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模式若干問題研究（簡體書）

《斯大林模式若干問題研究》選取了有關斯大林模式方面的五個問題進行了專門研究，所以本項目的結構共分五章，加上一個比較長的前言，由六個部分構成。主要內容如下：前言部分，主要介紹了本課題國內外研究的不足，選取這些問題進行研究的理由，并對各個研究的問題的主要觀點進行了概述，同時，花了比較多的筆墨，對我國學術界有些人認為的目前俄羅斯存在所謂“斯大林熱”、在重評斯大林這樣一些觀點進行了辯駁。我從當前俄羅斯主要領導人的觀點、普通民眾的總體看法以及各個年齡層次的看法、俄羅斯各個政黨對斯大林的評價等方面。第一章，斯大林模式辨析。本章對斯大林模式這個命題是否是假命題進行了辯駁。對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及其在理論、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對外政策方面的特點和斯大林模式功過是非的評價問題做了專門的論述。第二章，斯大林模式與列寧主義的關系。第三章，斯大林時期的宗教管理體制。第四章，斯大林、蘇聯外交與冷戰的起源。第五章，斯大林模式與中國改革。

戴隆斌，湖南省新化縣人。中共中央編譯局馬克思主義研究部研究員，《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雜志副主編，中共中央編譯局馬克思主義研究部國際共運史研究處處長，中共中央編譯局博士后導師。1981年考入蘭州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學位；1985年免試攻讀蘭州大學歷史系蘇聯史專業研究生，1988年畢業，獲歷史學碩士學位。1988年6月進中共中央編譯局工作，主要從事蘇聯史、俄羅斯當代問題、斯大林問題、國際共運史的研究。1995年被評為副研究員；2002年被評為研究員；擔任大型工具書《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60余卷的常務副主編。先后出版《斯大林傳》、《蘇聯歷史檔案》第15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第29、30、31、32、40、45、46、47、48卷等各類著作20余部，主持或參與馬克思主義研究工程等國家和省部級課題近20項，發表論文80余篇。

《斯大林模式若干問題研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采用文獻法、個案法和比較研究法，對斯大林模式若干重要問題進行了研究，這些問題都是我國學術界研究較少或者研究不深入的領域，課題參與者使用的是俄文、英文及其外文網絡提供的最新材料，加上各個專題的作者本身就是我國該領域研究最權威的專家之一，他們提供的研究成果本身就代表了國內在該問題研究上的最新成果，因此，其學術價值應當是比較高的。目前我國改革開放進入了“深水區”，進入了攻堅階段，也就是說，在經濟改革的同時，必須進行政治體制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換句話說，在政治體制和其他方面，我們也必須突破斯大林模式，因此，對斯大林模式的研究，總結其經驗教訓，對于我國改革開放仍然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目 錄
前 言 2
第一章 斯大林模式辨析 19
第一節 真命題：斯大林模式 19
第二節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 21
第三節 斯大林模式的特點 34
一、理論上的庸俗化和唯意志論 34
二、政治體制上的高度集權 39
三、在經濟體制上，實行高度集權的管理機制和決策機制 54
四、文化體制、意識形態的形而上學和專制主義 58
五、在民族問題上實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 62
六、在對外政策上推行大國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 65
第四節 斯大林模式的功過評說 66
一、斯大林模式的歷史功績 66
二、斯大林模式的嚴重弊端 68 目 錄
前 言 2
第一章 斯大林模式辨析 19
第一節 真命題：斯大林模式 19
第二節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 21
第三節 斯大林模式的特點 34
一、理論上的庸俗化和唯意志論 34
二、政治體制上的高度集權 39
三、在經濟體制上，實行高度集權的管理機制和決策機制 54
四、文化體制、意識形態的形而上學和專制主義 58
五、在民族問題上實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 62
六、在對外政策上推行大國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 65
第四節 斯大林模式的功過評說 66
一、斯大林模式的歷史功績 66
二、斯大林模式的嚴重弊端 68
第二章 列寧和斯大林主義問題 75
第一節 普列漢諾夫同列寧的爭論和斯大林的“認錯” 75
第二節 從軍事共產主義到斯大林模式 83
第三節 農民——妥協讓步還是剝奪消滅 90
第四節 從無產階級專政到“階級斗爭尖銳化理論” 95
一、從“一黨專政”、“領袖專政”到個人獨裁 95
二、從“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到“階級斗爭尖銳化” 101
第五節 無產階級政黨還是“圣劍騎士團” 108
一、集中制的爭論 108
二、黨內民主與派別 110
三、共產黨是“圣劍騎士團” 113
四、開保存共產黨領袖遺體之先河 115
五、假列寧之名招兵買馬 116
六、職務名冊的制定與“在冊權貴”的誕生 118
七、殘酷斗爭，無情打擊 119
第三章 斯大林時期的宗教管理體制 121
第一節 斯大林執政時期宗教管理體制的確立
及其宗教政策 121
第二節 衛國戰爭時期蘇聯宗教政策與政教關系 129
一、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宗教政策 129
二、蘇聯宗教政策變化的原因及其表現 141
第三節 戰后斯大林時期蘇聯宗教的“十年繁榮” 146
一、戰后初期蘇聯嚴重的社會危機 146
二、戰后斯大林時期蘇聯的宗教政策 150
第四章 斯大林、蘇聯外交與冷戰的起源 152
第一節 戰后歐洲的政治分裂與斯大林的安全觀 152
第二節 蘇聯對戰后秩序的設計與東歐的
“蘇維埃化”進程 167
第三節 從土耳其危機、伊朗危機到希臘內戰：
蘇聯的行動和美英的反應 190
第四節 盟國在德國問題上的分歧、
蘇聯的政策和德國的分裂 211
第五節 結論 220
第五章 斯大林模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222
第一節 對新民主主義理論和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的放棄 222
第二節 開展“大躍進”運動，實行趕超發展戰略 225
第三節 “以階級斗爭為綱”，從連續不斷的
思想政治運動，發展到“文化大革命” 227
第四節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所提供的
經濟思想、經濟模式對中國的影響 229
第五節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建設有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231
第六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斯大林模式的全面突破 232
文獻索引 243
人名索引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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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這個人物是20世紀影響極大、也是爭議最多的人物之一。在蘇聯,從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揭開斯大林問題的蓋子到現在,這個問題一直爭論不休。現在的俄國也是如此，為斯大林辯護者、唱贊歌者有之，把斯大林稱作暴君的人也有之。在中國，在世界其他國家，莫不是如此。這就證明，對斯大林這個人物以及斯大林時期形成的斯大林模式的研究，還遠未到蓋棺定論的時候。
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央編譯局就曾得到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大項目，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的重大問題，經過反復研究，最后項目具體研究的問題就是斯大林模式。當時參加這個項目的都是我國著名的蘇聯問題專家，包括中共中央編譯局研究員鄭異凡、北京大學教授徐天新、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洪肇龍、天津師范大學教授許可成等，這個項目的主持人則是已故中共中央編譯局研究員李宗禹。我那會剛研究生畢業，分配到中央編譯局工作，一到編譯局，我就有幸參加了這個課題組，協助課題主持人做些輔助性的服務工作，但是，我從那些著名專家那里學到了很多。課題成果以《斯大林模式研究》書名于1999年在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從斯大林與一國社會主義、農民問題、蘇聯工業化、民族問題、斯大林個人集權制的形成和發展、階級斗爭尖銳化理論、意識形態和文化體制、斯大林與東歐等幾個方面對斯大林模式進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迄今為止仍然是研究蘇聯問題、斯大林問題一本極其重要的參考書。這本書出版后到現在已經13年了，期間我國也出版了有關斯大林問題的很多論著，但是，我覺得，在關于斯大林與斯大林模式的研究問題上，還有很多問題沒有進行研究，或者研究的還很不夠，因此，確有進行研究之必要。這也就是本選題的由來。
然而，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中那些沒有進行過研究或者研究還很不深入的問題還有很多，我不可能一一涉及。本書只選擇了斯大林模式與列寧主義、斯大林時期的宗教體制、斯大林與冷戰以及斯大林模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幾個方面進行研究，同時，對斯大林模式本身做了一個總體的分析評價。
任何事物的出現都有其根源。斯大林模式也不例外。關于斯大林模式的起源問題，學術界爭論還是比較大的。不管怎么說，我既不贊同認為斯大林模式是一種獨創的模式的觀點，也不贊同斯大林本人所說的他的所作所為都是按照列寧主義來的、是不折不扣的列寧的好學生的說法。斯大林模式本身是一個混合物，它其中既有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的一些思想，也有斯大林本身獨創的理論和實踐，還有一部分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曾經堅持但經過研究或實踐后拋棄了的一些觀點和做法。比如，斯大林在20年代末30年代搞的大規模的農業集體化，在農村大建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這個不是斯大林的創造，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就在蘇俄實踐過。當時在土地改革中，盡管實行了土地社會化的政策，把大部分土地平均分給了農民，但他認為，“平分土地是荒謬的”，農民要根本改變受剝削和奴役、貧困、愚昧的狀況，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只有實行共耕制才是出路”，“公社、勞動組合耕種制、農民協作社，——這就是擺脫小經濟的弊病的出路，這就是振興農業，改進農業，節省人力以及同富農、寄生蟲和剝削者作斗爭的手段”。 只要從這種分散的小經濟過渡到公共經濟，勞動生產率就會提高一兩倍，農業和人類生產活動中人的勞動就會節省一半以至三分之二。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列寧在和蘇維埃政府將一些土地尤其是沒收的大莊園、大地主的土地整合為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
不過列寧的做法與斯大林的做法有明顯的不同：
第一，列寧主張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而斯大林則采取行政命令的高壓手段。列寧深知：由個體小農經濟過渡到共耕制，是一場觸及千百萬人生活方式最深處的大變革，只有經過長期努力才能完成，只有到人們非改變自己生活不可的時候才能實現；在小農經濟的國家中，不經過一系列漸進的預備階段，要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列寧要黨的工作人員注意恩格斯在這方面所闡明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無產階級要預見到小農必然滅亡，但不以自己的干預去加速其滅亡；無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權力的時候，絕不會用暴力去剝奪小農（無論有無報償都是一樣）；對于小農，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永遠也不能許諾小農給他們保持個體經濟和個人財產去反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優勢力量，只能許諾他們說，不會違反他們的意志而用強力干預他們的財產關系。當時這類經濟形式老百姓不喜歡，建設起來也就非常緩慢。集體農莊1918年建了1600個，1919年為6200個，1920年達到10500個，國營農場1918年建了3101個，1919年為3988個，1920年5365個。 集體農莊參加的農戶數1918年只占全部農戶的0.1％，1919年為0.3％，1920年0.5％，1920年在國營農場工作時工人為14.5萬人。 斯大林則不同，在農村采用行政手段乃至恐怖血腥的方法強制推行集體化運動，發展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完全消滅個體經濟。因此推進速度極快，1927年底，全國只有20萬農戶參加了集體農莊，占全部農戶的0.8%；全國也只有14800個集體農莊，到1929年11月初為止，全國也只成立67400個集體農莊，集體化的農戶只有約192萬戶，占全部農戶的7.6%。到1930年7月1日，留在集體農莊的農戶已占全部農戶的23.6%。到1932年底，集體農莊的農戶占總農戶數達到62.4%，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播種面積占全國播種面積的80%。1932年被宣布為“完成全盤集體化的一年”。到第二個五年計劃后的1937年底，參加集體農莊的農戶數達93%，播種面積達到99.1%。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在農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從1924年的1.5%猛增到1937年的98.1%。
第二，列寧根據實際情況即使調整政策，大力發展小農經濟，而斯大林卻固守陳規，僵化甚至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列寧在蘇俄搞了不到三年時間，就發現，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并不是想象得那么美好，老百姓不喜歡，更重要的是，它并沒有如愿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甚至成了一些懶漢的棲身之所。因此，列寧認識到，“集體農莊的問題并非當務之急。我知道，集體農莊還沒有很好地組織起來，還處于名副其實的養老院的可憐狀態”。國營農場有時起了很壞作用，“現在大多數國營農場的狀況，低于一般水平。必須依靠個體農民，……因此現在還不能設想向社會主義和集體化過渡” 。在1920年底至1921年蘇俄全國出現的政治經濟危機的推動下，列寧毅然放緩了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建設，改行新經濟政策，大力發展小農經濟。而斯大林卻不同，對大規模集體化運動中老百姓的抵抗視而不見，對30年代初全國因集體化而出現的大饑餓充耳不聞，一意孤行地繼續推進集體化。
再比如，關于階級斗爭問題，斯大林認為，隨著社會主義的進展，階級斗爭會越來越尖銳化，查遍列寧的所有著作，也找不到類似的言論，這是斯大林的首創。
所以說，對斯大林模式根源的研究，必須做到實事求是，細致客觀地厘清哪些是其獨創的，哪些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哪些是馬列主義的真正繼承和發展。我認為，國內學術界在這個問題上的研究還不深入，我們本書的研究也只是拋磚引玉，期待更多的研究成果問世。
在本課題中，我們還選取了斯大林模式與蘇聯宗教體制這個題目，這個方面的問題國內學術界也很少涉及。實際上，通過研究，我們發現，斯大林模式與宗教管理體制是緊密相連的。對教會土地及其財產的沒收與集體化、工業化運動緊密相連，對神職人員的鎮壓與階級斗爭尖銳化的理論、與大清洗運動也密切相關。在蘇聯時期，政府對宗教態度，始終是基于宗教是精神鴉片、是唯心主義的理念，因此，盡管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自由，限制很多。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對本專題的研究還是很膚淺的，有些看法也不一定正確，提出這個問題來，只是想引起更多的人的關注，期待有份量的成果。
本書還專門對斯大林模式與冷戰的問題進行了研究。這個題目國內研究的也很少。實際上，斯大林在二戰前就表現出了對領土、國家安全、往東歐甚至世界其他國家移植其模式的興趣，并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態度強硬。從國內政治看，這種強硬政策不僅是動員蘇聯人民的手段，以應對被斯大林認為即將到來的、新一輪的同西方的對抗，而且也是鞏固他在蘇聯最高決策層內個人地位和權力的一個手段。斯大林是決定蘇聯在戰后關鍵問題上諸如東歐的前途、德國問題以及對日占領問題上采取強硬政策的決策者。在二戰中，隨著對法西斯戰爭的節節勝利，蘇聯軍隊大舉越過其邊界向西挺進，相繼解放了東歐各國。在解放東歐各國的過程中，斯大林也把其模式移植到了東歐，這一方面是出于傳統的世界革命的需要，另一方面，其主要目標是要沿著蘇聯西部邊界建立一個安全地區，斯大林認為這一目標與他同西方保持良好關系這一點并不矛盾。斯大林希望蘇聯在東歐的勢力范圍可以為英美所承認，以此換取蘇聯承認西方在歐洲其他地區的影響。斯大林對東歐的控制，也源自于蘇聯同英美合作可能面臨的失敗。然而，斯大林對東歐的控制走得太遠，最終損害了同西方的關系，從而產生了與他所冀望獲取的相反結果。在這一過程中，蘇聯對自身安全的過度追求，一方面同西方所堅持的“民主、自決”的原則產生了尖銳的矛盾；更為重要的是，蘇聯的目標同美國日益增長的全球利益發生了嚴重的沖突。在同西方盟國打交道的過程中，斯大林而在較少重要性的問題上，如的里雅斯特問題、其衛星國的賠償問題以及托管地等問題上表現出靈活性，也愿意做出妥協。而在主要問題上，斯大林出于意識形態和安全利益的考慮，則毫不妥協。盡管斯大林表現出有節制的意愿，但他所使用的手段，或者是他所允許東歐共產黨人所使用的手段，不僅使美英決策者和公眾輿論相信，同時也使西歐國家相信：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個殘酷無情的極權主義的政權，將對歐洲國家的獨立和民主體制構成根本性的威脅。而蘇聯戰爭后期和戰后初期對土耳其、伊朗的政策則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遏制”蘇聯的主要理由，成為冷戰爆發的重要事件。這樣，蘇聯和美國這兩個戰時的盟友，領導著各自的陣營，開始了長達四十年冷戰。冷戰實際上也就變成了兩種模式、兩個陣營、兩種意識形態的較量，最終，斯大林模式（蘇聯模式）因為其僵化、封閉、專制、腐敗等等敗下陣來，最終導致了蘇共垮臺、社會主義陣營和蘇聯解體。
斯大林模式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影響，是一個非常有研究價值的題目，它不僅有學術價值，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漫長的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始終都受到斯大林模式理論與實踐的影響。可以說，在1978年改革開放前，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大都是按照蘇聯的模式進行的，改革開放后，我們改的就是傳統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希圖突破斯大林模式，走出一條符合自己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經過30余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在許多方面已經突破了斯大林模式，但是改革的道路是艱辛的，任重而道遠，改革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還有許多方面沒有突破斯大林模式，這其中有思想觀念的，也有政治、文化體制等等方面的。正是因為在我們一些人的觀念中，還固守斯大林模式的老路，所以，在改革的過程，時常會遇到阻力，遇到雜音，尤其是當改革走到關鍵路口的時候，這些人尤其活躍，甚至還說什么當今俄羅斯有股“斯大林熱”，在重評斯大林，大多數人向往斯大林時代，崇拜斯大林。
實際上，這是胡說八道，是根本不符合客觀事實的。我想在這里，還有必要對此多說幾句。
我們首先來看當今俄羅斯領導人對斯大林的評價。他們的評價盡管略有差異，但是基本觀點是一致的。
普京對斯大林的評價，既有肯定的方面，也有否定的方面，具體可以概括為：第一，對斯大林在二戰中打敗德國法西斯，取得衛國戰爭的勝利給予肯定，但對斯大林在20世紀30年代進行的大鎮壓予以否定。2002年1月15日普京在接受波蘭記者采訪回答有關斯大林功過時，毫不含糊地說“斯大林是一個獨裁者”，但“正是在他的領導下蘇聯才取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這一勝利在很大程度上與他的名字相關聯。忽視這一現實是愚蠢的。”在2009年12月3日現場直播節目中，普京回答由俄羅斯觀眾、聽眾提出的各種問題，主要談了俄內政、俄羅斯是否走出了危機、經濟發展形勢、工資、就業等民眾關心的問題。當有觀眾提出的問題：“您在總體上如何評價斯大林的活動，肯定還是否定？”普京回答說：“在我看來，不應該進行總體評價。很顯然，從1924年到1953年（斯大林是領導者）國家發生了根本變化，從一個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誠然，農民沒被保留，我們大家都明白帶來的問題，特別是在后期，由于農業（落后），我們為買到食品必須排隊。”“我們贏得了偉大的衛國戰爭，不管是誰都會承認，我們取得了勝利。甚至當我們計算損失的時候，你們應該明白，現在誰也不能向那些組織并領導贏得這場勝利的人扔石頭。原因在于，如果我們在這場戰爭中失敗，那么我們的國家面臨的將是更大的災難。這是很難想象的。”“但也存在不可忽視的事實，取得成就而付出了不可接受的代價：鎮壓，也占有一席之地。這也是事實。我們的幾百萬公民因此蒙難。這種領導國家的方式、這樣的后果是不可接受的。這是不允許的。確實這一時期我們不僅有個人崇拜，還有反對人民的大規模犯罪。這也是事實。對此我們不應該忘記。對任何歷史事件都應該做綜合分析。這就是我想說的。”從中我們看到，普京并沒有大贊斯大林，而是既指出了成績，也指出了其罪行。 第二，對斯大林的強國主義予以肯定，但對斯大林模式予以否定。普京在2000年5月7日的總統就職演說中說：我們應該了解自己的歷史, 應該始終記住, 是誰建立了俄羅斯, 是誰捍衛了俄羅斯的尊嚴, 并使俄羅斯成為一個偉大而強盛的國家。我們應該保持這些記憶和時代的連續性, 將我們歷史上最優秀的傳統傳給我們的后輩。 從這里，我們絲毫也看不出普京指的就是斯大林一個人。從俄國漫長的歷史來看，顯然應當包括所有為俄羅斯帶來強盛和尊嚴的偉大人物，當然也包括帶領蘇聯人民打敗法西斯、為俄羅斯版圖擴大了幾十萬平方公里的斯大林。在四處擴張包括對中國的擴張和權益索取方面，斯大林對中國一點也不比沙俄時期差。黑瞎子島是被斯大林于1929年占去的。衛國戰爭前蘇聯利用盛世才在新疆駐兵開礦，衛國戰爭開始后才不得不轉移注意力。1944年蘇聯又趁中國忙于抗日戰爭而蘇德戰爭出現轉折之機占領了唐努烏梁海地區；二戰勝利前夕，蘇、美、英三國簽訂的《雅爾塔協定》是背著中國政府干的，蘇聯按這個協定從中國攫取了很多權益：把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設立中蘇合營公司，對通往大連的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進行共管，并保證蘇聯的優惠權益；大連商港國際化，并保證蘇聯在這個港口的優惠權益，恢復租借旅順港為蘇聯海軍基地等。 新中國成立后，斯大林仍不愿放棄在中國取得的權益，極不情愿廢除與國民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有關協定。經過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的不懈努力，斯大林不得不對中方讓步，重新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關于中長鐵路、旅順大連港的協定。面對即將失去在中國的權益，為了實現其遠東戰略利益，斯大林改變了對朝鮮半島的政策，支持金日成統一。朝鮮戰爭爆發后，蘇聯代表離開安理會，為美國介入朝鮮戰爭提供了方便，斯大林在向哥特瓦爾德解釋此事時說：“如果美國政府今后繼續陷在遠東，并把中國拖入到為朝鮮的自由和自身的獨立而進行的戰斗，結果會怎樣呢？首先，美國像其他任何國家一樣，不可能戰勝擁有大量武裝力量的中國。也許美國會在這一斗爭中受些損傷。第二，在這件事情上受損傷的美國就沒有力量在最近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也許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無限期地拖延，這就為歐洲社會主義的鞏固爭取了時間。更不要說美國與中國的斗爭將會使整個遠東革命化了。這從世界力量平衡的角度看是否對我們有利呢？當然有利。” 這正是斯大林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表現，列寧曾經對此大加鞭笞，這也正是我們應該予以堅決否定的。但是，普京對蘇聯模式或者說斯大林模式，則是基本上持否定立場的。他在1999年12月30日發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中說：“在即將過去的這個世紀里,俄羅斯有四分之三的時間是在為共產主義原理而奮斗的標志下生活的。看不到這一點,甚至否定這一時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錯誤的。然而,如果我們不意識到社會和人民在這一社會試驗中付出了那種巨大的代價,那就更是大錯特錯了。主要的錯誤是:蘇維埃政權沒有使國家繁榮,社會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識形態的方式搞經濟,導致我國遠遠地落后于發達國家。無論承認這一點有多么痛苦,但是我們將近70年都在一條死胡同里發展,這條道路偏離了人類文明的康莊大道。”
梅德韋杰夫同樣對斯大林的大清洗是堅決否定的。2009年10月30日，他在克里姆林宮網站上的一個視頻博客里寫道：“大清洗波及范圍之廣令人難以想象，全國民眾都深受其害，……一些社會階層被整個摧毀，實際上消滅了哥薩克。使農民大傷元氣；知識分子、工人和軍人都遭受了政治迫害；所有的教會代表都遭受了迫害。”“數百萬人因恐怖和虛假指控而喪生。……但迄今仍然有人試圖為鎮壓活動辯解，聲稱這么多人是為了某種國家的崇高目標而犧牲的。”這無疑是錯誤的，“因為任何國家的發展，國家的任何成就、追求都絕不能以人的痛苦和損失去換取。沒有什么東西能夠高于人的生命的價值。”“重要的是，不能假恢復歷史公正之名，為那些消滅自己人民的人辯護。” 至于斯大林在二戰中的作用，梅德韋杰夫的評價和普京略有不同。梅德韋杰夫沒有把勝利的光環全部戴在斯大林身上，而是把二戰的勝利歸功于蘇聯人民。2010年5月7日，他在回答《消息報》記者提問時說：“非常顯而易見的事情——偉大衛國戰爭是人民贏得的，而并不是斯大林，也不是那些軍方高官，無論他們所從事的事情多么重要。”他說，對于斯大林的作用可以有不同的評價。有人認為，斯大林的作用非常大，有人認為并非如此。問題不在這里，問題在于我們如何從總體上評價斯大林本身。“如果說國家如何評價斯大林后來的統治，從新的俄羅斯國家出現以來，這個評價是顯而易見的——斯大林針對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盡管他做了很多工作，盡管在他的統治下國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他對于自己的人民所做的一切是無法饒恕的。這是第一。第二，那些熱愛或者憎恨斯大林的人有權保留自己的觀點。很多老戰士、那一代勝利者對斯大林好，這是不奇怪的。我認為他們有這個權利。每個人都有權保留自己的評價。另一個問題是，各種個人的評價都不應當去影響國家的評價”。他同時堅決駁斥了關于斯大林主義在俄羅斯正在死灰復燃的看法。梅德韋杰夫說：“如果談及針對斯大林和其他一些領導人的態度，在90年代有不少人崇拜他，但沒有人談及斯大林主義的復興。而現在突然開始談及這個事情。的確，歷史人物可能被奉若神明和成為崇拜的對象。有的時候年輕人在這樣做，特別是那些‘左傾’的年輕人。但歸根結底這是他們的事情。盡管對于世界上大多數人而言，斯大林這個人物顯然無法引起他們的良好情緒。但無論如何都不能說斯大林主義正在回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不能說我們在恢復其象征，準備使用某些招貼畫，以及還要做些什么。這我們現在不做，將來也不會做。這是絕對不可能的。要說的話，現在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我作為俄羅斯聯邦總統的評價就是如此。所以在這里，要把國家的評價和個人的評價分開。” 我想，梅德韋杰夫的這番話已經說得再明確不過了，無須解釋。2010年的勝利日，莫斯科沒有懸掛任何斯大林的圖像和招貼畫！一句話，從俄羅斯國家層面來看，絕對沒有要重評斯大林、為斯大林全面平反的任何跡象。
至于俄羅斯的普通民眾，從俄羅斯幾個民意調查機構所做的調查來看，則大體是這種情況：
第一，經過普京當總統后八年、梅德韋杰夫四年的治理，俄羅斯的綜合國力大大增強，國民收入迅速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絕大部分人對俄羅斯的現狀表示滿意。調查數據表明，俄羅斯民眾絕大部分人愿意生活在現在的俄羅斯，大部分人不認可斯大林模式，也表示不需要斯大林式的政治家。如，2007年5月，全俄社會輿論基金會進行的調查表明，有52%的人認為，現在俄羅斯國家正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同時，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的資料表明，45%的受訪者希望，未來俄羅斯社會經濟體制中的市場因素和社會主義因素能夠結合起來，但贊成恢復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只占國內居民的18%。 2008年3月5日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發布的調查表明，有48％的人認為，斯大林時期國家的發展方向是不正確的，只有37％的受訪者認為是正確的。相隔僅僅8個月，到11月，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發布的另一個調查數據，選擇斯大林時期國家的發展方向是正確的受訪者只有3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