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交易條件與農戶種植行為決策（簡體書）

 20世紀8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我國農村廣泛確立。農戶作為農業生產中最基本的活動單元，逐漸擁有了獨立決策的權力。農戶通過合理配置生產要素，進行農業生產，參與市場活動來追求家庭整體的效用最大化。這一效用最大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滿足家庭成員的消費需求；二是增加家庭的現金收入。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以及種植業結構調整的推進，多數農戶選擇變更農作物品種、種植市場價格相對較高的農作物來提高家庭總收入，自身消費的食品和其他農產品產品則部分從市場上購買。因此，從農產品的生產和消費上看，大多數農戶表現出半自給自足的特征，其生產結構和商品化水平似乎取決于市場統一價格和農戶個別生產成本之間的差距。因此，現有的研究多半以市場價格作為農戶調整生產結構的依據，并在此基礎上構建農戶生產決策模型。
 劉帥編著的《市場交易條件與農戶種植行為決策》認為，把農戶簡單地理解為面臨同一生產價格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卻存在一定的偏差。對于許多農產品特別是糧食而言，農戶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這種雙重身份決定了農戶在同一個市場上出售自身產品獲得的實際收入不同于購買相同產品時付出的實際支出。可以合理地推論，農戶在生產和消費決策中實際依據的是自己獲得的實際單位收入或付出的實際單位支出，而不是一個統一的市場價格。當然，決定實際單位收入或支出的基礎仍然是市場價格，但必須根據該產品的銷售費用加以調整。價格因素的影響首先指市場價格的高低；其次指的是農戶所面臨的實際價格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差距。而以往的實證研究往往忽略了市場價格與實際價格之間的差異。農戶在進行糧食等農產品的買賣過程中需要承擔一定的交易成本(如農戶和市場所在地之間的運輸和人工費用等)。將交易成本與市場價格綜合考量后得出的實際價格必然不同于單一的市場價格：出售農產品獲得的實際價格等于市場價格減去交易成本，而購買農產品付出的實際價格則等于市場價格加上交易成本。顯然，農戶進行生產決策時所依據的價格應當是實際價格而非市場價格，如果按照市場價格來考察農戶的行為很容易產生偏差。
 如果由于自然條件或其他限制農戶只能種植糧食、出售部分糧食以獲得現金收入用于其他消費，或者只能種植經濟作物并且出售以后再用現金購買糧食，他們就沒有什麼選擇。如果農戶同時或者可以同時種植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在市場一價原理的指引下，他們似乎可以根據市場價格和自己的比較優勢確定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適當比例，通過市場交換獲得最大收入。但是，如果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市場價格不等于他們出售產品或購買商品的實際收入或實際支出，顯然，他們將根據實際收入和實際支出決定種植比例。
 此外，自給自足或者半自給自足小農戶，特別是以糧食生產為主的小農戶，其生產決策是一種在糧食安全約束條件下的收入最大化選擇。農戶所面臨的糧食安全的約束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價格因素；另一個是糧食的可獲性，也就是當地市場的糧食供應保障程度。糧食可獲性也會對農戶決策行為產生影響，這種影響過程主要體現在農民通常有規避糧食安全風險的傾向。如果市場上糧食供應的保障程度較低，農戶通常傾向于通過自給自足來滿足家庭對糧食的需求，極可能將糧食播種面積擴大到超出與收益極大化相應的水平。鑒于上述兩方面因素，《市場交易條件與農戶種植行為決策》的主要目標是基于描述生產者和消費者雙重身份的農戶模型，考慮實際價格與市場價格的差異，以及糧食可獲性這兩個主要因素，構建分析農戶生產決策的理論框架，探討其如何影響農戶調整生產結構的決策并進行實證分析和檢驗。
 對于市場價格與農戶所獲得的實際價格之間的差異，主要體現在農戶在進行農產品買賣過程中所發生的交通運輸費用以及同時需要承擔的人工費用。顯然，農戶與交易市場之間的距離越遠，所需要承擔的交通費用和人工費用就會越高。換言之，農戶所面臨的市場條件的優劣直接影響到市場價格與農戶所獲得的實際價格之間的差異。另一方面，市場條件也會對農戶的糧食可獲性產生影響。當由于氣候等自然因素所造成的糧食產量下降時，某一地區內的糧食供應可能都會受到影響。那麼遠離交易市場的農戶的糧食可獲性要遠遠低于靠近交易市場的農戶。
 因此，為了驗證前述兩個因素，即運銷成本與糧食供應風險對農戶生產決策的影響，需要找到合適的研究對象進行驗證。首先，農戶可以對種植作物的品種進行選擇，即可以選擇種植糧食作物，也可以選擇種植經濟作物，或者同時種植兩類作物；其次，農戶所在地區的市場條件較差。衡量市場條件優劣的一個最簡單的指標是農戶到交易市場的距離。所以，綜合考慮各個因素，本研究選擇了山西、云南、貴州和安徽四個省份的6個縣11個鄉(鎮)進行了實地調研。運用調研所獲得的農戶數據，通過構建多元回歸模型分析了運銷成本和糧食供應風險兩個因素對農戶生產決策(糧食作物的生產決策)的影響。實證分析的結果顯示，兩個主要決策變量的回歸系數的符號均為正值并在統計上顯著，即農戶所承擔的交易費用越高(指的是農戶在銷售農產品過程中所承擔的運銷費用和人工成本)，他們越傾向于種植較大面積的糧食作物以滿足家庭的自給性需要；同時，預期糧食作物的減產幅度越高，農戶也更傾向于種植較大面積的糧食作物以保證家庭成員的基本需求。在上述兩種情況下，他們都沒有單純通過調整種植結構以獲取較高的收入并且通過市場來獲取糧食。這就是說，農戶所面臨的實際價格及其生活區域內的糧食可獲性，對其農業生產決策，尤其是種植業決策存在較強的影響。因此，在關于結構調整研究中應當充分考慮農戶得到或者付出的實際價格，以及當地市場的糧食可獲性(也就是糧食供應的風險)。
 本研究還提出了進一步的研究方向：相對于市場交易條件較差地區的農戶而言，市場交易條件較好地區的農戶，其生產決策行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運銷成本和糧食供應風險的影響?其所表現出來的生產決策行為與傳統經濟學理論中的農戶效用最大化行為是否存在差異?交通條件等市場基礎設施建設不僅從宏觀角度影響大范圍的農業生產結構調整，而且也從微觀層面上影響農戶的生產決策；而千百萬農戶的共同決策則構成了農業結構調整和資源優化配置的真實微觀基礎。通過改善交通條件等市場基礎設施，不僅可以優化宏觀資源配置，而且可以減少以至消除農戶優化資源配置面，臨的約束條件，便利農戶在提高宏觀資源配置效率的同時更有效地實現自身純收入極大化的目標。大范圍市場條件的改善通常既降低農戶的交易成本也改善農戶糧食的市場可獲性；“最后一公里”市場條件的改善直接降低了農戶水平上的交易費用；而生產條件的改善則可能提高農戶糧食可獲性的保障程度。所有這些因素的改善都可能幫助農戶提高宏觀和微觀資源配置效率，增加農民收入。
 以往對農戶行為決策的實證分析中多半都忽略了價格差異和糧食可獲性兩個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忽略了農戶雙重身份導致的價格歧異對生產決策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不僅對改善現實的對策的政策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而且有助于更全面地認識農戶的行為，對進一步完善農戶決策模型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