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邊緣區空間生產與土地利用衝突研究（簡體書）

政治經濟和社會功能三位一體的“單位”是社會主義城市空間的基本單元，是國家對地方、對社會成員進行社會控制的基本工具。單位一方面是中國城市社會的“細胞”，另一方面又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再生產的場域。在單位制度下，單位就是國家的替身，被賦予了全面管理單位成員的職能和全面負責單位成員生活的義務，由此便形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單位組織體制。在單位體制下，各種行政化的“單位”組織是聯系統一的國家權力和眾多分散的社會成員之間唯一的中介。單位通過將經濟控制權力和國家行政權力結合在一起，從而像國家對單位的控制那樣，實現對個人的控制。單位對個人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國家權力的延伸；個人對單位組織的服從，同時即是對國家的服從。
城市規劃既是一項技術工具，也是一項政治工具，對城市空間的生產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計劃經濟體制下，城市規劃存在的目的只是對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空間落實，是政府意志的體現。在國家、社會、個人利益高度統一于單位的現實條件下，單位成為政治經濟資源配置的基本單元，而城市規劃則成為這種資源配置的工具。在“文革”期間，城市規劃受到政治沖擊而幾乎無所作為。5.2.2社會主義城市空間生產的行為特征
（1）重視空間的使用價值而否定空間的交換價值：土地和住房實現了公有化，退出了商品流通市場
列菲弗爾從馬克思《資本論》中借用了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概念來分析空間問題。他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的空間生產意味著私人財產和國家對空間的政治統治的終結，這意味著一種轉變，從（私人）統治到（集體）占用，注重使用而不是交換”。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城市土地收歸國有，城市土地供應采取行政劃撥的形式，用地單位不必支付任何費用。而城市住房改由國家投資建設，屬于公有財產，被無償或近乎無償的分配給職工使用，居住者只是住宅的租戶，住房不再作為商品進入流通領域。
自1949年以來，住房一直被當做是一種耐用消費品，是社會福利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種商品。所有的城市住房都由政府提供，分配住房本質上只是提供住所，而不等同于其他任何投資。自1958年開始，國家就不鼓勵城市居民私人建房，城市居民用房由政府和企業分配，結果，中國城市住房總量中，私有住房比例由1958年的48.2％下降到1990年的17％（顧朝林等，1999）。住房不再是市場上自由買賣的商品，而改由國家分配，不受市場調節，房地產市場被取締。
（2）國民經濟發展形勢的變化導致城市空間的盈縮或存廢
城市空間的生產是一個經濟發展過程，因此伴隨著國民經濟發展形勢的波動，特定城市空間的生產會出現存亡斷續，城市空間出現盈縮或存廢。比如，區街工業的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區街工業（區街辦工業）經歷了從弱小到強大“三上兩下”的發展過程。1958年，海珠區各街道召集閑散居民因陋就簡在城區見縫插針建立廠房，辦起了生產小組（生產作坊），為國營工廠提供加工服務。但隨著1960年的國民經濟調整，區街工業出現全面萎縮，工廠解體，職工失業，影響了社會安定，造成大批市民偷渡香港的風波。于是，出于維護社會秩序的需要，各行政街道于1963年辦起了勞動服務站，再次把閑散居民組織起來，進行加工生產和維修服務。為了避免區街工業影響國有經濟的發展，廣州市制訂了《廣州市街道勞動服務站試行章程》，明確提出不準服務站的生產專業組在銀行開設獨立賬戶，不準服務站同國營和合作單位爭原料、技術力量和市場，不準服務站搞制造性和商品性的生產，不準站員個人收入超過國營和合作單位同工種、同技術、同勞動條件的工資水平等。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到來，區街工業被扣上“與國營企業爭原料、技術力量和市場”、“挖社會主義墻腳”等帽子，以封、撤、并、改的方式進行整頓。轉機出現于1970年5月，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印發了《關于整頓鞏固和發展廣州市街道工業的意見》，指出鞏固和發展區街工業對于建設社會主義具有重要的意義，并且為海珠區在近郊建立了工業小區。1975年，廣州市革委會提出逐步將區街工業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1984年10月，廣州市政府制定了《廣州市城區集體所有制工業企業若干政策問題的暫行規定》，給區街工業在經營、分配等方面較多的自主權。1987年，廣州市政府作出了《關于加強區街工作的決定》，提出廣州市發展工業應實行以國營企業為主，區街工業和鄉鎮企業并重的戰略，為海珠區劃撥了工業用地，補辦了一批歷史用地，對促進區街工業穩步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區街工業發展過程中崛起了南華西街這一全國知名的“兩個文明號建設”先進單位（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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