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軍事思維：中國古代軍事文化（簡體書）

鄉貢武舉。所謂鄉貢，是指歲舉之常選，不在館學而由舉人自列于州縣，每年冬季至京師參加吏部或兵部的課試。鄉貢武舉始于長安二年（公元702年）正月。武則天臨朝稱制以后，既有徐敬業起兵反抗，又有突厥、吐蕃入寇侵擾，因而增設武選成為現實的需要。由于“教人習武藝”是設武舉的一大宗旨，因而，民間武勇之士除習射外，“制為土木馬于里閭間，教人習騎。”
鄉貢武舉又“有二科：一日平射，二日武舉”。平射是課試射技的專科，而武舉課試的科目則較為廣泛，主要有射長垛、馬射、馬槍、步射、舉重、負重等，并面試舉人的材貌和言語。每項科目的考試內容和評選標準都有具體的規定。“（武舉）其試用有七：一日射長垛；二日騎射；三日馬槍；四日步射，射草人；五日材貌；六日言語；七日舉重。”課試及第后，兵部還要當面考選，“課試之法如舉人制，取其軀干雄健，應對詳明，有驍勇才藝及可為統帥者”，，授之以官職，發給蓋有兵部印信稱為“告身”的憑證。名將郭子儀就是在唐玄宗開元初年，以“武舉高等”，被任命為皇帝禁軍“左衛”幕府“長史”，走上了長達60多年戎馬生涯的。唐代武舉制的創立和推行，使民間普遍而經常地堅持開展“教人習武藝”的軍事教育活動，不僅培養了大批優秀的軍事人才，還為宋代武學的興起提供了可貴的經驗。
與武舉制度相適應，唐對武將也進行了韜略教育。唐太宗為適應對外、對內用兵的需要，十分重視學習研究兵法，向武將進行韜略教育。在唐太宗的推動下，唐代研究兵學之風盛行。許多學者紛紛為兵經《孫子》作注釋，流傳至今的《孫子》11家注中，唐代注家最多，共5人。其中有道家學者李筌，不僅為《孫子》作注，還寫下了《太白陰經》、《青囊括》、《彭門玉帳歌》、《通幽鬼訣》、《軍旅指歸》等兵學著作。其中《太白陰經》共十卷百篇，約兩萬字，從用兵謀略到治軍、選將、戰陣、行軍、宿營、戰具、工程、通信、星占等均有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