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衝突地區的外交政策（簡體書）

與40、50年前相比，國際關系這個領域今天已大為不同。今天的國際關系研究專業化程度比過去高得多，研究更注重實證，而且與外交政策的實際制定沒有什么關系。國際關系研究尋求的大概是建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數學模型。今天因此的國際關系研究往往基于一些簡單的假設，更接近經濟學，比如假設個人都具有理性，都精于算計，都自私自利，都自我膨脹，也就是同樣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概念，或者至少大多數經濟學家如是相信。簡言之，國際關系這一領域已經變成了“科學”。在這一嬗變的過程中，開設更加傳統的外交政策課程的老師在自己所在的院系和大學邊緣化了，盡管大多數學生對他們的課程興趣更濃。
此外，國際關系的研究距離外交政策的實踐越來越遠。由于國際關系研究越來越追求“科學性”，外交政策制定者對這一學科的依賴越來越小。這就出現了一個大問題：美國制定外交政策時越來越缺乏對其他國家、其他地區及全球的趨勢的全面了解和理解。學術與外交政策之間的聯系已經斷裂了。不謙虛地說，本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扭轉國際關系研究中的這個趨勢，并說明深入的了解世界政治體系對于制定更好更明智的外交政策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的目標就是要重新整合比較政治學和國際關系的各領域，使其回歸外交政策從業者的工作和思考之中。
今天，國際關系研究更加關注量化，更嚴謹，更注重實證。闡釋法已然退出，讓位給建立數學模型的方法。基于文化和地區差異的分析方法也已退出，讓位給了意在分析全球趨勢的模式。在這些變化產生的過程中，研究工作與提供政策建議之間的那種緊密聯系也正在逐漸消失。
國際關系研究越來越多地利用博弈論、理性選擇和數學決策方法。這些當然是有用的技術。就像現在許多行業內的人所想的那樣，問題在于這些方法論本身是否有意義？他們是否僅僅是為了達成研究目的的一種手段？——在這里，“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其他國家，或更好地理解政策。換言之，如今是屁股（方法）指揮腦袋（政策實質）？國際關系研究領域內出現的這種新的分化似乎出現在以下兩類學者之間：一類學者利用更新的方法論進行研究，但僅僅把這些方法視為研究的工具，目的仍然是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幫助；另一類學者則把這些新的方法論視為研究的主題，而為政策制定提供建議反而淪為旁門左道，成了純粹的私人政治問題，與個人的研究不大相干了。
在國際關系研究和比較政治學這種新的“科學化”趨勢下，諸如歷史、文化、宗教、地理、以及環境等因素都不再重要，成了與研究毫無關聯的因素。其原因在于，首先，在全球化背景下，可以假定所有人都追求同樣的東西，比如民主制度、公民社會、公私混合型經濟。或者就像1990年代的口號所喊的那樣，隨著蘇聯解體，獨裁主義身敗名裂，最好的選擇只有民主制度。但這一說法忽略了一點，那就是民主制度并沒有在中國、俄羅斯、伊朗、朝鮮、古巴、緬甸及許多別的國家成為最好的選擇。或者說國度不同，民主的形式亦千差萬別，在一些國家，文化衍生的形式不同，因而民主的形式也不同。
第二個原因是這些更科學的研究方法所采用的模型把普遍關聯性與普適性作為前提。如果這些方法是普遍相關聯的，那么我們就可以假定，像地理、歷史、文化或地區這樣的因素就不再有用了。然而，這樣的觀點無疑是站不住腳的。比如，我們都知道，由于西歐和東歐在地理位置上相鄰，東歐的民主制度因此得以鞏固。我們還知道，乍得共和國在二戰前曾經建立過民主制度，而在鐵幕被推倒之后，這一歷史也無疑幫助了乍得民主制度的重新建立。我們知道，中東伊斯蘭地區所取得的民主進步十分有限，因為文化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我們還知道，從地區著眼，當一個地區中有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實現了民主制度，那么對于該地區其他國家而言，實行民主制度就會變得容易一些。如果研究者們把這樣重要且不證自明的因素撇開，并認為它們毫無關系，實在是荒唐可笑。很顯然，這樣一些自稱普適的研究模式在以后的發展過程中，最好再多一點謙虛。
這種所謂“更科學”的研究方法的邏輯不難理解。就像研究經濟學一樣，如果你真心相信自己的數據集和方法全球普適，相信研究模型是獨立于文化、歷史、地理、社會背景，那么確實沒有必要研究別的獨特文化、語言、宗教、社會。一個方法走天下！管他什么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習俗，你只用單一模式的、全球性的做糕點模子般的方法。然而，正是這樣的方法讓我們首先在越南遭遇眾多困境，而今又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遇到無數麻煩。想想看吧，即使是我們最好的指揮官，即使還有隨軍的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也在把伊拉克“有效的”辦法拿到阿富汗去用，可在文化、政治、經濟、社會方面阿富汗卻與伊拉克千差萬別！這辦法行得通嗎？我懷疑。
就像在經濟學的研究中一樣，一個號稱能夠解釋全球人類行為的單一研究模型無疑是吸引人的。不過，以為人的所有行為都可以簡約為一種單一行為模型，且不顧豐富差異性和文化的多元性，那就把人的輕信能力用到極限了
相比其他學科而言，比較政治學較少地受到所謂“科學”方法或是最近被稱為“理性選擇”之方法的影響。比較政治學家一直傾向于認為世界的文化太多元、太復雜，不可能只使用政治行為的一種單一模型。不同的地區和國家有不同的思維方式，不同的考量重點，而且看待和理解問題的方法也不同。人類行為具有如此大的多樣性和文化多元性，怎么可能用一種簡單、單一而又隨意的方法來解釋呢？比較政治學家從歷史的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否定的回答，認為不存在一種單一的解釋，而這也正是比較政治學的目的，即比較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的相似之處和不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