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政治得失（簡體書）

馬平安，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博士后，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從事中國政治史的研究工作。
近年主要著作：
《晚清政壇紀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8年版
《近代東北移民研究》，齊魯書社2009年版
《帝國路上的八張面孔》，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終結帝制集結號》，北方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
《北洋集團與晚清政局》，遼海出版社2011年版
《大清王朝滅亡之謎》，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大秦帝國夭亡之謎》，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晚清變局下的中央與地方關系》，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版
《中國近代政治得失》，華文出版社2014年版

導言
一 在開放與閉關間徘徊——全球變局中的官方回應
斜陽余暉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錯失時機的乾、嘉二帝
道光、咸豐二朝的應對

二 怎樣迎接挑戰——早期自強問題
官方的探索
癥結何在
在中國現代化史上的地位

三 權力，為什么會癌變——腐敗問題
賣官鬻爵
陋規種種
與胥吏共天下
懂事的是銀票

四 內耗：政權弱化的催化劑——高層爭斗
從林、穆權爭到肅、恭黨爭
從叔、嫂斗法到帝、后權爭
從丙午惡斗到丁未政潮
從袁鐵之爭到載灃驅袁
皇族內部的敗家子

五 權力的傾斜——中央與地方制衡問題
問題的提出
地方崛起之原因
錯失機遇之惡果
實力決定命運的典型個案
舉措不當之結局
禍胎：地方主義與軍人干政
影響波及民國

六 邊疆政策與治理——邊疆內地化進程
清前、中期成功的邊疆政策與治理
對東北、內外蒙古地區的政策與治理
在新疆地區的政策與治理措施
對西藏和川邊的政策與治理措施
臺灣設省及其內地化進程
經驗與教訓

七 民間問題與社會秩序——政府應對民間動蕩的策略
太平天國運動與清政府的對策
義和團運動與清政府的對策
1910年湖南搶米風潮及官方對策
辛亥革命與清政府的對策

八 社會精英與政治參與——新生利益集團的政治訴求
紳商的崛起
立憲派的政治訴求
結社與建黨
因怨恨轉向革命
引起中華革命先

九 改革是把雙刃劍——新政帶來的利與弊
窮則變
變，未必通
種瓜得豆

十 現代化與戰略發展問題——全球化時代綜合國力問題
文化傳統與現代化
軟實力與硬功夫
戰略五步棋

八 社會精英與政治參與——新生利益集團的政治訴求
紳商的崛起
歷史的發展自有它的自身邏輯性。
中國社會進入20世紀以后，一個新的社會勢力——紳商開始崛起。他們憑借其雄厚的財力和在地方上的聲望，急切希望從體制外走向體制內，要求參政議政，在政治舞臺上不斷致力擴大自身的權益。
所謂紳商，主要是指民間有地位的士紳，他們或者憑借自身與當地官僚有著良好的人際關系的優勢親自下海經商；或者與富商結合，利用自己與官僚群體有著千絲萬縷聯系這一優勢，共同謀求發展自己的經濟、政治實力。
紳與商的結合，似乎預示著一個新的歷史時代就要到來。
這一階層主要由這樣幾部分人構成：
（1）取得功名的未仕士子；
（2）退職在籍的官員、因軍功致顯或保存虛銜的還鄉人員；
（3）因捐納而獲得職銜的商人和舉辦實業的人士。
隨著自身經濟地位的提高，他們不甘寂寞，又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開始向國家政治舞臺進軍，謀求得到更大的發展。特別是到新政的后期，代表地方士紳利益的國內立憲派因為達不到自己迅速參政的目的而與中央政府的矛盾和沖突日趨激烈，二者對抗不可避免。
紳商階層在清末短短數年間之所以能夠迅速崛起，是因為，庚子之役后，實行全面變革已經成為中國發展的時代主題。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生，逆之者亡。在這樣的局面面前，清政府已經別無選擇。
但是，《辛丑條約》簽訂后，國家財政已經告罄。賠款，清政府無錢可賠；舉辦各項新政，地方官無錢可籌。整個社會唯能湊集巨資和承辦大型事業者，惟賴于商。
在這種情況面前，清政府一改過去壓制商人發展的政策，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宣布將“通商惠工”作為基本的國策。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成立了商部，旨在以行政手段保護市場而不與商民爭利。同時，清政府又參照英、日商法，制訂出了中國第一部具有商法性質的《商律》，規定民間可以自由經商和集資創辦各種與官辦、官商合辦企業地位平等的公司，并享有國家一體保護的權益。為了鼓勵人們投資商業，清政府還出臺政策，根據商人出資辦實業的情況給予了相當的官銜，以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清末于是涌現出了一個民間投資的熱潮。據史料記載，僅1905—1910年期間，國內新設廠礦萬元以上資本的就有209家，總資本約7525萬元，紳商階層由此形成。
隨著紳商的崛起與經濟利益及社會地位的提高，中國人傳統的參政意識開始在他們的身上迅猛地發酵，他們迅速把目光投射到政治領域，希望參政議政，更多地涉及國家的政治事務，“操議事之權”。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代表紳商利益的政治團體——國內立憲派集團應運而生。
立憲派的政治訴求
就國內立憲派集團而言，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人物是張謇。這是因為在20世紀初年的國內政壇上，他是一位對傳統政治結構的現代轉變（建立君主立憲政體）起過真正重大促進作用的人物。而其他一些著名人士，如梁啟超、康有為等人，長期在國外從事輿論宣傳活動，其影響在國內并不大。張謇作為東南各省眾望所歸的士紳領袖，因為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的連續打擊，對于政治頗有灰心之感，遂暫時放下政治熱情，以狀元身份下海經商，全力投身于商業發展領域。清末新政初期，他并不對政治的改革抱有多么大的希望。但是，隨著紳商階層的形成，以及他們經濟利益的需要，張謇決定一改初志，積極投身到清末立憲運動的洪流之中。1905年以前，他對立憲的期望并不是特別的急切。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興起之后，他方才意識到條件已漸趨成熟，對立憲的熱情和信心因此大增。經過反復奔走、勸說，終于促成直隸總督袁世凱、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當時三位在全國最具影響力的地方總督，跟張謇均有私人關系）聯銜上奏，請定12年后實行憲政。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底，張謇進一步與上海名流人物倡議成立了國內最早、最大的政治團體“預備立憲公會”。不過，此時的張謇仍然主張“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的緩進方針。此后，隨著時局的迅速變化和國內各階層立憲要求的日益高漲，張謇改變了原來的緩進策略，要求一次比一次急切。在政治動員的高潮中，紳商們對政治改革的期望值正在迅速躥升，他們已經成為中國政壇上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推動政府立憲并讓他們參與其中獲取利益是他們初期的政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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