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若名傳（簡體書）

張若名，一位不平凡的女性
（代序）
張若名
一位曾與郭隆真、鄧穎超等一起，在“五四”大潮中叱咤風云，率領天津女界奮起投身民主愛國斗爭的人；
一位曾與周恩來、郭隆真等一起，共度鐵窗生活，勇敢經受北京政府牢獄考驗的人；
一位曾致力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所寫文章與任弼時的有關著作合編一起，被多次印刷廣為傳播的人；
一位站在時代前沿，不僅在實踐上而且在理論上，對婦女解放運動做出了重要貢獻，不愧“婦女解放急先鋒”的人；
一位以中等文化基礎拼搏攻下法國文學博士學位，長期享有法國文學研究專家聲譽的人；
……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不平凡的人，她的名字已幾近被歷史遺忘。
回顧張若名的一生奮斗，無論是在“五四”時期反對不良政治，還是對我國婦女解放運動，抑或是對中法文化的交流，她都曾做出過重要貢獻，不失為巾幗英杰。
一、五四運動的先驅
張若名（法文名：Tchang Lomine），1902年2月出生于直隸省清苑縣（今為河北省保定市清苑縣），1916年考入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與鄧穎超同為第十級學員。在五四運動中，她站在民主愛國斗爭的最前沿，成為一位勇敢的革命先鋒。
（一）從“女愛會”評議部長到天津新學聯委員長
“女界愛國同志會”（簡稱“女愛會”），是五四運動時期天津婦女界統一的民主愛國團體。它是張若名與郭隆真、劉清揚、鄧穎超等發起組建的，成立于1919年5月25日，劉清揚和李毅韜分別擔任正、副會長，張若名與郭隆真、鄧穎超為評議委員。由于張若名在運動中表現激進果敢，具有較強組織能力，不久，她又被推薦為評議部部長。①評議部是“女愛會”的集體決策機構，“女愛會”簡章規定：凡臨時發生之事項不能召集全體會員討論時，得由評議部議決實行之。②所以，“女愛會”內外重大事務往往首先提交評議部，由張若名主持召開“評議會”討論，表決通過后交各股（科）執行。在張若名與郭隆真、劉清揚、鄧穎超等共同領導下，“女愛會”成為天津五四運動中的一支生力軍，有力地推動了天津女界民主愛國運動和婦女解放運動的開展。
1919年6月18日，天津各界聯合會成立。張若名同鄧穎超等作為“女愛會”代表參加該會，張若名被推選為天津各界聯合會庶務科干事，③鄧穎超則為交際科干事。此后，張若名多次作為天津各界聯合會的代表，進北京參加示威請愿活動，并頻繁奔波于京津之間，做了大量宣傳聯絡、支援營救工作。
1919年12月10日，在張若名主持下，天津男女各校學生合組，成立了天津新學聯。新學聯不設會長，實行評議部一部制。張若名以其勇敢、聰慧、謙虛、嚴謹，被選為評議委員會委員長，①成為天津學生運動的主要領袖之一。
（二）參與創建“覺悟社”
“覺悟社”是天津五四運動的領導核心，是“五四”時期著名的民主革命團體，它是由張若名與周恩來等發起創辦的。當事人諶小岑、諶志篤等回憶，1919年9月2日，周恩來、張若名等在從北京乘車回天津途中，討論起民主愛國運動的發展方向問題。郭隆真提出，今后天津學生聯合會同女界愛國同志會應該更緊密地合作，成為天津愛國運動的核心。“張若名主張索性由女界愛國同志會的女校學生加入天津學生聯合會，加強學聯的陣容。”周恩來進一步建議，“把這兩個組織中的骨干分子結合在一起，另組一個強有力的核心小組”；同時出版一個宣傳刊物，以推動各項斗爭工作的開展。②9月16日，“覺悟社”正式成立。據諶小岑回憶，為體現男女平等的原則，建社之初的20名成員男女各半，女學生的名單就是由張若名提出的。③美國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第二冊附錄中，曾提到周恩來當年與他一次談話的筆記，當談到覺悟社的創辦人時，周恩來說有他自己，還有張若名、郭隆真、劉清揚。
在覺悟社里張若名與其他社員一起研究民主愛國斗爭的形勢和策略，共同領導游行示威等愛國活動，以《覺悟》雜志為園地探討“革心”和“革新”的良方，在各方面都得到了鍛煉和進步。
（三）力倡婦女解放
1920年1月，張若名在《覺悟》雜志創刊號上發表了《“急先鋒”的女子》一文，這是張若名論述婦女解放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張若名鮮明地提出：“女子解放從女子（自身）解放作起，不要等著旁人解放……女子必得具一種革命精神去實行解放。”她大聲疾呼：要“破除迷信形式道德的觀念”，“鏟除男女心理生理不同的觀念”，“打破男女職業不平等的觀念”。她主張男女同校、男女同工、男女公開社交。她認為女子不必一定“主內”，應當有自主的職業及獨立的經濟。張若名對婦女的經濟獨立，有很獨到的見解，她深刻指出：正因為婦女在“經濟上即不能獨立，所以在家里要受男子的轄制。求女子解放，先求女子得工商業的知識，開創女子經濟的獨立方法，然后才能脫離苦海”。這一認識超越了圍繞“婚姻”問題來談論“女子解放”的范圍，觸及到婦女解放的根本，抓住了問題的實質。
張若名指出，實現婦女的解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應有一個預備階段，在這一階段中，要做三方面工作，即“同志征求”、“知識預備”和“經濟預備”。她提出，要想打破女界的黑暗，必得征求當“先鋒”的同志。這些同志的資格有三種：一是“真有提攜女子心意的”；二是“有犧牲精神的”；三是“抱獨身主義的”。
張若名號召廣大女性從自我做起，在思想上行動上來一場婦女解放的“大戰爭”，用革命的精神去實行解放，勇當婦女解放的“急先鋒”，“一心一意地去為大多數女子求解放”。
張若名婦女解放的思想，雖難免瑕疵，但深刻獨到，在中國婦女運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反映了張若名既“革心”又“革新”，知行并重的思想品格，顯示了她在婦女解放運動中狂飆突進的膽識。
（四）“九一念九”，①與周恩來等患難與共
1920年1月下旬，天津學聯調查員在某商號檢查日貨時遭到日本浪人的毒打。各界代表為此向省公署請愿，反被軍警逮捕，天津學聯和各界聯合會會所也隨之被封。周恩來等商議決定，發動更大規模的請愿示威活動，要求釋放被捕代表，啟封天津學聯和各界聯合會。1月29日，各校學生數千人集合后，以周恩來為總指揮，奔赴直隸省公署請愿。學生們推舉周恩來、郭隆真、于方舟、張若名四人為代表，要求面見省長曹銳，結果悉遭拘捕。
周恩來在他寫的《警廳拘留記》一書中節錄了張若名的一段日記，記述了郭隆真、張若名兩位女代表在獄中的情況。張若名被捕后，記掛的是外面戰友們的安全：“從在省公署里邊聽見外邊那種呼聲上證明，一定是一場慘劇了。想到這里，真令人焦急，想著外邊受傷的人，也不知是怎樣地多呢？”“只想外邊的同學們還是被打散的呢，還是自由走的呢？倘若被打，又是什么景象呢？”①在獄中，張若名和郭隆真保持著高昂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張若名描述過骯臟破敗的牢房后寫道：“這種景象雖然不好，但是我們能嘗到這監獄的滋味，（隆真卻已是第三次了！）精神很是快樂的。”
張若名與郭隆真在監獄里被折磨得不斷患病，但革命意志從未減弱，她們同周恩來等難友一起，互相鼓勵，開展了一系列包括絕食在內的斗爭活動。7月，張若名與周恩來等出獄時，天津各界代表前往歡迎，把鑄有“為國犧牲”四字的銀制紀念章和大紅綢花戴在他們胸前，表達了人民的敬佩之情。
二、傳播馬列主義的精英
1920年11月，張若名與周恩來、郭隆真等一同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6月，周恩來和趙世炎等在巴黎組建了“中國少年共產黨”（后改稱“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張若名和郭隆真都是“少共”的最早成員。1922年冬（或1923年春），張若名轉為中共黨員。
當時旅歐黨團的一項重要活動是“學共產主義”。周恩來、張若名、郭隆真等成立了一個“共產主義研究會”，采取互教互學的方式，輪流擔任主講。張若名的法文學習進步很快，加入“少共”時已能閱讀法文版的馬列主義書籍，故經常擔任互教互學小組會的主講人。在周恩來的建議下，張若名將小組會上的講稿整理成文，發表在《赤光》雜志上。這些文稿還得到周恩來和郭隆真的協助，油印成冊，發給共青團員和旅法華工。周恩來在1924年回國后，也將這些小冊子帶回并組織出版。后來，張若名的這些文章被團中央編入了介紹馬列主義的通俗讀本中。
1925年3月，“中國青年社”以“上海書店”發行的名義，出版了《馬克思主義淺說》一書。該書正文兩萬多字，共分四編，其中三編為“一峰”（張若名筆名）所寫，即第一編“資本”（就是張若名在法國寫的《剩余價值》），第三編“階級斗爭”，第四編“帝國主義”（就是張若名在法國寫的《帝國主義淺說》）。另一編，即第二編“資本主義的發展”，為“辟世”（任弼時筆名）所寫。
張若名的這些文章，邏輯清晰，說理透徹，表述通俗易懂，所以很適宜宣傳普及。她的修辭用字也較為科學準確，如在進行階級分析時，她首次使用了“游民無產者”一詞，而沒有用此前人們使用的“流氓無產者”一詞。這個新詞，不僅擴展了所指階層的外延，也減去了貶義成分。
“一峰辟世合編”的這本《馬克思主義淺說》一書，從1925年3月至1926年1月，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便再版九次，創造了中國出版史上的奇跡。①這一現象，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列主義的迫切需求，也反映了張若名傳播馬列主義對中國共產黨的重要貢獻。
張若名在研究馬列主義的同時，還以北京《晨報》駐法特邀通訊員的身份，先后寫了二十多篇稿件寄回國內，這些文章涉及領域廣泛，包括留法勤工儉學問題、華工問題、德美關系、英國外交策略、歐洲勞動問題等。其中，發表在1924年3月18日鄧穎超等主辦的《婦女日報》上的《現代的女子以怎樣的解放為滿意？》一文，是她繼《“急先鋒”的女子》之后，論述婦女解放的又一篇力作。張若名在文章中明確提出：“提倡打破私有制，打破家庭的束縛，才是治本的良方”，因為“社會制度、經濟制度不良，可以阻止一切進化。不推翻壓迫者，不打破私有制，婦女問題，不能得到滿意的解決”。她號召廣大婦女與人民群眾團結一致，“攜起手來一致反對壓迫者”，為婦女解放而奮斗犧牲。這篇文章表明，張若名已開始運用馬列主義來研究婦女解放問題。
三、中法文化交流的使者
1924年，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張若名退出了黨的組織，專心于法國文化的學習和研究。1930年，她獲得法國里昂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成為我國最早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之一。回國以后，張若名先后在北平中法大學文學院和云南大學中文系任教，主要從事法國文學理論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以及法文文法的研究和中法文著作互譯工作，為中法文化交流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了出色成就。
張若名的博士論文《紀德的態度》，從心理學角度，對法國著名作家紀德的人格演講、宗教信仰、道德觀、象征藝術及古典主義等進行了深入研究。該論文被里昂大學評為最優秀成績，獲500法郎獎金。紀德讀了張若名的論文回信說：“拜讀您的大作后，使我似乎又重新意識到自我的存在……我從未想過我會如此被了解。”法國學者羅德斯深為張若名對法國文化的熟諳而驚訝，他評價說：“我認為她有關《道德家紀德》的評論，應該列為第一流的評論文章。人們發現她的文章非常優雅、簡潔、清晰而透徹，可謂一字不易。這一點即使最挑剔的文學評論家也是不能否認的。”①《紀德的態度》1930年在法國出版，1931年又在北平出版，多年來此書一直得到中外學者的贊譽。近年來，她的有關著作也有再版。
張若名回國后在執教之余，著述頗豐，其中不少是研究評論紀德的文章，使她繼續享有“紀德研究專家”的稱號。此外，她的文章還廣泛涉及法國其他著名作家，如《佛朗西斯·若姆》《法國象征派三大詩人鮑德萊爾、魏爾萊諾與蘭苞》，①以司湯達、福樓拜和紀德為例，從心理學角度揭示了作家生活經歷對其心理影響的《小說家的創作心理》等。在法文文法研究方面，她的《法語直陳式時態的用法》一文，至今仍被學者視為很有參考價值的文章。張若名還把魯迅和郁達夫的一些作品譯成法文，介紹給法國讀者。
張若名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堪稱中法文化交流的使者。
四、在鄧穎超過問下平反
昆明解放后，張若名歡迎新的社會秩序，“心向共產黨”“心向社會主義”。1950年她加入了民盟，并開始不斷申請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她積極參加新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她對黨的號召步步緊跟，毫無保留地獻身于黨的各項革命活動”。她還在云南大學中文系創立了“文藝批評教研室”，并任室主任，親自講授馬列主義文藝理論，成為中國最早講授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教授之一。然而在反右運動中，張若名向黨交心的匯報材料，卻成為她有右派言論的證據。尤其是她1924年退出共產黨的事情也被翻出來，她由此被指責為不齒的叛徒。張若名不堪忍受高壓，1958年6月18日投河自盡，終年56歲。
兩年以后，鄧穎超到昆明時曾過問此事。②1963年云南大學黨委發過一份對張若名的甄別材料，承認對她“不適當地給了許多的壓力”，“當時批判的詞語不合適”等，顯然這個甄別不夠徹底。1980年，應張若名家屬的請求，鄧穎超致信云南大學黨委，又一次過問此事。張若名的長子楊在道說：“我母親的平反，是在鄧穎超的直接過問下完成的。”③
1980年11月，中共云南大學委員會作出《關于張若名同志的政治歷史結論》。《結論》追述了張若名積極參加五四運動和在法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情況后，談到她的脫黨問題，指出：“1924年，張若名同志在法國參加列寧逝世紀念大會，被法國警察跟蹤、訊問。這時，張若名同志又與當時支部負責人任卓宣發生意見分歧，在這種情況下，張若名同志經過向組織申請后，由組織同意其退黨。退黨后，未發現張若名有任何出賣黨組織的行為。”《結論》在談到張若名的死因時說：“在1958年云南大學的‘交心’運動中，由于沒有嚴格執行黨的政策，對張若名同志施加種種壓力，以致造成張若名同志不幸溺水而死的嚴重后果。”《結論》的最后結論是：“經復查，張若名同志一生為革命，為人民做出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政治歷史清楚，無重大政治歷史問題。”
在鄧穎超的關懷下，一代女杰張若名終于得到平反。
張若名在《“急先鋒”的女子》一文中指出：“在新舊更代的時候，必定要有人作先鋒，打前路。”張若名從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評議部長，到云南大學教授，不管從事民主革命還是學術研究，無不表現出拼搏奮斗、為婦女解放開路的“急先鋒”精神。感念其為中國民主革命和中法文化交流做出的重要貢獻，深以為歷史不能忘卻她。
讓我們拂去歷史的塵埃，領略一番這位不平凡女性的風采。她的人生軌跡，或許對您有所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