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故事集3：洛杉磯最后的古怪一日（簡體書）

《洛杉磯最后的古怪一日》是安·比蒂《紐約客故事集》的第三部，是她跨越新世紀，把中產階級推入全新領域的短篇作品集。
她的年輕人步入了中年，她的人生體驗愈加深沉，無論是飽受創傷，對生活無計可施的單身母親，還是受男人掌控，精神肉體傷痕累累的女人，抑或是無愛婚姻中木訥前行，心靈無所依托的男人，再也沒有無需知道去向的旅行，再也沒有不由分說的任性，再也沒有隨時重來的愛情。當迷惘的一代人最終確定了站姿，全意接受婚姻、事業與家庭的規約，比蒂仍然站在他們身旁,講述他們的困境，言說他們的苦痛。

安·比蒂（Ann Beattie），美國著名短篇小說家，與雷蒙德·卡佛齊名的“極簡主義”大師。《紐約客》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作品四次被收入歐·亨利短篇小說獎作品選集，并入選約翰·厄普代克編輯的《二十世紀最佳美國短篇小說選》。比蒂善于描畫美國一代城市人的情緒狀態與生活方式，幫助中產階級認識了自我，對于他們的成長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乃至被視為其精神路標。

二十世紀主流文學大師
中產階級的精神路標 《紐約客》短篇圣手
與卡佛共同引領文學的極簡時代
創作巔峰期的短篇精華獨家呈現

? 安·比蒂《紐約客》作品第一次全集出版
? 關注“迷惘的一代”心靈之路，注視他們的回歸與新的困境
? 最圓熟細膩的文筆描摹婚姻、男女的苦痛與進退維谷

瑪麗的家
霍雷肖的把戲
第二個問題
贊拉
世上的女人
洛杉磯最后的古怪一日
查找和替換
兔子洞是更可信的解釋
壓頂石
誘鳥

瑪麗的家
我的妻子，瑪麗，打算辦一個晚會—一個有人承辦飯菜的晚會，她要邀請新老朋友和左手邊的鄰居們—我們跟他們有來往。承辦人快到的時候，莫莉·范德格里夫特打來電話，說她女兒燒到華氏一百零二度，她和她丈夫來不了了。我看得出來我妻子安慰莫莉的時候有些失望。然后，電話打完沒幾秒，莫莉丈夫的汽車就開出了車道。每次聽到車子疾速開出，我的第一個念頭總是有人離家出走。我妻子的猜測要實際些：他是去買藥。
我妻子自己就在我們和好后這三年中出走了兩次。第一次，她盛怒之下一走了之；第二次，她去懷俄明看朋友，把一周的訪期延長到了六周，盡管她沒有真的說不回來，可我就是沒法說服她訂機票，也沒法讓她說她想我，更不用說愛我了。我是做過一些錯事。我給自己買昂貴的新車，把舊車淘汰給了她；我賭博輸過錢；我有一百次回家太晚，誤了吃飯。但我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妻子。是她在我們打算離婚的時候搬出去的。我們和好以后，又是她飛車離去，以此結束我們的爭吵。
這些事在人心中載沉載浮，一點小節就會讓我想起她每一次出走，或是威脅出走的情形，或是她想要一件我們買不起的東西時，會用一雙我形容為“震驚的兔子”式的眼睛瞪著我。不過大多數時候，我們還是努力振作。她一直在找工作，而我下班直接回家，我們一起解決電視遙控器的矛盾：我讓她用一小時，她讓我用一小時。我們一晚上看電視的時間盡量不超過兩小時。
今晚不會看電視了，因為有雞尾酒會。這時候，承辦人的車已經并排停在了我們的房前，承辦人—一個女人—正把東西搬進屋里，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在給她幫忙，估計是她兒子。她有多愉快，他就有多消沉。我妻子跟她擁抱了一下，兩人都笑了。她跑進跑出，把盤子端進來。
我妻子說：“不知道我該不該出去幫忙。”隨即自問自答道：“不—她是我雇來做事的。”然后她暗自微笑起來。“很遺憾范德格里夫特一家來不了了，”她說，“我們給他們留點吃的。”
我問要不要用音響放點音樂，可是我妻子說不要，說話聲會蓋過音樂，要不就得把聲音放到很大，會吵到鄰居。
我站在外屋，看著承辦人和那個男孩。他進門時伸直胳膊拿著一個餐盤，小心翼翼的，像一個孩子手持著讓他有點害怕的小煙花。我看著的時候，玫太太，那個我們不來往的鄰居（有天晚上我們睡覺以后，忘了關前廊燈，她叫來了警察）和她的兩只玩具貴賓犬安娜克萊爾和埃絲特從我們屋前走過。她假裝沒有注意到一個承辦人正把晚會食物端進我們家。她能一眼把你望到底，讓你覺得自己像個幽靈，連她的狗也煉就了這種眼神。
我妻子問我最想見到誰。她知道我最喜歡斯蒂夫·紐荷爾，因為他是這么滑稽，不過為了讓她大吃一驚，我說：“哦—能見到賴安一家挺好，可以聽聽他們的希臘之旅。”
她對此嗤之以鼻。“等到你開始關心旅行的那天再說吧。”她說。
她和我一樣，對爭吵同樣負有責任。她的話里帶著刺。我盡量使用禮貌的語調和措辭，而她卻毫不客氣，輕蔑地哼哼鼻子，再來幾句尖刻的話。這一次，我決定置之不理—就是不理睬她。
起初我不明白為什么我妻子要和那個承辦人親親抱抱的，但是后來她們聊天的時候我記起了我妻子是幾個月前在亞歷山德里亞的一個送禮會上遇到她的。她們倆朝一個女人直搖頭—我沒見過那個女人，所以她一定是我妻子以前工作時交的朋友，她們倆還說從來沒聽說過哪個醫生會讓生產持續六十多個小時。當錫紙從魔鬼蛋 上揭掉的時候，我聽明白了，那個女人現在沒事了，她離開手術臺前結扎了輸卵管。
男孩沒說再見就回到了車里。我站在走道上，望著門外。他上了車，用力關上車門。他身后，太陽落山了。又是那種過去曾會讓我著迷的橘粉色落日。但我馬上從門口走開，因為我知道承辦人要出來了。事實上，如果我不必跟她寒暄客套，反而更好。我不大擅長跟不認識的人找話講。
承辦人把頭探進我所在的房間。她說：“祝晚會愉快。我想你會很喜歡那個火辣辣的豆泥蘸醬。”她微笑著，還出乎我意料地聳聳肩。似乎沒有理由聳肩。
我妻子托著一盤肉片從廚房出來。我主動要求幫她拿，她卻說自己很挑剔，情愿自己來，這樣她就知道她都把東西放哪兒了。我不知道她為什么就不能看看桌子，看自己把東西放哪兒了，但是我不宜在她干活兒的時候提問，她會發脾氣，情緒急轉直下。所以我出去了，在門廊上看天色漸暗。
承辦人開車離開的時候按了按車喇叭，出于某種原因—也許是因為他坐得筆直—那個男孩讓我想起在去華盛頓的高速公路上，有一段路面是為車里至少有三名乘客的車輛保留的，于是附近的人們都去買充氣玩偶，給它們戴帽穿衣，放在座位上。
“瑪麗·維羅齊和她丈夫試驗分居，不過今天的晚會她還是會跟他同來。”我妻子在過道上說。
“你何必跟我說這個？”我說著轉過身，背朝夕陽，走回屋里，“這只會讓我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感到不自在。”
“哦，你能挺過來的。”她說。她總是用這個詞。她遞給我一摞紙盤，叫我分成三摞，放在桌子外側。她叫我把紙巾從廚房柜里拿出來，沿著桌子中央放幾疊，放在插雛菊的花瓶之間。
“維羅齊的事情不要讓別人知道。”她說著端出一盤蔬菜。蔬菜從碗中央到邊緣展開，菜的顏色—橘色、紅色和白色—讓我想起天空和它幾分鐘以前的樣子。
“還有，”她說，“請你不要一看到奧倫的酒杯空了，就忙著給他添上，他在努力戒酒。”
“那你來好了，”我說，“既然你什么都知道，所有的事都你來。”
“我們每回招待客人你總會緊張。”她說著從我身旁擦了過去。回來的時候她說：“那個承辦人活兒干得真漂亮。我要做的只是把大菜盤洗干凈放到門廊上，明天她來拿。豈不是很妙？”她吻了我的肩頭。“要打扮一下了，”她說，“你準備穿你現在身上的這身兒嗎？”
我穿著白色的牛仔褲和藍色的針織衫。我點頭說是的。讓我驚訝的是她沒有異議。上樓梯的時候，她說：“我無法想象這種天還要開空調，不過你看著辦吧。”
我走回門廊，站立片刻。天色更暗了。我能看到一兩只螢火蟲。鄰家的一個小男孩騎著單車經過，滿眼閃亮的藍色，后面有輔助輪，把手上系著飄帶。那只殺鳥的貓走過。大家都知道我曾把水槍灌滿水，趁沒人時對著這只貓射水。我還用水龍帶噴過它。它在我們草地的邊緣走著。我對它的心思了如指掌。
我進了屋，看了一眼餐桌。樓上，淋浴噴頭的水在流。不知道瑪麗會不會穿她的吊帶裙。她的后背很美，穿那種裙子很好看。雖然她那么說，但我的確是旅行的—而且喜歡旅行。五年前我們去了百慕大，我在那兒給她買了條吊帶裙。她的尺碼從沒變過。
餐桌上，有足夠喂飽一支軍隊的食物。半個掏空的西瓜，里面放著西瓜球和草莓。我吃了一顆草莓。還有看起來像是奶酪球的東西，上面裹著堅果粒；幾碗蘸醬，有幾碗旁邊擺著蔬菜，另外幾碗旁邊放了一碗餅干。我用牙簽戳了一片裹有意大利熏火腿的菠蘿。我把牙簽丟進口袋，把菠蘿片攏得更緊湊些，這樣就看不出我吃了一片。承辦人還沒到的時候，我妻子就把酒拿出來放在寬邊窗臺上了。還有配火柴的蠟燭，隨時可以點亮。她對音樂的想法可能是錯的—至少第一批人出現的時候，有點音樂挺好—不過何必爭論呢？我同意，既然微風習習，我們就不需要開空調了。
沒多久，瑪麗從樓上下來了。她沒穿吊帶裙，而是穿了一條我一直都不喜歡的藍色亞麻裙，手里提著一個行李箱。她沒有笑。她的臉突然顯得很憔悴。她的頭發是濕的，用卡子別到后面。我眨眨眼，無法相信眼前這一幕。
“根本就沒有什么晚會，”她說，“我是想讓你看看，準備好了飯菜—即使不是你準備的—然后只能等著，那是什么感覺。等呀，等呀。也許這樣你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幾乎是我在想“你在開玩笑”的同時，我也立刻有了答案。她不是在開玩笑，但是婚姻問題咨詢師—沒有哪個咨詢師會認同她現在的所作所為。
“你不會這么幼稚吧。”我說。
但是她出了門，沿著走道向外走。飛蛾飛進了屋里。有一只飛過我的嘴邊，觸到了我的皮膚。“你打算怎么跟福特醫生解釋？”我問。
她轉過身。“你何不請福特醫生過來喝杯雞尾酒？”她說，“還是你覺得真實生活的場景會讓他受不了？”
“你要走嗎？”我問。但是我已灰心喪氣。我筋疲力盡，幾乎喘不過氣來。我聲音很輕，我不確定她是否聽見。“你不理我嗎？”我叫道。她不回答，我知道她是。她上了車，發動，揚長而去。
有那么一刻，我震驚至極，跌坐在一把門廊椅上，呆呆地望著。街上安靜得不同尋常。知了開始高唱。我坐在那里設法平靜下來，騎自行車的男孩慢慢地蹬著車往山上爬。鄰居的貴賓犬開始吠叫，我聽見她用噓聲要它們安靜。后來狗吠聲就輕了下來。
瑪麗在想什么？我不記得上次晚飯遲歸是什么時候了。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很多年。
卡特里娜·杜瓦爾經過。“米奇？”她說著抬起手遮在眉毛上方，望著門廊。
“嗯？”我說。
“你這幾個星期天拿到報紙了嗎？”
“拿到了！”我大聲回答。
“我們去海洋城的時候讓他們停送了，現在沒法再重新開始送，”她說，“我想我本應該請你幫著收報紙的，不過你知道杰克的情況。”杰克是她兒子，稍有點弱智。她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取悅杰克，或者她也就這么一說。言下之意，他是一個小暴君。我對他了解很少，只知道他口齒不清，還有就是一次下暴雪，他幫我鏟掉車道上的積雪。
“那沒事了。”她說著便走開了。
我聽到遠處的搖滾樂。范德格里夫特家傳出很響的笑聲。他們家孩子不是病了嘛，是誰這么開心？我瞇起眼使勁往房子里看，可是窗戶被照得太亮了，看不到里面。又一聲尖叫，緊接著又是笑聲。我站起來，走到草坪另一頭。我敲敲門。莫莉氣喘吁吁地來應門。
“你好，”我說，“我知道這個問題有點傻，不過我還是想問問，我妻子今晚有沒有邀請你們來喝酒？”
“沒有。”她說。她把額前的劉海拂到一邊。她女兒踩著滑板從她身后疾馳而過。“小心點！”莫莉喊道。她對我說：“他們明天來給地板重新拋光。她高興死了，能在屋里玩滑板了。”
“你今晚沒給瑪麗打過電話？”我問。
“我都一周沒見到她人了。沒事吧？”她問。
“那她一定是請了別人。”我說。
小女孩又踩著滑板嗖嗖滑過，把滑板一頭翹了起來。
“上帝啊，”莫莉用手掩住了嘴說，“邁克爾去杜勒斯接他兄弟了。不會是瑪麗問了邁克爾，而他忘了告訴我吧？”
“不，不。”我說，“我敢肯定是我搞錯了。”
莫莉一如往常地粲然一笑，不過我看得出來我讓她很不安。
回到家里，我把燈調暗了一擋，站在前窗旁，望著天空。今晚沒有星星。也許鄉間會有，但這兒沒有。我看到蠟燭，心想，管他呢。我劃亮火柴點起蠟燭。燭臺是銀質的，裝飾華麗，質地厚重，是我姨媽的傳家寶，她住在巴爾的摩。蠟燭燃著，我看著窗戶，看到了燭焰和我自己的映象。微風吹來，蠟燭結了燭淚，滴落下來，于是我又多看了幾秒，便吹滅了。蠟燭冒著煙，但我沒有舔手指便掐了燭芯。我又看了一眼空曠的街道，然后坐在椅子上，看著餐桌。
我要讓她看看，我心想，她回來的時候我也走了。
然后，我想著要喝上幾杯，吃點東西。
但是時間過去了，我沒有走，也沒有喝酒，碰都沒碰桌子上的東西。這時我聽到一輛車停了下來。閃爍的車燈引起了我的注意。一輛救護車，我心想—我不知道是什么情況，但是她不知怎么的弄傷了自己，救護車不知道什么原因過來了，然后……
我跳了起來。
承辦人站在門口，皺著眉頭，肩膀微聳。她穿著抹胸上衣配牛仔裙和跑鞋。我身后的屋里一片寂靜。我看到她朝我背后外屋燈的方向張望，分明很困惑。
“這只是個玩笑，”我說，“我妻子開的玩笑。”
她皺起眉頭。
“沒有什么晚會，”我說，“我妻子出走了。”
“你在開玩笑。”承辦人說。
我看著她背后的車，車燈在閃。那個男孩不在前座上。“你到這兒來干嗎？”我問。
“哦，”她說著垂下眼簾，“事實上我—我想你們可能需要幫忙，我可以來干一會兒。”
我皺起眉頭。
“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怪，”她說，“不過我剛入這行，想給人留個好印象。”她還是沒有看我。“我以前在社區學院總務主任的辦公室做事，”她說，“我討厭那工作。所以我想，要是我做酒席的承辦人，有足夠多的活兒……”
“好，進來吧。”我說著站到一邊。
已經有一陣子了，小蟲不停地往屋里飛。
“哦，不了，”她說，“你們有麻煩，我很難過。我只是想……”
“進來喝一杯，”我說，“真的。進來喝一杯吧。”
她看著她的車說：“稍等。”她沿著走道走回車里，關了車燈，鎖上車，又沿著走道走了回來。
“我丈夫說我不該插手，”她說，“他說我太用力討好別人了，如果你讓人看出來太急吼吼，就得不到想要的東西。”
“別理他的理論，”我說，“請進來喝一杯吧。”
“我覺得你妻子有點煩躁，”承辦人說，“我以為她是因為搞一個這么大型的聚會而緊張，有人幫忙她會心存感激。”
她猶豫了一下，然后走了進來。
“好。”我說著攤開雙手。
她不安地笑了起來。我也笑了。
“紅酒？”我說著指指窗臺。
“挺好。謝謝你。”她說。
她坐下來，我給她倒了一杯紅酒，遞給她。
“哦，我其實可以自己來。我是在—”
“坐著別動，”我說，“我作為主人總得招待一下，不是嗎？”
我給自己倒了一杯波本威士忌，從冰桶里拿出幾塊冰，放在杯子里。
“你想講講這事兒嗎？”承辦人問。
“我不知道該說什么。”我說。我用一根手指在杯子里攪著冰塊。
“我是從科羅拉多來的，”她說，“我覺得這個地方很怪，過于保守還是怎么的。”她清了清嗓子。“也許不是，”她說，“我的意思是，很明顯，你永遠都不會知道—”
“知道別人家里到底有什么事。”我替她把話說完。“現成的例子。”我說著舉起酒杯。
“她會回來嗎？”承辦人問。
“我不知道。”我說。“我們以前當然也吵過架。”我喝了一口波本，“當然，這次不算是吵架，有點像她單方面的胡鬧，我猜你會這么說。”
“有點滑稽，”她說，“她告訴你那些人都被邀請了，然后—”
我點點頭，打斷了她。
“我是說，外人會覺得滑稽。”她說。
我又啜了一口酒。我看著承辦人。她是一個瘦削的年輕女人，本人看上去不會對食物有什么特別的興趣。她其實挺漂亮的，那種清淡的美。
我們沉默著坐了一會兒。我能聽到鄰居家的尖叫聲，我肯定她也聽到了。從我坐的位置，我可以看到窗外；螢火蟲發出點點短促的微光，從她坐的位置，她只能看到我。她看看我，又看看她的酒杯，再看看我。
“我不是說這對你有多重要，”她說，“但是能看到事情未必是它們表面那個樣子，這一點對我有好處。我的意思是，也許這個地方還過得去。我是說，也不見得比其他小城更復雜。也許我有偏見。”她喝了一口酒。“我不是很想離開科羅拉多，”她說，“我在那兒做滑雪教練。跟我一起生活的那個人—他不是我丈夫—我和他本想在這兒開一家餐館，但沒成功。他在這一帶有很多朋友，還有他兒子，所以我們來了。他兒子跟他媽媽一起過—我朋友的前妻。我幾乎誰也不認識。”
我拿過酒瓶，給她又倒了一杯酒。我喝干最后一滴，晃動冰塊，給自己添上酒，把酒瓶放在地板上。
“很抱歉我冒冒失失地攪和了進來。我待在這兒一定讓你不自在了。”她說。
“沒有，”我說，有一半是真心的，“我見到有人來很高興。”
她轉過身，回頭看看。“你覺得你妻子會回來嗎？”她問。
“不好說。”我說。
她點點頭。“這種情形很奇怪，你知道某個人的一些事，他們卻對你一無所知，不是嗎？”
“你是什么意思？你剛才跟我講了科羅拉多，還有你們打算開餐館。”
“是啊，”她說，“不過那些不是私事。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就把私事說來我聽聽。”
她的臉紅了。“噢，我不是那個意思。”
“有什么不行的？”我說，“這個夜晚已經夠奇怪的了，不是嗎？你跟我說點私事又如何？”
她咬起了手指甲根上的硬皮。她可能比我想象的年輕。她留著一頭閃亮的長發。我試著想象她穿著尼龍外衣，站在滑雪場的斜坡上。這讓夜晚突然顯得更熱了。我因此意識到只要再過幾個月，我們就都會穿上羽絨服。去年十一月下了場大雪。
“跟我一起生活的那個人是個插畫家，”她說，“你可能看到過他的一些東西。他不缺錢，他只是什么都想要。畫畫，開餐館。他很貪心，不過他總能想辦法得到他想要的東西。”她喝了一口酒。“說這些怪怪的，”她說，“我不知道為什么要跟你說我們的事。”然后她不說了，抱歉地笑笑。
我沒有安撫她，而是站了起來，在兩個盤子里放了些吃的，把其中一個放在我椅子旁邊的小桌上，另一個遞給她。我又給她倒了一杯酒。
“他在陶瓷廠旁邊有一個工作室，”她說，“那棟裝有黑色百葉窗的大樓。下午他給我打電話，然后我就帶一個野餐籃過去，我們吃午餐，做愛。”
我用拇指和食指把一塊餅干掰成兩半，吃了。
“不過這不是關鍵，”她說，“關鍵問題是，午餐總像一種Wonder面包之類的東西。真的很怪。我切掉面包的硬皮，涂很多蛋黃醬做紅腸三明治。或者用Ritz餅干做cheez-whiz芝士醬三明治，或者是花生醬和棉花糖三明治。我們喝Kool-Aid飲料、根汁汽水什么的。有一次我做了熱狗，然后切成片，夾在餅干里，再在邊上抹上一圈奶酪，就著Dr. Pepper汽水吃。總之，午飯一定得是很難吃的東西。”
“我明白了，”我說，“我猜我明白了。”
“噢，”她說著又垂下了眼簾，“我是說，我猜這很明顯，你當然能明白。”
我等著，看她是不是打算讓我也吐露一些事情。可她卻站了起來，把最后一點酒倒在杯中，背對我站著，看向窗外。
我知道那個陶瓷廠，在小鎮比較亂的那一帶。那條街上還有一個酒吧。有天晚上，我從酒吧里出來，一個年輕人襲擊了我。我記得他騎車沖過來時動作有多快，輪胎摩擦地面發出尖利的聲音，就好像他駕的不是自行車而是輛大汽車。然后他撲到我身上，半打半壓，好像我的錢包會從藏著的地方彈出來，就像小丑的頭從整蠱魔術盒里彈出來那樣。“在我的后袋里。”我說。他隨即把手塞進我的口袋，然后在我腰間重擊一記。“躺著別動！”他幾乎是在耳語，我側臥著躺在地上，把手蓋在臉上，這樣，他之后回想起來就不會因為我看清了他的臉而回來找更多麻煩了。我的鼻子在流血。我的錢包里只有大約二十塊錢，我把信用卡放家里了。后來，我終于站了起來，試著走動。陶瓷廠里有一盞燈亮著，但是里面沒什么動靜，我推測里面沒人—只是留了一盞燈而已。我把手按在大樓墻上，想站直一點兒。有那么一下，一陣劇痛穿透了我的身體—如此劇烈，我又倒下了。我呼吸了幾次，疼痛過去了。透過大玻璃窗，我看到陶瓷做的牧羊人和動物—會放在基督誕生的場景布置里。它們沒上釉彩—還沒有燒制好—因為全是白色的，大小幾乎一樣，猴子和東方三博士 看起來非常像。離圣誕節還有一個星期左右，我心想，它們為什么還沒完工？時間太緊張了，要是他們再不抓緊上色，就太遲了。“瑪麗，瑪麗。”我低聲說，知道我有麻煩了。然后我努力走動，上了車，回家去見我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