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家族：林徽因（簡體書）

書摘
小說《一個不很重要的回想》中，代替了林長民出場的少年“逸”，“清癯的頰上，輕沾著春曉初起的嫩紅，一雙睫絨密繡的細長妙目，依然含漾著朝來夢里的無限春意”，敏感細膩的一顆少年心，滿是欲賦新詞卻見愁的情緒。這樣的“逸”，就在一個盛開著瑞香花的春日上午，望著還陌生的扶桑彌漫的春色，掩面低吟：“可憐這：萬種風情無地著!”而少女春痕，也就在同樣的春色中，健康嬌媚，活潑歡暢，從桑抱山那邊一路喜悅地闖進“逸”的生命。
一個是年輕而善感的中國留學生，一個是正值青春美麗善良的英文補習老師，小說《春痕》在最起初，就如同所有的初戀情節，充溢著少年的心跳與狂喜，充溢著少女的羞澀和甜蜜。這一切，用徐志摩的生花妙筆，娓娓道來，經歷者都不免會心一笑。然而快樂中總是灑著一點點淡淡的憂傷，隨著情節的發展，“春痕”因病住進了醫院，少年“逸”開始苦苦思索，他思考“人生老病死的苦痛，青年之短促”，疑問像“春痕這樣一朵艷麗的鮮花，是否只要有戀愛溫潤便可常葆美質；還是也同山谷里的茶花，籬上的藤花，也免不了受風摧雨虐，等到活力一衰，也免不了落地成泥，但他無論如何拉長縮短他的想像，總不能想出一個老而且丑的春痕來!他想圣母瑪麗亞不會老，觀世音大士不會老，理想的林黛玉不會老，青年理想中的愛人又如何會老呢?”
終于，小說中的“逸”有所領悟，小說外的林長民、徐志摩也若有所得，“人是會變老變丑的，會死會腐朽，但戀愛是長生的；因為精神的現象決不受物質的支配；是的，精神的事實，是永久不可毀滅的”。

林徽因陷入苦惱之中。她依然深愛著她的丈夫梁思成，同時，又無法拒絕與金岳霖之間發自心靈的相契相知。兩份在生命中同等重要的感情使她無法輕言去從。思慮再三，還是決定以一貫的坦誠對梁思成如實相告。當時情景，三十年后，仍然清晰地刻在梁思成的記憶里：
……她和我談話時一點不像妻子和丈夫，卻像個小妹妹在請大哥哥拿主意。聽到這事，我半天說不出話來，一種無法形容的痛楚深深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連呼吸都困難。但是我也感謝徽因對我的信任和坦白。她沒有把我當做一個傻丈夫，怎么辦?我想了一夜，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個人反復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覺得盡管自己在文學、藝術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養，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學家的頭腦，我認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結論告訴徽因，我說，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選擇了老金，我祝愿他們永遠幸福……(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沿循這樸素的剖白，梁思成的寬容、大度，對林徽因的摯愛，流露得真真切切。同屬性情中人，聽聞此話，金岳霖亦為之打動，只說了句“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當退出”，便果真退出，從此再未提及此事。
這是30年代發生在林徽因緣分的天空下一個真實的故事。擺脫凡夫俗子的占有欲，共同呵護一位卓絕的才女。后人至此，當為這樣的金岳霖、這樣的梁思成擊節喝彩!

如寫北海公園：在二百多萬人口的城市中，尤其是在布局謹嚴、街道引直，建筑物主要都左右對稱的北京城中，會有像北海這樣一處水闊天空、風景如畫的環境，據在城市的心臟地帶，實在令人料想不到，使人驚喜。
又如寫頤和園萬壽山及蘇州河：山勢起伏，石路回轉，一路在半山徑“景福閣”到“智慧海”，再向西到“畫中游”，一路沿山下河岸，處處蒼松深郁或桃樹錯落，是初春清明前后游園作好的地方。在山下小河(或稱后湖)曲折，忽峽忽闊；沿岸模仿江南風景，故稱“蘇州街”，河也名“蘇州河”。
文字寫出來如畫，情感流出來如詩，詩情畫意，都出自內心。這是林徽因對新北京的理解，這理解無疑是要“在古文物的處理上特別小心溫柔的”。林徽因和梁思成說“我們愛文物建筑，不僅應該愛護個別的一殿、一堂、一樓、一塔，而且必須愛護它的周圍整體和鄰近的環境。我們不能坐視，也不能忍受一座或一組壯麗的建筑物遭受到各種各式直接或間接的破壞。”
1950年，林徽因被任命為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兼工程師。梁思成為委員會副主任。直到這時，他們還是滿懷著憧憬。早在留學美國時，他們曾看到，所謂城市規劃，因為屈從于房地產資本家的意志最終成為難以實現的理想，建筑家們美妙的構想湮沒在雜亂無章的現代建筑中。到了1949年，這樣的擔心總算暫時松了口氣。他們認為，“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當城市的一切土地都是公有化，一切建筑活動都要服從統一的計劃時，真正科學、合理的城市規劃才能實現”。(梁從誡：《倏忽人間四月天》)

林徽因走了。她的一生是短暫的，卻是富于光彩的短暫。二十歲出演泰戈爾筆下的奇特拉而嶄露頭角，稍后以才貌雙全聞名于北京上層文化圈；30年代業余創作具專業水準的文學作品，涉及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各個領域，在京派作家圈中聲譽鵲起；再隨梁思成做古建筑勘察研究，參與遠溯宋唐的許多驚人發現；以及她與梁思成門第相當、情投意合的美滿婚姻，與徐志摩、金岳霖超凡脫俗的親密友情……林徽因的形象在同時代人記憶中一直極具魅力。在她生前，沒有人能夠忽視她的存在。甚至于她的早逝，也留給同輩親友惘然的失落——她代表了整整一代“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文理相同，具有全面的人文素質的學界精英”，她的離去，也預示著他們最具創造力的黃金年華的結束。(劉小沁：《窗子內外憶徽因·編后記》)
這樣一位已非普通意義的才女，原本不該被人忘記。但在其身后很長時間，卻又偏偏被忘記了，直至世紀末又重新被憶起并被炒熱，林徽因身后的大落大起，是人所始料不及的。
從1955年逝世到世紀末，林徽因被遺忘、被冷落了近半個世紀。四十多年的時間里，她留下一片與生前盛名不相稱的寂寞。
寂寞首先從作品的散失開始。
1950年，作家黃裳由吳晗陪同訪問梁思成和林徽因時曾說：“林徽因又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小說家，《大公報》印過一本《小說選》就是她選編的。我覺得在編寫現代文學史時，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忘記這位出色的女作家。”(陳學勇：《林徽因年表》)然而，在林徽因身后很長一段時間里，不僅“現代文學史”里沒有她的名字，甚至于她連一本自己專門的作品選集都沒有。
關于林徽因作品的結集，1937年曾一度被人列入過出版計劃。該年2月，馮至、卞之琳、梁宗岱等主編的《新詩》雜志第五期刊出林徽因將出版詩集的書目預告，題未定。下月第六期連登一次書目預告，題仍未定。到4月《新詩》二卷一期再次登出，其他書目都在列，獨缺“林徽因詩集”。林徽因詩集的出版計劃就這樣不了了之。個中原因，外人自難明了。但自此而后，在林徽因生前，她的作品就再也未曾結集出版。
今天看來，1937年出版計劃的告吹是殊為可惜的。林徽因一生，寫過的東西遠比發表過的要多得多，這使她的許多手稿均成“孤本”，一經劫亂，便欲覓無從。戰前的安定歲月既未來得及整理，隨著戰火的蔓延，一家踏上流離之途，文稿的遺毀便是可想而知的事。
但如果林徽因為后人留下的遺憾僅到此為止，如果林徽因有機會在1955年病逝以前審訂自己的詩文，或者，再退一步來說，如果林徽因的作品能在1966年浩劫開始以前編輯出版，我們都還有理由為林徽因欣幸。然而，這一切都只是假設。而當這些都成為假設，“寫過的東西遠比發表過的要多得多”，其必然的結果，就是“佚失的文字比保留下來的又多得多。”保留下來的本就少，公開發表的又散佚于舊報刊，1949年后的讀者，自然是難以知曉林徽因的作品。而幾十年后，重新結集她的文字，盡管付出了極大辛苦，也只能拾遺補闕，再也不可能完全了。
對于林徽因來說，最有可能讓后世記住并了解自己的途徑已經被暫時堵住了。而作為建筑師、古建筑學家所取得的成就，在學界之外，又因為它的冷僻、專精而難為一般人所了解。而
且，學術的領域本來就是寂寞而清冷的。有幾個人能知道她在建筑學和工藝美術領域里做了些什么?甚至于在事隔多年以后，又有幾個人知道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這一不朽之作的主要設計者呢?
從這個角度上講，遺忘是在意料之中，雖然它在情理以外。歷史的塵土于是從這里開始漸漸地蒙上了林徽因這個名字。直到她變得鮮為人知，湮沒無聞。
但是，是金子總會發光。在林徽因身后的寂寞中，也有有心人從陳舊的故紙中發現了林徽因的光彩。那已經是80年代初的事情。1982年福建師大中文系的陳鐘英、陳宇注意到久已湮沒的林徽因，開始了周折而費時的挖掘工作。他們跑遍了大半個中國，鉤沉索隱，默默尋訪林徽因的親友同事，并遍查大半個世紀前的舊報刊舊雜志，集結起零散的舊作和如雪泥鴻爪的舊事。在他們的努力下，198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首次出版了林徽因文學作品專集《林徽因詩集》(陳鐘英、陳宇編)，這是林徽因第一部公開出版的作品選集，距林徽因離世已整整三十年。
這以后，林徽因的詩文集《中國現代作家選集·林徽因》也在編選之中。這部文集被列入當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和香港三聯書店聯合編輯出版的《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五十種之一。“這套書由國內編發，先在香港出書，若干年后再返回大陸出版。出書時間之漫長對編者及作者都是考驗”。(劉小沁：《窗子內外憶徽因·編后記》)1990年，《中國現代作家選集·林徽因》香港版面世，選集依舊由陳鐘英、陳宇編選，該書收集了編選者所見到的林徽因全部文學作品。1992年5月，該書的北京版正式出版，此版增收了香港版遺漏的一篇散文《悼志摩》和兩首詩《那一晚》、《除夕看花》。
挾這兩部文集之勢，林徽因從80年代開始，逐漸引起后人的關注。但起初的關注，主要還是限于文學研究的范疇之內。而且，單就文學研究的領域而言，因為林徽因作品數量少，影響
范圍有限，相關的研究也并不算多，到當時為止，一度的“大落”是事實，卻并不足以稱得上為“大起”。真正使寂滅了多年的林徽因“大起”于身后，成為后人注目的焦點，并出現于各大媒體報刊的，卻是當年與徐志摩的那段舊情。關于這段往事的追憶，先有兩本英文傳記在前：一是林徽因生前好友費慰梅1994年出版的《梁思成與林徽因——一對探索中國建筑史的伴侶》，另外則是張邦梅的《小腳與西服——張幼儀與徐志摩的家變》。尤其是后者，張邦梅以家族史的思路，在書中提供了大量鮮為人知的第一手的、張幼儀的口述史料，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讀者的廣泛興趣。
這時已到了世紀末。接著推波助瀾使林徽因回復盛名并使其作品洛陽紙貴的，是一部臺灣電視連續劇《人間四月天》。這部旨在反映民初知識分子情感世界的電視劇選取徐志摩與張幼
儀、林徽因、陸小曼的情感糾葛作為主線。考慮到收視率、觀眾喜好等因素，劇本的再加工中演義成分頗多，不足信、不足取，甚至以訛傳訛處比比皆是。然而，通俗化、言情化的藝術處理卻為它贏得了大批觀眾。《人間四月天》紅遍兩岸三地，林徽因也隨之名傳大江南北。
林徽因又回來了，卻是借著經戲劇處理過、不再真實的林、徐戀情而重新被炒作起來的。聲名之遠揚、場面之熱烈，尤勝于身前。對于林徽因而言，這既是不幸，也是幸事。不幸的是，在近半個世紀的冷落之后重新又被想起，很多人是在走近林徽因的同時，又誤讀了林徽因。而這種既存的誤讀，固然總比忽略甚至遺忘要好，但如果就此止步，也同樣是一種悲哀；所幸的是，更多的人，正是從“誤讀”的了解開始，漸漸走進了“文本”的林徽因，真實的林徽因。隨著“林徽因”熱，林徽因的作品成為廣大讀者的強烈渴求，1999年由林徽因之子梁從誡主編的《林徽因文集》“文學卷”與“建筑卷”(百花文藝出版社)應時而出，暢銷不絕。這套文集是目前收集最為全面的林徽因作品集。面對市場的廣泛需求，前此的《中國現代作家選集·林徽因》與《梁思成與林徽因——一對探索中國建筑史的伴侶》均紛紛再版。經歷了大落與大起，林徽因重新廣為人知。而當那些作為流行因素的情感演義一旦沉淀，林徽因的形象終會明凈得一如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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