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的憂傷（簡體書）

《民國的憂傷：民國初年的憲政傳奇》以無比同情的心情回望民初憲政那段歷史，回望那些在民初的混亂局面中為實現憲政夢想而努力掙扎的人們，領會和理解他們的痛苦和糾結。他們的功績，絲毫不遜于那些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者，只是在以革命為主導的歷史敘述，沒有給他們一個合適的地位。那些人不是消逝了的人，而是現實中的人，舉手投足，都可以耳聞目見，或者說，這些人，就是我們自己，因為他們生命中的所有際遇與抉擇，都有可能發生在我們的身上。

祝勇，作家、學者、紀錄片工作者，藝術學博士。現供職于北京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兼任深圳大學客座教授、碩士生導師，曾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從事歷史研究，北京作家協會理事、全國青聯第十屆中央委員。已出版主要作品有：長篇歷史小說《舊宮殿》、《血朝廷》，非虛構歷史著作《紙天堂》、《辛亥年》，“文革學”著作《反閱讀》等。獲第一、二屆郭沫若散文獎，第九屆十月文學獎。任《我愛你，中國》、《辛亥》、《岩中花樹》等紀錄片總撰稿，先後榮獲第21屆中國電視星光獎，第25屆、第26屆大眾電視金鷹獎優秀紀錄片獎，中國十佳紀錄片獎，中國紀錄片學院獎，香港無線電視臺（TVB）台慶典禮最具欣賞價值大獎，與《舌尖上的中國》並列獲得第18屆中國紀錄片年度特別作品獎。

自序 滴血的憲政
那些人，不是消逝了的人，而是現實中的人，舉手投足，都可以耳聞目見。或者說，這些人，就是我們自己，因為他們生命中的所有際遇與抉擇，都有可能發生在我們的身上。
傳奇一 迷宮，1911-1912
有人向袁世凱進言說，唐紹儀與孫中山是同鄉，他們勾結緊密。每當唐紹儀進出總統府的時候，他們會指著唐的背影低聲說：“看，今天總理又來欺負咱們的總統了。”
傳奇二 子彈，1913-1914
宋教仁死前多日，譚人鳳、陳其美和《民立報》記者徐血兒等人曾向他提醒了有關暗殺的消息，甚至準確地說出了殺人者的名字——青幫大佬應桂馨。
傳奇三 天命，1914-1916
那天晚上，很少飲酒的袁世凱可能喝醉了。宴會後，有人聽見他在大唱“孤王酒醉桃花宮”。但另一人說，他唱的是大登殿，聲音最高朗的一句是——“我薛平貴也有今日一天！”
傳奇四 殘局，1916-1917
這兩個在戰場上通過望遠鏡對望的人，已經循著各自的來路進入民國，在民國這個巨大而複雜的棋盤上狹路相逢。在中華民國的第一屆政府內，他們分別擔任副元首和內閣總理（兼陸軍部長）。
傳奇五 歧路，1917-1918
我們無法知道梁啟超看到公佈的選舉結果的時候的心情——他是會哭，還是會笑？只能從他的書信裡查到，八九月間，他生了一次病，醫生診斷為肋膜炎，微帶肺炎。他的面色，一天比一天憔悴下去。
傳奇六 呐喊，1917-1920
唯有紹興會館的周氏兄弟，對慘淡的現實沒有抱絲毫的幻想，後來的歷史證實了周氏兄弟的判斷。隨著《凡爾賽和約》的簽訂，所有的希望再度化作絕望與悲憤，有人還割破手指，寫了血書。
傳奇未完 選票，1923-1949
蔣介石興猶未盡，再請胡適吃飯。席間，胡適送給蔣介石一本書，是他自己寫的《淮南王書》，希望蔣介石能留意《淮南王書》中“無為主義的精義”，做一個能開放視聽、尊重民意的“虛君”。
參考文獻

唐紹儀決定出走。
作出這個決定以後，唐紹儀沒有猶豫。他乾淨利索地換上便裝，沒有通知任何人，只帶兩三個隨從，走出麻線胡同3號的宅院。
胡同仿佛麻線，把他的心緊緊纏住。他的心裡很悶，想擺脫那些麻線的糾纏。車夫似乎懂得了他的意思，跑起來了，越跑越快，他突然有一種失重的感覺。人力車從一條胡同折向另一條胡同，像在迷宮裡穿行，接踵而至的粗重的牆總是令他感到恐懼，但車夫總是能夠敏捷地避開它們，像一條魚，在牆的圍困中游來遊去，慢慢地，他才適應人力車的速度。他覺得自己的身體變輕了，兜風的布篷似乎成了一隻風箏，帶著他，忽忽悠悠地飄了起來。
民國元年，北京城密如蛛網的胡同裡，這是無數輛人力車中的一輛。沒有人注意，車上坐著的，是這個國家的政府總理。
對於這個新生的民國來說，沒有人比唐紹儀更能勝任國務總理這一職務了。唐紹儀每天5點起床，逢星期一、三、五召開國務會議，二、四、六謁見袁世凱。唐德剛先生說：“他具有現代政治家所應有的國際知識和經驗，他和袁的長期友誼，也贏得了袁的高度信任。孫中山對他的尊重和鄉情更是難能可貴。同盟會中的高幹對唐也表現得極其友好，並竭力邀其加盟。由黃興和蔡元培介紹，唐也於3月30日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宣誓加入同盟會。”對此，袁世凱是默許的，按照民國報人陶菊隱的說法，因為他需要唐紹儀成為“他與同盟會之間的一個中間型人物”。
武昌起義以後，唐紹儀是作為袁世凱的代表，與孫中山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進行談判的。正是這場談判，終結了大清王朝的統治，把袁世凱送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位置上。在複雜的局勢中，他能敏銳地找到被荒草覆蓋的捷徑。帝制結束了，小皇帝退縮到宮殿的一隅，粗礪堅固的城牆不再守衛帝制的威嚴。革命也結束了，民國的第一任總統肥重的屁股坐在太和殿的西式皮椅裡，安靜地簽署各種命令，卸職後的孫中山回到了他的故鄉，在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的大榕樹下，與老人們放聲地高談闊論。似乎一切都已塵埃落定，回到了它應有的軌道上，一道難解的方程，終於被化繁為簡，求出了最大公約數。幾乎同時，所有人都長籲了一口氣。
誰也沒有想到，事情不是越來越簡單，而是越來越複雜。唐紹儀的女婿顧維鈞曾說：“儘管唐先生和袁總統是多年拜把兄弟，非常友好，但他們看問題的角度不同，一接觸實際問題，他們之間的衝突幾乎是無法避免的。”
袁、唐之間的衝突，需要追溯到《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修改——武昌起義之後，由各省代表團（1912年1月28日改為臨時參議院）制訂《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在這些革命党中，形成總統制與內閣制之爭——“宋教仁，這個30歲的小傢伙，那時雄心勃勃地想做中華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所以力主內閣制。但是中山認為，既然建立民國是要驅除韃虜、推翻王室，則中國政府就沒有再設虛君的必要，所以堅持採取美國的總統制。”由於孫中山在革命黨擁有獨一無二的聲望，這個新政權最終效仿美國憲法，採用了總統制。但是，孫中山和宋教仁都沒有想到，他們不鬧了，但總統與總理兩制之爭卻會一直鬧下去。府院（即總統府與國務院）之間的矛盾一再週期性地上演，使民國的政治生態陷入惡性循環，最終只能以槍炮來收拾。直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後，段祺瑞以“臨時執政”名義總攬大總統和內閣總理的職權，府院之間才偃旗息鼓。
孫中山將臨時大總統職位讓給袁世凱之後，參議院急匆匆地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進行修改，將總統制改為內閣制，為的是減少和制約總統的權力。所謂內閣制，實際上就是把總統當成擺設，只具有象徵意義，而政府實權，掌握在內閣總理手裡，總理對國會負責。總統權力，如任免官員、發佈法律命令等，必須經由內閣副署，才能產生效力。時人說：“約法用總統制，孫中山當時可適用；袁世凱的專制行為，則非責任內閣不可，而且非組織國民黨的責任內閣不可。”
《臨時約法》規定，臨時參議院在正式國會召集前是國家的立法機關。臨時參議院成立後，在10個月內，臨時總統應根據臨時參議院所制定的國會選舉法，進行國會的選舉。國會成立後，應進行正式總統的選舉，並制定憲法以代替《臨時約法》。早在1912年1月5日，臨時參議院議決了國會採取兩院制。到8月10日，以總統名義公佈了國會組織法及參議院、眾議院議員選
舉法。
這種因人而異的制度設計，表明了西方民主制度剛在中國著陸時的水土不服。他們從不掩飾對袁世凱的公開懷疑，而對於袁世凱這個深諳官場之道的舊官僚而言，南方所設的種種牽絆，顯然不是一種真誠的合作態度。他們雖有讓賢的誠意，卻缺乏合作的誠意。並且，他們過分低估了北洋系的實力尤其是忍耐力，為未來埋下無窮的禍患。這個為袁世凱精心設計的紙手銬，註定會被袁世凱撕得粉碎。
唐德剛說：“實質上，這是同盟會所掌握的參議院對未來的大總統所投的‘不信任票’，如同大相國寺菜園裡的一群張三李四想對新到的和尚魯智深來個下馬威，乘他立足未穩，便把他摔到糞窖裡去的一廂情願的安排。”這種小孩子的把戲，親歷過清末改革、見多識廣的袁世凱一眼便可以看穿。但他深知政治的火候。在他心裡，真正的大事業，都需要文火慢熬，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像孫中山那樣火燒火燎的，什麼事情都辦不成。
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任命唐紹儀為第一任總理，並組成內閣，30歲的宋教仁出任內閣農林總長。政府成員中既有前清官僚和北洋軍人，也不乏革命黨。這些人在幾個月前還曾在奏摺、書信上勢不兩立，在戰場上拔刀相向，現在卻心情複雜地站在同一個隊伍裡，見證中國的華盛頓的誕生。
從1912年年底到1913年年初，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國會的選舉。隨著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中國的政黨政治也空前活躍起來。自武昌起義到1913年底，新成立的黨派有682個，這些黨派在民初的政治舞臺上經過複雜的鬥爭、較量、分化、組合後，到第一屆國會選舉之前，基本形成了4個較大的政黨，即國民黨、統一黨、共和黨、民主黨。國民黨是1912年8月25日，借孫中山到達北京之機，在北京湖廣會館，由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党、共和實進會等5政黨合併組成的。國民黨以革命派為主，積極推行與維護資產階級共和制度。相比之下，統一黨、共和黨和民主黨則以清末立憲派為主。在他們看來，中國雖有四萬萬人口，但80％是文盲，其餘20％雖然粗通文字，但對民主、選舉這些事情，則所知了了，所以，他們力主政治漸進主義，與國民黨相對抗。選舉揭曉，國民黨在兩院議員共占392席，占絕大多數，從而以第一大黨的地位控制了國會，統一黨、共和黨和民主黨三黨聯合起來僅占223席。那一天，袁世凱真切地意識到，自己得到的僅僅是一個虛位，不要說宋教仁，就連曾經長期作為袁世凱的僚屬、對袁唯命是從的唐紹儀，在袁世凱這位老上級面前也突然鐵面起來。北京臨時參議院成立時，袁世凱的講話稿，須經過唐紹儀的刪改才能最後定稿。對總統府的決定，唐紹儀認為不可行的就立即駁回，不給袁世凱留一點面子。他的目的是捍衛《臨時約法》，捍衛內閣制。這令習慣了居高臨下的袁世凱十分不適，以至於袁的左右都對唐紹儀的“忘恩負義”抱有微詞。
袁世凱向楊度暗暗道出了他的心事：“我現在不怕國民黨以暴力奪取政權，就怕他們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權，把我擺在無權無勇的位子上。”
誠如顧維鈞所說，誰也沒有料到，“唐這位美國通是資產階級型的官僚，與一般封建型的奴才官僚有些區別。他醉心于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又被‘責任內閣’這類的字眼所迷惑，就不甘心做百依百順的走狗，在某些問題上經常地不向袁請示而自行處理。”
有人向袁世凱進言說，唐紹儀與孫中山是同鄉，他們勾結緊密，“現在完全傾向同盟會而不傾向總統了”。每當唐紹儀進出總統府的時候，他們會指著唐的背影低聲說：“看，今天總理又來欺負咱們的總統了。”
有一天，袁世凱對唐紹儀說：“少川，我已經老了，你就來做總統吧！”
袁世凱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平和，波瀾不驚，甚至還透著老朋友的寬厚與大度，挑不出一點毛病。但唐紹儀聽出了這句話裡的警告意味，它的真實意思是：你在找死！
……
唐紹儀的首屆內閣垮臺後，袁世凱仍然希望宋教仁組成“混合內閣”，即只重人才不重黨派，這是袁世凱拉攏宋教仁的目的所在。但袁的好意被宋教仁謝絕了。那時的宋教仁，手握國內最大政黨，底氣自然很足。他誰也不想求，誰也用不著求，一心想踢開各黨，打造一個由國民黨員組成的“政黨內閣”。他目的明確，直奔主題，不會耍手段。固然光明磊落，但當時的民國政壇，儘管完成了制度轉型，但制度內的人，還沒有真正成為民主之人，傳統的政治手段依然暢通無阻。日本明治維新經22年始行召集國會，而民國二年就成立國會，速度之快，已讓人跌破眼鏡。與其相比，人的現代化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與制度的現代化未必同步。宋教仁低估了他所面對的現實，沒有必要的對策，也不懂“韌的戰鬥”，他與許多國民黨員一樣，相信“制度萬能”，一廂情願地認為制度可以解決一切，然後，就赤膊上陣了。
然而，一粒子彈，只要一粒子彈，就可以打垮他的全部理想。
……
4月6日，“抬不起頭”來的胡適在上海登上了“克利夫蘭總統”號，前往美國。不知他是否會想起，25歲的自己回國，投身新文化運動時的那份豪邁。即使1946年回國，他的心底也還是有微薄的希望的。現在，他什麼都沒有了，像一個失敗的賭徒。在茫茫無際的太平洋上，胡適應雷震所托寫了《〈自由中國〉的宗旨》一文，作為《自由中國》的發刊詞。
蔣介石剛剛在臺灣中部山區的日月潭找到一個安靜的隱居之地，就接到一封電報，得知了國民黨在大陸徹底滅亡的消息。手裡捏著電報，他沉默了很久，才對蔣經國說：“我們到山裡走一走吧。”一路上，兩個人都默不作聲。不知走了多遠，蔣介石說，去釣魚吧。蔣經國就從一位漁夫那裡雇來一條船。蔣介石一個人坐上船，劃了出去。落山風直貫下來，吹透了他的青衫，使蔣介石的身影顯得蒼老孤單。那一天，沒有人知道他想了些什麼，不知“人民”這個久違的詞，是否就在那時躍入他的心裡。讀歷史的人只是知道，不久之後，臺灣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其中一項，就是把土地分給農民，據說是為了實現孫中山關於“土地歸人民所有”的諾言，但蔣介石還是給它取了一個“很共產黨”的名字：
土改。
2010 年冬動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