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墅慘案（簡體書）

本書共收錄8則探案故事，其中有神秘的四簽名——莫斯坦上尉神秘失蹤后，莫斯坦小姐在每年那天收到的一顆陌生人寄來的珍珠；老宅的慘案；劇毒的黑刺、裝著木腿的蹤跡、孩子般大小的奇怪腳印……在福爾摩斯的推理下，接踵而至的怪事逐漸清晰起來……

柯南·道爾（1859－1930），英國杰出的偵探小說家，劇作家，被譽為“英國偵探小說之父”。柯南·道爾自幼喜愛文學，1882年畢業于愛丁堡大學醫學院，開始行醫。由于并不熱衷醫務，他有許多空閑時間從事福爾摩斯探案的寫作。1886年，柯南一道爾發表了他的第一部偵探小說《血字的研究》，并一舉成名。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接連寫出了一系列膾灸人口的偵探小說。較著名的有《四簽名》、《紅發會》、《五個橘核》等，吸引了無數的讀者，書中大偵探福爾摩斯的形象也深入人心。1902年，柯南·道爾因在波爾戰爭中于南非野戰醫院的優異表現榮封爵士。

目錄

四簽名

杰出代理人

皮膚變白的軍官

王冠寶石案

三角墻山莊奇聞

吸血鬼

三個同姓人

雷神橋之謎

四簽名

第一章推理的科學

歇洛克·福爾摩斯從壁爐架上的瓶子中拿出了皮下注射器。他用修長而白皙的手，略帶緊張地調整著細細的針頭，然后挽起左袖口。他的目光盯著強壯的前臂好一會兒，若有所思，那兒布滿了針孔的疤痕。最后，他把鋒利的針尖推入皮膚，推動小活塞兒，身子靠到天鵝絨包裹的扶手椅上，滿足地發出嘆息聲。

數月以來每天3次，我都會看到這樣的操作過程，但我并沒有因此而習以為常。相反，一天一天過去了，我對這一幕越來越感到生氣，但我缺乏勇氣去阻止他，我的良知每晚都在折磨我。我一次又一次地下決心要把全部精力放到這件事情上，但是我的同伴總是讓我的決心漸漸減弱，他那種冷淡的態度好像告訴我只有他才能幫助別人。他的確有著強大的體力、精湛的技術和許多其他非凡能力。這一切讓我缺乏自信去幫他戒毒。

但是那天下午，不知是因為我午飯時喝了酒還是因為我對他的吸毒行為已忍無可忍，我突然覺得自己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今天又是哪一種？”我問道，“嗎啡還是可卡因？”

他把疲倦的目光從一包可憎的毒品上移開，抬起頭來。“是可卡因。”他說，“濃度為7%的溶液。你想試試嗎？”

“當然不要。”我斷然拒絕道，“我的身體還沒從阿富汗戰爭中恢復過來。再受些多余的刺激，我的身體會受不了的。”

對于我的強烈反應，他報以微微一笑。“也許你是對的，華生。”他說，“我想毒品在生理上的確有害。但是我發現它在激發精神、清醒頭腦方面功效強大，所以它的副作用都無所謂了。”

“但是你想想吧！”我認真地說，“想想你付出的代價！就像你說的，你的精神得到了刺激，但這是一個病態的過程，會引起組織的病變，也許最終會導致長期的衰弱。你也知道這種排解郁悶的方法是得不償失的，那你為什么要為一時的快感而去冒失去天賦才能的風險呢？聽著，我說這些話不僅僅是朋友的規勸，同時這也是醫生給患者的忠告。”

他沒有要反駁的意思，相反，他兩肘搭在椅子扶手上，雙手指尖相對，擺出認真思索的架勢。

“我的頭腦，”他說，“不喜歡停滯。給我難題、給我任務、給我最深奧的密碼或者最復雜的問題，我會處于最佳狀態。我渴望這種精神上的刺激。這就是為什么我選擇了這個特殊的職業——或者說是我創造的職業，因為我是這世界上唯一一個從事該職業的人。”

“唯一的私家偵探？”我皺了皺眉說。

“唯一的私家咨詢偵探。”他回答說，“我這里是偵探們的最高訴訟法庭。當官方偵探格雷森、雷斯垂德或阿塞爾納·瓊斯無法破案的時候——順便說一句，他們總是這樣的——就得由我來解決了。作為一個專家，我查看完證據后告訴他們我的觀點。我破這些案子不是為了沽名釣譽，報紙上也不會登我的名字。工作本身讓我的獨特才能有了用武之地，這給我帶來的快樂就是最好的回報。你也目睹了我在杰弗遜·侯普案中使用的工作方法。”

“是的，的確如此。”我由衷地說，“那是這輩子最令我震驚的事情。我甚至把這個案子寫成了一本小書，還起了一個很吸引人的名字，《血字的研究》。”

他痛苦地搖了搖頭。“我瀏覽了整本書。”他說，“老實講，這件事情上我對你是不敢恭維啊。刑偵學應該是一門精確的科學，你應該以冷靜客觀的方式對待它。你試圖把整件事寫得很浪漫，這樣寫的效果就如同在論證歐幾里得定理時加入一個愛情故事或私奔軼事一樣。”

“但是整件事就是充滿傳奇色彩的啊。”我反駁道，“我不能篡改事實。”

“有些事實就應該壓縮掉，或者至少應該做到適量。這個案子中唯一值得寫的東西是從證據到起因的分析推理過程，通過這種推理我成功地破了案。”

他對我專門為他寫的作品提出批評，這讓我很生氣。我承認我惱火是因為他出于個人英雄主義似乎要求我每一行字都寫他。和他一起住在貝克街的這些年，我多次發現我的這位同伴冷靜的言辭中透著虛榮心。我什么都沒說，只是坐在那兒看著我那條受過傷的腿。在阿富汗服役時，一顆步槍子彈射穿了這條腿，雖然現在還能走路，但是每當天氣變化時都會隱隱作痛。

“最近我的破案方法已經傳遍了整個歐洲大陸，”過了一會兒，福爾摩斯一邊往煙斗里填煙絲一邊說，“上周弗朗西斯·維拉德向我求教了。你也許知道，他可是法國偵探界的名流。雖然他有靈敏的直覺，但是缺乏廣泛而精確的知識，而這些知識對于他事業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案子是關于一份遺囑的，涉及一些利益糾紛。我讓他參考另外兩個類似的案子，一個是1857年發生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的案子，另一個是1871年發生在美國圣路易斯的案子，這兩個案子會啟示他該如何破案。今天早上我收到他的來信，感謝我提供的幫助。”他說著扔過來一張皺皺巴巴的外國信紙。我大概瞟了幾眼，看到信里滿是贊美之詞，如偉大、大師、杰作之類的話，這表明了那個法國人對他的強烈崇拜。

“這信寫得像一個學生給導師寫的信。”我說。

“嗯，他把我的幫助抬舉得太高了，”歇洛克·福爾摩斯靜靜地說，“他自己也很有天賦。成為一名偉大的偵探必須有三種素質，他已經具備其中兩種。他有觀察能力和推理能力。唯一缺少的就是知識，但時間長了知識就會積累起來。他現在正在把我的作品翻譯成法文。”

“你的作品？”

“哦，你不知道嗎？”他笑著大聲說道，“是的，我寫過一些文章，都是些有關破案技巧的論文。比如說這篇《論如何根據煙灰鑒定煙草》，文中我列舉了140種雪茄、香煙、煙斗的煙絲，解釋了如何區分不同的煙灰。煙灰在破案過程中是常見的證據，有時甚至是極其重要的線索。比如說，如果你能確定某個殺人犯是個抽印度雪茄煙的男子，那么調查范圍就大大縮小了。對于受過專業訓練的人來說，區分兩種不同的煙灰就像區分卷心菜和土豆一樣簡單。”

“在觀察細節方面你有著超人的天賦。”我說。

“我是很重視細節。這是我的一篇關于追尋足跡的論文，里面提到如何用石膏來保存足跡。還有一篇是探討人的職業與手掌特征的小論文，文中分析了石匠、水手、刻木工人、排字工人、裁縫以及鉆石打磨工人的手掌特征。這些對于一個職業偵探是很實用的，尤其是在判定尸體的身份或者推測犯罪目的方面。不過我想你都聽煩了吧？”

“一點也沒有，”我誠懇地回答，“這對我來說也很有趣，尤其是在我有機會見識你實地運用這些技巧以后。但是你剛剛提到觀察和推理，確切地說，二者在某種程度上差不多吧？”

“哦，不是的，”他慵懶地向椅背靠了靠，煙斗里冒出了濃濃煙霧，“舉個例子來說，據我觀察你今天上午去過威格摩爾大街的郵電局，然后通過推理我知道你在那兒發了一封電報。”

“說對了！”我說，“你說的這兩點都對！但是我承認我不明白你是怎么知道的。這讓我很驚訝，因為我沒向任何人提起過這件事。”

“這本身很簡單，”對于我的驚訝，他咯咯地笑了，“太簡單了，以至于解釋都是多余的。但是這個例子能幫助我們界定觀察與推理。觀察告訴我你的腳背上沾了點紅土。恰巧郵電局那條街正在修理人行道，經過的人免不了要踩到那些土。我發現那是一種特殊的紅土，據我所知附近別的地方沒有這種土。這些是我觀察到的，剩下的就是推理了。”

“那么，你怎么推斷出電報的呢？”

“怎么推斷？首先，我知道你沒有寫信，因為我整個上午都坐在你對面。我還看見你書桌里的郵票是整聯未用的，明信片是整捆未開封的。那么，你去郵電局除了發電報還能干什么呢？排除了所有其他因素，剩下的一定就是真相。”

“這種情況下事情一定是這樣了，”我想了一下說，“如你所說，這真是再簡單不過了。如果我要考考你，對你的理論進一步驗證，你會認為我很無禮嗎？”

“正相反。”他說，“這樣會使我不再沉迷于可卡因。我會很高興研究你提出的任何問題。”

“我聽你說過，一個人很容易在日常使用的物品上留下反映自己特征的痕跡，因而一個經過訓練的觀察者能很容易看出來。我這里有個懷表，是我最近剛買的。你愿意告訴我它上一個主人的秉性或習慣嗎？”

我把表遞給他，等著看他的笑話，因為在我看來他不可能看出什么，我打算教訓一下我這個傲慢的朋友。他手中掂量著表，凝神看著表盤，然后打開后蓋檢查各個零件。他先是用肉眼看，然后用放大鏡看。看著他垂頭喪氣的表情，我幾乎忍不住笑起來。最后他扣上了后蓋把它還給了我。

“幾乎沒有任何痕跡，”他說，“這塊表可能最近被清理過了，從而喪失了最能說明問題的痕跡。”

“你說得對，”我說，“這塊表到我手里之前是進行了保養。”我心想我的同伴是在為自己的失敗找借口，就算沒有清理過油泥，他又能找到什么呢？

“雖然檢查結果不盡如人意，但是也不是一無所獲，”他瞇著眼睛盯著天花板說，“我斷定這塊表屬于你哥哥，他從你父親那兒繼承的這塊表。”

“你是不是根據背面的H. W.這兩個字母看出來的？”

“是的。這個‘W’是你姓氏的首字母。這塊表有50年的歷史了，姓名首字母也同樣久遠。所以一定是上一代人用的東西。傳家寶通常都傳給大兒子，并且大兒子最有可能和父親的名字一樣。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你的父親已經去世很多年了。因此這塊表你大哥一定用過。”

“目前為止你是對的，”我說，“但是還有呢？”

“他是一個不愛干凈的人——邋遢且粗心。他本來有很好的前途，但是他對機遇視而不見，除了幾次短暫的富足外，他貧困潦倒，最后酗酒而死。以上就是我能推斷出的事情。”

我從椅子上一躍而起，在屋子里生氣地跛行，內心充滿痛苦。

“福爾摩斯，你這個卑劣的家伙，”我說，“我不相信你能推測出這些事。你一定是調查了我大哥不幸的過去，然后假裝推斷出這些事。你不要指望我相信你全憑這塊舊表就知道這么多！你這樣做太刻薄了，坦白講，這和江湖騙術差不多。”

“親愛的醫生啊，”他和藹地說，“我發誓你會原諒我的。我只是把這看成是一個抽象的題目，竟然忘了此事對你個人來說是多大的打擊。但是我向你保證，在你拿給我這塊表之前，我甚至從來不知道你有個哥哥。”

“那么你究竟是怎么知道這些事實的呢？每個細節都是絕對正確的。”

“哦，那是我運氣好。我只能說按照概率來說情況有可能是那樣。我根本沒想到會那么準確。”

“但是這不可能僅僅是靠猜測吧？”

“不，不，我從不猜測。猜測是一個不好的習慣，對于邏輯推理能力來說是有害的。在你看來事情很奇怪，只是因為你沒有跟上我的思路或者沒有注意到用作推論的那些細節。例如我們可以從你哥哥的粗心說起。仔細看看表殼的下半部分，你會注意到不僅有幾處凹痕而且到處是劃痕。那是因為他習慣地把表和硬幣、鑰匙之類的硬物一起塞在口袋里。”

我點了點頭，示意他我跟上了他的推理。

“在倫敦，開典當行的人收下一塊表時，他們習慣于用針在表殼內側刻上標簽號。這樣比普通標簽更好，因為不會丟失或者搞混。在這塊表里我用放大鏡看到了不止四條數字標簽。我因此得出第一個結論——你的哥哥經常處于貧困之中。而推論就是你的哥哥偶爾富足，否則他不能多次贖回這塊表。最后，請你看看里面的發條鑰匙孔。鑰匙孔周圍有無數劃痕——這些劃痕是插入鑰匙時留下的。一個清醒的人怎么會劃出這么多劃痕呢？但是如果這個人是個醉鬼那就是必然的了。他晚上給表上發條，因為手拿不穩鑰匙所以留下了劃痕。現在還有什么神秘的嗎？”

“真是清清楚楚。”我回答，“我很抱歉對你說了那么有失公允的話。我應該相信你的杰出才能才對。我能問問你，你現在手頭有什么正在調查的案子嗎？”

“沒有。所以我才吸可卡因。我沒有腦力勞動就活不下去。不動腦子，活著還有什么意義？我只能站在窗邊觀望著沉悶、凄涼、沒有意義的世界。我看著青蛙怎樣在大街上蹦著經過一棟棟灰暗的房子。還有比這更無聊的事嗎？醫生，當一個人無事可做時他的能力還有什么用呢？”

我正要開口回應他這種激烈言辭，這時響起一陣清脆的敲門聲，房東哈德森太太走進來，她手里拿著一個黃銅制的托盤，里面擺著一張名片。

“先生，一位年輕女士求見。”她對我的同伴說。

“瑪麗·莫斯坦女士。”他讀道。他接著說：“我不記得這個名字了。哈德森太太，讓這位女士進來。醫生，你不要走。我希望你留下來。”

第二章案情陳述

莫斯坦小姐邁著堅定的步伐走進來，舉止沉穩。她是一個身形嬌小、氣質優雅的金發女郎，帶著漂亮的手套，穿著很有品位，但是樸素簡單。她身穿暗灰色和米黃色相間的沒有裙邊和束帶的連衣裙，頭戴一頂顏色相近的小帽，只有一根白色羽毛增加了亮點。她的長相既不是特別平庸也不是特別漂亮，但是她甜美可人，大大的藍眼睛很有神。世界各地我見過的女人好像都沒有她這般精致細膩的臉。我注意到當歇洛克·福爾摩斯請她坐下時，她的唇在顫，手在抖，顯然她內心有抑制不住的激動和緊張。

“福爾摩斯先生，我之所以來找您，”她說，“是因為您曾經幫助過我的雇主塞西爾·弗萊斯特女士，您幫她解決了一件家庭糾紛。她對您的熱情和高超技藝至今不能忘懷。”

“塞西爾·弗萊斯特女士，”福爾摩斯若有所思地重復道，“我想我只是幫了她一個小忙。我記得那個案子很簡單。”

“她可不這么認為。不過，您不會認為我這個案子也同樣簡單的。幾乎沒有什么事比我的處境更離奇、更令人費解的了。”

福爾摩斯搓著手，眼睛發亮。他坐在椅子上身子向前傾，鷹一樣的臉上展示出精神異常集中的表情。“說說你的案子。”他嚴肅地小聲說道。

“我想我在這兒會讓您感到尷尬。請原諒，我失陪了。”我說著從椅子上起身要走。

讓我意外的是，這位年輕女士抬起戴著手套的手阻止了我。“如果您的朋友，”她對福爾摩斯說，“能留下，他或許對我大有幫助。”

我坐回到椅子上。

“簡單說吧，”她繼續說，“事情是這樣的。我父親曾是英國印度駐軍的一位軍官。我還很小的時候，他把我送回了英國。我的母親過世后我在英國就沒有親戚了。但是我被安置在愛丁堡市一個舒適的集體宿舍里，在那兒一直住到17歲。1878年，我父親當時是個資深的上尉，他獲得了12個月的假期回來探親。他從倫敦給我發來電報，說他已經安全到達，讓我立刻來倫敦找他，給我留的地址是朗漢姆旅館，信中充滿了慈愛。到了倫敦以后我立刻來到朗漢姆旅館。旅館的人告訴我莫斯坦上尉的確是住在那兒，但是前一天晚上他出去了沒回來。我等了一天都沒有他的消息。那天晚上在旅館經理的建議下，我報了警。第二天早上所有的報紙都刊登了我們的尋人啟事。尋人啟事沒有收到任何回應。并且從那天起直到現在，我都沒得到我那不幸父親的任何消息。他滿懷希望地回到祖國，尋求平靜和安慰，但是事與愿違——”她哽咽了。

“哪天失蹤的？”福爾摩斯說著打開他的記事本。

“他是1878年10月3號失蹤的，快10年了。”

“他的行李在哪里？”

“還在旅館里。行李箱里沒有什么能提供線索的東西——幾件衣服、幾本書還有許多安達曼島的古董。他曾經在那兒當過監獄看守。”

“你父親在倫敦有朋友嗎？”

“我只聽說他有一個朋友——肖爾托少校，他在印度孟買第三十四步兵團。這名少校前些時候退休了，現在住在上諾伍德。我們當然馬上和他聯系了，但是他甚至不知道他的戰友回到了英國。”

“這是個奇特的案子。”福爾摩斯說。

“還有更奇特的呢。大約6年前，準確地說是1882年5月4日，《泰晤士報》上登了一則尋人啟事，尋找瑪麗·莫斯坦女士，并且說如果她出現會得到很大好處。啟事中并沒有附上聯系人姓名和地址。我看到廣告時正在塞西爾·弗萊斯特女士家當家庭教師。她建議我在告示欄上刊出我的地址。就在當天我收到一個郵寄來的小紙盒，盒里裝著一顆又大又亮的珍珠。郵包里并沒有信件。從那年起每年那一天，我都會收到一顆同樣的珍珠，但對于郵寄者的信息卻一無所知。專家說這種珍珠很稀有，價值不菲。您自己可以看看，很漂亮。”她說著打開一個盒子給我們看那六顆珍珠。我從沒見過如此漂亮的珍珠。

“你的陳述很引人注意。”歇洛克·福爾摩斯說，“還有其他的情況嗎？”

“有，今天剛剛發生的事。這就是我來找您的原因。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封信，您可以自己讀一讀。”

“謝謝，”福爾摩斯說，“請把信封也給我。郵戳是倫敦西南區的，日期是本月7日。嗯！信的一角有一個人的大拇指印，不過很可能是郵遞員的手印。信紙是質量最好的那種，這種信封要6便士一捆。他使用的文具都很講究。沒有寄信人地址。‘今晚7點整文化劇院門前左數第三根柱子旁見面。如果您不放心，可以帶兩個朋友一起來。您是一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女士，您會得到補償的。不要帶警察來。如果報警，那您什么都得不到了。您不認識的朋友。’哦，真的，這封信有點神秘。莫斯坦女士，你打算怎么做？”

“這正是我想問您的。”

“那我們最好去赴約。你和我還有——嗯，華生醫生是不錯的人選。寫信的人說可以帶兩個朋友。華生和我在一起工作很長時間了。”

“但是他愿意去嗎？”她問道，表情和聲音中都透露出祈求。

“如果我能幫上忙的話，”我熱情地說,“我很榮幸能一起去。”

“你們倆都是大好人，”她說，“我與人交往不多，所以沒有什么朋友能幫我。我6點來這兒找你們，行嗎？”

“你一定要準時來呀，”福爾摩斯說，“對了，我想問一個問題。這封信的筆跡和珍珠包裝盒上地址的筆跡一樣嗎？”

“我給您帶來了。”她說著拿出一些紙片。

“你可真是個細心的委托人。你的直覺是正確的。來，讓我看看。”

福爾摩斯把紙片平鋪在桌子上，一個個地瀏覽。“除了信之外，其他都是偽裝過的筆跡，”他看了一會兒說，“但是辨別出寫信人是沒有問題的。看看字母e的寫法，多么不安分，好像要跳出來似的，再看看字母s的彎曲方式。無疑所有的字都是同一人寫的。我不想讓你產生虛假的希望，不過，莫斯坦女士，這些字跡和你父親的筆跡相似嗎？”

“一點也不像。”

“我想也是。那咱們6點見。請把這些紙留給我。出發之前我可以再研究一下。現在已經3點半了。一會兒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