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大史學(第4輯)（簡體書）

（1572），而非隆庆三年（1569）。更何况，隆庆三年（1569），月港洋税尚未开征，何来督饷之说？另外一个方面，最后一任督饷的海防同知舒九思是上任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而非罢免于万历二十一年。因此，不能将漳州府海防同知督饷的时间下限定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对此，《东西洋考》记载到，“舒九思，浙江奉化人，举人，万历二十一年任。久之，论劾罢去。”①可见，海防同知督饷的结束年份不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如上文所述，舒九思大致被罢免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因此，漳州府海防同知督饷截止年份大体是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综上所述，漳州府七位督饷海防同知的督饷始末时间为隆庆六年至万历二十五年（1572—1597）。
三关于月港饷税征管体制
万历二十五年（1597）督饷馆设立的最大目的在于通过改革月港督饷官制，从而改革月港饷税征管体制，改变此前督饷过程中，海防同知大权独揽的局面。因此，督饷馆设立之后，月港饷税征管体制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限于在督饷馆官制上实行了轮署制度，并明确规定了督饷主官的任期。而更在于形成了分权制衡，相互监督的饷税征管体制。简单地说，就是将此前海防同知独揽的督饷大权加以分解，分别由海防同知、督饷馆和漳州府、巡海道等机构和官员承担相应的职责，共同负责饷税的征收。漳州府海防同知、福建海道副使、漳州府等机构和官员在督饷过程中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体地说，督饷馆负责具体饷税的征收，海防同知负责越贩及违禁品的查缉，而巡海道、漳州府则负责核查与监管。恰如福建巡抚许孚远所说的，“置印薄则有道府，督查私通则责之海防，抽税盘验则属之委官”。除了分权外，相互制衡亦是督馆成立后，月港饷税征管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这种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集中体现在了“印信官单”制度的实行当中，而这一点是学界过去较少关注的。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月港私人海外贸易中，商货信息是登载于督饷馆发放的商引之上，这种看法显然不太准确。督饷馆设立之后，商货信息是登载于海道副使发放的“印信官单”之上。所谓的“印信官单”，是指由海道副使发放，盖有海道监司印章，专门登载商货信息的货单。“给引时，商船量报棵头登引。而海道发印信官单一本，发给商人，以备登报各舱货物，递送掣验。”③也就是说，督饷馆发放商引的同时，海道副使会向商人发放官单，用以填写商货种类和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