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羲著述集（簡體書）

梅光羲（1878-1947），字擷蕓，江西南昌人。自幼繼承家學，二十歲赴京，受康有為的影響，喜閱新科學書報。光緒三十年，曾到日本學習。武昌起義時，投身革命，曾任教育部秘書長、交通部航政司長、山東巡按使公署司法主任、山東高等檢察所所長等職。

民國四十四年，受聘為北京民國大學哲學系教授。后歷任蕪湖地方法院院長、南京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江西高等法院院長等職。抗戰期間隨遷重慶，任司法院法規研究委員會專任委員。民國三十六年（1947）在重慶去逝，享年六十九歲。

梅光羲一生躋身職場，同時在楊仁山的影響下潛心攻讀唯識、華嚴、三論諸經，研究傳統文化各種典籍，并留有豐厚的著述。當時曾被與歐陽竟無、李證剛譽為“民國江西三杰”，與山東夏溥齋尊為“南梅北夏”。是當代北京著名佛教居士黃念祖的老師與舅父，也是臺灣近代著名佛教居士李炳南的老師。

梅光羲先生小傳（何明棟）

梅光羲（1878-1947），字擷蕓，世居江西南昌青云譜梅家巷。自幼繼承家學，十九歲時鄉試中舉，第二年赴京應試，路過上海，開始接觸西方新科學知識。抵京后，受康有為等變法維新思想的影響，喜閱宣傳新科學知識的書籍與報刊，思想激化，熱衷變法。返南昌后，光緒二十五年，與沈幼沂創辦明達學堂，為傳播新科學知識，專聘日本人牛島吉島來校任教。二年后，因戰亂停辦。是時科舉廢止，乃捐得后補道，赴浙江巡撫撫署任文案。光緒二十八年經尚書張冶秋奏派為京師大學堂藏書樓提調。次年任湖北農務局會辦、將弁學堂總辦、湖北武高等學堂監督。光緒三十年夏，奉派入日本振武學堂學習。二年后畢業，因日俄戰事正熾，又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部學習。光緒三十四年學成回國，任湖北全省地方自治局總辦，復調任湖北高等農業學堂監督。又調任廣東全省審檢所籌辦處總辦，翌年任湖北提法使兼法政學堂監督、湖北高等審判所所長。

武昌起義爆發，積極響應，投身于國民革命。民國元年任教育部秘書長，民國二年任交通部航政司司長，民國三年任山東巡按使公署司法主任，繼任山東高等檢察所所長直至民國十四年。后因憤于奉系軍閥張宗昌督魯干涉司法而辭職，居津賦閑。一度被聘為教授，執教于北京民國大學哲學系。民國十七年就任蕪湖地方法院院長，第二年調任南京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民國十九年，出任江西高等法院院長。二年后，因回避本省，回南京任司法院編譯專員。一年后，改任行政法院評事。抗戰期間，隨行政法院遷往重慶，民國二十八年改任司法院法規研究委員會專任委員。第二年因病辭職。蒙司法院改為聘任職，任司法院編譯專員。民國三十六年（1947）在重慶病逝，享年六十九歲。

梅光羲一生，在投身官場的同時，篤信佛學。早在光緒二十七年，就經友人桂伯華介紹，得識佛學界名人楊仁山，在聽其講授《起信論》后，即皈依佛法。求學日本時，雖是攻讀陸軍專科與法律課程，卻念念不忘溫習《起信論》與《彌陀經》。并曾多次與留日學人與親友講說《彌陀經》。又從師日本佛學名家廣能法師學習《準提咒》及其觀想法。回國后，任職湖北，卻多次專程赴寧求教于其師楊仁山。光緒三十四年，曾在楊氏所創辦的祗洹精舍專門攻讀唯識宗典籍，同時旁及華嚴、三論、凈土諸宗經籍。在此期間與同窗歐陽竟無等人發起成立佛學研究會，推選楊仁山為會長。宣統二年，任職山東，公余習研唯識宗，多有收獲。后匯集撰述《成唯識論述記》。同時復致力于《起信論義記節要》等的編撰。在由廣東調返湖北時，曾一度暫居南京，靜聽楊仁山講授《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各疏。此后自己精心撰著《心經淺釋》，深得楊仁山的嘉許，親自為之撰序。抵湖北任上，即在家中自設一講經堂，常常為親友講說《起信論》等。

民國元年，任職京都，與清一上人共同創議設立講經堂于廣濟寺，曾在這里摘講《大乘止觀》等。同年，為緩解南京金陵刻經處經費拮據之困窘，發起組織基金董事會，自任會長，帶頭解囊。后又與他人多方籌款，創立北京佛經流通處。在山東任職的十年期間，除平日堅持研讀法相宗與俱舍宗典籍外，為弘揚佛法，又與友人共同籌建了山東佛學社、山東佛經流通處等。不僅如此，還常常放棄星期天的休息時間，親赴佛學社與城內各寺廟，講說《百法明門論》、《唯識論》等。同時對佛學經典更加深入研究，陸續撰成著述多種，計有金陵刻經處出版的《法義論》、《五重唯識觀注》、《因明論疏節要集注》等六種。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相宗綱要》、《相宗綱要續編》、《宗鏡錄》等五種。上海醫學書局出版的《佛學啟信論節要》、《六道輪回錄節要》等。北京刻經處出版的《禪宗法要》、《六道集節要》、《居士傳節要》等。這些著述的面世，評價甚好，尤以《相宗綱要》影響更大。

民國九年出版的《相宗綱要》，以其內容的精辟，為佛子學人所贊譽。相宗即法相宗，此宗條理嚴謹，分析周密。但卻因文字過于簡練，內容又且艱深，加上詞匯很多，審名定義都有一定的界說，初學者往往視之為畏途，難以入門。針對這一情況，梅光羲在《相宗綱要》中，把法相學中最繁瑣的“法相宗名”等名相，以及“三時教相”、“五位百法”等深奧的哲理，加以詳細的解釋，列條目總計一百五十二條，類似于一部小型法相宗辭典。此書內容雖系以條目式編排，卻首尾相顧，很有系統。文字則明白不誤。此書面世之后，佛壇震動，譽聲鵲起。不久，梅光羲辭官移居天津后，即以此為教材，開講佛學課程于北京民國大學哲學系，深得學生歡迎，也使《相宗綱要》聲譽倍增。歐陽竟無稱之為：“盍觀之，一讀唐疏之嚆矢”直至今天仍是飲譽不衰，得“是研究法相宗唯識學最好的參考書”之評。

民國十七年初，梅氏在上海向大愚法師學習隨求陀羅咒，每日堅持結印誦咒兩次。又入官場后，仍是公余致力于學佛傳法不懈。在南京時，經常講說《百法明門論》與《相宗綱要》等。民國十九年供職南昌，每星期天至佑民寺講經，陸續講說了《相宗綱要》、《彌陀經》、《圓覺經》等。二年后返回南京，長期堅持每星期三、六兩天，分別到毗盧寺、普照寺、佛學會、佛學凈業社等處講經說法，并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無線電臺主持佛學講座專題節目，先后播講了《因明論》、《金剛經》，同時繼續刻苦研究佛經。到民國二十七年入川前，陸續完成了《佛典略說》、《凈土宗略說》等十余種著述。入川之后，仍堅持弘法不止。曾在重慶長安寺講說《唯識三十頌》與《百法明門論》等。

民國三十年，又將長期研究法相宗在我國傳播歷史的心得，撰成《相宗新舊兩譯不同論》發表。著重對于法相宗在我國傳播發展中的譯經，做出了深入的考證，提出了獨特的見解，首先辨明傳世親學三大譯師于中土的時代，以及其與世親時代先后的關系。指出：“傳相宗之教義來中士者，凡有三人：一、后魏時之菩提流支；二、梁時之真諦；三、唐之玄奘。”而他們之中，“菩提流支及真諦世皆稱為舊譯，玄奘則即新譯也”。進而探討了舊新兩種譯經的八種不同之處，如對“佛乘”的認識，在真諦則譯定性二乘，亦必由佛道而涅槃。而玄奘譯中則謂定性二乘永不回入大乘，即非由于佛道而涅槃，只由彼二乘道涅槃而已。此不同之處一也。正是由于兩譯的不同之源，方導致后代佛學界的空有之爭。繼又強調，“故唯識學至護法而確然可立矣，亦唯識學至護法而純粹以精矣”的看法。認為法相宗的傳播，到唐代時期是“唯識護法學，西域當時并無傳人。傳其學者，實為玄奘”。進而肯定玄奘對于法相宗的發展傳播有“可謂集此宗之大成矣”之殊功。《相宗新舊兩譯不同論》發表后，當即引起佛學理論界的爭論。這對于推動當時佛學理論研究的深入，自然產生了一定的歷史影響。

概而言之，梅光羲一生在躋身官場、位居要職的同時，虔誠向佛，潛心研究佛學理論，致力弘揚佛法，在豐厚的佛學著述之中，不乏獨特見解，為世人所首肯。直至今日，人們還把他與歐陽竟無及李證剛三人譽為“民國江西佛教三杰”，把他與山東夏溥齋尊為“南梅北夏”云。

(編者按：該文于1992年6月在蘇州經梅光羲先生之子梅煥慈親自修定后提供給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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