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學：當代俄羅斯社會轉型中的思想與文化(社會轉型視野下的俄羅斯思想文化研究新作‧第一輯)（簡體書）

俄羅斯在民族性格、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俄羅斯文化在世界文化歷史類型中獨樹一幟，對俄羅斯的研究在我國區域和國別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本書從當代俄羅斯思想文化、文學藝術研究、回顧與思考等角度探討了當代俄羅斯社會轉型中的思想與文化，選入本書的論文作者多為該領域的代表性專家，論文學術價值極高。本書全面展示了我國當代俄羅斯研究的新成果，對于有意識地建構“視界交融”和創新理論范式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

俄羅斯有許多令人困惑的地方，當代俄羅斯社會轉型視野下的思想與文化，也同樣令人著迷。
本書選擇思想、哲學、社會、新聞出版、語言學、文學等方面，展現了在當代社會轉型與全球化的推進下俄羅斯思想與文化的全景，反映了我國俄羅斯研究的一些新趨勢新成果，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全書內容既注重基礎性研究，又關照現實性研究，有理有據，邏輯性強，具有極高的學術參考價值。

俄羅斯學本身就具有綜合性，在俄羅斯文化傳統中文史哲融會貫通，有造詣的學者文人多是通才, 學術多是門類交叉,新思想亦多來自學科匯通。因此，把研究俄羅斯的相關學科有機地整合為一個統一體，以形成一個具有高度綜合性、交叉性、具有高度前瞻意義的新型學科——俄羅斯學，是國內外相關學者眾望所盼的事情。中國的俄羅斯學是一個在創建中不斷完善的新興學科，其研究范圍也從“俄羅斯語言文學”逐漸擴展到俄羅斯社會、文化、經濟、政治、外交、國際關系等諸多人文、社科領域。近年來，隨著中俄關系正常化，中俄在經濟、商貿、法律乃至軍事各個領域的合作也逐漸加強，使中國的“俄羅斯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它的“學術共同體”也在不斷集結，它正在逐步形成一種獨特的俄羅斯問題研究，具有跨專業優勢和重要影響的智囊團和思想庫的潛能。
——總序

俄國民粹主義曾經歷了一個從社會政治思潮發展到社會政治運動，又從社會政治運動發展為政黨的歷史過程。它以其存在時間之久、活動規模之大、斗爭方式之復雜和驚心動魄，在俄國國內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俄國民粹主義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就其積極方面來說，它主要在建黨思想、革命精神、革命毅力等方面影響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就其消極方面說，既有暴力絕對化傾向，也有同志間不容異見性傾向；既有思想意識的非理性、狂熱性特征，也有對文化的極端功利主義特征等等。其消極影響的后果，最集中、最突出地表現在“超階段”、“直接過渡”的社會主義理論上。
列寧在其思想發展的一定階段上雖受到過“直接過渡”的影響，但從提出“新經濟政策”之時起，就批判了“直接過渡”和“超階段”理論，同民粹主義思想劃清了界限。在1921年的《論糧食稅》一文中，列寧指出了俄共隊伍中存在著非歷史主義的反資本主義、反資產階級傾向，實際上指的就是這種民粹主義傾向，他說：“‘我們’直到現在還常常愛這樣議論：‘資本主義是禍害，社會主義是幸福。’但這種議論是不正確的……同社會主義比較，資本主義是禍害。但同中世紀制度、同小生產、同小生產者渙散性引起的官僚主義比較，資本主義則是幸福。”列寧這些話，包含著反對從小生產繞過資本主義、“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但這種民粹主義的、非歷史主義的反資本主義思想情緒，在俄共隊伍中卻仍然嚴重存在，它影響著斯大林及其集團，影響著廣大黨員，導致“直接過渡”的“超階段”理論，在日后也長期影響了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
斯大林過早取消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開始向資本主義“全面進攻”，在1936年宣布“基本”建成社會主義，在40年代末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赫魯曉夫在1960年宣布二十年后，即1980年“建成”共產主義。勃列日涅夫則提出“發達社會主義理論”，宣布已經建成“發達社會主義”。從斯大林時期開始，經過赫魯曉夫，一直到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最突出特征之一，就是繼承俄國民粹主義的“超階段”理論，“直接”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這可以說是俄國民粹主義給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留下的最突出的特征。
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實質上是奠基在“超階段”理論之上的。列寧在1921年提出新經濟政策時就強調，我們“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而“從小生產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中間“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要把它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在這里，列寧十分明確地指出,不能進行“直接過渡”，應在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利用資本主義作為中間環節”。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實際上就是提倡發展商品貨幣關系，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要把它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經過相當階段的發展，以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但是，列寧逝世后，新經濟政策實際上沒有得到認真貫徹執行，更沒有經過深化發展，就由斯大林草草收兵，馬上實行方針路線的“大轉變”，向資本主義“全面進攻”，開始了向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實際上還處在小生產的一片汪洋大海之中。而斯大林當時一切政策的出發點，卻是從落后的“小生產”向社會主義“直接過渡”，“超越階段”地走向社會主義。從1929年“大轉變”開始，蘇聯在兩到三年間通過強制高壓手段，實現了“全盤集體化”；與此同時，對新經濟政策時期出現的私營工商業統統收歸國有，實行了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短短幾年間就建立了單一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在進行經濟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資產階級的同時，也提出一舉消滅“小生產”及小資產階級的方針。原本按照歷史上一般的發展規律，是小生產要通過商品經濟的相當發展，由小生產逐漸變成“大生產”，大生產再經過一定階段的發展，才比較容易向社會所有制或公有制過渡。要求從“小生產”一躍而變成“大生產”、單一公有制，顯然是超越歷史發展階段的。
在小生產占絕對優勢，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占居民人口絕大多數的歷史條件下，列寧給當時蘇聯所規定的階級政策是：“在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內，社會制度是以工人和農民這兩個階級的合作為基礎的，現在也允許‘耐普曼’即資產階級在一定的條件下參加這個合作。”這就是說，列寧不僅允許資產階級存在，而且允許它在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條件下參與合作。應該說，列寧這一階級政策是符合蘇聯當時階級關系的實際狀況的，是馬克思主義的，而斯大林卻匆匆拋棄新經濟政策，在農村“消滅富農”，在城市全面消滅資產階級。非但如此，還要消滅“小生產”和小資產階級，這也難怪斯大林要實行那樣可怕的專政了：僅僅依靠占全人口1%、2%、3%的工業無產階級，就要實行對占人口大多數群眾的“專政”。這樣用少數人對多數人進行統治和“專政”，不進行可怕的鎮壓才奇怪呢！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情況下，工業無產階級占了人口大多數，那時實行的專政才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由此可見，斯大林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是變了味、變了質的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這是“超階段”的“專政”，所以必然導致可怕的流血、可怕的鎮壓。
除在政治經濟領域急于向社會主義“直接過渡”外，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領域也提出了“超階段”的方針。在1934年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在提出消滅“經濟中的一切資本主義殘余”的同時，還提出要“克服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余”，這其中也包括“城市和鄉村中至今還存在著一些中間居民階層”的“情緒”。斯大林甚至把這種“中間形態的思想情緒”也作為敵對的東西加以反對。這一切，無疑是“超階段”的理論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反映。
“超階段”社會主義的要害，是沒有正確處理好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
如何正確對待和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是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根本分界線之一。
馬克思主義并不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看作是絕對對立的關系，僅僅是社會主義要埋葬資本主義的關系。馬克思是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整個進程的角度，來觀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關系的，正是從這個視角出發，他認為，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高度發展而來的。這就是說，搞社會主義原是離不開資本主義，離不開它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水平和特定生產關系的，這種“離不開”，正像建造一座高樓大廈離不開“地基”一樣。所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并不純粹是“你死我活”的關系，更不是有你沒我、有我沒你，“不共戴天”的關系；要知道，它們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同時還是互相依存的、“互相補充”的關系。列寧一再講，建設社會主義離不開資本主義的“材料”，包括物質的和精神的，包括知識分子等等，實際上講的就是這一道理。
而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所奉行的許多原則，正是與此相對立的。斯大林建立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平行的另一世界市場，即社會主義世界市場——經互會，使社會主義完全脫離資本主義，這就使社會主義國家生產的產品離開資本主義市場的競爭，在質量水平和進步上自我封閉，整個影響了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
列寧主張借鑒、學習西方在生產組織方面的先進經驗，因此曾建立勞動研究所等機構，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到斯大林時期，解散了所有這些機構，拒絕研究、吸收資本主義在組織勞動、生產組織結構如托拉斯、銀行等等方面的文明成果。這樣，蘇聯在生產經營、組織管理方面就拒絕了資本主義的經驗和成果，使社會主義的發展幾乎離開人類物質文明的發展大道，陷于自我孤立，造成蘇聯發展緩慢，甚至處于停滯狀態。
日丹諾夫秉承斯大林意志所執行的文化政策，就是一種自我封閉的表現。日丹諾夫提出一種理論，叫“資產階級文化全面腐朽”論，認為資產階級處于上升階段時期，其文化具有進步性，在其下降階段，文化則全面走向腐朽。他認為20世紀30—40年代資產階級文化已“全面腐朽”，這顯然是有悖于歷史事實的；這種估計，無疑是全面反對資產階級、全盤拋棄資產階級文化的一種說辭。這就造成蘇聯對資本主義科學文化成果的全面拒絕，在精神文化方面搞自我孤立。批判摩爾根的生物遺傳學理論，拒絕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拋棄量子力學，甚至否定有機化學，造成蘇聯有機化學工業的落后，都是這種理論帶來的惡果。蘇聯在20世紀中后期落后于世界科技革命的步伐，與此直接相關。
從以上可看出，斯大林在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系方面，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也直接同列寧的思想相背離。不管斯大林在口頭上對民粹主義是什么說辭，在實際行動中，在其社會主義模式中，滲透著一種非歷史主義的反資本主義情緒，在其政治實踐中是以社會主義的“超階段”理論為指導的，這實質上是民粹主義的思想理論在起作用。
——蘇聯劇變和解體的理論根源

沉重的、深刻的價值觀危機，可以導致國家和民族的崩潰，這樣的前車之鑒值得記取。雖然一個強大的人民能夠經受并克服危機的例子也不少，然而到今天為止俄羅斯的公眾意識已經分裂，“社會變成一盤散沙和精神墮落的過程比民族圍繞某種新的或老的思想團結起來的過程進展得還要快”。社會、家庭及個人的價值和理想陷入崩潰和破滅，令人擔憂。
由于社會的動蕩，俄羅斯人的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當今相當多的人精神上無所憑依，四顧茫然，于是沉溺于大眾文化這種替代品不能自拔，生命反而更加空虛、無聊,沒有方向感。社會有識之士對充滿暴力、兇殺的西方電影和庸俗低級的大眾文學不滿，認為這些作品更多的是讓人看到黑暗而非希望；滿目皆是別人的生活，而沒有自己的生活，因此希望以優秀的、具有獨特認識功能和教育功能的俄羅斯國產影視片抵抗美國式的快餐文化，以期改變精神和物質均陷入窘境的文化命運。一些優秀的蘇聯文學、電影在今天就肩負著這樣的使命。盡管不可避免地帶有那個時代的痕跡，但許多文學作品和電影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觀賞價值和現實意義。它們彌補了影視創作在審美與文化資源層面的匱乏，不僅重新喚起人們對文學的熱情，還有對美好事物的懷念和對理想、光明的憧憬。
令人欣喜的是，在俄羅斯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場景：爺爺奶奶和孫子一起觀看蘇聯時代美好的童話故事片。爺爺奶奶會告誡子孫，雖然可以感受到生活中充滿艱辛，但經過努力，善是可以戰勝惡的，美會給人以希望。
20世紀末以來,我們越來越感受到文學與電影關系的天平已開始發生明顯的傾斜。在影像文化迅速發展、人們的文化生活日漸豐富的今天,俄羅斯文學失去了往日的霸主地位和轟動效應。長篇巨制的經典名著和白紙黑字的傳統形式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喚起人們的熱情,人們更熱衷于影像世界所提供的豐富、形象和生動的視聽效果。這樣一種特殊的文化語境反倒讓文學與電影出現了另一種層面上的互動——昔日高高在上的文學不僅可以借助電影、電視等新的傳播手段重新獲得“轟動效應”,而且期待借此找回曾經的輝煌。電影、電視從文學中汲取養分,而文學對電影、電視的青睞卻包含了更多的文化意蘊。
蘇聯時代的文學作品借助于電視在當代俄羅斯文化中占據了一席地位并重新熠熠生輝。影視與文學逐步形成良性互動的關系,許多文學作品就是因為借助了影視媒介的強大影響力而迎來了第二春，如文學經典《大師與瑪格麗特》、《日瓦戈醫生》等。大眾文化消費者——電影電視觀眾對蘇聯時代的文學充滿抵抗性閱讀和創造性閱讀的快感，使文學價值重新凸現。在今天的俄羅斯，不少人已經意識到，不了解曾經有過極大影響的蘇聯文學，起碼也是知識缺陷。后蘇聯社會借助文學改編，借助蘇聯電影，雖說是一種必然而無奈的選擇，但它所傳播的價值意義卻值得充分肯定。
——蘇聯解體以來的蘇聯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