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與康門弟子（簡體書）

活躍于清末明初政學兩界的康有為，是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文化大師。本書對康有為的學術淵源、其學術與現實政治的關系，以及他在學術上的貢獻做了認真的梳理，并主要圍繞康有為的學術活動與其思想政治活動的關系，從不同方面透視了康門師生之間在思想和學術上的傳承、突破與發展，由此不僅展示了作為一個近代政治活動家和學者的康有為在學術和教育思想方面的獨特性，而且也使人看到，在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過程中，思想和學術的變化對于傳統師承關系的深刻影響。

張林杰，籍貫山東東營，1959年9月生于貴州貴陽，文學博士，現為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研究，出版過《都市環境中的20世紀30年代詩歌》《超越的困境—中國現代文學的文化審美空間》《20世紀上半葉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概論》等論著和《家國夢影：凌叔華與凌淑浩》《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發生史》等譯著，在《文學評論》《北京大學學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學術刊物發表過50余篇論文和譯文。

中國的20世紀是一個天翻地覆、波瀾壯闊的世紀，在這個現代百年里，涌現出為數不多的改變歷史和文化的偉人和大師，他們的出現不僅重塑了中國形象，而且對此后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文化信仰等產生了深刻的影響。“20世紀文化大師與學術流派”叢書力圖以現代文化大師及其弟子們的文化、政治、學術活動為中心，梳理近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譜系，描繪現代中國的文化地圖……

緒言康有為：先驅與“圣人”/001

第一章“圣人”抱負與“經世之學”/009

一、求學時代與“圣人”抱負的養成010

二、西學與思想的新視野/025

三、首次上書受挫與“托古改制”的經學/038

第二章“經營天下”/061

一、上書“格君”與“開會”辦報/062

二、維新風暴中的“帝王師”/082

三、從保皇到復辟／105

第三章章作為教育家的康有為/123

一、講學與“經營天下”/124

二、康有為與萬木草堂的學風/138

三、“致師弟之親”/152

第四章康有為與粱啟超/165

一、蔭監生的舉人弟子/166

二、晚清人物數康梁／179

三、師生分歧/196

第五章學有所承的康門弟子/213

一、徐勤：“康氏的子路”/214

二、孔教傳人陳煥章/230

三、康有為的書畫趣味與書畫家弟子們／245

結語/261

后記/265

二、康有為與萬木草堂的學風

三次聚徒講學，使康有為身邊聚集起了大批的弟子，因此，后來梁啟超為康有為祝壽寫的對聯中曾用“弟子三千”這樣的數目來夸稱他桃李滿天下，這一夸贊也暗含著將康門與孔門相提并論的意思。 不過，在康有為親自創辦的學堂中，真正的直系弟子其實并不多。 最鐵桿、最正宗的康門弟子，主要出自學風最盛、持續時間最長的萬木草堂。 而據盧湘父的回憶，在甲午、乙未兩年（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萬木草堂的弟子總共也才“約為五十人而已”。

康有為是在鄉試不第、第一次上皇帝書又遭遇挫折的窮途才產生了回家辦學的念頭。 用其大弟子陳千秋的說法，是“既絀之于國，乃講學于鄉”③。 當時，這位“研經窮史”“博采縱涉”而自認為“學大定”的自負書生，滿腹中西學問，卻無人識荊。 在極度失望中，他曾“大發浮海居夷之嘆”，后來他又到杭州去投奔自己的同鄉、浙江學政潘衍桐，想謀個差事，也未能如意。 最后“乃歸講學于粵城”①。 也可以說，創辦萬木草堂是康有為在走“上層路線”無法走通的情況下選擇的一條“曲線救國”的道路。

1890年，康有為舉家從南海遷往廣州，那里的云衢書屋是他的曾祖康式鵬（號云衢）留下的祖產。 康有為遷居廣州，也是想利用這座祖傳老屋開館授徒。

但廣州并非僻壤，像康有為這樣沒有科考功名的人，要在這里靠開館授徒謀生并不容易。 這里有眾多的書院教館，一般開館授徒者至少也得是個舉人，而康有為雖已三十四歲，卻屢屢在科場受挫，功名上迄無建樹，僅僅靠祖父蔭德才成了一個“蔭監生”。 他本來就曾因西樵山修行的怪異舉止，在廣州學界被傳為“異人”，在京城以布衣之身上書皇帝的事情，此時也鬧得沸沸揚揚，人人都認為他狂妄虛驕。 所以，他講學計劃開展得并不順利。 吳敬軒在《康圣人的故事》中記述了康有為招攬學生最初遭遇的尷尬，雖然不過是街談巷議，卻頗合當時的常情：

圣人初居廣州，只是一個監生，名不出里巷。 一日忽發奇想，貼廣告“教館”，見者嗤之以鼻，有人以淡墨書其旁曰：“監生亦居然出而教館乎？”懸貼半月，不見一個學生光顧，圣人雖氣，亦無如之何。

當時，廣州有學海堂、菊坡精舍、粵秀書院、粵華書院、廣雅書院這五大書院，可算是當地的最高學府。 這些書院都各有所長，如學海堂長于經學，是“省城專治經學之所，學生稱專經生”，而菊坡精舍則長于詞章之學，“專治詞章”③。 能進入這些書院就讀的學生，都具備了相當的學問功力，其中不乏一些眼界獨異的人，學海堂的陳千秋就是一位。

陳千秋是康有為的南海同鄉，也是梁啟超在學海堂的同窗好友。 康有為稱其“天才亮特，聞一知二，志宏而思深，氣剛而力毅，學者之所未見也”①。 梁啟超也對陳十分欽佩，說他十八歲時寫的《廣經傳釋詞》，“往往匡高郵（指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所不逮”，并說，在學海堂兩年，他本人“治考據、典章之學”，都是以陳千秋為其“導師”②。

陳千秋大概屬于那種年少氣盛、喜歡異端言論的年輕人。 他聽說康有為冒死上書、請求變法的事后，帶著仰慕和好奇，于 １８９０年 ３ 月，第一次以客人身份來到云衢書屋拜訪，結果卻被康有為那套“非常異義可怪”的經學理論所吸引。 雖然他一開始還試圖與康進行辯論，但康有為“凡三與論詩禮，泛及諸經”，并“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破棄考據舊學之無用”，陳千秋于是“恍然悟”，并于當年６ 月放棄了已就讀兩年的學海堂，成了康有為的第一個弟子③。

陳千秋將自己拜謁康有為的事情告訴了好友梁啟超，通過陳千秋，梁啟超又成了康有為的第二個及門弟子。 康有為收取陳千秋和梁啟超時所采用的這種面試形式，也成為他后來錄取學生的基本方式。

學海堂兩位高才生相繼著弟子籍，無疑給康有為帶來了巨大的廣告效應。 此后，就陸續有一批學生開始放棄帖括訓詁之學，投身康門，成為他的弟子。 他們中，除了陳千秋、梁啟超，還有徐勤、韓文舉、梁朝杰、麥孟華、曹泰、王覺任等人。 １８９１ 年春，隨著學生人數驟增，康家的云衢書屋已無法容納，于是，康有為租賃了廣州長興里的邱氏書屋，正式開館講學，是為長興學舍，也就是萬木草堂的前身。 由此，康有為開始了一段專注認真的教書生涯。

辦學伊始，康有為就寫下了《長興學記》作為學規，并“與諸子日夕講業，大發求仁之義，而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①。 到 １８９３年，由于不斷有學生慕名拜門，長興學舍也已無法容納眾多的學生了，康有為又開始設法尋找新的校址。 在梁啟超、徐勤等人的具體操辦下，他最后租賃下了廣府學宮文昌殿后的仰高祠，將長興學舍搬遷來此。 這里萬木蔥蘢，綠意盎然，所以，來這里后，長興學舍就更名為“萬木草堂”。 這時，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已出版，他的名聲越來越大，前來從游者也越來越多。

與當時廣州的各大書院相比，萬木草堂既無官方的資助，亦無紳商的捐助，其創辦和運作的經費，基本上是由康有為自籌，因此學生不但沒有膏火和月獎（均為書院用以獎勵學業達標學生的獎金，不少學生賴以為學費），而且每年還需要繳納十兩脩金。 但萬木草堂不同于一般書院，它既不講帖括應試之學，也不務考據訓詁之學，它所追求的是經世致用之學，目的在培養人才，以為天下國家之用。 其教學內容和形式都對學生頗有吸引力。

從《長興學記》對課程的設計可以看出，康有為特別重視通才的培養。 他認為：“同是學人也，博學則勝于陋學矣；同是博學，通于宙合，則勝于一方矣；通于百業，則勝于一隅矣；通天人之故，極陰陽之變，則勝于循常蹈故拘文牽義者矣。”②

這種對博學和通才的強調，與拘于詞章和訓詁的其他書院相比，顯得視野開闊，氣象宏大。

那正是萬木草堂欣欣向榮的時期。 學堂規模正在擴展，眾徒云集，康有為講課也格外用心。 他每天在課堂里待四五個小時，大逞其學問與口才，讓學生看到了一個廣闊的學術天地：“每論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歐美以比較證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窮及，懸一至善之格，以進退古今中外：蓋使學者理想之自由，日以發達，而別擇之智識，亦從生焉。”①P138-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