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費逵自述（簡體書）

先生姓陸費，名逵，原籍浙江桐鄉。因其尊人芷滄公宦游陜西，故先生于民國前二十六年生于陜西漢中。七歲時，芷滄公聽政江西，移家南昌，先生隨往。先生幼時，只受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師教一年，十二歲即獨立自修。十七歲創辦正蒙學堂于南昌。十九歲隨其師呂星如先生赴武昌，創辦新學界書店。二十歲任漢口《楚報》主筆。因粵漢鐵路借款問題著論忤當局，《楚報》發刊僅三月即被迫停刊，先生則被迫去上海，任昌明書店經理約一年，二十一歲入文明書局任編輯兩年，二十三歲入商務印書館任出版部長，兼編《教育雜志》及《師范講義》。于二十七歲即民國元年與友人陳協恭、戴克敦等創辦中華書局，任總經理凡三十年。抗戰軍興，國民政府設國民參政會議，兩度聘為參政會參政員。著有《教育文存》《青年修養雜談》、《婦女問題雜談》。綜其一生，服務社會四十年，而服務于出版界者達三十八年，其畢生精力可稱盡瘁于文化事業。其治事治學、處己待人之方固多足資矜式，其對于社會各方面之貢獻，尤非一般人所能及。茲分別簡述于后。
一少年苦學
先生家學淵源。太高祖宗伯公（墀）以翰林院編修任《四庫全書》總校官，父親長于文學、書法及鐵筆。母親吳太夫人善教育，在漢中時，其父親忙于職務，先生于五歲時即由其母親教讀，九歲母病，延師教一年，以后仍由其母教導。父親則只于其十二歲教一年。先生十三歲即讀《四書》、《五經》，且能撰文。戊戌變政以后，即由其母親令其閱讀《時務報》及新書，聽其自修。先生乃自定課程，每日讀古文、看新書各兩小時，史、地各一小時，并作筆記，閱日報。而閱報，對于論說、新聞、廣告都一字不放過，有不解者，即查字典及類書，查不著則記于小冊，請教父母或親友。
十五歲后之兩年半間，再定課程。單日在家自修舊籍，雙日則往閱書報社閱讀新書。規定每日九時去社，下午五時方出，午餐則自備干糧。新舊并覽，學問大進。當十六歲秋間，見報上廣告有《筆算便覽》，私向母親索一元，購得《算學筆談》一部，但恐學不成而父親責笑，乃于每晨五時起床，私自學習，于四十日中將四則、小數、分數、開方習完。并購《算學難題》一部，全部演習。十七歲從呂星如先生學日文，不數月即能看日文書籍。以后在南昌任教員，在漢口開書店、當主筆，在上海昌明書店、文明書局及商務印書館都是一面辦事，一面自修。夜間或習日文，或習英文，或編書，或作論文。早晨五時即起床，用洋油爐自燒開水，即于其時習體操、冷水擦身，六時起讀書二小時，直至民元創辦中華書局時均未間斷。所讀科目最多者為教育，次經濟，次地理，次政治哲學，故未受正式學校教育而能作主筆，且任《教育雜志》首任編輯，于教育及文化多所貢獻，完全得力于少年時代的刻苦自修。
二性行一般
先生賦性剛爽，形貌魁梧。頭特大，聲特洪。其帽須特制，故與友好通訊，每自稱“大頭”。中華書局同人亦均知“大頭先生”即先生。記憶力特強，所遇之人，所處之事，每每數十年不忘。平常書信不錄稿，但若干年后道及，猶能記其梗概。與人談話常娓娓數小時，演說則聽眾千人不假傳音機而能字字聽清。少年習于寫作，服務文明書局及主編《教育雜志》時，固以寫作為業。任中華書局總經理以后，雖事務繁紛，仍時寫論文。民國二十年后因病不能常寫，但對于重要公文或書牘，均親自執筆。任中華書局總經理三十年，從未專用秘書。友朋詢其故，則謂：有事時須先向秘書說明事由，再囑其如何措辭，稿成后仍須核閱，不當意者還得修改，有如許時間則自己早已寫好，何必“勞民傷財”。
先生治學治事、處己待人之特征，可以勤儉爽直、和易進取八字包括之。治學之勤已如上述；治事則初創中華書局時，凡屬編輯、印刷、發行、總務各方面之事務，幾于事必躬親。以后公司發展，不能兼顧一切，但重大事務仍親自處理。個人生活固極儉樸，在昌明書店任經理時，猶親自洗濯衣服，數十年來從未雇廚夫。對于同人常以勤樸相勉，同事婚喪喜慶，除平日有私交者外，不許送禮，更禁發帖。復規定同人之結婚者可假廠中飯廳為禮堂，只許備茶點款待賓客。先生賦性爽直，事無大小，每一言而決不作態，不遲疑。對于友朋往往一言訂交，終身如故。此類事例，凡與先生共事或相交稍久者無不知之。但對人極和易，中華書局初創時，常與同事共起居，共操作，絕無階級觀念。三十年來，對公司同人，不論公私信件，致人均稱某先生或某兄或某弟（對學生），自稱弟或兄。同人致彼亦只稱伯鴻先生，而不稱總經理。故有人向中華書局詢伯鴻先生無人不知，如詢陸費總經理則反有人答不出。先生因好學博識，周知人情與世事，故時時存自強不息之心，對個人固時時進修，對公司，于民國二年一度赴日考察，歸而建發行所及印刷所；十九年再度赴日，歸而建上海澳門路新廠及香港分廠。于各分局，則均曾親加考察，指導一切，且常開分局營業會議，共謀改進。
以上為其性情行為之大概。
三對于文化之貢獻
先生以五十六歲之中壽，而服務于出版界達三十七八年，努力文化事業數十年如一日，近代事業家中實所少見。先生從事書業之動機有二：一為當十九歲時因購書不易，以為從事書業可一面自立，一面有書可讀；二則以為書業關系國家文化前途至大，且預測將來必大發展，故立下決心，終身從事書業。民國前七年先生在上海任昌明書店經理時，書業商會正在發起籌備，先生被推為章程起稿員，正式成立后任評議兼書記，且兼職業補習夜校與《圖書月報》主任。民國后，書業商會改為書業同業公會，繼續任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及主席等職以至于今。先生自視書業為終身職業，故對于書業之希望最大。曾在《書業商會二十周紀念冊·序》中說：“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為大。”
辛亥革命爆發，先生預料滿清必覆，民國即將成立，君主時代之教科書必不適用于民主國家，乃集合同志籌備新教科書。于民國元年元旦創立中華書局，首先發行中華教科書。我國教科書因有競爭之故，乃大進步。同時，以中國字典多陳舊不適用，與歐陽仲濤、范靜生先生等發奮編《中華大字典》，費四年數十人之力始完成，字數四萬余，較《康熙字典》之字數尤多。數年前，《全國圖書館協會月報》猶評為“現在唯一之字書”。《大字典》完成之后，即繼續編輯《辭海》。經百余人前后二十年之時間，而于民國二十六年完成之。先生于《序》中謂，將再以一二十之歲月，經營一百萬條之大辭書，其志愿之宏，可以概見。先生太高祖宗伯公任《四庫全書》總校官前后二十年，且于嘉興城外角里街建枝蔭閣藏《四庫》副本。枝蔭閣雖于洪楊之亂毀于火，但其家本載之甚詳。民國九年起之十四年間，命中華書局陸續輯印《四部備要》一萬一千三百。五卷，分訂二千五百冊，悉出自先生之主持。又以兒時知有《古今圖書集成》，壯而編書撰文常利用之，時思尋求雍正銅活字本影印之，卒于民國二十三年得陳炳謙先生轉讓南海康有為氏藏本，而將原書五千冊縮印為八百冊，廉價發售。此外，三十年間中華書局出版新舊書籍近二萬種，皆先生主持之力。其一生事業固全在書業，對于書業各部門之知識，如編輯、印刷、發行各方面，均能窺其堂奧，在書業界可稱全能。而其對于文化之貢獻，亦非一般入所能跛及。
四對于教育之貢獻
先生素性好學深思，于學無所不窺，而于教育研究尤精深。當其主編《教育雜志》時，每期均有論文，而于學制方面之主張尤多。清末學制為初小五年、高小四年、中學五年、高等學校三年、大學三年或四年，就學年限共為二十至二十一年，授課時間則初小三十時，高小以上三十六時。先生根據國民體力及社會經濟情形，力主縮短在學年限及減少授課時間，于前者主張初、高小各三年，中學五年，大學預科一年，本科三年或四年，共計十五年至十六年；于后者則主張初小二十四小時至二十七小時，高小以上不得過三十小時。
民國元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蔡元培先生任教育部長，以國體既經變更，舊法令不適用，新規制又迫于時間未能頒布，乃去滬商之先生及蔣維喬先生。先生本其夙見，與蔣擬訂《中華民國教育部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十四條，一月十九日公布。其中最主要者為初小男女同學，小學廢止讀經，加課珠算，注重手工，中學、師范改為四年，中學文實不分科及廢止獎勵出身等。同時公布《普通教育課程標準》，亦以先生之意見為根據。先生復同時發表《民國普通學制議》、《新學制之要求》、《民國教育方針當采實利主義》、《敬告民國教育總長》諸文，以提醒社會。史家對于《暫行辦法》及《課程標準》兩令，稱為民國教育史之絕續湯，均出自先生平日研究之所得也。
先生對于教育之各方面，如教育宗旨、教科書、教育制度、國音國語、男女同學等，均有精確主張，發為論文，而于女子教育尤有特見。先生既不贊成舊日之閨秀教育，也不主張與男子受同等教育，而從女子體力以及人類互助、社會分工各方面主張“女子教育”，于民國二十年女子組織北伐隊、教育界鼓吹女子為軍人時，發表《女子教育問題》一文，力辟其非，而謂女子第一當養成貞淑之德、和易之風，并授以家政之智能，以期可為人妻；第二養成慈愛之性、高潔之情，并授以育兒教子之技能，期可以為人母；第三當設女子師范、女子裁縫、刺繡、蠶業、圖畫、音樂等學校，期可以習一業以生活。民國九年男女同等教育之說盛倡，先生復為《女子教育的急務》一文，謂女子教育的目的有四：第一，健全女子的人格；第二，養成賢母良妻；第三，在男子能養家的時代，從事無害生理、無妨家庭的職業；第四，預備充足的實力，于必要的時候代男子作國家社會一切的事。
以上是先生對于教育貢獻之犖犖大者。
五對于國事之先見
先生常識豐富，對于國家大業尤為注意。武昌時嘗秘密參與革命，任《楚報》主筆有敢言之名，且以言論忤當道，而報館被封，個人出走。十九歲后雖專心書業，但對國事仍不放松。先生于地理、歷史素所專精，“九·一八”后，世界風云日急，乃從地理歷史之各方面預斷世界必有大戰，中日之戰尤在目前。于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草《備戰》一文，發表于二十二年一月十日出版之《新中華》創刊號，大聲疾呼，警覺國人。先生以為戰事發生之后必為長期的，我國無海軍，不能與敵人立決雌雄，惟有長期抵抗，以期國防形勢之于我有利，因而主張積極準備。準備分軍事、民食、交通三方面。軍事方面，要運用機械化部隊，首須準備汽油，謂趕快至少以五千萬元購汽油，存儲于穩固地方，以備戰時應用；第二是軍糧，除囤積米面之外，并應多備炒米炒面作干糧；第三是軍衣，謂大規模最后決勝的大戰必定在東三省，要免士兵冰天雪地之凍斃，不得不制御寒衣服，假定一百萬人，每人一件皮襖、一條棉褲和內衫褲襪鞋至少須三十元，即須三千萬元。在民食方面，則謂糧食固當注意，而長蘆、兩淮的產鹽區，戰事發生必為敵人占領，人民將有淡食之虞。故主張在二、三年中督促鹽場加多制造溢額之鹽，運存安全地點，以備萬一。對交通方面，則謂公路雖日有建筑，但戰事發生，一部分當被破壞，而汽油進口不易，且須供給軍隊之用，不能供給民運。故主張提倡馬車、牛車、騾車、驢車，由省建設廳制造車輛，租與民間行駛。公路并許民間自行制造使用，予以種種便利。在平時可輔汽車之不足，也可減少汽油的漏卮，戰時更可得許多用處。先生此文發表于八年之前，不獨對于戰事發生預為見及，所提議準備各事亦均簡要切實，現在政府之提倡驛運及儲備汽油等等，多與其意見相合。由此可見先生對于國事之遠大眼光。
以上所述不過先生生平、事業、性行之犖犖大者，其他以限于時間不能詳述。但先生立身勤儉、處事爽直、待人和易、執業進取之美德與其對于文化教育及國事之貢獻，固彰彰在人耳目，足資矜式。同人與先生相交有年，茲就平日觀摩所及，為略述其生平如上。
一九四一年八月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