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善致善：蔣慶與盛洪對話(增訂本)（簡體書）

本書濃縮了兩位大陸新儒家代表人物蔣慶先生與盛洪先生的主要思想，兩位思想者共同探討了政治儒學的王道理想等問題。十年來，此書一直是了解兩位先生思想的非常重要的簡明讀物。此次增訂版，修訂了若干細節問題，并增補了四篇相關文章。

蔣慶，大陸新儒家最著名代表人物。1953年生，字勿恤，號盤山叟，祖籍江蘇徐州，出生、成長于貴州貴陽。著作有《公羊學引論》《政治儒學》《再論政治儒學》《廣論政治儒學》《儒學的時代價值》《生命信仰與王道政治》《以善致善：蔣慶與盛洪對話》等，另有英文版的《儒教憲政秩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選編《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
盛洪，著名經濟學家、大陸新儒家代表人物。1954生。現任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山東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教授。著作有《士志于道》《長城與科斯定理》《為什么制度重要》《治大國若烹小鮮》《在傳統的邊際上創新》《經濟學精神》《分工與交易》《為萬世開太平》《尋求改革的穩定形式》《以善致善：蔣慶與盛洪對話》等。

百年來中國文化的病是“人病”而不是“法病”，中國的“王道文化”、“君子文化”沒有問題，是中國人染上了西方文化的病，中國的“人”出了問題。現在要治的是中國人的“人病”與西方文化的“法病”，必須同時兼治才有效。

序：在儒學中發現永久和平之道(盛洪)1
一、“以中國解釋中國”
二、天人對立與天人合一
三、文化互證與比較：人病和法病
四、西方人為什么沒有反省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問題？
五、民主的強盜公司與世界政府
六、自由、民主，還要有道德！
七、人欲的地位：默認還是崇尚？
八、如何在政治中體現道德？
九、道德的個人和不道德的國家
十、中體西用與理勢分離
十一、道家與儒家，王道與霸道
十二、堅持王道能否使用武力？
十三、不能用惡的手段實現善的目的
十四、王道要從國內做起 序：在儒學中發現永久和平之道(盛洪)1
一、“以中國解釋中國”
二、天人對立與天人合一
三、文化互證與比較：人病和法病
四、西方人為什么沒有反省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問題？
五、民主的強盜公司與世界政府
六、自由、民主，還要有道德！
七、人欲的地位：默認還是崇尚？
八、如何在政治中體現道德？
九、道德的個人和不道德的國家
十、中體西用與理勢分離
十一、道家與儒家，王道與霸道
十二、堅持王道能否使用武力？
十三、不能用惡的手段實現善的目的
十四、王道要從國內做起
十五、救亡之后的國家層次道德
十六、人人都能覺悟，但還要有圣人啟發
十七、對儒家的妖魔化和對中國人種的疑問
十八、現代性：天理人欲的顛倒與錯位
十九、中國是唯一一個放棄了傳統文化的國家
二十、君子社會、小人社會和強盜社會
二十一、用現代技術將核時代霸道的結果模擬出來
二十二、中國文化視野下的自由民主與日本存在的問題
二十三、浩然之氣與忠義名節：儒家與縱橫家的區別
聞后記（厚生）
附錄一在儒學里重塑道德——《外灘畫報》專訪蔣慶
附錄二“重建儒教”能為中國和平崛起提供道德支撐——《晶報》專訪蔣慶
附錄三終結核達爾文主義（盛洪）
附錄四天下文明——論儒家的國際憲政原則（盛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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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中國解釋中國”
蔣慶：
近代以來，中國文化不是局部出了問題，而是根源處出了問題，根源處出的問題需要從根源處著手才能解決。一百多年來中國文化不斷被誤讀，被曲解，甚至被刻意丑化與惡意踐踏！到現在，她的內容體系是什么已經搞不清楚了，她的精神價值何在已經不得而知了！（編者注：本書黑體字是作者原稿標示的。）現在的中國人，言必稱西方，言必稱美國，或者言必美希臘，言必美羅馬，言必美希伯來。他們對西方文化的了解，既深且細，已經到了如數家珍的地步（他們視西方文化為己之家珍。家珍者，自己家中所具有之寶物而彌足珍貴者也），而他們對自己固有的文化——中國文化——的了解則一團霧水，不甚了了，支離破碎，不得要領，且不說其中之偏頗者對西方文化是極崇拜敬仰之情、對中國文化極刻意歪曲之意了。就算是大學和研究院中研究中國文化的嚴肅學者，大多只是在整理文獻、校勘古籍、梳理史實、解析名物上有成就，但在對中國文化大義微言（精神價值）的闡釋上往往不得力，甚至多有誤解。即使是以弘揚中國文化精神價值為己任的港臺新儒家，在對中國文化的解釋上亦存在著許多誤區。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這一原因就是前面所說的中國文化在根源處出了問題。那么這一根源處的問題又是什么呢？這一根源處的問題就是這一百多年來在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中“以西方解釋中國”，中國喪失了“以中國解釋中國”的能力，中國文化淪為被西方任意解釋（肢解、曲解、丑化）的對象，中國漸漸成了“西方的中國”，中國文化成了“西方文化視野下的中國文化”，進而“中國的中國”不存在了，中國文化意義上的中國文化亦不復存在了！
我們知道，一個文化的活的生命力，并不表現在這一文化遺留的典籍文字中，而是表現在由該文化典籍所體現出來的普遍的精神價值中。即是說，該文化的典籍文字本身是不會說話的，要該文化中的人不斷對典籍文字進行充滿存在感與歷史感的詮釋解讀，典籍文字中普遍的精神價值才會被激活，從而顯現出來，這一典籍文字所代表的文化才會具有活生生的生命力。莊子說孔子“
纟番經”，就是說孔子對“三代”文化的重新詮釋解讀，使“三代”文化重新顯現出其普遍的精神價值，從而使“三代”文化具有了全新的活的生命力。在中國古代，這種對文化典籍中普遍精神價值（大義微言）的闡釋是通過所謂“書法”、“家法”或“師法”來完成的，所以“書法”、“家法”、“師法”，就是進入中國文化的不二法門，是理解中國文化大義微言的唯一管道，是凸顯中國文化獨特義理價值的言說體系，是“以中國解釋中國”的一整套中國解釋系統。如果打亂了這套解釋系統，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就會顛倒混亂；如果拋棄了這套解釋系統，就不會知道何為中國文化的普遍精神價值了。因此，要亡一國，必先亡其文化；要亡其文化，必先亡其經史；要亡其經史，必先亡其“書法”、“家法”；要亡其“書法”、“家法”，必先亂其“書法”、“家法”；亂其“書法”、“家法”，即亂其文化中所本有的解釋系統；其解釋系統亂，則文化的評價系統亂；其評價系統亂，則文化的普遍精神價值亂；文化的普遍精神價值亂，則國不國而文化不成文化矣！所謂亡文化甚于亡天下也已！
一言以蔽之，亡文化就在于亡其解釋系統。在今天，典籍文字意義上的中國文化依然存在，漢字及其文獻遺存形式永遠不會滅亡，而會隨著中國人的存在長期存在下去。但是，在百年來中國文化回應西方文化挑戰的過程中，中國人自己先亂了自己的文化解釋系統，演變到現在，中國人幾乎完全拋棄了自己的文化解釋系統。其結果自然是“以西方解釋中國”，中國文化成了“西方的中國文化”。其對治之道必須是反其道而用之，即必須“以中國解釋中國”，把西方化了的中國文化還原為“中國的中國文化”。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首先恢復中國文化的固有解釋系統，并在此基礎上因應時代的需要創造性地重建中國文化的解釋系統，然后再用中國文化的解釋系統去了解六千五百年來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伏羲畫卦至今約六千五百年）。然而，這在今天的中國談何容易！面對今日西方文化鋪天蓋地的強大解釋功能與中國文化這一百多年來不斷被西方文化解釋得蒼白虛弱而無力自立的狀況，以及中國文化內部被解釋得一團亂麻甚至黑白顛倒的現狀，中國文化哪里還有能力去回應西方文化的挑戰？因此，若要復興中國文化，若要回應西方文化的挑戰，就必須先解決自己的問題，必須先把自己文化的處境搞清楚。這就要明白中國文化在根源處出了問題，喪失了自己文化的解釋系統，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要重建中國文化的解釋系統，用這一解釋系統去正確、全面地了解中國文化的具體內容與精神價值。現在我們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研究都是亂的，我們自己對自己的文化都沒有一個共識，自己這套學問的價值和意義到底在哪里自己都說不清楚，這怎么行？前些年所謂“文化熱”只是在表面上熱，深入到文化的深處仍然是冷！所以我覺得現在急需做的重要事情就是要深入到中國文化內部去真正把握中國文化的真精神、真價值與活生命，然后才會有力量出來回應中國文化面臨的問題與挑戰！這需要花時間和精力，中國文化如此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有這么多的內容需要了解，而且并不是讀了就會懂得，還得慢慢體會，這得有時間、有環境、有心境。中國人現在必須首先建立自己的文化解釋系統，并以之理清自己的文化傳統，在自己的文化傳統上達成共識，才有能力回應西方文化。如果你自己都一團糟，自己都搞不定，怎么能去回應別人呢？這一百多年來，中國文化被西方文化不斷解構，不斷按照西方文化的價值義理去塑造，其始作俑者不只是西方的政治家與漢學家們，更多的是我們中國自己的知識分子！他們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場上，用西方文化的解釋系統來解釋中國文化，他們實際上都是一些西方化了的中國漢學家……
附錄一在儒學里重塑道德蔣慶
外灘：請問您對2004年的文化復古，特別是一些原本被認為可能持有不同意見的年輕學者秋風等人，明確支持兒童讀經怎么看？也算是對您的支持，您怎么看？
蔣慶：2004年10月底，在北京天則研究所主辦的“長城論道”會議上，我和秋風當面交談過。很多朋友不理解像秋風這樣的自由主義者為什么會支持兒童讀經，我當時也很驚訝。因為讀經涉及價值問題，不僅僅是涉及傳統文化問題。如果是典型的自由主義者，應該信守價值中立的原則，他們一般會這么說：我尊重讀經的權利，但我不主張讀經。但是，秋風、劉海波、范亞峰這批青年學人自稱是“中道自由主義者”，他們不僅支持讀經，還批評將讀經認為是蒙昧主義的人，如薛涌，從這里可以看出中國現在的自由主義者已經和傳統的自由主義者有所不同了，他們開始同情甚至部分地認同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了。
有人認為秋風等人支持兒童讀經，是在爭取傳統文化資源，利用傳統文化來壯大自由主義。我認為雖然他們確實有這種動機（他們定位自己是自由主義者，可以理解他們有這種動機），但也不完全如此，他們確實也經過了較深入的對中國近代以來反傳統思潮的反省思考，并對中國的特殊國情有了新的認識與尊重，所以他們還是有真誠的一面。他們和以前五四時期的老自由主義者、20世紀臺灣的殷海光與林毓生等第二代、第三代自由主義者有所不同，雖然他們基本的自我定位沒有改變，但因為時代處境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在對西方文化的理解上，特別是在對西方宗教、社會、歷史與傳統的理解上比中國的老自由主義者與第二、三代自由主義者全面深入，因而又反過來以此作為參照使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特別是在價值層次上對中國儒家傳統的理解也比中國的老自由主義者與第二、三代自由主義者全面深入。通過反省思考，他們認識到，中國近代以來的徹底反傳統運動不僅不能在中國實現自由民主的社會，恰恰相反，徹底摧毀傳統的社會正是產生極權專制的溫床，“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例證。……
附錄三終結核達爾文主義盛洪
一.現代史圖景下的伊朗核問題
近來鬧得沸沸揚揚的伊朗核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大的歷史圖景的細小局部。這個大的圖景就是整個近現代史。在這兩三百年的時間里，人類賴以互相殘殺的武器有了長足的“進步”，從長茅弓箭發展到了核武器。促使武器如此快速發展的動力來源于這樣一個激勵機制，即誰擁有更先進的武器，誰將在國際競爭中占據優勢，從軍事到政治，從經濟到文化。
這樣的判斷不難得到證明。在國際政治舞臺上，聯合國的五大常任理事國，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和中國同時就是五大核國家；2004年它們的GDP加在一起約占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總量的44%。尤其應該注意的是擁有絕對核優勢的美國，它的GDP占世界的比重為285%（2004年）；當它認為需要的時候，可以無視聯合國而采取單邊行動；從CNN到好萊塢，都使美國文化在世界上占據優勢。
因此，近代以來實際通行的游戲規則強烈激勵著不同國家開發和擁有核武器。由于武器有某種互動性質，它不僅能增加擁有者的安全，還能增加其敵對者的恐懼，所以有關武器的競爭更為激烈。在不同層次的武器之間，較高級武器的價值不僅是由其制造成本和技術來衡量，而且因為使較低級武器變成一堆廢鐵，而有更高的相對價值；核武器作為當今世界的頂端武器，則有著壓倒一切武器的優勢，從而具有超級價值。在今天這個自稱“現代文明”實際上通行叢林規則（或者叫作社會達爾文主義規則）的世界中，暴力優勢者受獎，暴力劣勢者受罰。很自然地，武器競爭必然導致核武器，因為無核者賊，有核者霸。
無怪乎，不少無核國家，尤其是沒有核盟友，并面對充滿敵意的核國家威脅的無核國家，更有動力開發和擁有核武器，其強度是不可小視的。只是這種趨勢有著兩種反對的力量。一是現有的核國家。對于它們來說，如果越來越多的國家掌握了核武器，就削弱了它們原有的相對優勢。一是整個世界。如果有更多的國家擁有核武器，就會有更高的幾率發生核戰爭，從而使地球更為危險。因此在這一點上，核大國的利益與世界利益有著某種一致性。所以我們看到，在防止伊朗或朝鮮獲得核武器方面，以美國為首的核大國既在維護自己的核優勢，又在延緩核武器在全世界的蔓延。
然而，減緩或停止核擴散的努力與當下世界實際的游戲規則所帶來的核沖動相比，實在是有點螳臂當車。如果擁有核武器就意味著軍事優勢、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的話，暫時的國際輿論、經濟制裁、政治壓力甚至軍事打擊的風險都是值得的。用一個比較形象的比喻，在一個游戲中，誰能跑到終點誰就能獲得100萬元的獎金，并搖身變為裁判員；而在跑的過程中卻會被罰款100元，并由裁判員來執行。結果可想而知。印度和巴基斯坦就是先例。當然對于伊朗和朝鮮這樣的敵對國家，美國會加大阻遏的力度（如同增加罰款金額）。但只要美國自己繼續享有核大國的好處，社會達爾文主義規則繼續發揮作用，無論什么樣的談判、勸誡、威逼、制裁甚至動用武力，都像是滔滔大河中的幾塊沙洲，無法改變“水往低處流”的鐵律，也無法避免一個有更多核國家，以致毀滅于核戰爭的世界。這只是時間問題。
二、道德維度：核武器與恐怖主義
很顯然，如果我們只是把目光局限于伊朗或朝鮮是否擁有核武器的問題上，就顯得舍本求末，也沒真正懂得核武器是怎樣一種問題。
核武器的出現是近代以來武器技術競賽的產物，它不僅在殺傷力上是以往武器的擴展或加倍，而且改變了人類使用暴力的道德底線。在今天，我們將恐怖主義視為典型的“不道德地使用暴力”的形式，而只要稍加對比就會發現，恐怖主義的幾個基本要素，使用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為制造恐怖氣氛加害無辜平民，和超常規性和隱蔽性李少軍：《恐怖主義溯源》，“恐怖主義概念的界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核武器或核戰略不僅具備，而且大有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