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兩種思維方式的僭越與劃界（簡體書）

第一章 問題：思維方式的僭越

迄今為止，那些旨在建立學說的人文社會研究尚未自覺到這樣的問題：自己究竟是在探求事物的道理還是在繪制生活的藍圖？探求道理，意在將一種本然的法則揭示出來，供人們去遵循；繪制藍圖，意在刻畫一種意想之中的應然狀態，讓人們去實施。這是兩種全然不同的工作；它們在自然研究中如今分得很清楚：前者就是我們通常所謂的理論學科，后者則為工程學科。我想在本書中集中探討一下：為什么自然研究有理工之分而人文社會研究沒有？理論研究和工程設計在思維方式上究竟有什么不同？人文社會研究不分理工有什么樣的思維后果？我們生活中的哪些悲劇與此相關？等等。
為了思路的連貫和表達的方便，我將在本章先闡釋我對問題的理解，接著在第二和第三章構造自己的理論操作平臺，然后在第四、第五和第六章對問題進行批判性的解析。

第一節 問題的發生

觸動我寫作本書的始源性問題是：為什么歷史上許多描畫人文社會藍圖的思想作品從理論上看十分高明，但應用效果總是不好——要么得不到人們的青睞，無法付諸實行，要么實行之后效果與預期大相徑庭？反過來，為什么這種不好的效果居然無損這些思想作品的聲譽，它們照樣被認為是高明的？比如柏拉圖的“理想國”，確實不失為當時所能提出的關于國家的極佳理論模型了，可是誰曾按這個模型來建設國家呢？又如，儒家的“圣人”學說，無論如何算得上關于人格培養的一流理論模型了，可是堅持不懈地實行兩千多年后，有誰看見造出了幾個圣人？要是在日常生活領域，工程圖紙不能實施即與廢紙無異，大夫治不好病就有江湖騙子的嫌疑。可是，《理想國》并未因理想不能實現而遭人唾棄，“圣人”學說也未因圣人塑造太少而失去信用，即使千百年后的讀者也不得不佩服其間思想的精深。這顯然是一種奇怪的矛盾現象，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對此，人們給予了許多解釋。有的認為這些思想作品理論上確實高明，但或者曲高和寡，或者實行不力，總之把問題的責任推給實踐方面。這種解釋十分牽強，因為這些思想作品本來就是為了療救現實的，它們標榜的就是對癥下藥，如果連對受眾接受和實施其理論的意愿及能力都缺乏起碼的了解，這種思想怎么稱得上高明呢？有的認為這些思想作品之所以在實踐上不成功，是因為它們在理論上存在缺陷，即它們并不高明或不夠高明，而真正高明的理論在實踐上是一定能夠成功的，于是把問題的責任全推給了理論方面。這種解釋同樣難以讓人信服，因為這些思想作品在歷史上的杰出地位是得到公認的，而批評者自以為更加高明的理論卻未必享有這樣的地位，況且迄今為止，許多自以為高明的理論在實踐上并沒有取得比被批評者更好的效果，有的反而更糟。此外，還有許多折衷主義的解釋、就事論事的解釋，也都很難令人滿意。我覺得，一種比較圓滿的解釋應當滿足如下條件：同時承認這些思想作品在理論上的高明和在實踐上的失敗，并給這個矛盾的事實以一個不矛盾的理由。
我感到自己已經悟到了這個理由，即下面將要闡述的理論思維和工程思維這兩種思維方式的僭越。并且，這個理由還生長開來，使我形成了一套對人文社會學科思維方式的系統理解。這一理解是我寫作本書的信心所在。
當然，我對上述問題的關切還有一個深層動機。從上個世紀末開始，我們國家就進入了一個自覺地以思想理論來指導社會變革和發展的歷史時期。一百年來，出于盡快擺脫內憂外患、治愈千年沉疴的急迫之情，我們幾乎將古今中外的各種思想藥方都嘗試了一遍，為此，我們吃盡了思想理論的苦頭，也品到了思想理論的甜頭。新的千年之紀已經開始，思想的命運與中國以至全人類的命運將更加密不可分。我們這些專業工作者應當誠實檢討先前思想生產的經驗教訓，深入反思思想生產的內在機理，建立健全思想生產及應用的學術和社會規范，為生產出更多理論上高明、實踐上有效的思想產品而竭盡全力。本書根據思想史上的實例對人文社會學科思維方式所要進行的探討，屬于這種努力的組成部分。

第二節 “本來怎樣”、“應該怎樣”、“本應怎樣”的問題
及其對理論思維和工程思維關系的影響

人類有兩種旨趣殊異的思維活動：一是認知，一是籌劃。認知是為了弄清對象本身究竟是什么樣子，籌劃是為了弄清如何才能利用各種條件做成某件事情。認知的最高成果就是形成理論，理論是用抽象概念建構起來的具有普遍性的觀念體系；籌劃的典型表現就是工程，工程是用具體材料建構起來的具有個別性的實存體系。觀念體系是客體對象的主觀化，實存體系則是主體意愿的客觀化。認知型思維的高級形式就是本書所謂理論思維，籌劃型思維的高級形式則為本書所謂工程思維。
在通常所謂的自然學科中，認知和籌劃、理論和工程、理論思維和工程思維是分得很清楚的。數學家在研究三角形時，知道自己是在研究一種道理，而不會以為宇宙中實存著這樣的三角形，更不會覺得因為三角形原理成立所以三角形工程也可以成立。工程師倒是可以搞一個三角形的建筑物，不過建一個純粹的三角形和建一座具有三角形形狀的建筑物可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建三角形建筑物時，工程師除了必須遵照三角形原理外，還必須考慮建筑物的性質和功能、建筑材料的屬性、地質條件和環境狀況、建筑物的外觀與裝飾、工程的經營與管理等，即必須遵照物理學、化學、美學、經濟學等學科的原理。在這里，數學家不會因為工程師在建筑物設計中將各種毫不相干的學科理論“混為一談”而指責他缺乏一以貫之的理論邏輯，工程師也不會因為數學家的純粹三角形根本建不起來而嘲笑數學家理論的虛妄不實。理論就是理論，工程就是工程；科學就是科學，技術就是技術——理論思維和工程思維在自然學科中分工明確、各得其所。
人文社會學科中的情況則較為復雜。雖然在有些領域，理論思維和工程思維也存在相當的張力，如自然哲學、認識論、歷史理論等方面的研究和政策研究就明顯不同，但在大多數領域，這兩種思維是混淆在一起的。有一種現象頗能說明這一點。在人文社會學科中，那些得到公認的理論家在闡述完自己的理論之后很少能忍住不順便提出若干對策建議的，在他們那里，工程設計跟理論研究總是如影隨形。試想，要是歐幾里得在《幾何原本》的每一條原理后都來一段應用對策建議，愛因斯坦在闡述完相對論后附一張工程技術圖紙，那一定顯得不可思議。
人文社會學科之所以不能像自然學科那樣清楚區分理論思維和工程思維，主要在于研究對象之間存在質的差異。自然學科中的理論學科（簡稱理學），單純以自然界的道理作為研究對象，單純以求解自然之理作為研究目的。自然界就其自身而言是一個無價值的世界，只有“本來怎樣”的問題，沒有“應該怎樣”的問題，這使得理論思維就其內在過程而言不必受價值需要的干擾。可以說，理論思維只有在對自然界的研究中才能保持其思維品質的純粹性。人文社會學科的理論學科，面對的是人的世界，這個世界隨時都在發生和解決“應該怎樣”的問題，同時依然存在著“本來怎樣”的問題，并且兩類問題總是相互纏繞。單純“應該怎樣”的問題落到實處就是工程問題，不論在自然學科還是在人文社會學科，工程學科（簡稱工學）都以回應人的價值訴求為己任。不過，既然“應該怎樣”的問題是一種本然的人文社會現象，理論思維按其本性也能夠將其本然化。“應該怎樣”本然化后就成了“本來應該怎樣”，簡稱“本應怎樣”。“本應怎樣”從提問方式看和“應該怎樣”確實不同，但從提問內容看并無二致，這就造成了理學和工學在問題上難分難解、在思維上無從劃界的癥結。
“本應怎樣”的問題是人文社會學科特有的難題，正是這個難題使得理學與工學之分沒有在人文社會學科中得到貫徹。由此帶來的首要的重大后果是：我們常常理所當然地將理論研究直接當作工程設計，將理論體系直接當作工程藍圖，總以為理論上成立就等于工程上可行，即使在實施中碰壁，也往往歸咎于或者理論還不夠成熟，或者施工不合要求，而意識不到根本原因在于我們混淆了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用理論思維越俎代庖地去處理了本該由工程思維處理的問題。另一個后果是：我們還常常自覺不自覺地用工程思維去構造理論，將主觀的價值意圖對象化為客觀道理，把“應該怎樣”直接等同于“本來怎樣”。前者就是本書所謂理論思維的僭越，后者則為工程思維的僭越，二者正是本書所要全力分析和批判的現象。
需要說明的是：我關注理論思維和工程思維的僭越問題，根本意圖在于總結先前人文社會工程失敗的思維教訓，也就是說，人文社會工程是我在本書中的立足點，為此，我將把探究的重點放到理論思維對工程設計的僭越上，而對后一種僭越則主要探究其跟工程設計相關的方面。

第三節 《理想國》——理論思維僭越于工程設計的典型

柏拉圖是人類自為層面的理論思維的建立者，《理想國》是運用理論思維探索社會生活原理、設計人文社會工程的最初典范，也是理論思維僭越于工程設計的典型。正因為如此，我將其作為說明問題的一個范例。
《理想國》原名ПΟΛΙΤΕΙΑ (Politeia)，這個希臘字原來的含義有：公民的條件和權利、公民權（權力）、公民生活；政府形式、行政機關、國家制度等，本無“理想”之義，一些地方譯作《國家篇》，更合原義。但這兩種譯法，無意中透露了一個思維秘密。按柏拉圖的本意，《國家篇》所描述的國家雖然現世中沒有，但卻是一個比一切現世國家更加真實的存在，因為它完全體現了國家之為國家所應有的本性，亦即它是一個“本應如此”的國家。在這里，作者跟對象的關系完全是一種認知關系，作者所運用的思維方式是理論思維，目的是通過一個理論體系來反映國家的本來面目。可是，這個本來面目卻是一個“應該如此”的國家的本來面目，而不是一個“本來如此”的國家的本來面目，所以其間實際上已經包含了價值傾向。既然這個國家“本來”就“應該如此”，也就理所當然地“應該如此”了，亦即應該加以實現了。一個應該加以實現而尚未實現的國家，不是“理想國”是什么呢？實現“理想國”無疑是一項巨型工程，而關于“理想國”性質、結構、面貌、實現方式等的描述也就是工程設計了。可見在柏拉圖這里，《理想國》的工程設計與《國家篇》的理論體系是同一個東西，也就是說，設計“理想國”工程所運用的思維方式與構造“國家篇”理論體系所運用的思維方式是一個東西，即理論思維。
理論思維有兩大要領：一是尋求個別可感事物背后的那個“本身”，二是發現各種“本身”之間的相互關系。這正是柏拉圖教導我們的。所謂“本身”，用柏拉圖的話來說叫做“理念”，轉換成通常的說法，就是同類事物的共性。比如，我們如果想知道什么是正義，僅僅了解一些正義的人或事是不行的，還必須懂得正義本身，即正義的理念，或曰各種正義的人和事所共有的本質。按柏拉圖的意思，只有正義本身才是最實在的，一個人或一件事之所以被稱為正義的，是因為他或它符合正義本身，正義的理念是原型，正義的人或事是摹本，一個人只有知道了正義本身，才算真正知道了正義。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正義就在于使每一個等級的人都合乎該等級的理念，做由理念所規定的分內之事。護國者或統治階層統治和管理國家，其在國家中的作用相當于理性在人的靈魂中的作用，希臘文中“理性”一詞本有“靈魂的領導力量”之義。理性的職分就是認識事物背后的那個理念，并按照理念本身的要求對待事物，理性盡了職分就叫智慧，所以智慧就是護國者的理念，就是統治階層應有的美德。輔助者或軍人階層保衛國家，相當于靈魂的激情部分，其理念就是勇敢。剩下的就是屬于勞動階層的農民工人等，相當于靈魂中的欲望部分，欲望有兩重性，必須受理智的控制才會起好的作用，相關的理念就是節制，“就是天性優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誰應當統治，誰應當被統治——不管是在國家里還是在個人身上——這個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這種一致性和協調。”智慧、勇敢和節制是一個國家所應具有的三種缺一不可的性質，這三種性質又被正義聯系起來，結合為一個和諧的整體。這個整體就是國家的總理念，是一切實存國家所應摹仿的原型。一個國家只有符合這個理念，才是真正實在的，才經得起歷史風雨的侵蝕而不會朽壞。這就是柏拉圖國家理論的內核。說該理論是理論思維的典范，在于它有一套界定明確的概念系統，有一個邏輯一貫的解釋原則，并且作為哲學層面的理論，還有堅實的本體論基礎和崇高的價值論目標。直到今天，這套“柏拉圖牌”的理論還在我們頭腦中發揮著示范作用。
用理論思維處理理論問題，在思維方式的運用上是正當的和合法的，但也并非沒有問題。這些可能的問題包括三大類。其一是由實證科學和形而上學的思維程序差異和理論信度差異所顯露出的問題。這屬于理論思維的內部分化問題。實證科學和形而上學都運用理論思維，都以找共性、找規律、找理念為己任，但前者根據其研究對象的特點，對傳統理論思維的程序進行了一定修改，加入了一個實證的子程序，使得理論信度大大提高，從而反襯出依然按照傳統程序操作的哲學等形上學科在思維能力上的不足。如是，站在實證科學立場上，人們就可以批評柏拉圖的理論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因而沒有意義。其二是由思維和存在二分造成的問題。這屬于理論思維跟外部對象的關系問題。不論什么學科，不論思維程序多么先進，只要想客觀地認識對象，都無法真正解決使自己的思維從主觀過渡到客觀的問題，粗糙的常識思維做不到這一點，專業的理論思維同樣做不到這一點。在這方面，人們可以認為，柏拉圖的理論只是他個人的一種想法，沒有理由跟客觀存在相等同。其三，無論是理論思維本身還是作為該程序之產品的理論體系，都無法逃脫思維不完備性定律的制約。這屬于理論思維整體的自身宿命問題。理論思維的最高追求就是完全徹底的自圓其說，消除任何自相矛盾的可能，但事實證明，這是絕對做不到的，就連最精確的數學理論也受到悖論的困擾。柏拉圖理論自然不會例外：先設定一個理念作前提，借以批評個別事物虛妄不實，再以這種虛妄不實為據反證理念的實在。理論思維本身的這些問題，是人類學術思想的主流話語，已被探討得相當深入和具體了。由于這些問題是理論思維領域的公共問題，對相互競爭的不同理論體系的影響是公平的，因而不成為貶低某種理論，比如柏拉圖理論的特殊理由。在同等條件下，柏拉圖理論的水準還是一流的。我之所以指出這些問題，是為了劃清一個界限：在正確運用理論思維的情況下發生的種種問題，跟本書所謂理論思維僭越的問題完全不同，本書所提出的問題是一個全新的問題。
如果柏拉圖的國家學說到此為止，即僅僅作為理論體系而存在，那么，除了上述問題，它就不會再有別的問題。他實際上也能夠做到這一點，只要他不堅持理念的實存性，把理念當成一個公設，他的理論就會具有幾何學的性質，盡管無法像幾何學那樣嚴密精致。現代許多聰明的學者已經善于這樣構造人文社會理論了。比如，羅爾斯為了確立其正義原則，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理性人是在“無知之幕”后，對彼此間各種特殊信息互不了解的情況下進行博弈的，這樣一來，在約定規則時就必須首先保證每個人平等的自由，然后給最不利者留下余地，因為誰都感到有勝算的可能，但又沒有必勝的把握。羅爾斯的“無知之幕”跟柏拉圖的“理念”一樣，都是理論推導的前提，不同在于：羅爾斯并不在乎“無知之幕”是否客觀實存，而只是說“如果‘無知之幕’存在則正義原則成立”，這跟“假設ABC是一個直線三角形則其三內角之和為180度”在思維方式上應當說沒有兩樣；但柏拉圖不以為然，他的全部工作歸根到底就是要證明理念的實存性，就是要以理念的實存性去反襯現實的虛妄性，進而使現實變得跟它的理念相符合。按羅爾斯的做法，理論思維安于假定和推導，不僭越自己的本分，只擔保前提和結論間聯系的可靠性，而不對理論體系的工程可行性妄加承諾；按柏拉圖的做法，既然理論體系所揭示的是一種客觀實存，它必定可以而且應該變成工程設計，進而在生活中實現出來。對于這種分歧，柏拉圖自己已有清醒的意識。他首先肯定幾何學等從“假設出發，通過首尾一貫的推理最后達到他們所追求的結論”的思維合理性，然后對其“必須要用假設，靈魂由于不能突破與超出這些假設，因此不能向上活動而達到原理”提出批評，最后指出“邏各斯本身憑著辯證的力量而達到的那種知識”能夠“上升到一個高于假設的世界，上升到絕對原理”，因而更加實在。正是這種看法使柏拉圖真誠地相信他的理論體系理應成為工程圖紙。
“國家篇”的理論體系成為“理想國”的工程設計，有兩方面的標志。思想內容方面的標志是：柏拉圖有一個“理想國”方案的實施細則，而單純的理論體系本不必如此細微。比如，柏拉圖在論述國家的護衛者時，不僅論述了護衛者的理念，而且論述了其生養、教育的具體辦法，諸如女護衛者必須跟男人一樣裸體練操、最好的男女要盡可能多地結合、法定年齡段外的妊娠必須終止、不準父母子女互相認識、孩子應交保姆撫養、要先教音樂后教體操、音樂包括的故事要經過審查、故事不能表現諸神之間的明爭暗斗等，不一而足。在這樣的細節水平上，柏拉圖幾乎把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重新規劃了一遍。實踐方面的標志是：柏拉圖對自己的學說不僅慎思明辨，而且身體力行。他一生曾三赴西西里島，希望通過敘拉古的君主實現其政治理想，歷盡艱難，幾遭被賣為奴之不測。這足以確證柏拉圖是把自己的主張當作工程來對待的。
在設計“理想國”工程時，柏拉圖所使用的思維方式正是用以構造“國家篇”理論的理論思維，該程序所運行的具體理論即“理念論”。任何情況下，統治者都是國家工程的關鍵部位，柏拉圖對此的設計是：統治者的理念是智慧，智慧就是對全部理念的認識，哲學是智慧之學，哲學家就是最智慧的人，因此在“理想國”中，要么哲學家當王，要么王成為哲學家。“哲學王”完全依照理念治理國家，國家治理的最佳狀態是至善，至善是理念的統一，也就是國家全體成員的化多為一，為此，柏拉圖為統治者和軍人兩個階層設計了一個從財產到婦女兒童“一切公有”的制度，以使他們棄絕私產私念，保持對國家的高度認同。不僅國家工程的宏觀框架按“理念論”設計，微觀結構亦復如此。音樂中的故事不準涉及神的缺點，是因為那不是神的本質，而故事必須反映本質。詩人應被逐出“理想國”，是因為詩只是對理念的二級摹仿（匠人用實物摹仿理念，詩人再摹仿匠人的作品），但它影響巨大，這不僅無助于縮短人們跟理念的距離，反而極易拉大這種距離，對國家的思想統一有害無益。柏拉圖的工程設計細致入微、周詳備至，在此自然不能復原，但透過上述幾個局部，我們不難發現，其每一手筆都為一理貫通，充分顯示了理論思維程序和“柏拉圖牌”理論的強大邏輯力量。正因為如此，只要我們在自己的大腦中正確安裝上這套程序和這種理論，誰都能復制出一份“理想國”的圖紙來。
接下來該回答正題了：為什么說柏拉圖用理論思維設計“理想國”工程是一種僭越？答曰：因為用理論思維只能設計出理念的國家，而理念的國家不具有工程的可實施性。工程之為工程，首先在于它是具體的人所需要的一種人工物品，因此，工程實施的首要前提就是為它找到現實主體，即找到工程的老板、工程的出資人、工程的甲方或工程的用戶之類，總之必須先搞清楚誰需要這項工程、誰為這項工程付費。如是，工程設計必須從現實的個人或群體的有效需求出發，即必須從具體性和個別性出發。可是理論思維按其本性就是從概念出發，從抽象性和一般性出發，因此用理論思維設計工程肯定首先考慮概念的要求，正如“理想國”工程首先考慮的就是要符合“正義”的理念。在此，我們既不能說工程設計不該從現實的人出發，也不能說理論思維不該從概念出發，而只能說不該用一套從概念出發的思維程序去處理一堆需要從現實主體出發的工程問題。由此看來，作為工程設計的《理想國》錯就錯在處處替理著想，而不是替人著想。其次，工程之為工程，還在于它必須用具體的材料來建設，像“理想國”這類工程，需要的材料就是人，就是實存于尚不理想之國度的各色人等。材料不同于概念：材料是質料與形式的混合體，而概念則是剔除質料后留下的純形式。工程使用材料固然是為了利用材料的某種屬性，即利用其形式的一面，但卻無法拋卻其質料以及包含在質料中的其他對工程無用甚至有害的屬性。理論設計只設計概念就夠了，而工程設計則必須把概念設計放到材料設計的整體中進行，必須在材料的自在性與工程的自為性之間反復妥協。可是，用理論思維設計工程就管不了這么多。雖然哲學家也深知現成材料沒有純形式的，但他卻可以在頭腦中提純，因為他獨擅此道，而材料一經提純就能像概念那樣方便好用，以之構建的工程亦能如理論一樣完美。正是靠這種辦法，柏拉圖在設計“理想國”時需要什么材料就能“加工”出什么材料，比如，他需要一個既充分體現智慧又不包含半點雜質的構件來支撐“理想國”，于是就通過一系列工序提煉出“哲學王”來。只是當柏拉圖實際跟兩代狄奧尼修這樣的材料打交道時，他才痛感要從現實的君主中提純出“哲學王”來竟比登天還難。在此，我們既不能責怪理論思維對材料的概念化處理，因為這正是它的工作方式，也不必抱怨工程建構不得不面對不純的材料，因為這正是現實的客觀制約性的表現，我們只能說不該用使材料概念化的思維方式來進行工程設計，不該以概念為材料來建設“理想國”。總之，“理想國”的烏托邦性質，是其思維方式僭越的最好證明。
當然，有人也許還會辯駁：“理想國”不能實施，并非誤用理論思維所致，而是其設計方案不好，是“柏拉圖牌”的理論不好。言下之意是：只要換用其他品牌的理論，用一個更好的方案取而代之，“理想國”還是有望建成的。我知道這些人不愿意將原因往思維方式層面追溯，而是希望在思想內容層面解決問題，因為柏拉圖的“理想國”只是“歷史上最早的烏托邦”，如果它的問題是思維方式層面的問題，則所有類似的工程設計就都得推翻。不過，我必須承認：從思維基礎上推翻這類設計正是我通過本書要達到的目的。讓我為這些辯駁者再提供一個事例，以說明這種設計的問題確實是出在思維方式層面。中國近代的“太平天國”無疑是一項“理想國”工程，這項工程的設計所運用的正是理論思維，表現在它不僅以“平等”這一理念作為出發點，而且還將該理念貫徹到了其工程的每一個局部。更重要的是，不管成敗如何，這項工程畢竟付諸實踐了。這似乎能夠證明用理論思維設計的工程并非沒有可實施性。然而，有一個重大的秘密必須揭橥：這種工程之所以能夠實施，是因為還有一種反面工程與之配套；這正反兩面工程是按完全相反的理念分別設計的，只不過反面工程的設計理念秘而不宣罷了。“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是正面工程的理念；“總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則是反面工程的理念。正因為有反面工程為當權者藏私，正面工程的公才得以勉強樹立，但由于這公畢竟以私為基礎，因而最終必然隨權力階層私欲的膨脹而坍塌，“太平天國”正是這樣被葬送的。我們不妨稱這種工程為“雙面工程”，可以設想，如果柏拉圖的“理想國”工程在西西里得以實施，最后也會落得這種結局。本來，用理論思維設計工程，為的就是避免矛盾，就是求得一種理想狀態，可這樣做反而招致“雙面工程”的尷尬。由此可見，并非工程設計的內容失當，而是程序出錯，才是造成用理論思維設計的工程要么不可實施要么一實施就變態的根本原因。
柏拉圖這種思維錯誤的典型性在于：不僅直接受其影響的西方思想史一直延續著這種錯誤，而且那些沒有柏拉圖傳統的非西方思想史同樣充斥著這種錯誤，這是人類思維的一大通病。柏拉圖的貢獻在于：他將這種錯誤在純思水平上暴露出來，使我們容易掙脫經驗層面的無盡糾纏，去切近思維問題之根本。

第四節 另一種僭越——用工程思維構造理論體系

理論思維不能用以做工程設計，不意味著理論對工程沒有意義。經驗表明，工程設計，特別是復雜工程的設計，離不開必要的理論支持，僅僅以常識為據而設計的工程，一定簡單粗糙，甚至質量低劣，更何況常識中也包含著簡單的道理。問題不在于在工程設計中要不要理論，而在于究竟用何種思維程序處理理論。按本書將要樹立的觀點，工程設計有其自身的思維方式，即工程思維，工程設計對理論的使用只有納入工程思維的程序才是合法的。工程思維的具體規定性有待于后面的闡釋，這里先提出在運用工程思維方面常見的問題。
從用理論思維所設計的工程無法實施這一現象，人們極易得出理論無用的看法。可實際上人們在工程設計中又不可能完全不要理論，于是人們就得出結論：理論只有按照工程設計的需要來構造，才會有用。這種庸俗實用主義的理論觀直接導致了思維方式的另一種僭越：以工程思維取代理論思維來構造理論體系。
工程思維的出發點是工程主體的實際需要。用工程思維構造理論，意味著理論的內容和面貌必須以理論買方的意愿和好惡為轉移，理論研究從而不能自覺服膺道理的必然性，見風使舵、指鹿為馬的惡習得以滋生蔓延。不僅如此，由于工程設計要處理大量的特殊性，因而工程思維充滿了折衷、妥協、跳躍和轉換。用工程思維構造理論，意味著一切說法都可以因人因地因時因事而異，理論研究從而不必追求一以貫之的品格，以至于出爾反爾、翻云覆雨成為家常便飯。以工程思維研究理論，是造成假冒偽劣理論的思維根源，而工程設計卻來不得半點虛假，否則就不免坍塌之虞，所以，靠工程思維所構造的理論體系來支持工程設計，雖然可以滿足工程主體的某種主觀嗜好，但對工程的實施卻有百害而無一利。
顯然，這里并不是說工程思維本身不好，而是說以工程思維設計工程則適得其所，若以之研究理論則屬于思維方式的僭越。

小 結

以上是我結合思想史上的實例對本書所要探討的問題的初步闡釋。其要點如下。
歷史上許多設計高明的人文社會工程何以會失敗？其間有什么思維層面的經驗教訓值得借鑒？這是我探討有關問題的出發點。
研究理論的思維和設計工程的思維究竟有無區別、有何區別？二者間究竟如何劃界？劃界的意義何在？這是問題的內核。
何以會發生理論思維和工程思維的僭越？理論思維僭越于工程設計和工程思維僭越于理論研究有怎樣的后果？這是問題的重心所在。
這些問題以及大量相關問題是一個具有內在邏輯關聯的問題群。雖然該問題群與其他業已被揭示的問題群存在交集，亦即其中的一些問題已在其他論域中被探討過，比如，韋伯對理想類型和歷史實在的區分，波普對自然規律和規范規律、烏托邦社會工程和零星（piecemeal，有的譯為“逐步”）社會工程的區分，都從不同論域觸及到了有關問題，但是，該問題群作為整體卻是全新的，具有很高的學理資源品位和理論開發價值。
這些問題規定了本書的基本任務：就其消極方面講，是對思維方式的僭越進行批判；就其積極方面講，是對不同的思維方式加以劃界。需要事先申明的是，無論批判還是劃界，我都意在陳述一種道理——人類的思想活動若是違背了這種道理，必敗無疑，但遵循了這種道理卻未必成功，因為除了這種道理外，還有許多其他道理同時制約著人類的思想活動，而那些道理只能分別由不同的理論去把握。就此而言，本書的最終目的既不是要開具那種包醫百病的藥方，也不是要遁入相對主義，而是要盡可能建立一條有效的原理，以協同其他各種有效原理一道，為思想治療的實際活動提供理論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