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交叉持股的股價效應及規制路徑研究：基於公允價值計量模式視角（簡體書）

1.公允價值在交叉持股投資中的應用歷程
經濟環境的變遷形成了對于公允價值計量的需求，尤其是近年來虛擬經濟的發展壯大，對傳統的歷史成本的應用提出了質疑，公允價值計量應運而生。
（1）萌芽階段——公允價值觀念的形成（20世紀30—0年代）
20世紀30年代，美國企業對于資產閑置的計量普遍采用增加或減少資產重估價值的方式來確定。索羅門（Solomon）隨機抽取了來自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153家公司所披露的財務報告，經分析發現，披露資產重估增值的公司從1925年的8家上升到了1928年的17家；而披露資產減值的公司在1925年為22家，到了1928年則僅為18家。這一時期，美國“公共事業”類企業濫用資產重估操縱利潤的現象非常普遍，利潤總額被高估甚至達到15億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參戰各國的經濟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而隨之發生的通貨膨脹使得會計學界開始對資產的計價方式進行反思。美國會計學會（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簡稱AAA）開始建議企業根據現行購買力披露企業存貨的期末價值和商品銷售成本，并披露歷史成本與現行購買力成本的差額所產生的利得與損失。然而當時實務界普遍奉行穩健性原則，這一建議并沒有得到廣泛的采用。
到了20世紀60年代，會計界對于公允價值的討論產生了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念是公允價值應用的討論重點應當是對資產如何進行可靠的計量問題，而不是對資產重置成本的確認問題。斯特林（Sterlin9，1970）認為市場價值是資產真實價值的客觀反映，支持使用市場價值對資產加以計量。錢伯斯（Chambers，1966）認為企業的資產應當使用脫手價值進行計量，脫手價值反映了企業對于外部經濟環境變化的應對能力。另一種觀念則傾向于如何選擇可靠的計量屬性對資產加以確認的問題。井尻裕司（Yuji Ijiri，1979）則始終支持歷史成本計量的原則，認為只有在資產處置時，才能應用市場價值對其進行確認，資產重估增值收益并不是企業經常性的收入來源，并對應用公允價值計量的相關性和可靠性提出了質疑。
（2）初步發展階段——公允價值理論框架的形成（20世紀70—80年代）
20世紀70年代發生的惡性通貨膨脹，迫使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n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以下簡稱SEC）在計量問題上開始偏離歷史成本原則，接受使用除歷史成本之外的計量屬性披露資產的真實價值。1978年SEC要求在石油天然氣類制造業企業應用現值會計確認儲備石油的價值。但是SEC迫于制造商的壓力，最終并未要求企業使用現值會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