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麗人生(第2卷)（簡體書）

由薛慶超編著的《壯麗人生（第2卷）》主要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中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是曲折的。“文化大革命”爆發后，鄧小平被撤銷一切職務，流放到江西省新建縣，到拖拉機修造廠勞動。
他每天冷水浴，鍛煉身體，鍛煉意志，閱讀了大量社會科學著作和古今中外的書籍，等待著歷史的召喚。
1973年春天，根據毛澤東意見，“鄧小平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并以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同年12月，根據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
1974年，鄧小平出席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系統闡述中國對外政策，舉世矚目。
籌備四屆人大時，毛澤東評價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決心賦予更大責任。
毛澤東、周恩來病重，推出鄧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主持黨中央、國家和軍隊的日常工作。
鄧小平雷厲風行，力挽狂瀾，主持全面整頓，收到顯著成效。
1975年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爆發。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4月5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擁護鄧小平的群眾運動。“四人幫”乘機誣陷鄧小平，他再一次被錯誤地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歷史又一次出現曲折。

“文革”風暴，拔地而起
第一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第二章 中央書記處成員首當其沖
第三章 “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機遇在陳毅追悼會上出現
第四章 周恩來對江西省委的“電話指示”
第五章 淡泊明志，寧靜致遠
第六章 抓住機遇，上書毛澤東
第七章 毛澤東說：鄧是人民內部矛盾
“柔中有剛。綿里藏針”
第八章 “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
第九章 “小平出山”，全國矚目
第十章 “我不反對大會提名我為中央委員候選人”
第十一章 “我們請了一個總參謀長叫鄧小平”
毛澤東賦予重任 “文革”風暴，拔地而起
第一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第二章 中央書記處成員首當其沖
第三章 “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機遇在陳毅追悼會上出現
第四章 周恩來對江西省委的“電話指示”
第五章 淡泊明志，寧靜致遠
第六章 抓住機遇，上書毛澤東
第七章 毛澤東說：鄧是人民內部矛盾
“柔中有剛。綿里藏針”
第八章 “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
第九章 “小平出山”，全國矚目
第十章 “我不反對大會提名我為中央委員候選人”
第十一章 “我們請了一個總參謀長叫鄧小平”
毛澤東賦予重任
第十二章 “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
第十三章 中國領導人首次在聯合國發言
第十四章 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第十五章 賦予中央黨政軍領導重任
第十一章 “今后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三項指示為綱”
第十七章 “我只見過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第十八章 中央政治局批評“四人幫”
第十九章 鄧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
第二十章 “鋼鐵工業重點要解決四個問題”
第二十一章 “要敢字當頭，橫下一條心”
第二十二章 “鄧政委”為“賀胡子”平反昭雪
“四位先鋒”，沖鋒陷陣
第二十三章 全面整頓的“開路先鋒”
第二十四章 “紅小鬼”、“老紅軍”與科學家
第二十五章 上將出征，氣貫長虹
第二十六章 教育部部長大聲疾呼
向江青集團發起反擊
第二十七章 葉劍英、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擴大會議
第二十八章 確保軍隊領導權不被江青集團篡奪
第二十九章 反擊“四人幫”的第一發“重磅炮彈”
第三十章 反擊“四人幫”的第二發“重磅炮彈”
第三十一章 反擊“四人幫”的第三發“重磅炮彈”
毛澤東深夜談《水滸》
第三十二章 “現在，第一副總理已全面負起責任來了”
第三十三章 “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第三十四章 毛澤東說：“這個不要告訴江青，什么也不講”
第三十五章 周恩來問鄧小平：“態度會不會變?”
“反擊右傾翻案風”來勢兇猛
第三十六章 教育部部長被批斗致死
第三十七章 萬里、胡耀邦、張愛萍第二次被打倒
第三十八章 圍繞如何評價周恩來的斗爭
第三十九章 華國鋒代替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
“灑淚祭雄杰，揚眉劍出鞘”
第四十章 “反擊右傾翻案風”持續升級
第四十一章 “批判小平民不平”
第四十二章 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
第四十三章 中國人民的“歷史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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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吳晗感到思想壓力很大時，鄧小平寬慰說：教授，別這么長吁短嘆的，凡事都要樂觀些。怕什么，天還能掉下來嗎？我今年61歲了，從我參加革命到現在，經歷了那么多的風浪，都熬過來了。我的經驗無非兩條：第一不怕，第二樂觀。向遠看，向前看，一切問題都好辦了。有我們給你往前頂，你總可以放心了吧？但是，吳晗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后，吳晗感到這是一篇不同尋常的有來頭的文章。
鄧小平作為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負責人，對于未經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同意，就擅自由上海《文匯報》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并扣上種種嚇人的“大帽子”，欲置人于死地，很不贊同。
就在《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通知：任命汪東興為中央辦公廳主任，免去楊尚昆的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
隨即，長期擔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被調往廣東，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他到廣東后，卻被任命為某地委副書記；尚未投入工作，又被隔離審查，“罪名”是“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
當作出處理楊尚昆的決定時，鄧小平認為楊尚昆沒有什么問題。
關于楊尚昆“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一事，“文化大革命”以來有著形形色色的說法。但是，最準確、最權威的說法，應當是當事人葉子龍的回憶。他長期擔任毛澤東的機要秘書、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主任。
他的回憶有助于廓清在這個問題上的種種迷霧，還歷史以本來面目。葉子龍回憶說：毛澤東外出時，從不事先說明，而是拔腿就走，令有關領導和工作人員都很被動。這個習慣伴隨了他差不多一生。我跟隨毛澤東幾十年，有個深切的體會，就是無論在任何時間和地點，他的一言一行，都有強烈的目的性，從不做無用的事，不說無關痛癢的話。對他講過的話，要特別留心記住。
進城以后，作為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和中央機要室主任，我總想盡量把毛澤東的話一字不漏地記下來。
我曾多次向楊尚昆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匯報過這個想法，他們也深有同感。為此，我們想了很多辦法，其中一個就是錄音。錄音作為現代化的記錄手段，對于記錄、整理、保存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講話，是完全必要的，實踐證明效果也是很好的。
但由于種種原因，錄音工作曾受到過毛澤東的幾次批評。更讓人始料未及的是，這件事被人為地捏造為在毛澤東身邊“私設竊聽器”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一個株連許多人的冤案。在這件事上，我是當事人和受害人之一，有必要多講幾句。
早在延安時期，為了準確記載領導人的講話，就培養了一批速記人員。直到解放后，速記仍是記錄領導講話的主要手段。
我的想法是，要通過機要室的工作，使中央領導特別是毛澤東工作方便，順心順手。為他們提供文件信息要既快又準。傳閱文件順序流向要科學準確，盡快傳完。重大事情隨時報告。領導查詢問題要立即回應。會議準備和現場服務要頭頭是道、滴水不漏。打印文件要隨來隨印、準時送到等。我們的工作受到毛澤東和中央各大書記的贊許。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機要室的工作也越來越不適應工作的需要了。1956年以前，機要室作為中央的核心秘書部門卻沒有記錄人員，更沒有現代化的錄音設備。因此，機要室本身沒有中央領導和毛澤東的講話、談話的文字和錄音材料。一次，中央領導向機要室查閱毛澤東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時間、地點的原始材料，我們無法提供。
幾件事下來，我確實感到我們的工作嚴重失職。
為此，我幾次與中辦主任楊尚昆談這個問題，并請示周恩來，在進一步搞好速記工作的同時，開始籌劃錄音工作。從1956年下半年開始陸續購置了錄音設備、培訓了專職錄音人員。
不料，后來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文化大革命”中，變成所謂的“竊聽器事件”，被誣為“在毛主席身邊搞特務活動”，“為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革命集團搞情報”……楊尚昆同志“不顧中央多次關于禁止安設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講話，盜竊黨的機密”。1975年，中央專案組審查小組辦公室給我和周恩來的秘書康一民、劉少奇的秘書吳振英所作的政治結論中也說，他們“在楊尚昆的指使下，在毛主席身邊安設竊聽器，進行秘密錄音活動”。
對這件事前后的情況我基本上是清楚的，在這里我想從三個方面敘述。
第一，機要室的錄音工作簡況。機要室的錄音工作，是從核對記錄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央會議的錄音，始于1954年黨的七屆四中全會，當時是由原中央秘書局管理的。1959年10月，中央秘書局撤銷時，這項工作交給機要室。從此，錄音工作就成為機要室業務工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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