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百年動盪中的一個中國家庭（簡體書）

《葉》主要講述了中國百年歷史中一個家庭的變遷，從晚清到“文革”結束，把整個國家史詩般的記述活靈活現地展示了出來。葉家人的生活顯示了決定現代中國的重大事件的人性化的一面：19世紀大規模的破壞性叛亂，共和國時期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二戰時期日本的侵略，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浩劫。
安慶葉家的緣起，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末年的錢塘教諭葉盛二，這就決定其后代多數走的是“學而優而仕”的傳統道路。第四世葉華高中進士，此乃安慶葉氏成為顯赫世家的起點。早期的文字記載很少，作者主要是借助于后世的追憶與傳說，著重介紹了譜牒的纂輯與祠堂的修建，從總體上描述了古老宗法社會的根基。
安慶葉家比較完整的歷史，似乎是從1802 年縣衙以西葉家老宅一個嬰兒的誕生開始，他的名字是坤厚。他和他的兒子伯英在道、咸年間的國內戰亂中，如同曾國藩、李鴻章一樣組織地方團練，為扶持風雨飄搖的大清王朝立下汗馬功勞。雖然未能擢升為封疆大吏，但畢竟已從道臺攀登到省一級政府中的藩臬要職。父子二人都在大清河的水利工程中有所建樹，并且順應同光新政的潮流在政府部門工作中有所革新。他們不僅為安徽葉家奠定了更為輝煌而又堅實的基礎，而且還成為以后北遷天津的后世子孫心目中的創業先驅。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
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教授。師從于費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1966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畢業。當今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中最有成就的學者之一。
著作有《義和團運動的起源》《現代中國：一部革命的歷史》、《中國的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中國地方精神與主導形式》等。
曾獲得美國中國學研究的兩個最高獎——費正清獎和列文森獎，以及加州大學伯克萊獎等。

周錫瑞著的《葉(百年動蕩中的一個中國家庭)》詳盡地描述了篤莊這一代兄弟姐妹，在“文革”暴風雨過后的復蘇與漸入佳境。但他們畢竟已經耗盡了自己可能大有作為的鼎盛春秋，平反復出雖然煥發出工作激情與才智揮灑，畢竟如同已逾季節的花朵，盡管光彩照人但卻迅速凋謝。本書的未來矚望于他們的子女以及正在茁壯成長的第三代。

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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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序
第一部分 封建帝國時期 （一）逃避長毛 （二）尋根 （三）家人父子 （四）內亂 （五）晚清的官場生活 （六）轉變的時代
第二部分 中華民國 （七）投身津門商界 （八）長于津門 （九）20世紀30年代的學生生活 （十）連天烽火
第三部分 1949年以后 （十一）新中國的家庭生活 （十二）鮮花與毒草 （十三）文化大革命
結語 暴風雨過后

（一）逃避長毛
1852年，葉坤厚返鄉葬母。這位孝子年屆五十，正處于官場得意的黃金時期，他當時在河南任職。通過抗洪和打擊強盜、平息寇亂，成為一名杰出的地方官員，曾經前往京師覲見皇帝-這是多么令人敬畏的場合-受到贊譽，皇帝稱贊他工作勤勉。但依據封建帝國的禮教習俗和儒家思想的訓誡，父母過世，為官的子嗣應當辭官回家，丁憂三年。于是他回到家鄉安慶，與兄弟們一起為母親守孝。
安慶在長江北岸，距上海約六百公里。在19世紀中葉，這里是安徽省的省會。安徽是一個較新的省份，1662年才從江南省分離出來，其名安徽來自于省內最大的兩個府-安慶和徽州。徽州位于長江南岸，是有名的商賈之鄉。像其他的中國省會城市一樣，安慶有堅固的磚面城墻圍著，但是城內的面積只有約一平方英里（相當于2.5平方公里）。其人口大約有七萬，是中國最小的省會城市之一。在這一帶，沿江的商業活動集中在下游的蕪湖港口，而安慶主要是政治中心，這也是像葉坤厚這樣的士紳和他的兄弟們離開先輩們居住的村莊而搬遷到安慶的原因之一。在這里，更接近官府，他們能享受到城市生活帶來的便利：書店、茶館、古董店，風景秀麗的寺廟和涼亭，而且也有同樣身份的人可以往來。根據一位20世紀早期的傳教士的描述，城內大約四分之一的面積都是各種公共設施：府衙、書院、監獄，還有寺廟。據他的描述，安慶是一個非常慵懶、保守，生活非常舒適的地方。
在正常情況下，安慶可能是慵懶的，生活舒適的，但在19世紀中葉，安慶則非常態。事實上，葉坤厚一回到安慶，整個城市就受到沿江而下的大規模武裝內亂的兵艦的圍困。這就是太平軍，以一種類似基督教的狂熱的宗教熱情（洪秀全將自己想象成了耶穌的弟弟）和對當時滿族統治階層的極度仇恨激勵士氣。內亂歷時十年有余，對中國中部破壞嚴重，幾千萬人慘遭殺戮，毀壞程度空前。這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分水嶺，也是長久以來的積怨所致。
滿族建立的王朝名為清朝，自1644年起統治中國。在清朝的前兩個世紀，整個國家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國家長期太平，從新大陸傳入了糧食作物（尤其是玉米和甘薯）和經濟作物（棉花、花生、油菜籽、芝麻），絲綢和手工棉紡織品大量生產；谷類作物交易活躍，政府的糧倉為老百姓提供了安全保障，所有這些都為繁榮昌盛提供了基礎。收成不好時政府積極賑災，這意味著大多數人不用挨餓，衣服相對便宜而且到處可以買到，年輕男子有能力成婚、養家。這種繁榮的結果使中國人口在這一時期增至原來的三倍，接近四億五千萬人。人口增長在一開始是繁榮的表現，但最終將會成為一種負擔。清政府沒能跟得上這種經濟和人口的快速增長，1712年頒布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賦將至關重要的土地稅收固定化，即使增加人口也不再增加稅收，所以政府收入受到相應限制。腐敗蔓延，官員不能解決問題時便將其掩蓋，隱匿不報。堤壩和水利設施未能及時維護，致使水患頻發，勢態嚴重。到了19世紀，各地糧倉問題頻出：倉庫漏雨，糧食腐爛，官員謊報情狀，這樣，政府應對饑荒的賑濟不再可能高效。就在葉坤厚當時任職的河南，洪災頻發，十室九貧，景象悲慘，他在返鄉前不久寫了一首凄傷的詩來描寫當時的情景：連歲遇水荒，十家九破敗。棲止無室廬，性命如草芥。死者多于生，生者皆乞丐。充饑尋樹皮，不得有荑稗。谷貴人自賤，兒女成買賣。父母痛生離，血淚盈衣帶。道旁往來人，習見不為怪。傷哉天地心，慘毒毋乃太。
清政府當時還面臨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在朝廷公牘奏章中很少提及。滿族政權是一個外來民族通過征戰而建立的王朝。在17世紀，滿族人從他們的家鄉，今天中國的東北，攻占了中原地區。在有些地方，攻占是極端殘忍的，尤其是當中原男子抗拒強加給他們的剃發令時，往往遭到殺戮。這種發式要求他們剃光前額，而在腦后拖一長辮。
外來的征戰部隊以旗為組織單位，包括了蒙古人和東北地區的漢人（漢軍旗人）。他們在全國各地通衢要塞駐防，住在隔離開來的由圍墻高高圈起來的軍營（即滿城）中。中央政府中，六部都有兩個尚書，一個滿族尚書，一個漢族尚書。而對于省一級的官位而言，最初八旗的后代，即滿族人和漢軍旗人，一直占據主導地位。
隨著時間的推移，滿族和漢族之間的文化差異逐漸消失。盡管皇室努力想要界定和保持獨特的滿族身份，旗人還是逐漸適應了中原文化環境，日漸同化。到19世紀的時候，滿族人用漢語讀寫，用儒家經典教育子女、填詞作曲，也吸納了中原文人的文化范式。與此同時，他們的騎馬射獵技術明顯衰退，而這些正是清朝歷代皇帝想要進一步顯揚，借以保持滿族身份的技藝。不過，滿族權貴還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特權階層，因而社會底層對他們政治統治地位的仇恨是很自然的。
19世紀中期，歐洲帝國主義的入侵加劇了這些國內矛盾。自16世紀開始，西方人就與中國通商，從中國購買絲綢、茶葉和瓷器（瓷器在歐洲又名china）。在18世紀晚期，貿易往來更加頻繁，尤其是當英國人開始喜歡喝茶之后，茶葉成了亞洲出口到英國的最主要的產品。英國曾對茶葉征以重稅（導致了廣為人知的波士頓傾茶事件等美洲殖民地的反抗），因而茶葉也為英國王室帶來了豐厚的稅收收入。但英國人卻沒能找到一種出口產品來平衡他們對茶葉、絲綢，還有瓷器的進口-直到他們開始在印度種植鴉片。鴉片貿易是非法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海軍不足以保衛綿延上萬公里的國家海岸線，因而無力阻止鴉片貿易。19世紀，尤其是19世紀30年代，鴉片銷售量急劇增加，以至于歐洲因進口中國產品而大量流入中國的白銀開始回流。繼而導致中國市場上白銀短缺，物價下降，經濟明顯衰退。不得不說的是，鴉片貿易的利潤，足以賄賂中國的武裝部隊和沿海地區的大小官吏，這在毒品貿易中迄今都是司空見慣。
1839年，危機達到嚴重關頭。皇帝決意阻止鴉片流入中國，派了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到達廣州，這是與西方進行合法貿易的唯一港口。林則徐關閉了大小煙館，沒收煙槍，懲處癮君子，繼而著手裁懲西方煙商。英國商人力勸本國政府借此爭端強行打開中國貿易的大門。很快，鴉片戰爭爆發。因長期和平，清政府的軍隊疏于訓練，根本無力應對這種新挑戰。用葉坤厚的話說，兵籍半虛名，老弱相承襲。抑或市井徒，無賴多竄入。登記在冊的士兵有一半名字都是偽造的（官員只是用他們在花名冊上充數，以得到更多軍餉吃空餉）。年老體弱者承因相接，士兵多選自城鎮里的烏合之眾，一無是處的流氓無賴也來參軍。而另一方面，英國海軍紀律嚴明，訓練有素，戰術精湛，裝備先進，因而很快取得了戰爭的勝利，并最終于1842年與清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根據條約內容，香港割讓給了英國；幾個港口開放通商，包括上海，同時準許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境內自由傳教。清政府在西洋夷人那里第一次慘遭失敗。
在近現代史上這次對整個世界格局都產生深遠影響的悲劇中，中國和西方世界在政治上、軍事上進行了正面交鋒。此時，清政府日益腐敗，暮氣深沉，已進入衰退時期，而西方由于科技和工業革命帶來的種種進步，正自信滿滿，并且對自己文化上的優越性有著前所未有的自信心和優越感。鴉片戰爭即源于這場有決定意義的對抗，并加速了滿族人統治的敗落。當時不安定因子早已開始蔓延，如盜賊、白蓮教、會黨等發起的小規模內亂，以及苗族等發動的起義；無正當職業、無所寄托的無賴混跡于賭場，并參與各種犯罪活動。鴉片走私為秘密團體提供了新的機遇，而英國在南方沿海一帶打擊海盜，又將這些盜賊驅逐到了內陸江河流域。
不安定因素日益加劇，就在此時，一位來自廣東地區的應試舉子屢試失利，在讀過一本基督教的宣傳冊子后，他逐漸相信自己就是上帝的兒子、耶穌的弟弟。在19世紀40年代，洪秀全和他幾位忠誠的追隨者在廣西省一個治績弛亂的山區州縣，成立了拜上帝會。拜上帝會的領導者自稱有耶穌或圣父的靈魂附體，他們預言國家將有大事發生，譴責不道德行徑，治愈病患，救濟窮人，并承諾只要遵信教義即可得到救贖。
附近鎮里的鄉紳對于這種異教產生懷疑，將其報告給了當地官府，并不斷以自家佃農和鄰里組織的團練鎮壓拜上帝會。但拜上帝會卻日益壯大，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追隨者，尤其是洪秀全所屬的客家人、貧窮的燒炭者、失業的礦工，及其他尋求保護和支持的弱勢群體，還有授拳傳藝的天地會成員。到1850年，清政府認為不能再任由這支新教任意發展，便組織清剿。而此時拜上帝會已進行了改組，更名為太平天國，并公然開始反叛。太平天國在其《浩劫說》中清楚明了地增加了反清的內容。清朝統治者被貶低為外來的惡魔、清妖，而且太平天國摒棄了清政府規定的發式以顯示自己反滿的使命，他們不再把前額剃光，而是頭發松散，成隊前行，因而有了長毛的別稱。
之后的兩年里，攻城掠地中太平軍實力不斷增強，不過此時他們還主要活動在西南部的山區州縣，他們的發源地周圍。1852年，他們沖破清廷軍隊的包圍，向北挺進，進入湖南湖北一帶，在這里，太平軍規模呈指數級地壯大。到農歷年底，太平軍攻占了武昌與中部多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城市，而他們龐大的艦隊已整裝待發，隨時準備沿長江向東行進，直逼安慶和中國經濟的中心-江南一帶，也就是葉家的祖居所在地了。
而在安慶，此時葉坤厚同家人正在營葬他已辭世的母親。鄰居們紛紛前來弔慰，但過了一段時間，弔客減少，葉坤厚痛感人情冷暖，詩中寫道，時來賓客多，勢去親戚遠。他開始著手處理家務，尤其是制訂計劃，建造恢宏的葉氏祠堂，修纂新版族譜。作為這個家族中許多年來的第一位朝廷命官，他急切希望編纂書面記錄和家訓禮儀，以維持整個家族在當地社會中的地位。同時也因遠離政務他極為享受這難得的清閑。他從河南返家時帶回了大量的古董，大約有四百六十件之多。老友不時造訪，飲酒賦詩，觥籌交錯，這是當時文人的一種重要社交活動。他藏書頗豐，時常沉浸在書海里，閱讀歷史，尤其是有關歷朝歷代治亂之跡。叛軍的動向總在心頭縈繞，令他煩憂，而整個城市疏于防備，更令他不安。他詩中寫道，城上擂大鼓，城下喧歌舞，城墻外，戰鼓聲響徹，城內卻歌舞升平，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驕逸輕敵。所有災難的來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果報應，真可謂：江南繁盛極驕奢，安樂由來生死故。特將兵火示災懲，要使齊民知感悟。
太平軍的艦隊沿江而下，直逼安慶，整個城市一片騷亂。種種怪象預示著災禍即將來臨：某天突然烏云密布卻無點滴降雨，梨樹結出甜瓜，城中各處竹子開花，老鼠四處逃竄，天空中出現流星。這些預兆都暗示著清王朝沒能保持天地和諧，因而失去了天命。城內百姓不安起來。秋季賦稅收繳完結之后，糧食滿倉，當地知府擔心這會成為叛軍襲擊的目標，于是向上請求增援以保衛城池，但當臨近的浙江省調來兩千士兵之后，葉坤厚的兒子伯英并不感到寬慰，說他們短小懦弱，殊不足恃，恐不堪一擊。知府于是向地方鄉紳求助-像葉坤厚一樣曾經為官的地方精英，或通過科舉考試但從未入朝為官的舉人老爺，以及其他以財富和地位成為各自地方顯赫人物的縉紳。葉坤厚受邀將他在河南平叛的經驗應用起來，組建起當地團練來予以抵抗。他組織起由地方縉紳領導的民兵局，第一個任務就是找出潛入城中的太平軍間諜。他對知府不抱有什么希望，因為他發現知府軟弱無能、無可救藥：實權都掌握在藩臺李藹文的手上，而這位知府同知又依賴于一位副官-這位副官傲慢無比，其行為根本無法以道德二字來約束。葉坤厚與當地另一位官員私交甚好，他是坤厚在河南為官時一位同僚的兒子，但他位卑言輕，幫不上什么忙。知府衙門內混亂不堪，眾人皆知城池根本守無可守，而城中平民也紛紛準備逃離，真是人心惶惶。一位指揮官擔心太平軍會利用城墻外沿墻而筑的民居爬上城墻，或者借以掩護挖掘隧道，摧毀城防，于是下令將這些民居全部毀掉，堅壁清野-這一舉措雖不乏明智，卻也是鋌而走險，因為這使百姓既怒且懼。官員和鄉紳們撤退到了相對安全的鄉下。年輕的葉伯英帶著一大家子人，乘船向北行進了約五十公里，到達了鄰近桐城縣的山區，寄居在其父的一位同僚家中。而在安慶城內，農歷新年臨近，卻無人慶祝，積雪覆蓋地面，市面清冷，城中百姓大都已經逃散了。
距安慶沿江而上大約四百公里處，在農歷新年的這一天（1853年2月8日），太平軍從武昌出發，兵分三路溯江而下。沿江兩岸有龐大的地面部隊，掩護著這一支由近兩萬艘強行征募來的平底帆船組成的艦隊。艦隊中央，是天王洪秀全乘坐著的雄偉的龍舟，表明了現在他的宗教使命中又多了稱帝的雄心。太平軍幾乎是移動著的國度-總共約有五十萬人，住在依據性別仔細隔離開來的帳篷里。他們中的許多，是從太平軍已經攻占的城鎮中征募來的，這也意味著并不是所有人都忠于太平軍的理想。然而其當時的效果，確實是形成了一支規模龐大的軍隊，沿江而下，所向披靡。
太平軍離開武昌后的兩周，滿載難民的船只出現在安慶城外的江上。謠言四起，稱其中藏有亂軍。當月24日黎明，幾百艘亂軍的船只結集在長江南岸，正對著安慶城。清軍用189門陳舊的大炮對其進行轟炸，直到炮膛因溫度太高，無法填充火藥并自行引爆。之后太平軍橫渡長江，兵臨城下。防御的守軍縋城而出，四散遁逃。到了下午，亂軍登上了城墻，他們的叫聲嚇退了殘留的守軍，亂作一團，潰散而逃。知府得知防御被摧毀，忙向朝廷發出急報后便往迎敵，被亂刀砍死。知府同知的職責是保護庫銀和糧倉，但隨著亂軍一路前行，他已先行逃遁，棄糧倉和府庫于不顧，這些財物，立即成了太平軍的囊中之物。
留在城里的葉氏族人和其他縉紳，先是躲在家里不敢出門。傍晚時分，葉家一位仆人報告說安慶城的北門還開著，且無亂軍把守。葉坤厚和兒子，還有幾位兄長，一起就此逃離安慶。出城后，在附近村莊的一位親戚家里短暫休息，之后他們連夜趕路，踏著新雪，穿過泥濘田地，直到黎明時分，方與其他家人會合。這個葉姓大家庭共有四十人，包括他們的妻妾兒女，還有仆人，光確認所有人都安然無恙，就花了好幾天時間。最終的團圓令他們欣喜，但同時，大家又都對未來充滿深深的憂慮。鄉下到處都是逃散的清兵。最初的時候，村民把這些人當作兵痞趕走。他們已經完全失去了斗志，只祈求憐憫和施舍，于是村民們給了他們一些烙餅和一點錢，打發他們上路。
接下來的兩天內，有傳言說亂軍要出城侵擾鄉下地區，鄉紳們遂組織起民兵保衛自己的村莊。然而四天后，太平軍離開了安慶，繼續向下游的南京進發。他們很快攻占了南京，并在那里定都十年之久。葉伯英和他的叔父回到了安慶，他們發現家還是原樣，家里的東西并沒有什么損失。但集市被毀，附近的幾處民居還在冒著焚燒后的青煙，府庫和糧倉被洗劫一空，觸犯了太平天國所拜神靈的寺廟被徹底查抄，僧侶和道士慘遭屠戮。除此之外，安慶城看起來并沒有什么不同。地方縉紳織人員清理尸體，熄滅余火。太平軍離開后，來了一批新的官員和軍隊，并帶來了救濟的糧食，期望通過這樣的努力以盡快恢復秩序。然而這平靜并沒有持續多久。
6月份，亂軍又折回安慶。像往常一樣，在他們行動之前，流言已經開始傳播。戰敗的士兵成群結隊，騷擾沿江的村莊和城鎮。之后，有節奏的炮火聲越來越近（起初被誤以為是打雷聲），宣示了太平軍的到來。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清軍沒作什么抵抗，即告撤退，士兵四散。
城中百姓驚慌逃竄，但這次，作為防御工事的一部分，一些城門被堵，逃散的百姓爭先恐后擁擠著穿過人群，老弱婦孺跌倒，被踩踏致死。尸體一具具堆積起來，路上到處是人們遺棄的物品，后面的人爬過成堆的尸體和各種散落的雜物艱難前行。返回城中的葉氏族人也加入了這支逃亡大軍。葉坤厚腳受了傷，無法行走，只好由兒子背著趕路。他們再次逃往郊區的親戚家，逃亡路上，暴風雨襲來，他們在雨中掙扎跋涉-婦孺的哭聲不絕于耳-希望到更遠處鄉下的朋友那里避難。回望安慶城，城內火光沖天，已是一片人間地獄。
這一次，太平軍又在攻占城池后很快離開。兩天后，葉伯英和他的一位叔父，還有一名可靠的仆人，一起返回安慶，查看家里情況。他們到達時，正趕上一伙劫匪趁亂打劫，看到他們回來便驚慌逃竄。這一次，整個城市遭到劫掠：城門和衙門被焚毀，尸橫遍野。有的死于戰火，有的則被倉皇逃散的人群踩踏致死，尸體橫陳街頭，已經開始腐爛。還有一些人（大部分是女人）在被亂軍抓捕后選擇自殺，人們在井底發現了她們的尸體。由于政府官員和部隊已經逃離，土匪和亂軍恣意沿江劫掠，但很少有人再去打安慶城的主意-這里已經被洗劫一空了。葉坤厚詩中說：那知繁盛地，忽變戰爭場。血骨悲狼藉，黃塵望渺茫。愁聞一江水，嗚咽下殘陽。葉坤厚決定和家人離開這里，盡管他們家族曾世代居于斯、長于斯。他命兒子整理出家里的貴重物品，包括約一萬卷藏書和幾百件古董。接下來的幾周里，葉伯英在安慶和鄉下友人的宅子之間來回穿梭，將衣物、書籍和一些古董都轉移到安全地帶。對于葉家的這個分支來說，這是他們與這座城市的訣別，但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些。
整個夏天，安慶城如同空城，清軍和亂軍交替往來。當地縉紳懇求清政府派遣官員和軍隊來恢復秩序，巡撫衙門回駐安慶，但無結果。清軍駐扎在安徽省中部地區，也即駐扎于北部另一伙亂軍捻軍和南部的太平軍之間。長江基本上為太平軍所控制，他們的船只經常停靠在安慶城外。10月份，太平軍英勇善戰的年輕將領石達開來到安慶建立自己的根據地。他當時年僅23歲，是中國西南部早年支持太平天國的一戶富裕家庭之后。他是太平軍中最有能力的將領之一，也善于治亂持危，他在安慶周邊建立起了一個穩固的政權。太平軍早期的教義中，曾廣為傳播的一條就是均田地，這種平均主義的思想得以提出，既有中國歷代均田思想的延續，也有基督教教義中所有人同為上帝之子平等觀念的影響。但是這種革命綱領似乎從未得以執行，石達開還特地與當地地主合作，保護他們的財產，以期他們能按時交完賦稅。
石達開推行的這些相對現實的政策，影響了葉坤厚及其家人藏身的鄉下的形勢。在全國的層面上，太平天國的叛亂代表了一種對儒家正統和清朝政權的根本挑戰；但對于地方而言，實際上是兩個政權對于其政權合法性和所控制資源的爭奪，而鄉村居民則想方設法在這種爭奪中盡量減少自己的損失。由于政府軍隊混亂不堪，清政府越來越有賴于鄉紳組織的地方團練來維護自己的統治。盡管太平軍通常被稱為農民起義，但他們建立的政權都在城市。當太平軍的官員到鄉下去征稅的時候，他們殘暴地抓捕鄉紳和一些參與地方團練的民戶。因為葉家有人曾經為官，又曾參與組織團練，當地人通常避免與他們接觸，以免被牽連到反抗太平軍的活動中。但是當地一些投機分子（葉家人把他們叫做強盜）抓住機會，領著太平軍到處找尋躲藏起來的鄉紳，然后搶奪他們的錢財。葉坤厚很驚詫這些鼠目寸光的人會甘愿淪為叛賊。
在此情景之下，葉家人不得不搬遷到更加偏遠的山村，最后，他們來到安慶城北約五十公里的臥龍山懸崖下面的峽谷深處，在那里找到一間小屋棲身。小屋十分破舊，幾乎不能遮風避雨。亂軍控制了主要干道，但是不敢冒險到深山中搜查，于是這間小屋和附近一帶暫無寇警。而實際上，山里成了鄉紳們的主要據點，以至好幾十個親戚都來投奔，一起避難。對他們，葉坤厚的妻子無不表示歡迎并細致照料。
葉坤厚在山里藏身數月，這段經歷給了他很多思考的機會，他作了幾百首詩記錄自己的隨感。起初，他對自己的運途感到沮喪。在他的描述中，自己破帽殘衫興未孤，他暗問豈有功名來落寞？同時，他希望有機會展示自己：丈夫斷不羞貧賤，奇士常多讬釣屠。他確信像他這樣的讀書人，尤其是那些有為宦經歷的人，在亂世中都要積極應世，有所作為。
天生禍亂須人定，不應舉世無相應。
英雄流落困風塵，抑郁苦為資格病。
奇才何必非書生？平猺昔有王文成。
王文成即王陽明。此處葉坤厚提到王陽明，值得關注。因為王陽明是一位理想主義的哲學家，他對理學中一些嚴苛保守的信條進行的批判，因明王朝的衰敗及最終滅亡而飽受詬病。此時，葉坤厚回憶起王陽明曾任南贛巡撫，平定中國西南部的少數民族動亂。
之后不久，葉坤厚逐漸適應，甚至開始貪戀這種山居生活。在一首詩里，他把自己和家人與世隔離的避亂處比作前人詩詞里的世外桃源：遇人致敬恭，賢愚皆一律。酒食共招尋，聊用適所適。他的詩中不斷提到男耕女織的畫面：牧童憩于樹下，山間小道偶遇即可成為密友。他跟隨一位拾柴者來到山中，二人一起在酒館小酌。鄰里到訪，共飲一杯酒；人們彼此信任，夜不閉戶。在他的友人中，和尚道士地位突出。他曾經寫道：我欲逃禪離塵世，室家無奈苦相牽。他的思想中越來越多地呈現出一種道教式的懷疑政府功用的傾向，流露出一種信念，那就是人們完全有能力自行管理好自己的事務：
解紛宜眾族，排難睦諸親。
奚必為為政，真能事事人。
聰明時貨殖，骯臟且風塵。
避亂深交納，荒山共結鄰。
大多時候，當寫出描寫平靜山居生活的田園式詩歌之時，葉坤厚似乎已經接受了命運，作為一個陶淵明式的隱士，他享受著這歸隱山林的生活：
遠離城市入鄉村，林密何須更閉門。
山水味如嘗蔗境，利名心已斷塵根。
貧來欲賣書千卷，興到時傾酒一樽。
花里過從無外客，只余猿鶴伴黃昏。
雖然他很可能為了養家，賣掉了許多書和古董，但留下的書仍足以供他閱讀，他也樂于和兄弟們一起討論書中內容。一同棲居于此地的文人、鄉紳和曾經的同僚、退居林下的士紳不時前來造訪，交換時局信息，互訴衷腸憂慮，艱難之中，友誼彌篤。當妻子生日的時候，他從鄰家借酒予以慶賀。日子雖清貧，卻樂在其中。
然而最后，葉坤厚的儒家責任感又占了上風，他不能再安心貪戀這種道教式的遁世生活，也不能在背井離鄉之時還沉浸在山林田園式生活的悠然自得之中。起初，他希望朝廷平定叛亂的決心能使它很快取得戰爭的勝利，但清軍接連失利，他的希望逐漸轉化成了憤怒：
戰時將在后，兵出誰為主？
奔時將在先，兵潰誰能阻？
非惟不阻導之走，官不守城賊來守。
葉坤厚先前在河南平叛土匪的經驗，使他對地方團練的效力深信不疑。這種體制基于一種傳統的寓兵于農的思想（或策略），即士兵就生活在人民當中。古者農寓兵，人人能御敵。講武農隙時，戰陣如親歷。為國實為家，所以得死力。后世兵農分，民始畏鋒鏑。一旦蠢動生，武備民不識。意謂自有兵，與我不相及。各自為身謀，往往預逃匿。兵籍半虛名，老弱相承襲。抑或市井徒，無賴多竄入。賊來兵不前，賊去兵難緝。殺賊既不能，擾民翻所習。兵民兩無恃，貽患將何極。在古代，每個人都知道如何去戰斗，人們保衛國家，就像保衛自己的家人。而現在，由于士兵和農民的角色分離開來，普通人變得懼怕戰爭，并且認為保家衛國是士兵的責任，與自己無關。而軍隊方面，則滿是不合格的士兵和一無是處的兵痞，他們沒有能力抵御敵人，只會到處殘害老百姓。地方團練的吸引力在于，他們能夠利用農民保衛自己家園和家人的自然愿望來達到保衛國家安全的目的。鴉片戰爭的時候，流傳著一些關于廣州一帶的鄉村團練打敗英軍的故事，雖然有些夸大，但在19世紀40年代，這些故事使各地士紳有了組織地方團練的強烈意愿。而后來，鄉紳領導的地方團練在清政府抗擊太平軍和平定其他內亂的戰爭中起著極為關鍵的作用。同時，葉坤厚覺得有一種社群感將像他這樣的文人和安徽山區的農民聯系了起來，這更讓他決意組建地方團練。他在這處山區避難的經歷使他相信，文人可以、而且應該領導民眾應對內亂。普通軍隊和民眾之間的關系常常比較疏遠，而他們則不同。
他于是決定組織抵抗力量迎拒亂軍。1853年冬，凜冽的寒風吹過冰雪覆蓋的叢林，葉坤厚帶著一位仆人辭別家人，向北部的清軍陣線進發。他隨身只攜帶了一根木杖，身著短褐衣，而非文人常穿的長袍，翻越重山，穿過冰凍的河流，來到了清軍將領袁甲三的營房-袁甲三在那里負責指揮戰斗，規復安徽。雖然葉坤厚也曾為官，但他還要在袁甲三的門外懇求三天，才得以獲準組織地方團練，收復安慶周邊地區。同時，他的弟弟葉蓮向西進發，去游說另一位官員，讓他相信安慶百姓并不像很多人認為的那樣依順太平軍。他據理力陳，太平軍征收重稅，百姓無不痛恨，但他們又懼怕叛軍強大的勢力。如果能組建軍隊與叛軍抗衡，百姓自會團結起來，同仇敵愾。于是，葉蓮也被授命組織地方團練。返回家里后，他和另一位兄弟葉運一起探親訪友，團結抵抗力量以迎拒太平軍。
一天，當這兄弟二人從一位鄉紳家里出來的時候，遇到一些來自安慶的太平軍騎兵。兩兄弟前額刮凈，梳著辮子，這引起了亂軍士兵的懷疑，因為在太平軍占領地區，大多數居民已開始蓄留長發，梳著太平軍的發式。兄弟倆聲稱來自外省，只是路過此地，但這些士兵并不相信。
他們搜查葉蓮的長袍，發現了授命組織團練的信函。幸運的是，亂軍士兵并不識字，他們拿走了信函，將葉蓮交給了一位當地太平軍官員手里，聲稱一會兒回來就會把他帶到安慶進行審訊。
這位太平軍官員是當地人，與安慶城內那些對太平軍忠心耿耿的亂軍主力截然不同。他對自己出任偽職，有著非常明顯的矛盾心理。他負責為太平軍征收賦稅和管理地方事務，但又懼怕他們，因為太平軍是一支外來的武裝力量，勢力強大，禮俗怪異，信仰異教。他心里同情鄉紳民兵，但又擔心這會給他的街坊帶來麻煩。所以他盡量拖延，既不愿放了葉蓮，也不愿把他交給亂軍，因為那樣的話，葉蓮幾乎毫無疑問會被處死。去探獄的葉蓮朋友中，有些人建議他自殺，因為這樣好過被交到太平軍手里之后的悲慘命運。
同時，年輕的葉伯英加緊組織團練，他在鄉紳領導者集會時激昂陳詞，著重提到了自己家人所做的英勇犧牲，說他的叔父被捕，他們組織民兵的秘密已經泄漏，吾叔糾合團練保護鄉閭，機事不密，陷在賊中，因援救眾人而一身先受其禍，汝等當感激者。他發誓要繼續抵抗叛軍，他的父親已經去向北部的清軍求助。父子、叔侄義當效命，現擬將家眷移徙，只為保存宗祀之計。某身留此間，若賊人追索到此，請獻某以說（悅）于賊，汝等可免受累，而某亦死不忘德。在表明自己英勇的自我犧牲的心跡之后，他又發出嚴正警告：倘因畏賊而陷我全家，恐大兵壓境，知爾等害人媚賊，比戶可誅，悔之晚矣。葉運，被捕的葉蓮的弟弟，展開了另一場營救行動。他在半夜爬過一片灌木叢，造訪了當地一位富裕且有才干的名人，他被逼迫為太平軍效力。這位名人告訴葉運自己無能為力，但其實他已設計好計策實施營救。他秘密傳話給羈押葉蓮的那位猶豫不決的官員，建議他在太平軍士兵返回之前將葉蓮，還有顯示其有罪的文件送至安慶。這位官員照做了。到了安慶之后，抓捕葉蓮的人告知太平軍官員他們抓到了一個頭發刮過、留著辮子的人，看起來像是一個返家的商人。他們保證葉蓮很忠實，與清政府沒有關系，于是很快葉蓮獲釋。
葉伯英描述他叔父的獲釋過程更加戲劇化，極富演義色彩，或難采信。據他描述，敵人以死逼迫葉蓮，但遭到叱罵，他厲聲謂賊自己的家人世代都是鄉紳和官員，屢代書香，懂得忠義，刀鋸鼎鑊，其甘如薺。一名太平軍士兵欲立即上前殺死葉蓮，但負責的官員上前一步道：此迂腐書生耳，害之何益！葉蓮于是逃過一劫。
葉伯英對自己躲避太平軍那段時間中活動情況的描述想必更加可信。1854年，他29歲。他19歲成婚，也就是他通過科舉，獲得最低秀才功名的那一年。此時他已有一個5歲的兒子，葉伯英成年之后大部分時間都在幫助父親打理庶務。當葉坤厚離開家人開始戎馬生涯之后，他吩咐兒子照顧好家人，保護好他的詩集。這些都清楚表明了葉坤厚心中最記掛、優先考慮的事，在之后的幾年里，葉伯英把家人從一個山間的藏身處轉移到另一處，尤其小心照料的是父親的詩集和母親的身體。
葉蓮被捕之后，全家人都感到他們的處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危險。太平軍在鄉村大肆搜捕組織團練反抗太平軍政權的士紳。葉伯英把家人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但他認為知道他叔父被捕的當地惡棍在密切關注他們家人的一舉一動，并密謀把他們交給叛軍。為了確保每一位家人能躲過這次劫難，他們不敢再聚族而居，開始分散避難。葉蓮獲釋之后，回到了安徽西部。他的弟弟葉運和自己的直系親屬住在一個村莊。葉伯英獨居于另一村莊，而他的母親則又藏身他處。葉伯英對自己妻兒的藏身之處只字不提，但很可能是與他的母親在一起。
遵循儒家每日須向父母請安的儀節，葉伯英在每天天黑之后都會去母親那里請安。夜空晴朗時，借著月光踉蹌前行，遇到陰天，則會打只燈籠。仆人跟隨著他，拿著一些食物和其他日用品。他們臨近時會有狗吠聲，這時葉母會焦急地來到窗前招呼他。進門之后，伯英會恭敬地向母親叩頭，之后母子聊到深夜，在母親入睡之后他才會離開，天亮前回到自己的住處。盡管在描述這請安的儀節時，伯英像是更多地出于表曝自己的考慮，但這也顯示了他與母親聯系的緊密。
1854到1855年冬天的一個雪夜，葉伯英聽到敲門聲前去開門。來人是他父親的貼身仆人，傳信說葉坤厚現在意欲收服桐城一支龐大武裝力量的副總指揮。桐城在安慶以北，緊鄰安慶。不久，葉家人得知清軍已經包圍了桐城。從山里的藏身之處，葉伯英和其他家人猶能聽到遙遠處隆隆的炮聲。有傳言說清軍大勝，但是一個為太平軍效力的級別較低的安慶鄉紳設法從后方伏擊清軍，緊隨其后，石達開率兵增援，打破了清軍的圍困，殺死了指揮官，擊潰了清軍。葉伯英擔心父親的處境，他抄僻徑和山間小道趕赴前去，聽到父親無恙的消息始放下心來。他渴望投入戰斗，建功立業，于是向父親傳信。兩天后收到回信：葉坤厚重新集結起一半的失利隊伍，向北開發，重組部隊。而伯英應當照顧家人，侍奉母親，吾盡吾志，汝行汝孝。伯英已年近三十，但葉家根據儒家禮教，對家庭成員進行分工，父親履行公職，兒子則留在家里照顧家人。
1855年春天，葉家人在亂軍的轄下藏身已有兩年，對清軍盡速收復失地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他們決定逃往陜西，伯英的弟弟在那里做官。雖然他只是一個貧窮省份的知縣，但這個職位代表了葉家人在官場的一個重要的立足點。他的父親竭盡所能與這個兒子保持聯系，要知道當時一封信從陜西到安徽的山區需要走一年，但是葉坤厚非常明確地告訴這個兒子，全家正饑饉，珍重此微官。不清楚陜西的這個兒子是否給尚在安徽的家人提供了經濟上的幫助，但他可以提供避難之處，使家人遠離內亂，到1855年，葉家人準備動身了。去往陜西，先要穿過亂軍控制的區域。他們沿著山野僻徑前行，由于沒有客棧，仆人先行以準備地方休息。葉家人太多，如果一起行動肯定會引起懷疑，所以分成了三組。伯英的母親患病咳血，但她堅持要走。十天之后，他們到達了清軍控制的區域。葉母告訴兒子，自出賊境，如釋千鈞重負，眠食始能如常，病已見愈，必能安抵陜西。但是當伯英回頭向南望去，天空中烽煙四起，他不禁擔心仍藏身亂軍控制區域一時不能脫險的親友，不覺潸然淚下。
平安逃出太平軍控制地域之后，家人又分頭行動。葉運叔父的目的地是北京，他要參加一場恩科鄉試，以期能獲得一官半職。其他家人則或乘船或坐馬車，先是往西，之后向北，穿過河南，在葉坤厚曾經就職的衙門里稍作休整后（也曾在一位做官的姻親家里歇息），最后，他們沿黃河河谷西行，穿過一個關口進入了渭河河谷，到達西安，這里是中國古代多個朝代的京師大都。伯英的弟弟去迎接他們，全家人得以團聚，但很短暫，不久之后他即被知府委派往陜北安塞任職。
葉家終于從太平天國內亂中逃生，但卻遭到重創。他們安慶的家已面目全非，家產也所剩無幾。在山里避亂兩年之久，給這個精英家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苦難。安慶被太平軍占據長達八年，并且被當作一處戰略要地而戮力死守，以控制清軍進入太平軍都城南京的通道。在1861年最后的交戰中，清軍攻城時約一萬六千人喪生，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平民。從安慶開始，清軍逐步肅清了太平軍在安徽的殘余力量。三年后，太平軍都城陷落，中國歷史上血腥的內戰宣告結束。
內亂過后，葉家的一位后人回到安慶，在一片廢墟中只見散落著一些茅草屋，井邑蕭條，蓬蒿滿地。問其人，則前輩老者百無一存，強壯者不知何往，少者又皆不識姓名，大有城郭猶是人民非光景。
隨著家族里最杰出的成員流落他鄉，安慶的葉氏家族繁盛不再。留下來的大多是普通的農民，在暴亂后的廢墟中掙扎著生存。葉坤厚和他的后人再也沒有回去過。雖然他這一支被迫離開葉氏祖居之地，但其成員在逃亡中成為了朝廷精英階層的成員。對他們來說，尤其是對葉坤厚和葉伯英來說，內亂為他們提供了展示自己治亂持危能力的機會。這在封建帝國晚期的中國是通向財富和權力之路。我們稍后會討論他們的宦跡沉浮，但首先必須探究那些促成他們崛起的根源。
編輯推薦：
《葉》詳盡地描述了篤莊這一代兄弟姐妹，在文革暴風雨過后的復蘇與漸入佳境。但他們畢竟已經耗盡了自己可能大有作為的鼎盛春秋，平反復出雖然煥發出工作激情與才智揮灑，畢竟如同已逾季節的花朵，盡管光彩照人但卻迅速凋謝。本書的未來矚望于他們的子女以及正在茁壯成長的第三代。正如作者結尾的幾句話，他們在后毛澤東時期的生活比自己的父母更加多樣化，而且他們的足跡遍布全國和全世界的更多地方。但他們仍然是一個大家庭，現在由電子通信網絡連接在一起，這棵大樹的樹葉和樹枝現在共享一個虛擬空間，而他們的未來還有待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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