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合集之六(卷6)（簡體書）

發軔于法國巴黎大學、完備于德國柏林大學的教授治校，作為一種大學管理模式，廣泛流播于歐美。當世名校的牛津、劍橋、哈佛、耶魯等大學，則將教授治校法制化、規范化了。
教授治校傳人中國，亦有百年之久。蔡元培、梅貽琦掌校的北大、清華，實行教授治校，聚納了一批學者、大師，使兩校快速崛起，成為中國思想、學術文化的高地，開辟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之先河。即在烽火連天的抗戰時期，地處一隅的西南聯大仍遵行教授治校，從這里哺育出楊振寧、鄧稼先等杰出人才。可以說，教授治校也是中國大學的一個傳統。
令人扼腕的是，這個傳統在新中國建政以后被打斷了。其原由，大抵得追溯到1957年的那場反右派運動。
逢先知、金沖披露，1957年春的整風中，鑒于當時大學里的黨員干部水平不高，一些黨外人士又反映在大學有職無權，高層領導曾當面咨詢馬寅初、王亞南兩位大學校長，并說：“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兩個組織，一個校務委員會管行政，一個教授會議管教學。這個問題要研究。”要“找黨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學社等開座談會，對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的問題征求意見。”
但計劃沒有變化快。東歐匈牙利事件的震蕩，以及民主黨派、青年學生在“鳴放”中對黨員干部的尖銳批評，使整風向反右派逆轉。毛澤東要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了。教授治校在一夜之間淪為“右派言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狀”，列為“毒草”而遭口誅筆伐。從此，教授治校在大學里銷聲匿跡，再也無人敢提、敢說了。
其實，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關于教授治校的那番話的真意是什么，大可商榷。一者，在“有道理”之前加了“恐怕”二字，可見不是全盤肯定，而是有所保留的；二者，明說此事還要研究，不作定論，只是要對黨外人士的有職有權和大學黨委制“征求意見”，一切尚在未定之數。三者，從整個反右派運動所用的“引蛇出洞”策略看，那番話就更有疑竇。我不能妄斷這些話是欲擒故縱、給人下套；但從對自由知識分子的一貫排斥、提防態度，以及反右之后力行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要領導一切的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