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別踩到我北方的腳！

為什麼古希臘人覺得羊是紫色的，蜂蜜是綠色的？
解開語言學百年來的大謎團，本書將告訴你語言如何影響你我的思考及知覺方式。

◎ BBC山謬強森獎、英國皇家學會溫頓科學獎入圍作品
◎《紐約時報》、《經濟學人》、《金融時報》年度最佳讀物
◎ 已售出十四國版權， Amazon讀者四顆星推薦

常有人說，一個國家的語言，反映了該國的文化、心靈和思維模式。德語格外有秩序的特性讓德國人的思想如此井然有序？聲調優美曼妙的法語則是讓法國人如此浪漫的原因？只要比較葡萄牙溫潤的聲音與西班牙語的艱澀音調，就能理解這兩個民族的性格差異？

語言會不會影響你的思考方式？換個語言，我們會不會擁有不一樣的世界觀？

過去兩百年間，這個擾人卻又迷人的問題在學界中掀起大戰。語言的影響力曾攀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語言學家們一度認為語言就是我們思考的局限，歷經長久激烈的論戰，當今語言學的主流看法則認為語言對我們的影響事實上是微乎其微。

著名語言學家多徹在這本書一反當今公認的看法，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絕對是「會！」，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例子看到，不同的語言不但會影響說話者所著重的資訊，也會間接影響到我們感知世界與記憶的方式：

1. 跟澳洲某一原住民溝通時，你可能需要隨身攜帶羅盤，因為他們所用的語言中不存在「前後左右」的相對位置，而只使用「東西南北」的絕對位置，因此他們可能會說：「請往東邊坐一點」、「舉起你北方的腳向你手的南方移動」，這樣的語言使得此族人自小便擁有超人般的方位辨識系統，如同擁有絕對音感一般，不論身處何時何地，他們永遠都知道北方在哪裡。

2. 在許多語言中（如德語、法語、西班牙語等），名詞會區分為陰性與陽性，同一個字，例如「橋」在西班牙語中為陽性，德語中則為陰性，因此西班牙人在形容橋的時候，常會說「沈穩的、有力量的」，而德國人則常用「優雅、美麗的」的形容詞。這種傾向不僅在不知不覺中影響了語言使用者的偏好，在許多文學作品中更可見一斑。

3. 在某些印地安語言中，「藍色」與「綠色」都是同一個字，而在俄語中，被我們認為同樣都屬於藍色調的「深藍」與「淺藍」是完全不同的字，而研究顯示，這些人的色彩視覺經驗可能真的與我們有些不同……

本書將會帶領你穿越時空，從古希臘的荷馬到十九世紀的達爾文，從蠻荒野人到白袍科學家，多徹在書中綜觀語言學兩世紀的發展歷程，以極其豐富的有趣實例，向我們展示不同語言的特殊性，深入探討許多有關語言、文化和大腦的勁爆問題，並藉此告訴我們：語言對我們的影響，也許比你想像中的要來得更多、更令人驚奇！

蓋伊･多徹Guy Deutscher

一名以色列的語言學家，曾經擔任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和荷蘭萊登大學古代近東語言學系的研究員，現在是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語言、語言學與文化學院的榮譽研究員。著有《語言的推展：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演進》，目前居住於英國牛津。

譯者簡介
王年愷

台灣大學外文系、台北藝術大學管絃擊樂研究所畢業，現就讀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班，譯著包括《網路讓我們變笨？》、《台灣產業聚落：蛻變與重生》等，文章亦散見於《PAR表演藝術》和《繆斯客》雜誌。對語言有極高的興趣和熱忱，只可惜比較沒有學習新語言的天份，已屆而立之年卻只有學過四種語言。畢生目標是世界各大語系的語言至少都學會一種。

◎江文瑜 （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鄭凱元（陽明大學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副院長）
必讀推薦

◎南方朔（知名作家、評論家）專文導讀

【佳評如潮】

「語言是否影響思維？是語言學界的跨世紀永恆大哉問。本書作者藝高膽大，縱橫文學、心理學、人類學、自然科學、認知科學等的觀點，一步一步論證「語言會影響思維」的立場，閱讀起來猶如偵探小說尋找答案般的精彩，也樹立了語言學科普書寫逸趣橫生的典範」——江文瑜（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這是一本讀來趣味盎然，又不失學理深度的好書！作者以博古知今的知識背景，機智中帶著辛辣的筆觸，兼具實證與思辯的方式，帶領讀者走進語言學研究裡迷人而深刻的歷史公案，抽絲剝繭地探討語言，思想，大腦和文化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鄭凱元（陽明大學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副院長）

「一本十足讓人驚豔又驚嘆的書。在學術上或歷史上皆相當有深度，卻又不失清晰透徹。」。——史蒂芬•佛萊（英國諧喜劇演員）

「讓人讚嘆的作品。多徹將鮮為人知的語言學歷史織進一個吸引人的故事裡。」——《紐約時報書評》

「本書把一個世紀以來，照亮文字與大腦之間的關係的迷人人物、事件和實驗結合起來，以相當有力的方式說明語言對思想的影響。」——《新科學人》雜誌

「寫得娛樂性十足又發人深省，讓科學史讀起來像是一趟吸引人的冒險一樣，這本充滿智慧又引人入勝的書，推薦給所有想要開始探究語言、思想和文字之間的關係的讀者。」——PsycCritiques

「多徹結合他的熱忱和學術辯才，成就了一部異常豐富、發人醒思，又充滿智慧的科普著作。」——《星期日泰晤士報》

「這本啟發性十足的書綜合了文化史和科學，寫得非常優美。」——英國《金融時報》

「讀起來是一大享受。」——英國《旁觀者》雜誌

「一部讓人驚嘆的研究，描述了每種語言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切割這個世界。論辯相當完美。」——《倫敦晚旗報》

「本書之於語言學有如科費曼之於物理學；就算你完全不懂語言學，也一樣可以享受這本書！」——《科技新時代》雜誌

推薦序
語言是看世界的一面鏡子！ 南方朔 / 作家、評論家

以色列語言學家多徹所寫的這本《小心，別踩到我北方的腳！──換個語言，世界就不一樣？》是很重要也很有趣，也具有知識強度的語言學著作，因為它觸及的乃是當代認知科學最前沿的問題。語言只是外表，隱藏在裡面的有腦神經生理學、生化遺傳學、知覺理論、西方的古典學、人類及考古學、文化科學等。讀了這本書後，我們當知道學問有如大海，我們所知道的只是汪洋中的點滴而已。如果我們能夠體會到知識的無邊無涯，對學問的敬畏，更加好奇及樂於追求，那才是讀了本書最大的收穫。

我們都知道，我們看到和所感知到世界，而後將我們的感知說出來，那就是語言和語言學的源起。但這只是源起，真正的問題才剛剛發生而已。例如，我們感知的世界是真還是假？人們的感知有沒有普遍性，A的認知和B的認知，今天的認知和古代的認知是否相同？當人們用語言說出自己的感知時，說出來的是實像或虛像？A所說的和B所說的是否相同或相通？當這種問題無限追問下去，我們的疑問就更多了，不同語言的人是否有不同的感知或思考的方式？語言是否有優劣高下之分？為什麼世界上，各種語言的使用者有那麼大的不同？語言的差異是自然決定，或是文化決定？當我們思考到這些問題，我們會掉進知識的迷霧中，一方面我們更迷惘，但換個角度，我們卻也愈來愈聰明開闊。這就是追求知識真正快樂之處，進步因此而發生。

多徹這本著作，其實是很有野心的。它從語言的幾個基本問題：語言是怎麼說顏色、方位、性別等基本的知覺，一路直通語言的本質和差異、知覺的科學和文化社會科學，甚至還包括了文學與哲學等。本書沒有試著要給人任何具體的答案，只是陳述了相關的學術思想譜系及語言和相關學問演化發展的過程。本書在知識上有破無執，其實是本極佳的深層語言知識論的啟蒙之作。這種性質的著作，縱使在西方亦不多見，它的論旨也只散見於各種高等學報及論文選集裡，因此我建議讀者，對此書要細讀細想，透過此書來擴大知識的視野，那才不枉此書的價值。

本書把「語言如鏡」當作書名裡最大的隱喻，他的這個隱喻是出自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所著的《愛麗絲的境中奇緣》。愛麗絲的奇遇來源有二：一個是「仙境」(wonderland)，另一個則是和世界相反的「鏡中世界」(Through the Looking-Glass)，而「語言如鏡」所指的，就是我們透過語言所認知的世界，其實是個很不確定的世界。就以本書談的最多的色彩這個問題而言，近代有關色彩的研究，乃是一個龐雜的學術領域，剛好前幾年我約略的讀了當代顏色學家，麻省理工學院哲學教授拜斯尼(Alex Byrne)及伊利諾大學哲學教授希爾伯特(David R. Hilbert)合編的兩大冊《顏色的科學》和《顏色的哲學》論文選集，我即理解到顏色問題早已成了當代認知科學和認知哲學的主要新興領域，它涉及物理學的光學、神經生理學的視覺細胞學、知覺訊息的神經傳輸、人類的視覺感知能力等科學領域，也涉及人類的色彩經驗、如何敘述顏色的能力以及顏色辭彙的演化等哲學文化領域。色彩的科學和哲學，統稱為一種認知科學，語言學只不過是它的分枝而已。

本書在談到人們敘述色彩的語言時，真是旁徵博引，他從十九世紀英國的古典學學問家首相格萊斯頓對荷馬的顏色敘述開始，一直談到當代色彩科學的最新發展和色彩認知所產生的爭端，不是博學者寫不出這樣的著作。

世界是個實體，人的感知是第一面鏡子，把感知到的用語言去說出，那是第二面鏡子，因此透過語言來認知世界，有時清晰，有時即難免繞射折射出現許多鏡像，因此語言不準處，我們真正看到的是人們以自我為中心所形成的文化偏差。在人類使用語言的過程中，文化問題其實扮演了極重要的因素。這也是人們在反省語言問題時，不能疏忽了它背後的文化論的原因。

第一章　替彩虹命名

時間是西元一八五八年，地點是倫敦。七月一日，剛剛遷進皮卡迪利街伯林頓府新總部的林奈協會，即將有兩篇論文在那裡發表；這兩篇論文分別由生物學家達爾文和華萊士發表，共同主張物競天擇的演化理論。不久後，這道戰火就會燃起，燒遍知識界，並且觸及人類理性的所有角落。達爾文主義的野火不久就會延燒過來；不過，我們的故事並不是從這裡開始的。故事的起點比這早幾個月，地點是相隔幾條街的西敏區，故事的英雄人物讓人頗為意外。他現年四十九歲，已經是一位相當著名的政治人物，不但是代表牛津大學的國會議員，還曾經擔任財政大臣。但是，他還要十年才會成為英國首相，而且還要更久才會被公認是英國偉大的政治人物。事實上，格萊斯頓此時已經在英國反對黨裡坐了三年的冷板凳，但他可沒荒廢掉這段時間。

格萊斯頓在未擔任政府職位的期間，將他傳奇性的能量轉移到思想上面，而且特別集中在他熱切關注的那位古代詩人身上：「替人類開創詩人這個崇高職位，又在他自己的根基上建構一個宏偉堅固的房舍，不但高高聳立在普通人的才藝之上，甚至連不平凡人物的作品都難望其項背。」對格萊斯頓來說，荷馬的史詩只能說是「純人類文化史中最傑出的現象」。從他在伊頓公學的學生時期以來，《伊利亞德》和《奧德賽》一直陪伴著他，成為他的文學避難所。但對於信仰虔誠的格萊斯頓來說，荷馬的詩作不僅是文學作品而已；它們是他的第二本聖經，也是在基督教啟示之外，以最讓人崇敬的形式展現人性，並且完美匯集各種人格和人類經驗的集大成之作。

格萊斯頓自己的鉅著《荷馬與荷馬時代的研究》（簡稱《荷馬研究》），才剛剛在三月出版。這套書一共有三大冊，篇幅超過一千七百頁，每一冊都厚重到幾乎可以用來當門擋。書中涵蓋的主題包羅萬象，有如百科全書：從《奧德賽》的地理、荷馬時代社會的女性地位，到海倫的道德品行。其中藏身在最後一冊最末端，很不起眼的一章，有著奇特卻又看似無關緊要的主題：〈荷馬的感官認知和色彩的使用〉。格萊斯頓在細讀《伊利亞德》和《奧德賽》之後，發現荷馬對顏色的描述不太對勁；而格萊斯頓所下的結論實在是太瘋狂、太讓人摸不著頭緒，與他同時期的人實在無法消化，大都直接否定這些看法。但是過沒多久，格萊斯頓這項難題就會讓學術界發動上千艘的戰艦，對至少三個學術領域產生重大影響，開啟究竟是大自然或文化掌控語言的論戰，並且過了一百五十年還沒有平息的跡象。

對一位早就習慣今日學術寫作無聊又無趣的人來說，閱讀格萊斯頓談論顏色的那一章確實相當令人震撼，就像遇見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一樣。讀完以後，只能讚嘆格萊斯頓的想法新穎、大膽，分析思辨有如利刃一般，還有一種喘不過氣的感覺：不論你在閱讀的時候讓思辨過程在自己腦子裡跑多快，他總是比你再快兩步；不管你想提出什麼樣的反駁論點，他總是在你出現這個念頭以前就在幾頁前交待過了。正因如此，格萊斯頓這篇傑作會得到這麼奇怪的結論，更是讓人震撼。若用現代的術語來形容，他認為荷馬和同時期的人看到的世界比較接近黑白二位元，而不是全彩二十四位元。

格萊斯頓說古希臘人的色覺與現代人不同，這件事看來多麼不可能，簡直就像他把阿波羅類比基督或把勒托類比聖母一樣荒唐。人類經驗裡這麼基本的一塊，怎麼可能會改變呢？當然，不會有人否認荷馬的世界確實跟我們隔了一道鴻溝：在這數千年之間，有許多帝國興起又衰落，宗教和思潮來來去去，科學研究與科技發展改變了我們的知識疆域，也把日常生活幾乎所有的層面都變得認不出原貌來。但是，如果在這一大片的變動之中，我們可以至少挑一個安穩的避風港，一個從荷馬的時代（甚至是時間的開端）就完全沒變動過的生活層面，那肯定會是大自然豐富的色彩：蒼穹與大海的藍色、晚霞的亮紅、新生樹葉的嫩綠。如果有一句話可以在變幻不停的人類經驗中當作一根穩固的石柱，那肯定會是亙古不變的問題：「爸爸，為什麼天空是藍色的？」

不過，真的是這樣嗎？偉大的思想家之所以偉大，就是會在不疑處有疑，而格萊斯頓在精讀《伊利亞德》和《奧德賽》後，發現荷馬對於色彩的描述很有問題，而且這個問題毫無疑問確實存在。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可能是荷馬對於海的顏色的描述。《伊利亞德》和《奧德賽》裡最有名的一句話（至今都還有人使用），恐怕就是他那永恆的譬喻「酒色般陰暗的大海」。但是，我們先用格萊斯頓那種愛在雞蛋裡挑骨頭、照字面解讀的個性來分析一下。事實上，「酒色般陰暗」已經是在翻譯中加以詮釋，因為荷馬自己所用的字眼是oinops，照字面來說是「看起來像酒的」（oinos是「酒」， op-這個字根代表「看」）。可是，海的顏色又怎麼會跟酒有關呢？為了回答格萊斯頓這個簡單的問題，學者提出各種可能的（甚至是天馬行空的）理論，試圖化解這個困境。最常見的一個答案是，荷馬指的應該是深紫紅色的色調，就像一個暴風雨將至的海面在旭日或夕陽時分的顏色。可惜的是，荷馬並不是針對旭日或夕陽下的大海使用這樣的字眼。也有人提出另外的看法（應該是為了打圓場而費盡心思），認為海之所以看起來是紅色，有可能是因為特定種類的海藻。另一位學者實在無法把大海塗成紅色，於是反過來試圖把酒塗成藍色，宣稱「有些歐洲南方的酒可以見到藍色和靛色的反光，特別在私釀酒製成的醋裡可見到。」

我們不用想也知道，這些理論根本不值得半滴酒，甚至連半滴水都不值。不過，還有另一種方式可以擺脫這項難題，許多自持自重的人在評論時都曾採用過這個說法，在此也必須提及。這個方法就是將之視為文學批評裡能涵蓋一切的說法：藝術自由。舉例來說，一位著名的古典文學家就覺得格萊斯頓在放屁：「如果有人認為這位詩人因為用這個模糊的字眼形容海，所以色覺有問題，我會反駁他，說他自己的『詩覺』有問題。」但是當一切都明明白白呈現出來後，批評者就算用這種優雅又自欺欺人的方式來反駁，還是比不上格萊斯頓精細又直接的讀法和論證，因為他幾乎完全排除荷馬的色覺偏差出自藝術自由的可能性。格萊斯頓的「詩覺」還算不錯，而且也知道他所謂「扭曲的顏色譬喻」能夠造成什麼樣的藝術效果。但是他也了解，如果這些差異只是詩人筆下的誇飾，這樣的扭曲方式應該只是例外而非常態，否則最後的結果不會是藝術自由，只會是混亂而已。他證明了荷馬模糊的色彩詞彙是常態，不是例外，他使用的方式現在會被認為是絕佳的系統化文本分析手法，但當時的一位批評者卻說這是「一位天生的財政大臣」錙銖必較的個性使然。為了證明這一點，格萊斯頓繞著以下的五點舉出了諸多實例：

一、對於現在我們認為根本上有差異的多種顏色，使用相同的字眼來描述。
二、使用不同的色彩譬喻來描述同一個事物，這些色彩譬喻卻又互相矛盾。
三、使用顏色的場合甚少，而且有時在我們期望會看到顏色的時候卻不見顏色的詞彙。
四、黑與白這兩個最原始、最基本的顏色，使用的頻率遠遠高過任何其他的顏色。
五、荷馬的色彩詞彙相當貧乏。

他隨之花了超過三十頁的篇幅，舉出各種實例來佐證上面五點。我在這裡只舉出其中幾個。首先，我們先看看荷馬還說過哪些事物看起來像酒。除了大海之外，荷馬唯一一個說「看起來像酒」的東西是……牛。不論批評者耍出什麼樣的語言花樣，都無法推翻格萊斯頓所下的簡單結論：「實在很難把兩者歸納成同一種顏色。海的顏色是藍色、灰色或綠色。牛的顏色是黑色、棕色帶黑斑或棕色。」

再來，我們又得想一想要怎麼看紫羅蘭這種花，因為荷馬用這種花的顏色來形容……海。（看譯者的心情，荷馬所謂的ioeidea ponton，可能會譯成「紫羅蘭的海」、「紫色的海」，或是「紫羅蘭色的深淵」。）另外，荷馬把獨眼巨人洞穴裡的綿羊形容為「又美又大，有厚厚的紫羅蘭色毛」，這又是出自藝術自由的詮釋嗎？荷馬顯然指的是黑色的羊，不是白色的，而且黑色的羊其實也不是真的黑色，而是非常深的棕色。可是，紫羅蘭色又是怎麼一回事？在《伊利亞德》另外一處，荷馬又用「紫羅蘭」來形容鐵，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如果紫羅蘭色的海、紫羅蘭色的綿羊、紫羅蘭色的鐵都可以說是藝術自由下的詮釋，那荷馬另外一段形容奧德賽的深色頭髮像風信子的顏色，又是怎麼一回事？

荷馬使用chlôros這個字的方式也沒尋常到哪去。在稍晚的古希臘文裡，chlôros只有「綠色」這個意思而已（這個意思後來也用在一些常見的科學單字裡，像葉綠素〔英文是chlorophyll〕，以及綠色的氣體氯〔英文是chlorine〕）。但是，荷馬使用這個字的場合，往往不太像是綠色會出現的時機。Chlôros最常用來形容滿臉恐懼的顏色。也許這只是一種譬喻手法而已，可是chlôros也用來形容樹木新長的樹枝，以及獨眼巨人的洋橄欖木木棒。我們現在看樹枝和洋橄欖木的顏色應該是棕色或灰色，但如果我們心情好一些，也許還能讓荷馬說得過去。不過，心情再怎麼好也是有極限的，因為荷馬還用同一個字來形容蜂蜜。看過綠色蜂蜜的同學請舉個手！

但是，格萊斯頓的舉證才剛剛開始而已。他提出來的第二點，是荷馬常常用完全不同的色彩語彙來形容同一件事物。舉例來說，鐵在一段裡被形容像是「紫羅蘭」，其他地方又變成「灰色」，而另外一個地方又被形容為aithôn；最後這個字在其他地方是用來形容馬、獅子和牛的顏色。

格萊斯頓接下來的論點，是荷馬精彩的詩句中其實沒有什麼色彩。翻翻任何一本現代詩集，處處看到的盡是色彩。有哪個自持自重的詩人不像華茲華斯那樣，從「綠色原野和那蔚藍的天空」中得到靈感？又有哪個詩人不像莎士比亞那樣，寫詩頌揚那個時節，「當雜色的雛菊開遍牧場，藍的紫羅蘭，白的美人衫，還有那杜鵑花吐蕾嬌黃，描出了一片廣大的歡」？歌德曾經寫道，沒有人能在看過大自然散布在各處的豐富顏色後，不為之動容。可是，荷馬看起來就是那「沒有人」中的其中一人。就拿他對馬匹的描述來說：格萊斯頓寫道，對我們而言，「馬的顏色是一件再重要也不過的事，彷彿只要單獨提到馬，顏色就幾乎一定會搶進描述的言語裡面。一件實在讓人費解的事情是，雖然荷馬非常愛馬，永遠不會為了全心在詩作裡寫馬而感到厭倦，顏色卻在描述之中極端不顯眼。」荷馬對天空的顏色隻字不提，又是一件安靜到讓人震耳欲聾的事。針對這一點，格萊斯頓說：「在荷馬的面前有最完美的藍色實例。但他沒有一次用這種方式來描述天空。他的天空可以是繁星點綴的、遼闊的、雄偉的、像鐵的、像銅的；但從來不是藍色的。」

這並不是因為荷馬對大自然不感興趣；相反地，他對於世界的觀察非常入微，對動物和自然現象使用生動的譬喻和華麗的詞藻來描述，也是眾人皆知的事情。舉例來說，士兵行進到集合地點就像是「成群結隊的蜜蜂，從一個空洞的岩石中出發，不斷地湧現，在春日的花朵上方一群群飛過，有些往這飛，有些往那飛。」士兵喧鬧湧進戰場，就像是「凱斯特里斯河畔亞洲草原上的多種鳥類，雁、鶴，或長頸的天鵝，到處飛翔，沉浸在雙翅的力量之中，在高聲鳴叫裡不斷向前推進，草原也以聲應之。」荷馬對於光線的觀察特別敏銳，對任何閃耀發光的東西皆然：「有如吞噬一切的火沿著山際點亮一大片樹林，火光在遠處一樣可見，〔士兵〕行進就是如此——光芒閃爍在燦爛的銅器上，透過空氣直達天際。」格萊斯頓說，由於荷馬的譬喻充滿各種感官意象，我們也可以推測顏色在這些譬喻中會很常見，並且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不過，荷馬的罌粟花也許「頭斜向一邊，滿是種籽和春雨」，就是完全看不出它們是深紅色的。他筆下的春日花朵也許遍布原野，可就是不知道它們是什麼顏色。他的原野也許「長滿小麥」，或是「剛剛被夏日的雨水沾溼了」，但是他對於它們的色澤就隻字未提。他筆下的山丘可能「長滿樹木」，樹木可能是「厚實」或「陰暗」或「有陰影」的，不過就不是綠色的。

格萊斯頓的第四點，是黑白這兩種「最原始、最基本的顏色」的使用頻率遠遠高過任何其他顏色。他算出荷馬總共在兩部史詩裡用「黑色」（melas）這個形容詞大約一百七十次，而且還不包括相對應的動詞「成為黑色」的次數（例如海面被形容為「西風剛剛吹起，在漣漪下逐漸變黑」）。表示「白色」的字眼也出現大約一百次。相較之下，「紅色」（eruthros）只出現十三次，「黃色」（xanthos）出現還不到十次，「紫羅蘭色」（ioeis）僅僅出現六次，而且其他顏色還比這些更少。

最後，格萊斯頓在荷馬的詩作裡翻來翻去，只為了找出作品裡面不存在的東西，發現他所謂「由大自然替我們訂定下來」的基本顏色，有些竟然完全沒出現。當中最讓人訝異的，是作品裡沒有任何可以當成是「藍色」的字眼。Kuaneos這個字在稍晚的古希臘文裡是「藍色」的意思，在荷馬的作品裡曾經出現過，不過荷馬用這個字應該只是要代表「黑暗」，因為他並未用這個字來形容天空或大海，反而只拿來形容宙斯的眉毛、特洛伊勇將赫克特的頭髮，或是一朵灰暗的雲。綠色也幾乎沒出現，因為chlôros這個字大都只用來形容不是綠色的東西，但是兩部史詩裡也沒有任何其他字眼可以代表這個最常見的顏色。另外，荷馬的整個調色盤上好像也沒有任何字，可以等同我們的橘色或粉紅色。

格萊斯頓舉證完畢後，任何一個稍微有頭腦的讀者都得承認這的確是嚴重的問題，而且不是光用藝術自由就能說得過去。毫無疑問，荷馬處理顏色的方式相當讓人費解：他也許常常談到光線與明亮的事物，卻很少離開灰階的視野進入光譜的各種色彩裡。他提到顏色的時候，常常既模糊不清又變來變去：他的海看起來像酒的顏色，不像酒的時候又是紫羅蘭色，就跟他的綿羊一樣。他的蜂蜜是綠色的，他的南國天空可以什麼都是，偏偏就不是藍色的。

根據日後的傳說，荷馬是一位瞎子（就跟任何一個可以信得過的詩人一樣）。但是，格萊斯頓卻不這麼認為。荷馬的各種描述實在是太生動了（顏色除外），這絕對不可能由一個看不見世界的人構思出來。再者，格萊斯頓也證明《伊利亞德》和《奧德賽》的詭異之處，不可能是荷馬自己的問題所造成的。首先，如果荷馬有一種當時其他人沒有的症狀，那些有問題的描述一定會讓他們感到不悅，也鐵定早就被改掉了。實際情形非但不是如此，幾百年後的古希臘人似乎偶爾還在用這些奇怪的描述方式。舉例來說，西元前五世紀的詩人品達就曾經在詩作裡寫下「紫羅蘭色的頭髮」。格萊斯頓證明了後來的古希臘作家，就算顏色的問題不像荷馬那麼多，「仍然既薄弱又不肯定，假如今日有人也是如此，必然會讓人大驚。」所以，荷馬有的毛病，當時的人一定也有，甚至是後來一段時間的人也有。這到底要怎麼解釋呢？

格萊斯頓自己解決這項難題的方式太過瘋狂、詭異，他自己甚至還一度不敢寫進書裡。他二十年後回憶此事時，說他最後還是決定出版這個論點，不過「是在把這些事實呈現給幾位非常有能力的人審閱之後。這件事似乎開啟了非常耐人尋味的問題，一方面是關於人類器官的整體構造，另一方面則與遺傳成長有關。」他提出的解答還有更驚人的一點，就是他從來沒聽說過色盲這種病症。雖然這種病過不久後就會廣為人知（這在接下來的章節會談到），在一八五八年的時候一般大眾根本不知道何謂色盲，就連少數知道這種情形的專家也都摸不著頭緒。雖然格萊斯頓沒有直接用「色盲」一詞，他的解答其實就是古希臘人都是色盲。

格萊斯頓說，人類到了後來才演化出對不同顏色的感知能力。據他的說法，「偵測各種顏色和它們的印象的器官，在英雄時代的希臘人身上尚未發展完全。」格萊斯頓說，荷馬時期的人眼中的世界，大都是黑暗與光明相對，各種顏色只是黑、白兩個極端之間的中介。更準確來說，他們看見的是黑、白加上一點點紅色的世界，因為格萊斯頓認為人類在荷馬時代已經開始發展色覺，可以看見紅色的色調。這點可從荷馬的色彩語彙看出，因為他有限的色彩語彙十分偏向紅色，而且他主要用來形容「紅色」的字眼eruthros跟其他顏色字眼的用法很不一樣，只拿來形容真正紅色的東西，像是血、酒或銅。

格萊斯頓認為，未完全開發的色覺可以直接解釋為何荷馬可以用那麼生動、有詩意的方式描述光與影，卻鮮少提及光譜上的顏色。另外，荷馬看起來很奇怪的顏色譬喻就會「十足正當。我們會發現詩人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來使用這些詞彙，而且用起來有力道、有效果。」假如我們不把「紫羅蘭色」或「看起來像酒」認定為真正的顏色，而只是不同程度的陰暗，那麼「紫羅蘭色的羊」或「看起來像酒的海」就不奇怪了。同樣地，如果我們把荷馬筆下的「綠色蜂蜜」視為某種光亮的感覺，而不是光譜上的顏色，看起來也會可口許多。從語源學角度來看，chlôros這個字源自「嫩枝」的新綠顏色。但如果荷馬的時代裡綠色、黃色和棕色之間的差別沒那麼重要，那麼chlôros這個字主要讓人聯想到的就不是嫩枝的綠色，而是色澤上的清淡和新鮮。也因此，格萊斯頓下了總結，用chlôros描述（黃色）蜂蜜或（棕色）剛摘下的嫩枝是很合理的。

格萊斯頓很清楚他提出來的想法有多麼怪異，所以他用演化的方式來解釋色覺逐漸提升，藉此讓這個理論更好消化。他說，我們之所以會覺得對顏色的辨識能力是常態，是因為全人類在過去一千年以來逐漸「讓眼睛受教」：「我們認為簡單、親切的視覺感受，是在傳承下來的知識上面慢慢增長，以及對人體器官訓練之後所得到的結果，這些過程是早在我們自己進入人類的世代交替之前就已經開始發生的。」他認為眼睛感知不同顏色的能力可以藉由訓練來提升，增強後的能力會再傳給下一代。下一代出生時便對顏色有更強的感知能力，再經訓練又可以更強。這樣增進後的能力又會再傳給下一代，以此類推。

但是，這當中的一個問題是，這方面能力的增進為何不是從荷馬時期以前就開始了？既然人類打從一開始就接受各種鮮豔色彩的刺激，為什麼這個過程花了這麼久才開始？格萊斯頓的答案非常巧妙，可是感覺起來就跟他提出的色盲問題一樣詭異。他的理論是，人類一直到接觸了人工顏料以後，顏色（亦即從有顏色的物體單獨被抽離出來的顏色）才真正顯得重要。因此，把顏色當成獨立在特定物質以外的特徵來認知，可能與人工製造顏色的能力同時發展。格萊斯頓說，這種能力在荷馬的時代幾乎不存在：那時染色的技術才剛剛發明，也沒有人大量種植花朵，而且我們習以為常的鮮豔物體當時完全不存在。

這種缺乏人工色彩的情形，以藍色最為顯著。當然，荷馬時代的地中海天空也是藍色的，蔚藍海岸也一樣蔚藍。我們的眼睛現在飽覽各種藍色的實體物品，而且從像冰一樣的淺藍到最深的深藍都有；但是，荷馬時代的人有可能一輩子都沒看過一件藍色的物品。格萊斯頓說，那時候藍眼睛的人不多；藍色染料很難製造，因此幾乎沒有人看過；而且自然界真正是藍色的花也不多。

格萊斯頓在結論中認為，光是面對自然界沒有特定規則的顏色，可能還不足以開啟色覺訓練的過程。這個過程若要啟動，眼睛必須很系統化地接受各種色彩和色調的刺激。根據他的說法：「眼睛可能需要熟悉一套有系統的顏色，才能仔細辨識任何一種色彩。」由於那時的人幾乎沒有人工製造或控制顏色的經驗，又沒有必要把顏色視為特定物體之外的獨立特徵，所以顏色感知能力的漸進式增長，在荷馬那個時代根本還沒開始。「荷馬那時的視覺器官還在初長的階段，到了我們現代已經成熟，而且已經成熟到一位三歲小孩認識（也就是說看得到）的顏色，比起那位替人類開創詩人這個崇高職位的人還要多。」

我們要怎麼看待格萊斯頓的理論呢？當時的人下了非常明白的評斷：他所宣稱的事情幾乎被所有人嗤之以鼻，認為這些是過度把文本當真才會產生的幻想，而他發現的怪異之處不是被人隨手一揮當成藝術自由的展現，就是被當成荷馬是瞎子的證據，或者以上皆是。但從我們後見之明的角度來看，我們的評斷可能就沒那麼黑白分明了。在一個層面上，格萊斯頓既精確又有遠見，光說他的看法超越那個時代可能還不夠；更公正來說，他的分析實在太精采了，很大一部分就算完全不更動，在一百五十年後的今天還是能拿來當成總括這門學問的論述。但在另外一個層面上，格萊斯頓就完全迷失了方向。他在語言和感知能力的關係上，有一個猜想犯了非常根本的錯誤，但他絕對不是唯一一個犯這個錯誤的人。事實上，文字學家、人類學家，甚至是自然科學家都還要花數十年才會改掉這個錯誤：他們都低估了文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