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麗人生(第3卷)（簡體書）

由薛慶超編著的《壯麗人生(第3卷)》講述了 1976年4月，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鄧小平被撤銷一切職務，再次落難。
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辭世，江青集團圖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隔離審查。
北京，驚心動魄的中南海、玉泉山之夜。兵不血刃，一槍未發，粉碎“四人幫”。
鄧小平恢復工作，重新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眾望所歸，舉國歡慶。鄧小平“三落三起”，舉世震撼，各國媒體爭相評論。
鄧小平當選第五屆全國政協主席。全國科學大會，闡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恢復高考，“萬千臥龍起隴畝”。砸碎“兩個估計’’枷鎖，知識界揚眉吐氣。
支持真理標準討論，掀起思想解放大潮。堅決批判“兩個凡是”。
實現歷史性轉折。鄧小平成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實行改革開放，建立經濟特區。
天安門事件、劉少奇、彭德懷、陶鑄、“六十一人案”等，得到徹底平反。
鄧小平訪問日本、美國，政治家的魅力征服日本民眾、美國朝野，重構世界戰略格局，奠定改革開放國際環境。
評價毛澤東，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完成指導思想撥亂反正任務。

薛慶超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助理、副研究員，河南大學兼職教授。 1977年恢復高考時，考入河南大學歷史系。在校期間，連續四年擔任共青團基層組織書 薛慶超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助理、副研究員，河南大學兼職教授。 1977年恢復高考時，考入河南大學歷史系。在校期間，連續四年擔任共青團基層組織書記，多次被評為“三好學生”、“優秀共青團員”、“優秀學生干部”、“優秀共青團干部”。 1979年5月出席共青團開封市第九次代表大會。 1979年春出席開封市“學雷鋒、樹新風座談會”，并作典型發言。 1979年6月出席共青團河南大學第七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執行主席。 1980年初出席河南大學先進集體、先進個人表彰大會，并作典型發言。 1981年底以大學四年全部考試成績總評優秀、教育實習成績優秀、畢業論文《論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領導地位的歷史必然性》成績優秀，被選拔留校。先后任河南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助教(其間畢業于國家教委委托河南大學舉辦的中國現代史研究班，任班長，畢業成績全部優秀)、講師、中共黨史教研室副主任，曾被評選為“教書育人先進教師”。1987年被確定為河南大學“中青年學科帶頭人”。1988年底調到省委黨史研究室，先后任講師、副研究員、副處長，曾被評為“河南省先進黨史工作者”。在從事黨史研究的同時，為省委和省委黨史研究室起草了大量有關文件和文字材料。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先后擔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副研究員、辦公廳秘書處副處長，中央黨史研究室領導秘書兼辦公廳秘書處副處長、河南大學兼職教授，現任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學術處處長。 主要著作有： 《歷史轉折關頭的鄧小平》，獲“河南省五個一工程獎”；《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被中央宣傳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確定為慶祝建黨80周年重點圖書；《鄧小平與二十世紀的中國》；《牢記歷史 開創未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與其他同志合著有：《中國革命史》；《中國現代史簡編》；《領導科學統覽》；《解放戰爭圖志》，獲國家圖書獎提名獎，青年讀物一等獎等獎項；《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的鄧小平》，被中央宣傳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確定為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重點圖書；《中國共產黨簡明歷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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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薛慶超編著的《壯麗人生(第3卷)》講述了鄧小平在粉碎“四人幫”后，恢復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闡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恢復高考，主持真理標準大討論，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實行經濟特區，為重大冤假錯案平反，訪問日本、美國，科學評價毛澤東，完成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

第四十章 “原則上不再用路線斗爭的提法”

第四十一章 完成指導思想撥亂反正任務

第二炮兵司令員巧妙地回答：“周總理逝世的時候，正當第二炮兵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技術部機關多數同志都在外地拉練，未能參加周總理的遺體告別儀式和悼念儀式，大家回到北京后，趁清明節編送了花圈，表示隆重的悼念!清明節又是我們民族的傳統祭祀日。” 在嚴峻的形勢下，第二炮兵的領導同志頂住了壓力，保護了同志，使“四人幫”大為惱火。此前，第二炮兵司令員3月下旬在通信部的一次講話中，重申軍隊存在“腫、散、驕、奢、惰”問題、領導班子存在“軟、懶、散”問題，重申仍要貫徹軍委擴大會議精神，并要秘書拿來葉劍英、鄧小平的講話，繼續學習。
這件事被一些人反映上去后，成了第二炮兵司令員抵制“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搞“復辟、倒退”的“罪證”。“四人幫”借機把第二炮兵的領導同志說成是“復辟勢力”、“還鄉團頭子”，上上下下搞得烏煙瘴氣。為此，第二炮兵的領導同志遭到批斗，本來貫徹軍委擴大會議精神出現的新局面，也急劇惡化起來。
1976年天安門事件后“四人幫”掀起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雖然甚囂塵上，但是廣大工人、農民、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和各級領導干部并不買賬。大家通過各種方式，毅然堅決支持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
全國政協的楊東莼就是其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1921年參加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是中國最早接觸并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之一。長期從事教育、宣傳和工會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廣西大學校長、華中師范學院院長、國務院副秘書長、全國人大常委和全國政協常委等職。
楊東莼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很不理解，就在1976年5月間的一次全國政協學習領導小組會議上發表7看法。他提出：“當前的這場學習運動。是中央提出的，我們應該執行，要想點辦法把學習搞好，使參加者真的有所收益。而要做到這一點，就有必要在學習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并經過認真的’學習、討論，解決這些問題。” 他說：“最近以來，我認真閱讀了各種文件和報刊上的大文章，發現了一個問題，即‘批判唯生產力論’中的‘唯’字究竟從何而來?我自知才疏學淺，但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卻是自年輕時代至今一直沒有間斷。據我的記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沒有這個‘唯’字。如果有，這是一個大發現，應該給發現者記一大功；如果沒有，那就有可能是那一位寫文章的秀才杜撰的。” 楊東莼認為：“如果是杜撰，那是很不嚴肅的，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不尊重，會造成理論上和思想上的混亂。對這個問題，我今天只是提出來表示質疑，我還沒有認真去查閱浩如煙海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但我既然提出這個問題，就打算認認真真去研究。我還十分愿意求教于在座的諸位和各學習組的學友們。” 當會議主持者問楊東莼，能否作一番準備，到聯組討論會上作專題發言時，楊東莼毫不猶豫地答應： “好，我接受這項任務。” 7月中旬，楊東莼經過充分準備后，作了專題發言。
他首先講了5月間在學習領導小組會上提出的問題，然后轉入長篇論述。
他的發言內容集中到一點，就是：所有堅持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無例外地高度重視“生產力論”，把發展生產力看成一切社會變革的主要依據和原動力。
楊東莼極為認真地說：“我為了查閱這些經典著作，費了兩個月的時間，可以說是夜以繼日，廢寢忘食。我的水平、能力和努力，也就到此為止，但仍無法證實那個‘唯生產力論’的‘唯’字是出自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我也進一步推論，是否是現在犯了嚴重錯誤或者已成了‘敵人’的前黨中央領導人有過這種‘唯生產力論’的提法?回答是否定的。” 楊東莼進而論證：“這是因為：第一，我本人為此也查閱了許多有關文件和講話，還詢問過若干老同志；第二，翻遍所有報刊批判‘唯生產力論’的大文章，均不見指明這‘唯生產力論’的出處，這也反證不是諸如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創造發明。如果是他們，恐怕早已用大號字標出，而用不著打這個啞謎，讓我這個書呆子去花這番苦工夫了。” 最后楊東莼得出結論：“由此可見，至少到今天為止，我仍認為這‘唯生產力論’，是某一位寫文章的秀才自己的‘發明創造’。而這種‘發明創造’其目的何在，我不想多加推論。但我認為，即便是寫文章，搞研究，這也是亂設命題，制造混亂，以假亂真，是任何一個正直的做學問的人所不齒的。” P4-P5 為止，我仍認為這‘唯生產力論’，是某一位寫文章的秀才自己的‘發明創造 ’。而這種‘發明創造’ 其目的何在，我不想多加推論。但我認為，即便是寫文章，搞研究，這也是亂設命題，制造混亂，以假亂真，是任何一個正直的做學問的人所不齒的。” P4-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