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講義（簡體書）

我是鄧廣銘先生早期的學生之一。第一次聽鄧先生的課是在1948年，算起來已經是60多年前的事了。
初見鄧先生還在這之前。1946年我考入北京大學先修班（類似預科）。湯用彤先生的哲嗣湯一介是先修班同學，志在學術，拉著我四處拜訪北大的文科教授。大約在1947年春天，我們一起去東廠胡同一號胡適住處看望鄧先生。那時鄧先生是胡適的秘書，住在進大門右首過道邊的三間南房里。鄧先生身著當時少見的西服，書桌后邊是一排玻璃書柜，擺的是一摞摞線裝書，后來知道那是商務印書館的《四部叢刊初編》。以后他搬過幾次家，但探訪時那套書和書柜總能見到。
那兩年，內戰方殷，民怨沸騰，物價飛漲，學潮澎湃，同學們遇有什么抗爭活動，常去訪問教授，以求聲援，其中也包括了鄧先生。他支持學生運動的言論，被同學編成油印小報散發。我曾保留了一份，文化大革命后期還找出送給他看過，可惜后來輾轉相傳時“迷失”了。
轉眼到了1948年暑假開學，我循序升入史學系二年級，由鄧先生講授中國通史的隋唐兩宋部分。第一節課鄧先生穿一襲繭綢長衫，侃侃而談，說人說史學系是北大的馬其諾防線，中國史更是史學系的馬其諾防線，你們現在已經守在馬其諾防線上了。那意思想來大概是大家要好自為之，不要辜負了學校和他的期望吧。我所在的年級共四十人，濟濟一堂，國內少見，1949年解放前后，離校參加工作的占了大多數，五四時回校一看，才余下9個人。60多年過去，連我在內還在搞歷史的已經不到5個人了。
我那時手里已經有了中央大學繆鳳林的部定教材《中國通史》三冊，另一位據說是陳寅恪先生弟子藍文徵的《隋唐五代史》一冊。但當時紛亂的情勢下，沒有多少心情和精力去讀這些書，只是把鄧先生的課一堂堂仔細聽下去。對他所介紹的陳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也找來細讀一遍，以我那時的心境和水平，對這兩部書尤其是第一本還看不太懂，但對于鄧先生的講課卻有深刻的印象，現在還能記起來的有：
隋朝可說總北朝以來所有制度之大成，一如“漢承秦制”，也是唐承隋制或略加變通。諸如三省六部、律令、科舉、府兵、田賦等等，而這些制度的核心部分又為宋以后的各朝所繼承。還記得他在黑板上寫下的標題“初唐一百四十年”和狄仁杰諫武則天的奏疏，也記得他講的藩鎮、宦官和牛李黨爭，還有《新唐書·食貨志》所記租庸調法的矛盾和盧文弨的駁議（這后來被我的一位研究生寫文章重新解釋圓通了）。
聽課之余，常在高年級同學那里聽到一些有關鄧先生的軼聞。民國時期，山東似乎是出史學家的地方，我知道有傅斯年、傅樂煥、傅振倫、張政烺、王毓銓、楊向奎等人，鄧先生也在其列，是1936年北大史學系畢業的人稱四大金剛之一（另三位是張政烺、傅樂煥、王崇武）。抗戰時期，鄧先生是重慶北碚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勝利后轉到北大，格于北大的習慣被轉聘為副教授。那時史學系真不愧是北大的“馬其諾防線”，全系教師共12人，計有教授7人（鄭天挺、毛準、向達、余遜、楊人楩、張政烺、韓壽萱），副教授1人（鄧廣銘），助教4人（楊翼驤、胡鐘達、王樹勛、汪篯），恐怕國內是數頭一份了。我那時還見過鄧先生的《宋史職官志考正》，也看過重慶勝利出版社的“歷史人物傳記叢書”廣告上的目錄，其中就列有他寫的《岳飛傳》，再加上親炙于他，心里的敬佩自然是不待言的。
這樣聽了鄧先生兩個多月的隋唐史。1948年11月，東北全境解放，風傳解放大軍就要陸續入關，北平解放在望，許多同學悄悄化裝進入了解放區，飯廳吃飯的人一天比一天少。正當鄧先生在黑板上寫下“耶律阿保機之雄圖”準備開講五代宋史的時候，我也悄然離開北平去了華北解放區，這是我聽鄧先生的最后一堂課。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我轉了一個圓圈，隨著隊伍回到北平，在基層政府單位工作了五年之后，又由于一個偶然的機會被調進新成立的北京教師進修學院（后來改為北京師范學院和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組（系），從一個青年學生變成了一個青年教師。分配給我的任務是從事中國古代史中的隋唐五代宋元部分的教學工作。
初登講臺，自然心懷忐忑，努力搜羅到了1952年院系調整后鄧先生在北大歷史系講課編寫的隋唐五代和兩宋的油印講義，作為備課的主要參考，我也重新拾起了這段時期的歷史的學習，但已非是鄧先生親授了。那兩本油印講義早已不存，現在還記起的有唐初的宗室食實封制的改進，以及唐代新科進士的三大雅集——雁塔題名、月燈閣打毬和曲江宴；宋代的五等戶，官職差遣的分割，科稅的支移、折變，以及王安石變法的一些內容。
這樣講了三四遍，到上世紀50年代后期，漸漸形成了一種看法——不用說，這是受了鄧先生那兩本講義的啟發和史學界熱烈討論的歷史分期問題的影響——那就是唐宋之際中國封建社會內部有了變化，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曾想致力于這個方面作一些研究，也發表過兩三篇讀書札記式的短文，但始終沒有形成明確的看法，只算是敲敲邊鼓，打打擦邊球。此后世事多變，運動頻仍，我又任務駁雜，甚多旁騖，始終沒有把這個想法貫徹下去。可告慰的是，“文革”以后不少史學著作都涉及到唐宋變革問題，而且頗有宏大深入之作。
“文革”終于結束了，百廢重興，我又拾起了荒疏已久的中國古代史。十年過去，不但學殖缺失，體力精力也有所不逮，于是想縮短戰線，舍棄兩宋而保留隋唐。我把這個想法向鄧先生陳述，他說，就這么把兩宋給丟掉了，言下對我從“馬其諾防線”上就這么撤下來似乎不無遺憾。
也還是由于興趣駁雜，又多旁騖，隋唐五代史雖然講過幾次，但只是導論和概述，屬于講座與會議發言性質，雖然偶然也得到一些聽眾的好評與個別前輩學者的鼓勵，但我有自知之明，那仍然屬于打外圍戰和擦邊球，終此一生大概也無法深入下去了。我所講的不外是：
隋唐是中國歷史上繼秦漢以后的第二個鼎盛時期，這時封建社會臻于成熟，氣勢恢宏，絢爛多彩，相對開放，頗類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風格。此前的第一個鼎盛時期秦漢，宏博渾厚，但卻不免有剛進入封建期的質拙，屬于一種童稚之美。此后的第三個鼎盛時期的明清，又不免呈現了封建社會的爛熟與停滯，趨于程式化乃至僵化，少了隋唐那一份成熟和開闔，活潑和多樣。
從縱向看，隋唐是一個承上啟下的時期，上承秦漢魏晉，下啟宋元明清；任何一個時期都可說是承上啟下，但隋唐的承上啟下卻具有分期的意義。隋唐又是一個世界性帝國，十二世紀以前，世界歷史上只有羅馬差可比擬。它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上的轉型的走向已見端倪。它是繼戰國秦漢第一個經濟浪潮以后掀起的第二個經濟浪潮，全國經濟重心開始明顯地轉向南方，這一轉移到宋代完成。經濟重心的南移也改變了歷史軸心的方向，從前此的關東關西一線偏移到了南北一線，與北方民族關系的走向也從北偏西（匈奴、突厥）逐漸移向了北偏東（契丹、女真、蒙古、滿族），中國歷史的大格局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推移轉化了。
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