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詩詞史論（簡體書）

本書匯集馬大勇教授關于二十世紀詩詞研究的論文近二十篇，凡三十萬字。以2007年發表《二十世紀詩詞史之構想》為標志，作者在學界率先提出“二十世紀詩詞史”的概念，引發諸多關注與爭論。六七年來，作者發表多篇相關文章，涉及“文學史的進入”、“現代性的確認”、“學術史的回望與前瞻”、近代詞人個案研究、網絡詩詞研究等一批話題，大都在學界產生重要影響。本書以“綜論”與“個案”雙重維度，初步描繪出“二十世紀詩詞史”的宏觀框架，展現出作者近年來在二十世紀詩詞研究領域的思考與突破。

馬大勇，吉林省農安縣人，1972年生，2001年畢業于蘇州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與教育部基金項目主持人，中國詞學研究會理事，中華詩教學會理事。

二十世紀是新詩的世紀，詩詞已死——這是我們一直堅信的結論。
果真如此？
吉林大學馬大勇教授自清代詩詞研究順流而下，率先提出“二十世紀詩詞史”概念，成為近年中國文學界的聚焦點之一。
在本書中，作者立足前沿，力破陳說，亮出了二十世紀詩詞研究的醒目旗幟——詩詞史沒有畫上句號，它正在書寫省略號，甚至是驚嘆號！

上編?綜論
“二十世紀詩詞史”之構想及其意義
論現代舊體詩詞不可不入史
——與王澤龍先生商榷
二十世紀舊體詩詞研究的回望與前瞻
行走在古典與現代之間
——關于近百年詞史的若干問題
近百年詞社考論
近百年詞文獻概說
附：與劉夢芙先生論現代舊體詩詞書
略論新詩創作對古典詩歌資源的接受與整合
下編?個案
南社詩人“集龔”現象淺析
——兼談“集句”之價值
論近代蘇州詞壇的創作構成與理論祈向 上編?綜論
“二十世紀詩詞史”之構想及其意義
論現代舊體詩詞不可不入史
——與王澤龍先生商榷
二十世紀舊體詩詞研究的回望與前瞻
行走在古典與現代之間
——關于近百年詞史的若干問題
近百年詞社考論
近百年詞文獻概說
附：與劉夢芙先生論現代舊體詩詞書
略論新詩創作對古典詩歌資源的接受與整合
下編?個案
南社詩人“集龔”現象淺析
——兼談“集句”之價值
論近代蘇州詞壇的創作構成與理論祈向
留得悲秋殘影在：論《庚子秋詞》
“晚清四大家”詞平議 
“兀傲故難雙”：論文廷式詞
——兼論清民之際“稼軒風”
偶開天眼覷紅塵：論王國維詞
被雙重遮蔽的大家：論易順鼎詞
論清末民初巴蜀詞壇的創作力量構成
曲名遮蔽下的吳梅、盧前師弟詞合論
種子推翻泥土，溪流洗亮星辰
——網絡詩詞平議

“二十世紀詩詞史”之構想及其意義
以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為標志，一直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白話文終于向漢語言的主要書面系統文言文發動總攻。時勢轉轂，人心思變，僅僅三年，數千年雄踞至尊地位的文言文系統奇跡般地一觸即潰。1920年，教育部頒布命令，全國的國民學校廢除“國文”和文言文教科書，采用“國語”和白話文教材。從此，本是一條連貫河流的中國文學，在后來的文學史書寫與闡釋中被人為劃分成了古代與現當代兩個涇渭分明的學術界域，雞犬之聲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
如此劃界在肇始時未必沒有合理性，最起碼標示了新文化與舊文化決裂的強勁姿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負面效應乃愈發凸顯出來。單就學術研究層面而言，一個成熟的現當代文學研究者本應具備古、今、中、外多個層面的知識架構，古典文學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學養。但眾所周知，現狀很不如人意。很多現當代文學學者不通也不屑通、不愿通古代文學，結果是只圍著短短幾十年的文學現象打轉，或者只進行西方本位的隔靴搔癢式的闡釋。反之亦然，知識架構相對可以簡單一點的古代文學研究者，也存在不少固步自封、對中國文學的現代發展比較隔膜的現象，結果是既缺少當下關懷，也不易說清楚某些重要問題（尤其涉及流變的問題），從而給自己的研究留下不小的空白和缺憾。有鑒于此，一當學界提出“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的命題，意圖將割裂了的中國文學之整體重新融合對接，海內海外，和者如云，可謂極一時之盛 。研究中國文學古今演變，借用太史公的名言，就是要“通古今之變”，就是要穿透人為設置的諸多障礙，以貫通的學術眼光把握中國文學的整體流向。以古今散文之間關系為例，現代學術史其實已經有了比較多、比較成熟的討論。遠者如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朱維之《李卓吾與新文學》 ，近者如陳平原《從文人之文到學人之文——明清散文研究》 、張福貴和劉中樹《晚明文學與五四文學的時差與異質》 等，都精義疊見，提供了寬闊的思考空間（當然，就此問題來說，還有很大的開拓余地）。相形之下，古今詩歌之間遞變傳承的關系其實更見復雜，更加重要，也更容易被漠視，從該命題的宏觀到微觀層面一直都缺乏足夠的研究關注。其中，二十世紀的詩詞（為區別新詩/白話詩的創作，一般也稱舊體詩詞）創作應特別引起學界的注意。這不僅是一個蘊涵著巨大學術價值的“富礦”，更應該成為我們日形疲憊的中國詩歌研究的一個新的發力點。
從一般的學術史視角來看，古典詩歌歷經數千年滄桑，終于在白話文運動蔚為壯觀之后歸于沉寂。但是究其實質，古典詩歌乃是一座停止了噴發的火山，一條干涸了的舊河道，在火山內部仍涌動著熾熱的巖漿，河道下面仍潛藏著澎湃的暗流。它默默地蓄積著極其洶涌的氣派和能量，一旦處于某些特殊的歷史節點，或與某些特殊的人物靈犀暗通，就會破繭而出，洄漩激蕩，奏出或昂揚慷慨、或凄婉悱惻的異樣音調和旋律。所以王仲鏞說：“五四以后七十余年來，排斥者固已不遺余力，而好之者猶綿綿不絕，且日已寖富。” 可是，這么重要的一部分詩歌創作數十年來卻既被古代文學研究所冷淡，因為作者都是現當代人物；同時也被現當代文學史研究所厭棄，因為那是“新人物”寫的“舊東西”。于是，二十世紀詩詞寫作成了一段可以置諸無聞無見的“聾區”和“盲區”。但毋庸置疑的，它是現當代文學中不可掩沒的客觀存在，更是完整的詩歌史研究不可割裂的一脈珍貴泉源。
至少就古典詩歌來講，粗暴地把1919年劃作所謂的“近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分界點的做法，其捉襟見肘的窘態如今已經很分明了。 以“五四”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對古典文化的大力抨擊與蕩滌盡管成效卓著，但由于它自身的稚嫩、缺欠，更由于古典文化的韌性、生機，真實的歷史上并未出現新文化風卷殘云、江山一統的大好局面。姑且不論彼時南社、康梁、宋詩派、學人群體以及大量的遺老遺少仍津津有味地進行著古典話語的操作，即便“新文化”中人如胡適、魯迅、周作人、郭沫若、老舍等不也時不時地反顧“古典”，以詩詞來表述某些不宜以白話來抒發的情緒么？作為著名新詩人的聞一多在從事多年新詩寫作以后，反而有這樣的表白：“唐賢讀破三千紙，勒馬回韁作舊詩” ，而另一位新文學“急先鋒”郁達夫的近體詩創作則完全可以與一流的古代詩人把臂入林而毫無愧色，這些不都是很耐人尋味的事情么？
如何認識在新文學勃興的情形下舊體詩詞（其實也包括文）仍葆有相當領地和能量這樣一個事實？茲事體大，非三言兩語可以概言，此處僅就一己思考所得，略為芹獻。首先，以“文化極端主義”（金耀基語）的態度粗暴地認定凡是新的就是革命的，就是先進的，就是順應歷史潮流的；凡是舊的就是反革命的，就是落伍的，就是逆流而動的。這樣一種看法曾經很時髦，甚至被奉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但卻理應被今天開放、理性的學術研究所反思和揚棄；
其次，作為民族文化心靈格式的古典詩歌在現代文明背景下依然持續揮發著它特殊的記錄功能、抒情功能，二十世紀的諸多事件、人物、生態、心態均載運于詩詞寫作當中，鐫刻出深厚而獨特的印跡，因而構成了其他時代、其他文體所不能取代的“這一個”。同時，舊體詩詞本身所特具的藝術魅力，諸如韻律、格調、節奏、意境等也絕非新體詩可以替代和掩蓋。時代發展至今，被某些人判定早就該死亡了的舊體詩詞非但沒有死亡，反而被相當數量的現代人所喜愛、諷誦，進而吟寫不輟，這是舊體詩詞仍富于強大活性的堅實佐證。對此我們不能視而不見，死抱住高頭講章自欺欺人；
再次，把視野放得寬宏一些，文學本無新舊之別。或者可以這樣說，新文學中并不乏陳腐，而舊文學中亦可以容納清新。不以文學之特質衡論高下，而以時代之先后強為軒輊，這絕非科學態度，而是一種簡單、淺薄、門外漢的做法。1922年吳芳吉就在《湘君》首期發表的《吾人眼中之新舊文學觀》中說：“真正之文學，乃存立于新舊之外。以新舊之見論文學，非妄即訛也。”同年，“學衡”主將胡先骕也表示：“詩之功用，在能表現美感與情韻，初不在文言白話之別。白話之能表現美感與情韻，固可用之作詩；茍文言亦有此功用，則亦萬無屏棄之理。” 這些曾被有意隔離在歷史視域之外的冷靜宏大之聲是很值得我們回頭來滿懷尊敬地傾聽的。
近年來，學界——包括古代文學研究界和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從不同的視角對二十世紀古典詩歌之命運表示了一定程度的關切。古代文學界的一端大抵從當下的舊體詩詞名家如聶紺弩、啟功、沈祖棻、錢鐘書等的創作實踐出發，最初只是一種小圈子里的“雅趣”或史料留存的需要而已，所論多為零篇斷縑，比較散碎。其中錢仲聯《近百年詩壇點將錄》、《近百年詞壇點將錄》、劉夢芙《“五四”以來詞壇點將錄》最為系統，也最為精彩 。以專著的篇幅清理者如今僅可見到劉士林《二十世紀中國學人之詩研究》 和胡迎建《民國舊體詩史稿》 兩種；現當代文學界的一端則理念先行，其濫觴似乎可追溯到陳平原、錢理群、黃子平1985年至1986年那次著名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 ，盡管對話中并未直接提到古典詩歌的估價、比重與分量，但閃現在其間的“由古代中國文學向現代中國文學轉變、過渡”、“通過語言的藝術來折射并表現古老的中華民族及其靈魂在新舊嬗替的大時代中獲得新生并崛起”等一系列理念則深刻影響到了不少學人 ，引起了諸多延伸性的思考。此后，劉納、錢理群、袁進、陳思和、王震亞等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重量級學者分別以不同方式關注到了這一全新的研究領域固然主要因為自身的學養，但恐怕與此次對話也不無瓜聯 。
在這樣大范圍的共識基礎上，竊以為建構“二十世紀詩詞史”的時機已經成熟。我心目中的這段文體史大體可以分為四編。
第一編時間斷限為1900年至1919年 ，從王鵬運、朱祖謀等的“庚子秋詞”寫起，主要包括“宋詩派”、“詩界革命派”、維新派、南社諸子等人物。鑒于此期有大部分與晚清詩詞史重合，故成就雖高，卻并不在整體撰著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只需要特殊辨析：（一）辛亥革命產生的滔天波瀾及其對文學的輻射。（二）此期詩歌創作與龔自珍關系極其密切，是應該著重探研的一處要點。本編主要線索有三條：（一）以王鵬運、朱祖謀為職志的晚清——民國初詞壇在古典詞史之末梢大放異彩。（二）“宋詩派”與“詩界革命”派在新舊文化沖突中的沉浮與掙扎。（三）“亦狂亦俠亦溫文”的南社。
第二編時間斷限為1919年至1949年，以作者身分為主要梳理線索，可大略劃分為四大群體：（一）以龍沐勛、顧隨、張伯駒、沈祖棻、夏承燾、唐圭璋、錢仲聯等為代表的學人群體。（二）以郁達夫、魯迅、老舍、周作人、聞一多等為代表的新文學家群體。（三）以趙熙、王國維、鄭孝胥 、楊鐘羲等為代表的遺老群體。（四）以汪精衛、黃濬、梁鴻志、王揖唐等為代表的漢奸群體。四大群體以外，需穿插輔佐以齊白石、吳昌碩、徐世昌、吳佩孚、于右任、陳布雷等歷史人物。本編為“二十世紀詩詞史”整體的重中之重，其中郁達夫、沈祖棻、顧隨等皆能別開生面，于古人之外再辟一天，另樹一燈，有著極高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 。而徐世昌、汪精衛、黃濬、梁鴻志、王揖唐、吳佩孚等由于政治史、文學史的雙重“探照燈效應”，被歷史風塵湮沒已久，其特殊的政治生態、文化生態有很多可以玩味尋思之處，也是本編乃至整體應予以特別關注之所在。
第三編時間斷限為1949年至1976年，主要描繪毛澤東、陳寅恪、錢鐘書等重量級人物的創作風貌與心靈狀態，兼談以下要點：（一）以郭沫若為典型的舊體詩創作轉型及“老干部體” ，諸多革命元勛之作品層次有高下，但總體藝術成就不能稱高，也擬放在此類別論述。（二）1976年“天安門詩歌”：政治風云與古老詩歌形式的契合。（三）以饒宗頤、鄭騫、羅忼列、梁羽生、金庸等為代表的港臺詩詞創作。這一部分重點不放在分析詩詞創作的藝術成就和審美形態，更應側重觀照詩詞創作背后的時代特質與文化底蘊。
第四編的時間斷限為1976年至二十世紀末，以聶紺弩、啟功構成的“雙子星座”為核心，以邵燕祥、黃苗子、楊憲益、陳四益等為副翼，兼顧新銳詩人、詩歌群體，重點考察“新時期”詩詞創作的“口語傾向”和“雜文筆法”兩大特征。
這樣的構架形似簡單，其實涉及人物極多，文獻數量龐大而淆亂，需要清理的問題也極復雜。簡單進行歸結，可以得出以下幾個要點：
第一，本課題的描述應以創作為主，除非必要，應盡量避免涉及作者的理論傾向與建樹。所以，如楊鐘羲徐世昌等的詩學、夏承燾唐圭璋等的詞學皆不在詳論之列而應別俟專史。第二，由于短短百年劃分四個階段，每一階段短者不及二十年，長者不過三十年，人物的代際劃分應以創作產生比較巨大的實際影響的時間為準，如毛澤東可劃入第三編，聶紺弩可劃入第四編。第三，二十世紀詩詞創作大家輩出，某種意義上來說，并無愧于先賢。如郁達夫、夏承燾、沈祖棻、毛澤東、陳寅恪、聶紺弩、啟功均可以設專章予以全面深入的闡述清理。第四，本課題雖為文學史之著，若干重要的理論命題，如舊體詩詞與新體詩歌的關系、舊體詩詞的格律等技術環節在新背景下如何處理等等，也都需要正本清源，提出深有涵味的一家之言。這就要求研究者至少具備“古、今”兼通的學養，須知，以新文學自鳴得意、無視舊體詩詞創作之存在固然不妥，即便單純把此期詩詞看作古典詩詞之孑遺，完全將其納入古典詩詞流變之框架來考察將也會一葉障目，難以左右逢源。
總之，這一以世紀為單位的文體史雖然置諸大文學史的長河中還顯得頗為短暫，但由于二十世紀歷史、文化，也包括文學、文獻學的特殊狀況，更由于篳路藍縷，事屬草創，想在一般學術著作所能容納的數十萬字篇幅內對其進行清晰的描述還存在巨大的困難和障礙。比較可行的方案是：（一）進行集體撰著。（二）分解項目，比如先從“民國詩史”、“民國詞史”等做起，逐步加以整合歸納，最終做出比較符合歷史真貌的勾勒和判斷。長路漫漫，一個高難度課題的高水平完成尚有待于學者同人的勠力協作、上下求索。面對這些令人欽服的才人和令人興奮的文化史、詩詞史現象，我們沒有理由置若罔聞，無動于衷。攻堅誠然艱辛，但這一片異常廣闊而晴朗的學術天空是值得我們凝思矚目并投拋心力、自由翱翔的。
原刊于《文學評論》2007年5期，
《新華文摘》2008年1期全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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