以其作為公共討論平臺所具有的開放和包容精神為基礎的。不同傾向的學者們在這里發表意見，形成公共辯論，對政策制定和實施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在這個意義上，財新傳媒已經具有了智庫的功能。
本書是財新傳媒的又一新奉獻。書中匯集了23位經濟學者的32篇文章。這23位作者均為一時之選，多位還是當前中國最有威望和影響力的大家，如吳敬璉、厲以寧等。本書所涉及的經濟問題十分廣泛，其中不乏爭議甚大的問題，比如張維迎與林毅夫圍繞中國發展方式的爭論，總的基調則聚焦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經濟政策的調整上，其中最突出的，是經濟“新常態”。
作為對中國經濟階段性特征的描述，“新常態”的提法及其背后的政策含義，在政策層面和經濟學界已經達成了高度的共識。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這是高層決策者首次將“新常態”一詞用于描述中國經濟。
在考察這一概念的源流時，我們注意到，在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后，就有學者開始用“新常態”描述危機后的金融和經濟特征。2012年，有研究者明確提出，“7％～8％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常態’”，并稱“經濟‘新常態’對經濟決策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是放棄單純追求GDP增長的政策目標”。2013年3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使用“新常態”一詞描述經濟運行。
“新常態”概念的提出，建立在對過去30年特別是過去10年中國經濟增長及政策得失分析的基礎上。與此前經濟增長呈現出的主要特征相比，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長確實呈現出了新的特征。中國GDP增速在2009年“四萬億”刺激下經歷了一輪反彈，但從2010年之后開始持續走低，到2012年，市場對中國經濟“強復蘇”的展望不斷下調至“弱復蘇”和“軟著陸”。從2013年開始，中國經濟出現明顯的短周期波動特征，而進入2014年后，波動更為頻繁，并且開始穩定在7%～7.5%這一通道內。
新常態到底有何顯著特征？在本書中，經濟學家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比如厲以寧教授就指出，新常態是相對于此前的“不正常”而言的。他說，在之前一段時間，特別是2003年以后，為了防止GDP的下降，采用了增加投資、放寬銀根這樣一些措施，這就造成了GDP在一段時間內都保持在9%、10%甚至更高的增長率，這屬于不正常。要進入經濟穩定的增長狀態，GDP增速不一定要太高，保持一個比較高的速度就行了。所以，我們要轉入常態。厲教授特別強調了調結構的重要性。
從目前的討論來看，至少有一點是有共識的，即中國經濟將下行進入中高速發展階段。更準確地說，新常態是中國經濟從舊穩態調整至新穩態的過程，也就是從過去20年年均10%左右的GDP增速逐漸過渡到更為持續、健康、均衡的增速上。而對于新常態下經濟增速在何處探底，則仍存諸多爭議，比如林毅夫和李稻葵就認為改革有望使經濟增速回到8%左右。
這涉及究竟是供給端制約還是需求端萎縮的問題。短期來看，經濟下滑的問題出在需求萎縮，盡管人口、環境等制約因素也將影響到長期供給，進而導致經濟增長潛力下降。對應到微觀層面，就是我們更多的是看到了大量企業產能過剩、勞動力閑置，而非企業加班加點，供不應求。
結構調整是經濟學界的共識。如果解決好結構失衡導致的需求不足問題，中國經濟增速有可能不必面臨大幅度下調；反之，在短期內只能依賴于資本堆積，再次導致高負債和泡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近期的一項關于“增長階段轉換”的研究課題中對增長前景做出了判斷，“未來10～15年之內，中國經濟具有實現6%～8%的中高速增長的潛力”。
正是由于中國經濟存在結構性矛盾，宏觀政策出現了新的變化，不再是一味刺激至強復蘇，也不會強力擠壓，而是采取定向、迅速的刺激政策，短期企穩后又開始去杠桿，讓市場下行壓力與政府向上托力之間形成穩態均衡。盡管當下的調控手段和力度還不甚明朗，甚至市場上出現了“要求大規模刺激是不信任改革”和“全面降準降息防止經濟失速”兩種極端的聲音，但高層決策者還是對此表達了高度的自信。李克強總理日前表示，不會出臺短期強刺激政策，而要對那些需要支持的企業和產業給予扶持。他強調：“我寧肯用‘改革’這個詞來強化我們推進結構調整措施的理念。”
對經濟下行采取容忍態度，對結構調整的信心就建立在新常態的判斷上，根據這一判斷，傳統上勢必要采取的財政貨幣政策就不再是優先選項。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在本書中指出：“過去的教訓是，在經濟刺激的過程中，國企和地方政府平臺獲得了最多的資金，刺激之后則帶來如下后遺癥：杠桿率上升過快，帶來金融風險；經濟結構重型化和國企化；產能過剩嚴重……”其中，最明顯的一個變化是：央行在資產端（再貸款、PSL〔抵押補充貸款〕等定向金融）的操作，讓信用更多地流向中央政府著力于調結構的部門和項目，流向地方平臺的比例會逐步下降。只要原來的經濟結構和資源分配體制沒有回歸合理，央行對于負債端操作就會非常
謹慎。
從這種宏觀政策的變化來看，穩增長和調結構并不矛盾，主要看是否持續地進行結構調整。本書中，吳敬璉、林毅夫、張維迎等學者為讀者構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分析框架。比如吳敬璉先生認為，要停止無效投資，停止對僵尸企業輸血，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或有負債，防止發生系統性危機，為改革創造條件。總的來看，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逐漸淡化房地產部門的影響，地方政府財政逐漸弱化與土地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必然的方向。基于存量調整的定向供需政策和政府層面的改革將成為重點，有助于更好地引導中國經濟實現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的目標。
那么，在傳統經濟增長點逐漸褪色的背景下，本書也系統回答了關于未來新增長點的問題。長期的增長潛力首先來自改革紅利的釋放，尤其是上海自貿區、京津冀一體化、城鎮化所推出的一攬子改革政策，制度創新而非優惠政策將極大地提高生產效率。其次，諸如互聯網金融之類的新興產業的發展也對傳統產業造成了不小的沖擊，并成為轉型的新方向。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關于“新常態”的講話中，習近平在“適應新常態”這句話之后，接著說“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適應新常態這一新形勢，各級政策部門必須做出心態上的調整，將心態調整到平常狀態。“新常態”必須附之于“平常心”，只有有了平常心，才能適應新形勢。
對于把握中國當前宏觀經濟政策走向來說，平常心是比新常態更為重要的基點。正如周其仁教授所說，習慣了14%的高速度，當經濟增速下降到7%時，大家都坐不住了，慌了神，就趕緊采取刺激措施。這種心態需要調整。而在平常心的背后，實際上是如何管住政府這只手的問題。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仍然是當前最關鍵的課題。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政府必須改正急于出手、亂出手的毛病。

第一篇釋義新常態
厲以寧：破題中國經濟新常態：三大改革最重要
李稻葵：什么是中國與世界的新常態
管清友：未來十年中國經濟大趨勢
馬 駿：研究新常態要搞清楚三件事

第二篇改革建言
吳敬璉：經濟改革新征程
林毅夫：中國經濟改革的經驗與反思
周其仁：鄧小平做對了什么

第三篇宏觀經濟分析
李稻葵：中國經濟的新增長點在哪兒
許小年：克強指數遠比GDP靠譜
魏 杰：經濟結構調整應關注四大產業
許小年：城鎮化或城鎮神化

第四篇改革試驗田
徐有俊：京津冀一體化中的投資機會
林采宜：上海自貿區金融自由化之路
曹遠征：詳解自貿區人民幣可兌換安排
傅蔚岡：公平的市場環境更重要
魏加寧：中國地方政府自主發債勢在必行

第五篇投資新思路
孫明春：經濟轉型了，發財的機會都在哪兒
李迅雷：中國私人投資者將面臨資產錯配風險
胡汝銀：滬港通的機遇與挑戰
孫明春：中國股市還在等什么

第六篇企業應對
馬蔚華：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七個新機會
許小年：企業家寧可踏空，不可斷糧
張維迎：中國經濟轉型與企業家精神2

第七篇房地產與土地
李稻葵：為什么說房地產市場的拐點已到
彭文生：房價下跌將促進消費
周其仁：土地入市的路線圖
周其仁：轉讓權的政治經濟學

第八篇互聯網金融
謝 平：互聯網貨幣
謝 平：互聯網金融新模式
吳曉靈：P2P和眾籌才是互聯網金融的未來
郭宇航：P2P發展道路上的三塊絆腳石

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在調研中經常說，從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要適應新常態，還要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那么，如何理解這個經濟上的新常態呢？其實，在習總書記講這一點之前的一段時間，特別是2003年以后，我們的經濟增長是不正常的。為什么說不正常呢？因為當時受到國內經濟的影響，接著又受到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歐元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等等。所以，為了防止自己的GDP下降，我們就采用了增加投資、放寬銀根這樣一些措施，這樣就造成了GDP增長率在一段時間內都保持在9%、10%，甚至更高，這就屬于不正常。如果要進入一個經濟穩定的增長狀態，GDP增速不一定要太高，保持一個比較高的速度就行了。這就是所謂我們要轉入常態。
要轉入常態，按照中國當前的情況，在最近一段時間內，也許增長率在7%左右并不是太高，但是適合中國的國情，因為我們的關鍵在于調結構。如果經濟增長質量不好，經濟結構始終沒有得到調整，那么不僅成本會越來越高，產品的銷路也會越來越窄，而且可能錯過了技術創新、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機。所以，經濟增長的質量比經濟增長率本身更能夠代表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
面對新常態，無論是對于地方政府、國有企業還是我們大眾來說，都應該保持平常心態。對大多數企業來說，平常心態應該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應該有一種自主創新的動力。有了自主創新的動力，依靠自己的產品，依靠技術進步，就能夠占領市場。動力主要就是靠創新。第二，對每家企業來說，要適應新的形勢的變化。比如，現在的新形勢變化表現為互聯網的影響越來越大，實際上這意味著消費者參與的程度越來越高，那么當前消費者的選擇就是最重要的。如果摸不清這個新的變化，還跟過去一樣，那么產品可能很快就會滯銷，很快就會被別人趕上。第三，每家企業的管理都是有潛力的，營銷也是有潛力的，市場是靠人來創造的。有了這個想法，管理就會有改進，營銷就會有所變化，這樣，我相信企業就處于常態了。企業不要求太高的增長率，而要求穩扎穩打，看準了市場，堅持自己的方向，自己努力就會有成果，這就是平常的心態。
在目前的情況下，GDP的增長率保持在7%，會是一個比較合理的狀態。前幾年我們的GDP增長率都是在8%~9%的區間，其實在前幾年的形勢下，這個增長率是很合理的。最近，一些機構發布了關于中國GDP增幅的預測，大概都在7.5%左右，到明年可能會降到7%。我覺得就算是7%也是不低的，在全世界范圍來講仍然屬于高增長。另外，一個國家的GDP增長率有一度可能高，但時間不會持續太久。長時期來看，我們在今后比較長的時間內能夠保持7%甚至是6.5%~7%的增長，這是跟中國整個的變化相適應的。為什么？第一，這個增長率在全世界范圍來講絕對不低。第二，我們重在結構調整，結構調整本身是限制增長速度的，如果單純為了增長速度，而把結構調整放到次要位置，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將來會后悔的。還有第三點，今后的發展并不是看產品數量，而是看產品質量。經濟增長也是一樣的，不是靠增長率，而是靠增長的質量，我們要把這個問題把握住了。所以，今后十年之內增長率如能保持在6.5%~7%，我覺得挺好的。
另外一點，單純追求高增長率，可能導致幾個大問題。第一，環境還能不能保護得那么好？如果環境的破壞程度加劇，那是不行的。第二，資源的消耗率怎么樣？有些稀缺資源被拼命使用，比如土地就是一種稀缺資源，如果用完了怎么辦？第三，與高增長率相適應，得有熟練的技術工人。如果沒有形成熟練的技工隊伍，還是靠原來的勞動力，能夠適應這個制度創新、結構調整的長期目標嗎？也不一定。所以，還要加快培養當前需要的熟練技術人才，長期來看，6.5%~7%的增長率可能是比較合適的。
最近大家看到，有一些地方政府考慮到投資的整體總量的下滑，以及房地產市場的低迷，還是出臺了相應的所謂“微刺激”的政策。不講“微刺激”，改成“微調”可能更好一點，因為宏觀經濟調控最忌諱大升大降、大起大落、左右搖擺，這對經濟損害很大。所謂“微刺激”，實際上就是微調，而微調是可以的，宏觀的重點應該放在微調、預調上，不能大起大落。過去我們是吃過這個虧的，結果增長率是很高了，但產能過剩也來了，產品積壓了，在市場上銷不掉，然后又人為地制造一些銷路，結果呢，產能過剩的問題始終沒解決。所以，我們要想把結構調整得更好，把產能過剩的現象壓下去，我相信6.5%~7%的增長率是一個明智合理的選擇。
在2009年和2010年，有大批的國家經濟刺激政策出臺，所以地方政府以及大型的國有企業實際上是欠了很多債務，以履行所謂的經濟刺激政策。有人問了，現在因為所謂的“微刺激”或者說微調，地方企業或者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是否會加重？我的回答是，肯定會的。因為地方要發展，首先考慮的問題是怎么還債，在借債的同時就必須考慮怎么還債，這就是實際存在的壓力。有人不考慮怎么還，覺得問題不大，中央給兜底了，但是現在想靠中央兜底是不大可能了。地方發的債券有的是企業債券，但主要還是地方政府債券，那么地方政府還債的問題怎么解決呢？財源何在？假如是無效的增長，產能過剩，將來還債就有問題了。錢到手以后該怎么用，這對地方政府來說成了第二個壓力。第一個壓力是債務增多了，第二個壓力是怎么還，用在什么地方才能還，地方政府要仔細考慮這些問題。如果沒有事前的規劃，把這筆錢當成是天上掉餡餅，最后是沒有好處的。
最近大家都在談地方債務，有一個數字是總量20萬億美元，就有很多人擔憂，地方債務的這樣一個規模，會不會影響我們接下來的經濟發展。確實，地方債務的增加會帶來新的壓力，實際上不僅地方政府有壓力，中央政府也有壓力。如果中國是聯邦制國家，中央就不管地方財政了，地方政府該破產就破產，但是中國不是聯邦制，在這種情況下，中央也會有壓力。所以，中央要幫助地方把好這個關。地方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不會花錢，錢都花到不需要的地方去了，那怎么行？發債券首先要考慮還債的路在哪里，所以地方的經濟要調整，地方經濟不調整，靠什么來還債？還有地方的人才培養，地方企業應該進一步繁榮地方經濟、增加地方稅收，這都是應該考慮的。
現在中央政府已經允許地方政府直接發債，同時很多地方正在經歷經濟結構的調整過程，但這是一項長期任務，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就是說，很多地方政府確實沒有想到應該怎樣來還他們的債。這就是一個大問題，要關注地方發債的審查情況怎么樣，有沒有合適的規劃，錢怎么用是不是有方案，怎么還，有沒有保障。要解決這個問題，地方有兩個念頭要斷掉。第一個念頭是，反正地方還有地，實在不行我就多賣地嘛。這是不對的，靠賣地來還債，對地方的長遠發展是有影響的。第二個念頭是，哎呀，我不還的話，中央政府也會兜底的，難道看著我破產？或者還有一個辦法，到時候發新債還舊債嘛，無限期地拖嘛。這些觀念都要改正。這里涉及一個問題，地方的財政收入要用來有效發展經濟，絕不可以是空談，絕不能給地方以希望，說可以靠賣地來還債，靠發新債來還債，這些都是不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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