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吳元新(藍印花布)（簡體書）

許平，（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副院長、教授）。

吳靈姝，（南通大學紡織服裝學院教師，南通市非物質文化遺產藍印花布印染技藝傳承人）。

提起南通，人們就會想到藍印花布，因為南通是“中國藍印花布之鄉”，南通藍印花布印染技藝是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在南通，無論是上了年紀的人還是年輕人，對藍印花布都有著別樣的感受。明清以來，藍印花布早已成為南通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人們身上穿的，頭上戴的，生活中的被面、包袱布、蚊帳、門簾等都是藍印花布制成的，現在的老年人只要一看到藍印花布就會勾起他們年輕時美好的回憶，而如今的年輕人也可以從學校、博物館中了解到南通藍印花布的歷史和文化，欣賞到藍印花布紋樣的魅力，從中體驗藍印花布的各道工藝，為南通藍印花布博物館中收藏、研究、傳承、創新的成果感到自豪。藍印花布在南通，在全國，乃至在世界又煥發出新的生命力，這要感謝一位長期致力于藍印花布技藝研究的傳承人—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吳元新。
吳元新自小在民間藝術的環境里受到熏陶，在年少時，就隨家族學習藍印花布制作技藝，并學有所獲；青年時，在工藝美術專業院校深造的基礎上，進入工藝美術研究單位，潛心藍印花布的創作設計，也頗有成就；步入中年后，傾力于藍印花布藝術的研究與推廣，更成績顯著。他對藍印花布的研究、設計、制作和推廣始終孜孜不倦，30多年來先后開發設計了500多種傳統題材或現代風格的藍印花布新紋樣及系列產品，并多次獲得國家級褒獎。曾經30余次在世界各國舉辦藍印花布藝術的專題展示、推介活動，在國內外產生了積極影響。他對藍印花布資料的挖掘、收集、整理和傳承始終傾注精力，上世紀90年代末，他在南通創辦了全國第一所藍印花布藝術館，將收藏、展示、研究、傳承、開發融為一體，在業內外得到肯定。
書稿語言流暢，圖片精美，技藝流程闡述清晰、精彩，能較好地給讀者介紹吳元新其人、其藝。

我和元新算是南通老鄉，對南通往事的眷戀與認同是我們合作交往的基礎。其實我們的相識，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為南通工藝美術研究所和旅游工藝品研究所工作的那段時期。但這種很想為其振臂一呼的感覺，卻是在得知其博物館落成之后。這座全國唯一的“藍印花布”民間工藝專題博物館，不僅用心獨到、精致小巧，而且臨水而建的現場體驗方式某種程度上暗合了我對南通藍染與蘇北水網之間一種生態互約關系的想象，雖然它與元新力圖完整再現歷史場景的目標尚有距離，但我仍然為他的機敏與魄力感動，或者說是元新的這份作為加深了我對藍染文化生命力的信心與期翼。
這些年來，元新作為從民間藍染生活走進國際文化舞臺的一位代表，盡心盡力，任勞任怨，做了不少事。我想，其專業上的創新、事業上的建樹，自有更加業內的人士予以評說，而作為行外人，我最想表達的，還是對他保存藍染文化生態的那份熱忱與堅韌的由衷敬意。對元新的事業抱以真誠期許的朋友可能會更期待他在專業創作領域的作為，但我對此的解釋是：元新在以他自己的方式思考和延續一種藍染文化的生存狀態，在當下他必須如此，尤其對于未來而言，營造今天的生存基礎這樣的努力更加難能可貴。96年以來，他把很多的精力放在這個微型“博物館”（早期為“藝術館”）本身的調整與定位、放在藍染工藝史料的整理與出版、放在藍染藝術的國內外傳播與教學，甚至也放在以藍染為媒與公眾對話的多種場合。這些活動，對于一位以創作為使命的傳人來說難免負擔過重，但對于重建藍染文化的系統完整性而言又是勢在必行，事實上也是非其莫屬的。
每次走近他的博物館，我都會產生一種“不知是元新選擇了藍染、還是藍染選擇了元新”的感慨。這座博物館，本身就是一段草根文化的傳奇，不僅其對象非常地“民間”，它的主人也是真正從民間走來的踐行者，其實元新又何嘗不是用這樣的方式再現一種草根文化的強韌活力？我們祈祝元新為之付出的所有努力不因為個別的一時一事決策的失誤而遭挫折，因為這座看似微乎其微的“博物館”，本質上卻是將一種平民的創造融入整個社會文化生命系統的作為，是一種歷史的自然精神在當代語境下的再現。從手工生產方式中保存和體現的人類文明結構的歷史合理性而言，以各種可能的方式保持這種文化與價值的關系整合與完整存在，其本身就是對一種失衡的現代文明的抗爭，就是一種有質地的建樹。
澳大利亞杰出的模擬生態學家珍妮·班娜斯（Janine M.Benyus）在《向自然學設計》的講座中，曾經有一句重要的提示：應當關注大自然如何“讓生命融于系統”。個體的生命如何與多面性的自然系統共生，是生命存在的原則與前提。正如一片草葉之于森林，一片水花之于大海，無論是一種藝術方式或生產方式，能使其融入一個自然和諧的社會系統，應當是其創造行為和創造目標的最高境界。現代文明帶來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伴隨工業生產技術的全面創新，徹底重寫了生態文明的關系方程，所有的產品形態及其與社會整體的關系也被重新整合與塑造，人類社會為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在今天來看，這種“融于系統”的重構工作似乎并不成功，今天人類社會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草葉與森林、水滴與大海那樣完美而互約的生態整合。百余年前，美籍比利時人列奧·亨德里克·貝克蘭注冊了酚醛塑料專利（1907），標志著人類對塑料加工技術產業化發展的開端，但是今天卻要為塑料制品垃圾從地球上消失而不得不啟動更大規模的技術修復工程；1942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成功啟動世界上第一座核反應堆，人類為干凈無害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核電技術成功導入資源系統而欣喜若狂，但是今天卻要忍受核泄漏后果是否會將孕育過人類生命的大海毀于一旦的道德拷問。相比之下，那曾經相對貧儉卻無生態危機之虞的自然平和、萬象生機，不正體現著一種值得尊重和珍藏的整體和諧？
誠然，一種單純的手工藝，一段簡單的生活記憶，并不需要容納人類命運、文明架構那樣過于宏大的話題，也無法與繁復紛雜的時代信息一一對稱，但我深信，所有那些簡單而又和睦的生活技術中，必定深藏著舍勒當年所描繪的“世界價值秩序”，包含著由可感知的大眾生活、基本的社會契約與生活制度、通過血緣而凝聚的生活共同體以及透露其中的生命價值、精神價值乃至絕對價值這些理想的與現實的因素共同構成的社會整體。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曾經將“考察決定生活內容的理想因素和現實因素以及精神因素和內驅力因素的相互影響的種類和有條不紊的序列”規定為他所追求的“社會學本身的最終任務” 在我看來，探究這些生活文化間歷史與現實“相互影響的種類和有條不紊的序列”也同樣是設計學研究的最終任務。在這個意義上，元新的藍染，正如同“小火輪”人群留下的鮮活記憶一樣，它對今天的價值已經不止于那種裝飾的花哨和鄉俗的嫵媚，而是彌漫在那個歡聲笑語相攜而行的人群之上的自然生產方式與社會結構方式的整體和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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