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宋夏金史講義（簡體書）

兩宋（960一1279）是中國歷史的轉型期，歷時三百多年。其間，社會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第一，中國經濟重心轉移到了南方。
我們習慣地把秦嶺淮河一線當成南北分界線，向北到長城燕山，向南直抵南海。如果視野再開闊一些，以歷史上的農區和牧區來區分南北，那長城燕山就是大南方和大北方的分界線了。
黃河和長江都是中國文明的源頭。進入歷史時期后，黃河流域前進的步伐一度要快一些。秦漢以后，長江流域漸漸趕上來了。到了北宋，長江流域的經濟發展明顯地超過了北方。
北宋國土面積南北之比是66：34，耕地是70：30，人口是64：36。農業方面，唐以前，黃河流域主要作物是麥、粟，長江流域則種水稻。唐后期五代以來，北方農業停滯，南方農業發展了。全國農作物成了麥、粟、稻三分天下的局面。耕作制度、農業技術、農業工具方面，南方也有進步。南宋在南方實行水旱輪作，提高了復種指數。有的地方已經實行水稻連作，或用再生稻或再栽雙季稻。在土地利用上，宋代已有畬田和梯田，并辟有筑水堤，蓄水的圩田、圍田、湖田，利用水面的葑田、架田和利用淺水或河灘的涂田、沙田。
從前當作蔬菜的蕓薹（油菜）已經代替芝麻上升為主要的油料作物。蔗糖代替了過去飴（麥芽糖）的地位。主要種植于亞熱帶低丘淺山的茶更是普遍，成為“國飲”。唐以前主要分布于北方的絲織業，安史之亂以后在南方尤其是浙江廣為發展，超過了北方。原產于印度中亞的棉花，唐以前，西南已有喬木型的海島棉，新疆一帶則有一年生的草棉。南宋棉花在華南沿海、長江流域北上進入黃河中下游，一年生的海島棉代替了喬木型的木棉。到了元代，一年生的陸地草棉已經進入陜西。棉花加工工具也從南宋的踏車推弓進到元代的趕彈卷紡的工具技術，從此棉花以空前的速度在南北兩方推廣擴展開來。
中唐以后，手工業重心的南北易位開始形成。重要的方面是紡織業和陶瓷業。隨著造船和航海技術的發展，南方的造船業和航運業大大超過了北方。內河、沿海遠洋幾乎無遠弗屆。至于其他的新興工業如掘煤、冶鐵、造紙和印刷，也是南勝于北。
在人文環境上，唐代北方尚優于南方。北宋以后，優劣之勢開始轉移。北宋之亡加速了這個轉移。結果，中國傳統的文化重心與經濟重心重合了，無論是科舉、教育、人才、思想、文風都是如此。
南北發展的差異，當時人已經看出來了。南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中說：“今之東南，非昔之東南。昔之東南，不能當宋一路，而今之東南，勝過昔之中原。”
第二，歷史的軸心由東西方向逐漸偏轉到了南北方向。
在中國歷史上，由于歷史經濟和文化環境的不同，各個地區一直存在差異。當中國進入農業社會以后，以太行山和函谷關為界限的山東山西或關東關西的差別就凸顯出來。關東經濟比關西發達，人口也較稠密，關西經濟和人口就比較差些，但是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又比關東強大。至于長江及其以南，那時還沒怎么開發。春秋時，濱海的齊和中原的晉相繼成就了霸業。到了戰國，關西的秦后來居上，以其強大的軍力和商鞅的變法逐漸睥睨山東六國，終于成就統一大業。西漢繼秦定都長安，逐次翦除山東的割據勢力。關西在軍事和政治上控制著關東，關東在經濟文化上支撐著關西。東漢定都洛陽，使關東糧食漕運能避開三門峽運輸瓶頸。以后各朝從曹魏、西晉到北魏、北齊，國都多在太行山南麓，山區平原交界處的洛陽、許昌、鄴城打轉。隋唐繼承西魏北周的余緒，再次建都長安，但三門峽之險仍是糧食轉輸的一大問題。而運河一線的安全則維系著唐朝的國運。到了唐末，龐勛、黃巢起義，漕路斷絕，中原藩鎮混戰，建都長安的唐朝也就無力再維持下去了。
就在關東關西的政治軍事文化心理上的差別隨時間的推移逐漸泯滅，人文環境逐漸趨同的時候，黃河流域的戰亂和生態環境的人為破壞已經使它的發展漸漸停滯，而此時南方的長江流域悄然興起，到了宋朝完成了全國經濟重心的轉移。歷史運轉的軸心逐漸由東西方向轉為南北方向了。這也從運河線走向的變化可以看出來。 中國水系流向是東西方向，關中和關東的物資糧食的轉輸多半也是東西方向。到了隋朝，開通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分別向東北的涿州和東南的杭州延伸，把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流域貫通起來。到了北宋，以開封為中心的汴河更是繁榮，一年輸糧達700萬石。然而經過金和蒙古戰爭，黃河改道，汴河荒廢。到了元朝，運河走向從過去的東北——東南，改為北京到杭州的正南正北走向。前后垂600年，運河始終是溝通南北的大動脈，直到近代海運和鐵路的開通。
與此同步，國都的位置也從東移到北上。五代北宋關中長安殘破，國都東移到了開封，而據有黃河流域的金國即把國都建在了北京。蒙古滅金滅宋，元世祖忽必烈把國都從上都開平遷來大都北京，一直到明清民國迄今。北京建都自1153年起迄今已經858年，在世界歷史上作為國都恐怕是歷時最久遠的了。
當歷史軸心朝向東西方向時，一些大戰多在這個方向上發生，南北方向上的大戰只占少數。至于民族之間的重大戰爭則多在南北方向上展開，那是歷史上民族關系的格局所使然。
第三，民族關系上的方向從南——北偏西轉移到南——北偏東。
以燕山長城為界的“大南北”的格局，大體上也是農區和牧區的劃分。以南是中原王朝的地盤，以北則是草原游牧民族活動的舞臺。這些形形色色的諸多北方民族，往往因一個機緣勃然崛起。經過吞并或聯合其他草原上小部落統一了北方，形成一個巨大的力量。當它南方的中原王朝強大的時候，北方的力量受到扼制，乃至被迫退回到蒙古高原的北緣或者沿其邊緣西遷。一旦遇上中原王朝衰落，它們就大舉南下，征服黃河流域，與退到淮河長江流域的中原王朝形成南北朝對峙的局面。最后如元如清，南下直到南海，成為全國大一統的格局。兩宋以前，這種大南北的民族關系走向是南——北偏西，如興起于阿爾泰山一帶的突厥、回鶻等等。唐末五代以后，東北方向的民族依次崛起，民族關系的走向就轉成南——北偏東了，如興起于大興安嶺山脈的契丹、蒙古、乃至長白山的女真滿洲等。正因為走向的略有偏轉，中原王朝的國都也從利于攻守的長安東轉到了開封，又北轉到北京。金、元和清這些是少數民族王朝，相繼定都于此，更有背靠民族發源之地，面向控扼大南方的意義，而南北交通干線的大運河走向，也就從東北——東南拉直到了元明清的正南正北方向了。
第四，統一國家的形成。
中國歷史正適應了《三國演義》開篇的話：“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從秦始皇統一六國，一匡天下，兩千多年來中國經歷了兩次大的統一和兩次大的分裂，分裂是中原王朝內部長久存在著割據的因素，以及北方民族的進入。第一次是三國兩晉十六國南北朝，歷時四百年。第二次是唐后期藩鎮割據的半分裂到五代十國的完全分裂，歷時二百多年。到了北宋，內部統一的因素占了上風，也由于統治者的國策，以后的王朝再也沒有出現過分裂的現象了。但兩宋還夠不上真正的統一，它的周邊還存在著幾個并立的政權，先后有遼、夏、金和蒙古（大理也可以算一個），到了蒙古滅夏、滅金、滅大理和南宋，整個中國又重歸統一，從1279年經過明清民國，直到今天，六百多年間始終維持著統一或基本統一的局面。這說明這時在中國內部統一的大勢已成固然，與邊緣民族的界限也逐漸消融了。
第五，不徹底的經濟轉型。
從隋唐掀起的繼戰國秦漢以后的第二個商品經濟浪潮，在兩宋時達到了高峰。轉型期的確切涵義是指社會性質——社會制度的轉型，是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化。兩宋已經出現轉型期的征兆。社會呈現了比較明顯的成熟性、商品化和市井化趨向，但與此同時，另一種趨向即凝滯性和僵固化也開始滋長。兩種趨向互相結合，互相補充，互相包容，但也互相對立，互相沖突，始終無法融匯，互相取代，以致終兩宋之世直到明清，中國經濟的轉型迄未完成。
土地制度已經擺脫了均田制的羈絆，實現了私有化和自由買賣，地租形態在實物分成租之外，也出現了實物定額租和貨幣代物租，農業和手工業開始從自給自足的家庭經營狀態成為大量商品進入市場。日用品的交易遍及城鄉，出現了大宗糧食、衣料、瓷器、煤鐵、銅器的長途販運，海外貿易也大為繁榮。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開始進入生產領域，出現了紙幣，某些地區的某些行業如紡織、制瓷、制鹽、造紙等，已經開始出現了資本主義因素，在商品和貨幣經濟浪潮的卷襲下，秦漢以來的坊市制度弛壞了，城市數量增長，城區擴大，居民增加，商業繁榮，新興的城市居民——市人和城市游民也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城市生活樣式——詞曲、戲劇、瓦舍和市人組織——行會、結社流行起來。
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是個體小生產農業，它具有自給自足的特點，雖然離不開作為補充和潤滑劑的商品經濟，但它又有抵制商品經濟的一面。個體小生產農業是細小的分散的脆弱的，擴大再生產能力很有限而自己不穩定，積累很少，而農業積累的轉移最終還是要回歸到買田置產，回歸到農業上去，大部分社會財富往往用于消費和浪費。中國人講究讀書做官，官員貪墨所得不是浪費就是買田置產，傳之子孫，再加上中國封建國家力量強，經濟職能突出，對經濟的管理控制嚴苛，而缺少疏導引領，巨大的社會財富不是沉淀，就是浪費掉，中國的商業和商人從根本上講是軟弱的，而且依附于政府，不足以形成一股對抗封建國家的強大的力量。在世界歷史上，中國經濟比歐洲其他國家更為繁榮強大，但也只是量的積累而少見質的變化。有些外國學者認為中國經濟是內卷式的，只能封閉式循環而不易自我擴展，這個認識不無道理。
最后，如何看待兩宋的歷史地位。
一直有兩種互相對立的看法，一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變，造極于趙宋之世”；一是積貧積弱，保守因循，屈辱投降。這兩種看法各有其事實依據，其實是著眼點不同，看待歷史的角度有別。造極說更多地是從經濟文化著眼，強調的是兩宋經濟繁榮，思想進步，科技發達，社會穩定。貧弱說，更多地是從政治軍事和對外關系著眼，強調的是財政緊張，軍力孱弱，保守拖沓，因循茍且。在歷史上，這種兩種情況同時出現不乏先例，中國的東晉南朝和西方的拜占庭帝國都是繁榮與衰落并存，危機與輝煌同在。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秉承賡續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前代發展的趨向，另一方面也是當前情勢與統治者利益的對應所使然。
近來有些學者刻意凸顯美化造極說，改裝與駁斥貧弱論，力陳兩宋真是我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有的更用玫瑰色的油彩涂去壓迫剝削暴力腐敗，把兩宋的歷史描寫成充滿詩情的田園牧歌式的畫卷。這就不免把一半的歷史顛倒了。真可謂主觀史學、情緒史學的大作。
和歷代新朝一樣，新朝北宋的統治者面臨著三個亟待處理的矛盾：第一是地主和農民的矛盾，瓦解了唐朝的黃巢農民大起義雖然過去了近百年，仍然是新朝統治者心頭抹不掉的巨大陰影；第二是統治者階層集團內部的矛盾，從唐中葉開始的藩鎮割據到了六十年前蔓延到了全國；第三是民族矛盾，五十年前強大起來的北方草原民族契丹，奪去了燕云十六州，滅掉了后晉，而且虎視眈眈，隨時可以南下侵掠。
面對著這樣的三個矛盾，新朝的統治者們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統治，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內部。為此，必須消弭和防范武裝割據以求統一和穩定。為此，必須盡力滿足官僚地主們的貪欲，以期獲得他們的長久擁戴，即所謂的“與士大夫共天下”。為此，又需盡力榨取和盤剝人民，“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財取于萬民者不留其有余”，“古者刻薄之法本朝皆備”。統治者對任何人都不敢信任，需要分化牽制各種力量，因此在政治上的措施是官與職分離，權與責分離。大臣空有高位，卻乏實權。政府機構官員重復冗濫，事權不分，互相牽制。在軍事上則重文輕武，著意貶低軍人地位，而用文臣掌兵。士兵則疏于訓練，以致在對外戰爭中不堪一擊。對內鎮壓也十分軟弱，同時又多養兵以疏導失地農民，消弭起義的因素，“兇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變生，有叛兵而無叛民”。北宋這套求穩防變的思路和做法，非常強調“祖宗成法”，而反對阻撓革新求變，導致了北宋中葉“冗官、冗兵、冗費”的社會危機。由于只注重對內防范，而在對外關系上采用了退讓做法，結果，在對外關系上對遼對夏對金屢戰屢敗，只好貢輸歲幣，屈辱求和。經歷了三百年，終于被一個新起的北方民族蒙古所滅。
鄧廣銘先生的這部“遼宋夏金史”，原是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授課講義，那時我正剛登大學講臺，得到這本油印講義滿心歡悅，把它當成了備課的重要參考。五十余年過去，宋史的研究已經大大進步，如果鄧先生還在世，想來對這部講義已經重新修訂增刪。我作為他的老學生，對這部雖未蒙他親授，但卻引導我入門，簡練而不失精當的老講義仍然時在念中。今天命我作序，何幸如之，又何其感愧。
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