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蒙難：美國外交官謝偉思傳（簡體書）

琳·喬伊納（LynneJoiner），康奈爾大學畢業。廣播記者、新聞主持兼文獻片制片人，美國艾美獎（美國電視界最高獎）獲得者，現居加利福尼亞舊金山。曾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全國廣播公司（NBC）、美國廣播公司（ABC）、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美國國家公共電臺（NPR）、基督教科學箴言電臺（ChristianScienceMonitorRadio）、新聞周刊（Newsweek）、洛杉磯時代雜志（LosAngelesTimesMagazine）等多家媒體任職，現為上海電視臺國際頻道傳媒顧問。 

引　子
第一章　有人敲門

第一篇　中國人
第二章　川渝之路
第三章　萬里赴戎機
第四章　異域風流
第五章　蔣委員長
第六章　毛主席
第七章　十月危機
第八章　華盛頓的寵兒
第九章　大使偏執
第十章　告別中國

第二篇　旋　渦
第十一章　FBI的陷阱
第十二章　會合
第十三章　疑案
第十四章　FBI嫌疑人
第十五章　清水芙蓉
第十六章　風云集
第十七章　暴風驟雨
第十八章　調查
第十九章　聽證會
第二十章　地獄邊緣
第二十一章　行刑隊

第三篇　昭　雪
第二十二章　長期斗爭
第二十三章　不甘退休
第二十四章　新生

后　記
注釋說明 

1972年2月21日，曾經以反共作為國家要務的美國總統尼克松的手同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的手握了在一起。這次握手標志著世界地緣政治發生了重大改變。在此前的四分之一世紀里，美中關系的那只愛與恨的鐘擺木然指向互不信任，相互懷疑。倏然間，“熊貓熱”席卷美國，毛式的帽子漸成時尚。美國和中國又一次談起了“戀愛”。五年后，世界上最強的國家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之間的綿綿愛戀終于修成正果，實現了外交關系“正常化”。
27年前即1945年，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再度展開腥風血雨的內戰。中共自誕生后經過二十多年的苦斗，終于在1949年獲勝，而蔣介石帶著被打垮的國民黨撤退到臺灣固守。同年10月1日，中共的領導者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年后，美軍和中共軍隊在朝鮮戰場上相遇，保衛臺灣成為美國抗擊共產主義事業的一部分。
1972年，尼克松歷史性地訪問了北京，第一次在竹幕上打開了外交缺口。支持蔣介石和臺灣的人很緊張，他們知道，人民共和國一定會堅持要美國同仍自稱為“中華民國”的國民黨政權斷絕外交關系。
就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美國舉辦了一次特別的午餐會。餐會的時間是1973年1月30日，地點是在國務院，宴請的賓客有謝偉思等多名外事官員。20世紀50年代，這批人曾因為把中國“丟”給了共產黨而橫遭撻伐。餐會的消息一出，便引來一片議論。俄亥俄州共和黨人約翰阿什克羅夫特（John Ashcroft）在國會議席發言時批評說：“謝偉思多次嚴重違反聯邦政府安全條例，這是人所共知的。有人要把他捧為美國外交界正直、勇敢和忠誠品質的代表，簡直是豈有此理。”不管怎么說，當年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參議員可是把謝偉思列在了打進美國國務院的共產主義分子名單的榜首。保守派的一份雜志評論說，這次午餐會的目的是“在亞洲事務里落實親共產主義政策”。《人間大事》雜志說（大意），謝偉思“偷偷向一名確定身份是共產黨的人送交機密資料，被抓了現行”。
樓下禮堂的300個座位基本滿員，因為想親臨現場的人太多，所以只好架設閉路電視，讓進不去的人在外面觀看。戴維比爾特契克（David Biltchik）是美國外事協會（American Foreign Service Association）的會員，若干年后他回憶此事時說：“舉辦午餐會有必要，可以讓國務院的人確信麥卡錫主義確實壽終正寢了。”有幾個人謝絕了參會邀請，其中一位就是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當年他曾就中共問題私下請教過謝偉思。不過，這時他剛剛獲得處理中國事務的主動權，而院外的中國游說團火氣正旺，他要保護那點主動才是。
麥卡錫的政治迫害并未罷休：一份沒有署名的傳單被放置在每個人的桌面上，上面有一串質問謝偉思的問題，個個都十分尖銳。比如，“1945年，您承認曾把多份機密報告交給《美亞》雜志的編輯菲利普賈菲（Philip Jaffe）。您解釋此事時說，報告是您自己寫的。也就是說，您認為外事人員有權隨意將個人撰寫的屬于秘密的資料轉送給他人，是嗎？”
歷史學者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在午餐會上作主題發言。她稱贊駐外事務處負責中國事務的官員們勇氣可嘉：“有很多證據說明，國民黨垮臺只是個時間問題，但任憑怎樣，這些證據并沒有說動華盛頓放松我們和蔣介石之間的那根‘銀繩’，也沒讓決策人從謝偉思的一份大膽諫言中所恰當指出的‘得過且過、貪圖一時之計’的作為中清醒過來。”
輪到謝偉思講話了。謝偉思時年63歲，身材頎長，面貌俊朗，一頭銀發。他努力抑制著感情，向場下聽眾娓娓道來：
現在，有些國家的情況和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頗為類似，比如拉美、非洲，還有亞洲一些地方。我們如果自己不去了解，不接觸新的民眾運動，對有可能爆發革命的事態不聞不問，也許還會坐失良機的……
要不要這類報告，衡量的標準不是國內的普遍情緒，比如報刊的只言片語，或者某些根本不負責對外關系事務的國會委員會表露的情緒……從某些方面看，麥卡錫參議員的遺風還要肅清。
謝偉思講完，席間爆發長時間的掌聲，表達了向這位前外交官的敬意。1951年，謝偉思因“其忠誠受到合理的懷疑”而被解職，為了恢復自己的名譽，他花了22年時間。
過去的30年，筆者和謝偉思及其家人有過許多次愉快的交談。有一回談話，謝偉思袒露心跡，他說自己“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都不是個優秀的外交官或外事工作者”，“明顯違背了”塔列朗（Talleyrand）的明智忠告：外交官絕不應該有“太多熱情”。“當我贊成某觀點，而這觀點又不為人接受時，我會想方設法讓人接受它。”8他認為自己對中國有獨到的認識和理解，對這一點他頗為自信，他承認自己把說服別人奉循適切的對華政策當做使命，他對中國危局所表現出來的熱情甚至超過了他對趙韞如的熱情。
謝偉思命定地要做悲情信使：他傳來遞往的消息都不招人待見，先是在中國，后是在華盛頓。他的熱情令他身陷于戰爭與革命的疾風驟雨之中，身陷于那個時代特有的對外詭詐陰謀，對內偏疑神疑鬼、風聲鶴唳之中。不過，他順利地將自己的見解和想法擺到了很多要員面前，雖然這些要員最終沒有理會他的真知灼見。
羅斯福花了很大氣力想樹立蔣介石的威望，打造中國形象，把它作為戰后世界的一大列強來看，所以他特別愿意聽信赫爾利大使對絕境中國的樂觀估計；另外，他自認為能讓斯大林成為戰后世界中一個可信賴的伙伴。
如果羅斯福當初能換換思路考慮問題——重視除赫爾利之外的其他人的意見，那又會怎么樣呢？1944年至1945年是不是有一個短暫的機會：美國可以主動與毛澤東的武裝力量合作，繼而影響中國革命的走向？誠如是，也許就不會造成彼此誤解、相互施暴的惡性循環，雙方數百萬生命也免遭涂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