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國時期川藏關係研究（簡體書）

書摘
第一章　走向大一統進程中的川藏關系
第一節　上古至唐宋的川藏關系
西藏，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文化特色極其鮮明的一元，就如同她那高遠壯麗的皚皚雪山、萬里羌塘與內地風景殊異一樣，西藏以藏傳佛教為主體的文化，在中華大家庭里也有著獨特的外貌與個性。然而暫且不論文化的微觀比較，我們先鳥瞰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的宏大敘事，我們就會發現藏與漢同步經歷了童年、輝煌、沉淪，直至在20世紀中葉攜手走進一個全新而自強的時代。這一切或許看似偶然，實則必然——漢藏這一對姐妹，在共同歷經的千年風雨中，他們的命運早已結合在一起而難以分離。
根據新中國成立后的考古發現，現在已基本可以認定，距今約1萬一5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西藏就已經有人群活動，他們是西藏最早的土著居民。而根據20世紀70年代考古工作者對昌都卡若遺址的發掘，新石器時代的西藏文化在繼承舊石器時代土著文化的基礎上，已受到黃河上游馬家窯、半山、馬廠文化的強烈影響。其出土的石器、陶器以及人工栽培的糧食作物粟，都有明顯的黃河上游文化的特點，由此證明，現代藏族的來源之一——氐羌集團這時已部分進入西藏，并與當地土著人群發生交流。從戰國到東漢這一段時期，我們已經可以從文獻史料中發現羌人向青藏流移的記載。《后漢書》卷八十七《西羌傳》云：“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跡，兵臨渭首，滅狄騵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賜支河曲，即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一帶。東漢時期，西北羌人和東漢政府展開了激烈的戰爭，在其被挫敗以后，一支不滿千人的羌人部落在首領迷唐的率領下，“遠腧賜支河首，依發羌居”。《后漢書，西羌傳》總結道：“自爰劍后，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基于這一段歷史，《新唐書，吐蕃傳》提出“吐蕃本西羌屬”的民族源流追溯，今天我們可以肯定這種說法是不精確的——羌人進入的青藏不可能是無人區，從舊石器時代開始，這里就有土著居民生活。但是，羌人的確是以后形成的藏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點決定了藏民族與漢民族先天的某種親緣關系。
6世紀前后，位于藏南雅隆河谷的雅隆悉補野部落迅速崛起和強大，西藏高原出現了統一的曙光。600年，雅隆贊普郎日松贊率兵攻滅藏北的蘇毗政權；641年，其子松贊干布攻滅西藏西部的象雄政權。至此，西藏高原在松贊干布手中得到統一。松贊干布定都邏些，強大的吐蕃王朝以高屋建瓴之勢雄踞亞洲之巔，與東面的唐朝共同書寫了中國歷史上鼎盛的一頁。
吐蕃王朝初建之時，其領域沒有超出今天西藏的范圍，在其后的約200年中，吐蕃向其四方展開擴張。648年，唐朝遣王玄策使五天竺，使團遭到中天竺的攻劫，玄策走至吐蕃，發吐蕃精銳一千二百人，并泥婆羅國七千佘騎，進至中天竺國城，大破之，斬首三千余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據《賢者喜宴》記載，赤松德贊在位期間，吐蕃再次進攻天竺，吐蕃軍隊涉過恒河，宣稱恒河以內為吐蕃地界，并于恒河岸邊立石碑、鐵柱各一。在北面，吐蕃長期力圖奪取唐朝控制下的西域。安史之亂后，吐蕃奪取河西走廊，隔斷唐朝本部其駐安西、北庭軍政機構的交通。8世紀末，吐蕃奪取西域。
然而，作為長期生活在極高海拔的藏民族來說，其文明的擴張受到地理氣候條件的制約，印度濕熱的氣候使吐蕃的力量無法適應和停留，急風驟雨地南下，旋即又退回高原。在北面的安西，吐蕃勢力也最終因回鶻的排擠而退出。真正對藏民族的發展有著深遠影響的是吐蕃政權的向東擴張。
在當時吐蕃王朝的東面，即今川西高原和青海北部，分布著大量羌人部族。在青海北部，有羌人國家吐谷渾；在川西，根據《隋書》記載，蜀郡西北二千余里有附國，考其地望大致在今金沙江兩岸的川西藏東一帶。除附國外，《隋書》還列舉了與附國相交錯的20個羌人部族名。這些羌人部族“并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同于黨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附國。大業中，來朝貢。緣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遙管之。唐朝建立后，黨項、白蘭等羌部紛紛內附，唐朝在這些羌部中設立了大量羈縻州，以松州(今四川省松潘縣)為都督府。
634年(貞觀八年)松贊干布求婚于唐而遭拒絕。松贊干布乃進攻唐之屬國吐谷渾，又攻破黨項、白蘭諸羌，進擾松州。唐高宗顯慶以后，吐蕃“歲人邊，盡破有諸羌羈縻十二州”。663年(龍朔三年)，吐蕃取吐谷渾地。這樣，吐蕃全面奪取了唐蕃之間的中間地帶。川西高原和青海北部在地理學意義上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吐蕃文明在這里表現出完全的適應性。9世紀以后，吐蕃王朝分崩離析，但川西高原和青海北部并沒有因此脫離西藏文化圈，相反，該地區羌人與吐蕃人文化上趨同，共同形成了今天意義上的藏族。西藏文明的東向擴張消弭了其與中原漢族文明的中間地帶和空間距離，漢藏兩大民族開始了直接的毗鄰和交流，西藏與四川開始面對面地相交。
7世紀中葉，松贊干布先后迎娶唐朝的文成公主和尼泊爾的尺尊公主。兩位公主都信佛，佛教隨之第一次傳人吐蕃。此期間，拉薩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翻譯了部分佛經。后來尺帶珠丹贊普第二次與唐聯姻，金城公主人藏；加之吐蕃占領河西，當地的一批漢族僧人被送到拉薩，漢傳佛教在藏影響有所擴大。8世紀中葉，漢傳佛教勢力與在藏印度僧人發生對立，印度僧人一度被排擠。752年，印度密教大師蓮華生受赤松德贊贊普的邀請來到吐蕃。在赤松德贊的主持下，蓮華生作為印度佛教的代表與漢傳佛教的代表大乘和尚進行了長達7年的佛法大辯論。雙方在理論上的分歧主要是成佛的途徑是漸是頓，以后的西藏佛教史籍稱印僧一派為“漸門巴”，漢僧一派為“頓門巴”。辯論結果，大乘和尚失敗并被迫離開吐蕃，赤松德贊下令禁止引入漢地佛教經典，漢傳佛教從此在藏影響趨于式微。其實，佛法理論之爭是次要的，赤松德贊的直接介入才是這場辯論勝負的主要原因。考慮到當時唐蕃軍事對抗的背景，吐蕃上層當然需要一種遙遠的，對吐蕃沒有現實影響的意識形態，而非來自唐朝的，這才是辯論勝負的關鍵所在。據藏傳史籍說，大乘和尚返回內地之前多次企圖謀害蓮華生，至今藏傳佛教寺廟中還有一種降伏頓門巴的儀式，其中的大乘和尚一副猙獰面目，失敗者被妖魘化。
然而佛教在吐蕃始終受到西藏傳統宗教——本教的極力頑強抵抗。本教是西藏本土最古老的宗教，具有薩滿教的信奉萬物有靈的一般特征，本教巫師在吐蕃國家政權中有很高地位。841年，支持本教的貴族發動政變，殺死崇佛的贊普熱巴巾，隨之開始了大規模的滅佛運動，此后100年間，佛教在吐蕃幾近絕跡。藏傳佛教的前弘期結束。lO世紀下半葉，衛地從青海，阿里地區從尼泊爾和克什米爾重新引回佛法，藏傳佛教的后弘期開始。西藏高原自9世紀吐蕃王朝覆亡，政治上一直處于分裂割據狀態，后弘期的各地宗教勢力同各地世俗領主相互需要，合作依存，這種地方性的結合使得藏傳佛教演化出許多教派。
同藏族的緣起相似，漢族的前身——華夏族也和氐羌系統有很深的淵源關系。華夏始祖黃帝一族最早生活在祖國西北的陜北隴東一帶，過著“遷徙往來無常處”的生活；炎帝一族最早生活在西北的渭水流域，他們應為氐羌的一支。黃帝族的一支后南下進入四川，《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日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即岷江。明以前，以岷江為長江正源)；其二日昌意，降居若水(今雅礱江)。昌意娶蜀山氏女。”上古時代的“四川人”為氐羌已為考古所證實，據1964年在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理縣和汶川縣的考古發現，出土的彩陶、紋飾、石斧、石鑿與西北地區的馬家窯文化相似，證明川西北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就和黃河中上游地區有著密切的聯系。
進入商代，生活在成都平原為中心的這部分氐羌被商人稱為“蜀”。蜀作為周的同盟參加了討伐商紂的戰爭，證明其已具備一定實力，并與中原各部族有著密切的聯系。大約在西周至春秋中期，蜀王杜宇建都郫邑(今郫縣)，“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后戶，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蜀成為與中夏諸國并立的一員。到了戰國前期，開明氏統治下的蜀國遷都成都。此時，中國開始露出統一的曙光，蜀國北面的秦國自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以后，國力蒸蒸日上，有掃清六合，一統諸夏之勢。蜀鄰秦而國弱，秦人認為“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兵足以富民繕兵”，選擇蜀作為秦統一大業的第一步。公元前316年，秦軍滅蜀，并趁勢東向滅巴。四川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從地理上來看，四川是個多山的省份，平原僅占全省面積(包括今重慶直轄市)的2.54％，丘陵占18.64％，其余全部為山地和高原”。然而以成都平原為主體的僅21.18％的平原和丘陵地區是中國古代最為膏腴的地區之一。早在西周時期，成都平原就有了廣泛的農業，《山海經，海內經》記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開明氏統治時期，蜀人對成都平原最重要的河流——岷江進行了初步的整治。然而，真正對四川歷史有著深遠歷史影響的水利工程是在秦國時期完成的。戰國晚期，秦蜀郡郡守李冰主持修建了大型的綜合水利工程都江堰，變岷江泛濫之害為灌溉之利，“于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此后歷代對都江堰多有修葺。由于從很早就擁有了優越的水利條件，四川形成了發達的農業。農業的繁榮又促進了其冶鐵、鹽井、織錦等手工業的發展，漢朝人總結道：“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而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銀銅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富饒進一步使四川生齒繁盛，整個封建時代，雖然其曾經歷數次生靈涂炭的嚴重戰禍，到清末，仍然是中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