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窗內外（簡體書）

普光自做碩士論文時，就開始了中國現代書話的研究。當時我就覺得他的選題是中國現代文學所忽略了的一個論域，切入點雖然小，然論述的空間還是十分闊大的。因為碩士論文做得十分扎實，大家都認為此人實乃可塑之材，于是便收入楊洪承先生門下攻博。其博士論文是在碩士論文的基礎上更加拓展了其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亦開始注意到這個領域中的許許多多的理論問題了。可以看出，普光經過多年的學術訓練，逐漸不滿足于現有的評論層面的作家作品個案研究的范型，已經開始尋覓新的研究方法與路徑了。
普光做博士后之前找我長談了兩次，我以為他的閱讀量很大，史料搜集翔實，功底已經很扎實了，便建議他在大量的資料中突圍出來．站在一個制高點上來重新爬梳史料，將作家作品分類，從中找出各自相應的文學性格，從而將他們放在文學思潮和文學史的大框架中來考察甄別，以期在俯視文體寫作中提升思辨的能力，成為從書話文體研究切入文學史研究的第一學者。這幾年，普光正是沿著這條路徑向前走下去的。
此集開篇之作《文學、啟蒙與圖書館閱讀推廣》就可力證普光的研究層次開始提升，他對五四文學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獨特理解，不僅充分顯示了他扎實的史料功底，同時也可以看出他長期的深刻思考結晶：“說起中國現代啟蒙運動的開展，自然至少要追溯到二十世紀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在發起之初，其確立的思想文化啟蒙的方向是可貴而且正確的，那就是立人，通過思想文化的啟智普及漸進的方式，提高人的素養和文明程度。這種漸進的普及、啟智的開展方式，其實就是運用文化的力量、引導的途徑、化育的方式來使得國民公眾具有科學、理性的觀念和自覺。這里面的所謂的‘人’，是新的‘人’，非舊的‘人’，更多地是指的人心、人的精神心靈的狀態。它至少包括兩個層面：理念的開明和心智的健全。以《新青年》同仁為主力和核心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自覺采用這種涵養、化育的方式來推進新文化運動，推進啟蒙的開展。他們相約‘二十年不談政治’，他們采用這種看來過于迂闊的，但卻是最根本的路徑試圖解決人的問題，這也是社會的根本問題，解決人的內在的靈魂心智的問題。應該說，這一方向是正確的，如果堅持下來，我們可以想象，今天的中國人早已非目前這種混亂狀況了，或許很多歷史的誤會和現實的不堪都有可能避免。然而，‘五四運動’的爆發，打斷了剛剛開始不久的思想文化啟蒙運動的進程。歷史的發展往往是偶然中轉向的，自發的群體性學生事件‘五四運動’的開始意味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流產。在以往的幾乎所有的歷史教材及其他的現代文學史教科書中都無一例外的將五四運動的歷史功績推崇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往往將‘五四運動’的影響的評價遠遠高過新文化運動。特別令人啞然失笑的是，遠早于‘五四運動’的新文化運動，卻因后來發生的‘五四運動’而得名——‘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實很荒唐的。其實這是一種有意的建構和想象，造成了近一百年的歷史誤會。”
反思“五四”文學，必先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已經是近年來許多人已經做出的學術選擇，但是深入地從歷史的細節中找出它的規律與真相來，除了要大量的史料閱讀功底以外，還得由從史料中拔地而起的思想沖擊力的支持！而此前普光對現代文學功能的批判性總結，也足以見出他的思考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層面。盡管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觀點，甚至有相左之處，但是，我欣喜地看到了普光的思考與研究達到了比一般青年都要深刻的學術境地，這不僅得益于他深厚的閱讀積累，更重要的是他對史實的認知有了自己獨到的經驗、分析與見解。
使我更加感佩的是，普光的勤奮是一般年輕學者所少有的。正因為他“甘坐板凳十年冷”，才有了許多扎實的學術成果，他相繼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等大刊上發表的學術論文受到了學界廣泛地關注，《新華文摘》《人大復印資料》等刊物的轉載就充分說明了學界對其成果的肯定。然而，面對這些成果，普光沒有沾沾自喜，而是在不斷反省自己的淺薄中尋找新的研究路徑，這也是我所欣賞他的踏實工作、勤勉上進的學術性格的一面，長此以往，必成大器也。
此集的出版，標志著普光對自己學術心路的部分階段總結，歸為三類。檢閱所有篇什，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就是將幾篇舍不得丟棄的另類文章也勉強夾雜在其中。這也是我年輕時出集子曾經有過的，這些遺憾只有歷經滄桑，回眸再看時，心中才覺出那一點瑕疵而不舒服。
總之，能夠在學術道路上一步一個腳印走過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而少有其他的干擾者，尤其在年輕學者中，已經是鳳毛麟角了，我希望趙普光能朝著自己的這一目標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就會在螢雪之路中獲得學術的愉悅。
拉雜所言，聊作序也。
甲年年正月初八寫于仙林大學城瘦蠹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