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北兵燹：南昌會戰（簡體書）

《贛北兵燹:南昌會戰》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贛北兵燹:南昌會戰》編輯推薦：南昌會戰是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于1939年夏季發生的一場會戰，日軍第11軍司令岡村寧次中將指揮3個師團在短期內打敗了羅卓英指揮的第九戰區右翼30幾個師，占領了南昌，并打退了國軍的反攻。但此會戰給予日軍有生力量以相當大的殺傷，為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后的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會戰。《贛北兵燹:南昌會戰》基于豐富詳實的史料，以圖文并茂的形式，具體而生動地講述了此次會戰的全過程。《贛北兵燹:南昌會戰》由譚飛程著。

寫完這本《南昌會戰》的初稿，我已經虛齡36歲了，這擱在中國古代，是可以自稱“老夫”的年紀了。就是按照舊有的老中青三代的劃分，也是中年人了。在30多年的生涯里，從聽聞抗戰、了解抗戰到書寫抗戰，有許多經歷與感悟，在此與廣大書迷分享。
我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但從小由外公、外婆兩位軍人帶大，所以從小就對軍事十分著迷。我與抗戰的結緣是在1987年，那一年，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了《神圣抗戰》一書；電影《屠城血證》也上映了。當時虛齡10歲的我被《神圣抗戰》中一個個精彩的故事所吸引，而《屠城血證》使我直觀地了解了“日本鬼子”的兇殘。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在《神圣抗戰》中，除了戴安瀾將軍的那篇以外，就沒有涉及1938年以后的正面戰場了，只是用了一段話概括，這讓我疑竇叢生，產生了了解那段歷史的想法。
之后，我的閱讀逐漸開闊。1994年，中考前的我買了張曉然先生的《八千男兒血》(湖南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一書，看了之后心境久久不能平靜。我有了一個念頭，想收集國民黨抗戰犧牲的將領，記錄其姓名、軍銜、職務、教育、籍貫、出生時間、字號、犧牲時間地點等，做成一張表格。不久，我有幸買到了黨德信、楊玉文兩位先生的《國民黨抗戰驍將·炎黃忠魂錄》(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一書，于是拋開以前零星的收集，以此為基礎，補充成一張表，并記錄在硬面抄之上，取名“炎黃忠魂譜”。到高三時，重新謄錄，并在硬面抄的扉頁題上了《我的中國心》歌詞以明志。隨著閱讀的增多，我又開始做校級軍官的版本，但是因為種種原因，始終未能成稿。2002年，我把整理的100多名(后增至126名)將軍名單貼在了音速論壇，被諸多轉載。以今日之眼光，此表還存在很多問題，但自己已經沒力量修改，倒是好友胡博潛心鉆研國軍人物，在微博連載抗戰殉國將領，并與王戡一起推出了《碧血千秋·抗日陣亡將軍錄》(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成為此領域集大成之作，殊堪推薦。
高二時正逢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學校組織了全校抗戰故事演講比賽，我也報了名。我的演講即以《八千男兒血》的內容為本，濃縮成一段常德保衛戰的故事。演講那天，在20名演講者中，只有我和另外一個人講正面戰場的故事——他講的是課本上就有的臺兒莊。抽簽時我抽到的是2號，第一位同學講平型關聲音如同蚊子叫，而且故事又特冗長，超過規定時間。所以，他一講完我就幾乎是飛奔著上臺，然后以洪亮的聲音一口氣講述了自己準備的故事。事后同學評述，說我講得太快，連喘氣都不帶，沒有給聽眾緩沖的時間。最終我什么獎也沒得，但我覺得那天是最暢快的一天。
在看抗戰書籍時，我發現幾乎所有的書對中國軍隊方面的介紹是詳細的，而對日軍確總是含糊不清。我于是又產生了一個念頭，以后要注意日軍材料的收集。然而，那時的我不可能接觸日文材料，這個念頭只能暫時保留了。2001年，我在大學圖書館自修時，偶然發現了李惠、李昌華、岳思平三位先生編著的《侵華日軍序列沿革》(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一書，愛不釋手。為了省錢，我在圖書館泡了幾天，把整本書抄錄在一本小冊子上。至今，這本小冊子仍在，只是有一次沾了水，用純藍墨水寫的字漫漶了好幾頁。
人的求知欲總是無窮的，在看完這本小冊子之后，我又不滿足了，期望能接觸真正的日文材料。就在那一年，我在音速論壇認識了僑居日本的章騫先生。我們在上海一見如故，章騫先生給了我許多有益的指導，還贈送我人生的第一本日文書《日中戰爭》(三野正洋，光人社)。由此，我開始著手《侵華日軍序列變遷總表》的編訂。工作以后，我有了穩定的經濟來源，隨之日文材料也逐漸多了起來，但俗務也更加繁忙，且極欲成就定鼎完備之作，以至于該書的體例就修改了數次，至今尚未成稿。
2002年，我踏進了和平論壇，這是個專門研究民國的BBS。在這里，我認識了一大批朋友，還寫了生平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抗戰文章《衡陽保衛戰系列之衡陽機場爭奪戰》(未刊稿)。當時是想抽取衡陽保衛戰中數個經典戰斗，寫成一個系列文章，但因俗事糾葛，未能繼續。后來，這個論壇改版為立雪社(論壇)與征程憶事(網站)，大家在立雪社討論，成稿的文字發布在征程憶事。近些年活躍在民國和抗戰寫作一線的大多數草根研究者，如胡博、王戡、馮杰、牛戈、蔡朋岑、馬雷、高明輝、霍安治、鐘子麟、黃勇、周明、周強等都是出身于此。2008年，網站遇到資金困難，主持者因先前一直受大家捐助，不忍再告難眾人，不得不關閉。至今想來，甚為可惜。
2003年，我進了人生第一家單位，是個軍事刊物編輯部。我本以為可以發揮我對抗戰的了解，但單位卻要求我將注意力放在太平洋戰場。到2005年，考慮到抗戰勝利60周年，單位重點組織策劃了一個臺兒莊戰役的軍史專題。專題這期一出，從銷售商那里反饋的消息卻是災難性的，他們紛紛表示銷售很困難。后來，我們又做了一期第三次長沙抗戰的專題，銷售商們幾乎要造反了，說如果再出抗戰的專題，他們就不賣了。面對市場冰冷的反應，我們只能屈從。以至于到2007年，單位與上海某出版社合作，準備精選歷年文章出專題文集，起初策劃了抗戰的內容，可是缺乏足夠的文章而作罷。其間2006年，我加入了一個草根中國歷史研究QQ群，這個群里清一色的七字昵稱。這就是如今微博上所謂七字黨最早的源出。這里的人士對于中國古代史各自有一塊自留地，見解也頗有見地，但唯獨談到抗戰史，對正面戰場諸多貶低。每每爭論，則都是我一人舌戰群儒。不過日子久了，他們看我言必有據，便相互求同存異、和光同塵了。
2008年起，我有了一段短暫的自由時光，開始鉆研魏晉南北朝這一塊，并希冀有所建樹，抗戰便又放下了。只是把一篇2003年就開始寫，答應給朋友的南陽保衛戰倉促完稿。2009年初，有朋友找到我，說正在和武漢大學出版社合作出抗戰系列的書，希望我能參與。他提供了三個選題：武漢會戰、隨棗會戰和棗宜會戰。我當即選擇了武漢會戰。因為我在高中時，讀過陳道闊先生的《長河落日》(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深深為之傾倒。高三時，我又根據數本材料，與同學一起做了個武漢會戰的圖上兵棋推演。我自以為對武漢會戰還算了解。然而，當真正開始創作時，我才發現自己是多么幼稚。武漢會戰場面之大，各個小戰斗之繁復超乎自己的想象，加上長期疏遠抗戰，資料儲備不足，一時陷入困境。幸得好友胡博傾囊相助，他將自己的資料庫開放，隨我取用，這才解了燃眉之急。
資料到手了，然而困難也接踵而至。國人記載歷史以意為先，所以戰史及回憶資料大多信息模糊，矛盾重重，導致諸多情節迷蒙不清，斷非短期可以厘清，不得不再三妥協，小部分考證，大部分回避。最后花了大約一個月時間搜羅資料，三個月時間全脫產閉門造車，終于勉強完成了此書。寫書時，從早晨一睜眼就開始寫，一直寫到深夜一點多，當中只有吃飯上衛生間可以休息片刻。特別感到難受的是，每天的情緒也隨著書稿的內容起伏。抗戰之中國以一個落后的軀體與兇殘先進的侵略者對抗，情勢之險惡艱難，犧牲之悲壯慘重，讓人痛苦不堪。書稿寫成后，仍然持續數月處于抑郁之中。2010年書稿付梓，稍得寬慰。其后幸蒙近代史史料學會秘書長李永璞教授青眼，因此書忝入學會，總算多日辛苦有所報償。
《鏖兵江漢——武漢會戰》完成后的2009年秋，我從上海搬到了杭州。因為生活和環境的變故，幾乎無法繼續寫作，于是心生退意。2012年，當武漢大學出版社的王軍風編輯再度向我約稿時，我陷入了矛盾境地。這兩年的微博興起，使得信息的傳播速度大大加快，形成一種獨特的媒體平臺。在這個平臺上，一批所謂“公知”紅口白牙造謠惑眾，以民國時代為堯舜之治，以苦難抗戰為燕然之功，以個別人物為孫吳再世，為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造勢；一批所謂“自干五”又以討伐公知為名，一味譏誚正面抗戰，嘲笑當時中國的困境，用釣魚這種無恥無底限之行徑娛樂大眾。我以為出現對歷史細節的爭論和歧見是正常的，但像眼下這樣的認知對立亂象是極不正常的。在如此亂象之下，我覺得自己是不是該做些什么?于是，在反復考慮之后，決定接受新的書稿任務。
這次編輯是讓我自報選題，我則選擇了南昌會戰。因為南昌會戰是武漢會戰之后的第一次會戰，從某個角度而言，可視為武漢的續章。然而南昌會戰并不好寫，其一，南昌規模較武漢為小，而要達到同等篇幅需更多材料。其二，自搬遷杭州之后，資料分隔上海和杭州兩地，經常需要來回奔波，特別不方便。其三，寫武漢時是脫產狀態獨自在家寫作，而本次是邊上班邊寫，而且住處并非一人，往往要等夜深人靜才能提筆。令人欣喜的是，本次寫作得到更廣泛的幫助，無論同事、朋友、軍迷皆慷慨相助，比如好友胡博，請教問題隨電隨查隨答，當場解決；馮杰不收快遞費將收藏的羅卓英將軍紀念集快遞過來；李異將珍藏的《抗日戰史-南昌會戰》翻拍發來……這樣的例子太多太多，我籠統地附記在后面，以表達自己的感謝之情，有不敬之處，還請各位寬諒。
本次創作的程序大體與《武漢會戰》一書無二，先搜羅資料，再具體寫稿。最大的不同，是《武漢會戰》一書是從頭至尾鋪陳而就，而本書卻是大多數章節獨立寫，最后統稿。特別是最初六個章節，是同時開工，齊頭并進，又分別完工的。第一章節恰恰是全文最后完工的一個章節。這是因為在見縫插針的寫作條件下，為保證進展速度而采取的臨時對策而已。
正因為寫作條件不佳，我一度曾想放棄。那段時間，某關愛抗戰老兵組織的人士延請我加入他們，我想這是好事便加入了。一次我看到同組織的人在談抗戰時，把一·二八和八一三搞混了，便客客氣氣地提了出來。可是我沒想到，這一句話便捅了馬蜂窩。這個組織的領頭人(據說還是抗戰老兵后人)帶著一群人(其中包括大學生志愿者)極盡冷嘲熱諷，總結起來一句話“別人也有錯，所以我們有錯是正常的，你看見了錯不能裝啞巴嗎?為什么要別有用心地指出來?”同時，亦有相熟的抗戰研究人士與其他關愛抗戰老兵組織合作，對所謂“良心認定”模式而不是“事實認定”的方式提出質疑，勸對方慎重，同樣遭到群起批判。連關愛抗戰老兵組織的人士都是這么個態度對待歷史，又何況普通人呢?于是，我重新全力投入。
本書在內容上比《武漢會戰》一書有所提高，大幅增加了日軍部隊史和個人回憶錄的材料，今昔地名對比更加完善，中國軍隊人物采用系統的職銜標注，并修正了《武漢會戰》一書中對中日個別人物介紹中的錯誤。所以，如果有讀者發現不一致的地方，以本書為準。此外，如果說《武漢會戰》的精華是第17章，那么本書的精華恰恰是第1章。因為除了南昌會戰本身的敘述之外，我想突出反映武漢會戰之后，中國所面對的抗戰形勢，對這種大勢的認識是草根研究者和普通軍迷容易忽視或了解不透的。對此，我想突出傳達幾個方面的信息：一是西方政治形勢與中國戰場形勢的關系。這在一般抗戰書籍中總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其實在歐洲發生的每一步都牽動東亞的神經，產生深遠的影響。二是有關中日和局。自民國時期以來，為汪精衛“曲線救國”翻案的聲音就沒有斷絕過，就是在本書寫作期間，有那么幾個微博名人打著人民的旗號輪番哀嚎，從最初認為和局可成到干脆為投降鼓噪。其實從現有資料便可以判斷，在和談中握有主導權的日本方面根本無明確的戰略、無穩定的政策、無合理的底線，有的只是貪婪的心態、空洞的說辭和變幻不定的談判條件，根本無和局之可能。退一步說，低調俱樂部諸人在與日本和談之初，因對中國內情的了解，放大中國的困難忽視日本的困局，對抗戰形勢產生誤判，還可以說當局者迷。那么重光堂會談一波數折之后，面對明顯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條件，還要往里跳，那就是漢奸無疑了。而后人，尤其是某些史學專業人士(盡管非近代史專業)，面對如此清晰的歷史事實，還要信口雌黃，比之汪、周之流是更加可惡了。限于本書主題，篇幅有所限制，文中對以上兩項僅提供淺顯說明，未作充分展開。有興趣的讀者可依據這些線索，作深入探索。
大約有了前次的經驗，這次寫稿雖然也感到憤懣壓抑，但是沒有那么劇烈。同時，無數中國軍人的前仆后繼并沒有讓我特別感動，因為軍人保家衛國是其職責，真正觸動我的卻是平民百姓。當我發現1938、1939、1940年華僑僑匯大于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的情況，止不住淚流滿面。這是我寫這本書稿唯——次哭泣。另外，大大觸動我的還有錢塘江上犧牲的三位無名船工和為敵后游擊的新編第11師找糧食的老太太和殘疾退伍老兵。尤其前者，他們做那樣的事情，純粹是出于一種最樸素的情感。在我看來，這也是中華民族的脊梁，值得永遠紀念的英雄。
經過11個月的磨礪，在這本書稿初成的時刻，我總算感到一絲欣慰。回看抗戰的寫作，武漢一書自己的投入與稿費持平，而本書僅購買資料的開支已經大于稿費許多，如此寫書求的是什么?我以為我們70后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還是比較傳統，觀念也比較傳統，要做事就是踏踏實實一定要做點成果出來而不是游戲人生，要寫歷史就寫成信史而非紀實、戲說之類。當然時代確實不同了，想要做太史公、班蘭臺是做不成了，但是齊太史一家的精神是我們需要秉持的。所以兩本書(除《武漢會戰》第12章)，我都堅持事實敘述，自己不了解清楚的事情不寫，缺乏事實依據的事情不寫，不作過度解讀。在此，我不得不談一談關于抗戰資料，特別是正面戰場資料的使用問題。正面戰場資料大體上有這么幾類：一是各類原始檔案，包括檔案館藏檔案、電報、戰報等等；一是當時的出版物；一是大陸的文史資料和臺灣的傳記文學、回憶文獻；一是各類自行出版的回憶錄或自由采訪的老兵口述材料。由于特殊的歷史條件和人文環境，這些資料的產生都或多或少存在問題。就第一類而言，一般檔案文件只代表文字上的意義，是否執行下去，到什么程度都值得探討。電報、戰報受主觀影響很大，記載的事實有多少是真，多少是虛夸或者又隱瞞了多少都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在此不客氣地說一句，當時中國軍隊幾乎所有電報、戰報的統計數據都不太可信，從寫原件之人落筆之時開始就存在夸大或縮水等現象。特別是殲敵數目，如沒有日方資料的協助佐證，可直接丟棄不用。另外，當時的出版物出于宣傳或論戰目的，使用需要謹慎。大陸的文史資料和臺灣的傳記文學、回憶文獻均同樣帶有強烈的官方背景，在敘事上有時代政治性色彩，不可輕易盡信。最后一類材料受記憶力、資料、個人性格和出版、述說目的的影響，其誠信度更是只有天知道了，只可作有限參考。總之對材料的如何適當運用，去偽存真方面，抗戰史研究的難度要比許多近現代戰爭史研究更高，這也是抗戰史研究最艱巨最困難的所在。不慎者很可能因為一個微小的失誤，造成全文甚至研究體系的崩潰，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盡管使用材料萬分謹慎，然而考慮到兩書是商業寫作，是以通俗的方式將已有的專業信息傳達給廣大軍迷愛好者，并非真正意義的純軍事領域的戰史，所以在不妨礙事實的情況下，我對文字進行適當的文學語言修飾，避免行文過于枯燥。眾口難調，不當之處還請廣大讀者海涵。
當然，本書存在諸多遺憾。其中最大的遺憾是因為本人不熟悉制圖軟件，又無力承擔商業圖片制作成本，所以放棄了數十張作戰地圖。這些地圖并非現有地圖的簡單復制，而是計劃在現有地圖基礎上相互結合、相互考訂的產物，以再現當時各主要戰斗的態勢。只能期待今后條件成熟時再補充了。
盡管本書是按事實敘述的標準所寫，但我不敢說我自己了解的抗戰就是抗戰的全部真相，我對抗戰所持的觀點就是唯一真理，因為就如同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眼里有自己的抗戰印象，只期望自己的書是進入那段歷史大門的敲門磚。我特別希望每位讀者不要預設立場看書，因為一個人對待歷史的態度，決定他對歷史的認知。這一點絕不是多看幾本歷史書，就能改變的。為什么這么說?我曾將書稿中唯一令我落淚的段落寫在微博里，結果立即有一位自稱是民國財政專業研究者的人以此譏笑當時的中國政府，他羅列了一組數據，甚至提出民國財政達不到僑匯數十倍，抗戰第一年財政損失如此嚴重，所以他就要噴。可以這么說，這位“專業”研究者的數據或有所出典，但他完全忘記了，所謂歷史研究的客觀不僅是要針對數據、事件，還要針對其歷史條件，跳出歷史條件來進行評判必然得出極端主觀的結論。抗戰之艱難困苦，戰相丑陋是事實，但這是因為當時中國整體的落后，這種落后也不是以當時的條件，在一朝一夕之內就能改變的，不能將此責任完全歸結到某一個政府某一個黨或某一個人頭上(詳見拙作《鏖兵江漢——武漢會戰》第17章)。我們可以批判，但不可以因為失望，就占據道德制高點，為噴而噴，盡行諷刺之能事。從另一面而言，民國的人與事存在時代局限，人無完人，事無完事，不可揪住一點，過分拔高，夸張粉飾，仿佛民國時代人人是英雄豪杰，舉國是人間天堂。這又是另一個極端了。
我還想勸說許多對抗戰有興趣的年輕人，不要因為少數極端解讀者和釣魚愛好者，就卷入為反對而反對的無謂口水戰之中，在微博上成天浪費大量的精力和時間。發泄和打嘴仗是成本最低的胡鬧，起哄和看熱鬧是最廉價無聊的娛樂。抗戰之中值得研究和探索的地方還很多，哪怕是草根群體也有著廣泛的做學問的空間，并不是無所事事。如果能將不滿轉化成研究的動力，能將口舌之爭變成腳踏實地地做實事，不以“與人斗”為樂事，則中國之幸、歷史之幸、抗戰之幸!
談到抗戰的研究和探索，我便想說說對于抗戰軍事史的看法。我最初給雜志寫稿是關于太平洋戰爭的，查閱資料時發現了日本防衛廳有102卷本的《戟史鼗害))，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分別有15卷本的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Ⅱ和5卷本的History of U.S.Marine Corps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Ⅱ，均是體量極大，全景又有相當細節，并從一定程度上參考了對手資料的純軍事戰史著作。而放眼抗戰，可以這么說，迄今為止國內尚無完整詳備的，中日雙方資料充分運用的純抗戰軍事史著作(臺灣“國防部”史政局出版的巨著官版戰史，很大程度上只是國軍戰報的剪輯)。尤其日美這些著作成稿比較早，對對手資料運用還有缺憾，而中國之抗戰，近年來各種資料幾乎可謂完備，為何沒有相應成果呢?究其原因，國人總是對政治、戰略比較敏感，關注歷史規律性、制度性的東西，在這些方面敘述得比較詳盡、透徹，然而對戰役詳細經過則比較忽視。缺乏對戰役細節的精確研究，必然使得觀點的正確性大打折扣。所以，個人認為，要寫這樣一部著作，必須首先對抗戰大的會戰和游擊戰中具規模的戰斗有深入的研究，最好能對其中一半以上都寫過著作或大體量的戰史文章，最后在這個基礎上作統合。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需要有志且有能之人，甚至是一個團體的努力。這是夢中囈語，抑或能得實現，吾與諸君拭目以待。
話又說回來，我個人作為一個長期斷斷續續探索抗戰的草根，在知識上未能充分厚積，材料的搜羅亦未窮盡，會戰規模的寫作又超出自己能力范圍，無論整體把握，還是具體細節都不甚完備，況且成稿時間倉促，難免存在錯誤，歡迎廣大專家和讀者批評指正。
譚飛程
2013年9月9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