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與修辭新論（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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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翻譯與修辭新論[Tuanslation and Rhetoric Re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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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翻譯與修辭新論》通過引入代表修辭思想當代發展的新修辭理論，從建構性的視角研究翻譯理論與實踐問題，改變翻譯探討中對修辭的傳統觀念，重新認識修辭對翻譯的作用和啟發價值，建立以受眾為中心的翻譯修辭觀。
目錄
緒論節 本書緣起一、翻譯為何需“修辭”二、本書“修辭”的工作定義第二節 翻譯與修辭的跨學科研究現狀一、外翻譯與修辭的跨學科研究概述二、研究問題的提出章 西方翻譯研究概述節 語言學前時期一、古典譯論二、近代譯論三、近現代譯論第二節 語言學時期及其一、語言學翻譯理論二、解構主義翻譯理論三、功能翻譯理論四、文學翻譯理論五、描寫翻譯理論六、文化一社會學翻譯理論第三節 繼承、發展與創新第四節 本章小結第二章 西方“新修辭”理論概述節 “新修辭”的歷史源頭一、修辭的發端二、中世文藝復興時期三、18世近現代時期四、新亞里士多德主義時期第二節 新修辭——當代西方修辭學一、“新修辭”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二、新修辭的主要特征第三節 新修辭主要概念和關鍵詞解讀一、象征與象征力量二、受眾中心三、說服與認同四、修辭情勢五、戲劇五元模式六、事實與呈現第四節 本章小結第三章 “新修辭”與翻譯研究的相關性節 翻譯與修辭的契合點一、目的性二、交際性三、語言性四、受眾性五、語境性六、現實性七、跨學科性第二節 “新修辭”對翻譯的認識論意義第三節 “新修辭”對翻譯的實踐指導意義第四節 本章小結第四章 在“新修辭”框架內對翻譯的理論再認識節 對翻譯定義的再思考一、主要翻譯定義列舉分析二、在新修辭框架內對翻譯重新定義第二節 對翻譯參加者的重新審視一、翻譯參加者的戲劇五元模式二、譯者與受眾的互動合作關系第三節 對翻譯過程的重新認識一、理解——把握原作的修辭動機二、譯語受眾面臨的局限三、再現——語境重構第四節 本章小結第五章 在“新修辭”框架內對翻譯的實踐再認識節 語言的象征力量第二節 譯文話語的修辭力量一、事實與情感的不同呈現二、譯文話語對現實生活的正面影響三、譯文話語對現實生活的負面影響第三節 翻譯實踐中的修辭意識一、確保譯文內容真實可信二、得體運用訴求策略三、精心構建話語方式四、恰當運用美學手段第四節 本章小結第六章 對當代翻譯理論話語和現實問題的修辭思考節 對“功能目的論”的修辭反思一、“功能目的論”簡述二、“功能目的論”產生的修辭環境三、從當代修辭角度重新審視“功能目的論”第二節 韋努蒂“異化”理論話語的修辭分析一、“異化”理論簡述二、話語一：“存異倫理”三、話語二：“抵抗性翻譯”四、話語三：“好的翻譯是少數化的”五、話語四：“促進譯語文化更新與變化”第三節 解決外宣翻譯質量問題的突破口一、培養和加強翻譯受眾意識二、加強對英漢修辭傳統差異的了解和對比三、有效利用象征資源，與受眾建立“認同”第四節 《于丹心得》英譯本的修辭解讀一、《心得》譯本的“修辭形勢”二、翻譯因應之策第五節 本章小結參考文獻
作者介紹
陳小慰，博士、福州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兼任中國翻譯協會翻譯理論與翻譯教學委員會委員、中國翻譯協會理事、福建省翻譯協會副會長。主要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修辭與翻譯。獨立、合作及主編出版《語言？功能？翻譯──漢英翻譯理論與實踐》、《新編實用翻譯教程》、《使女的故事》、《以賽亞？伯林書信集》、《新編劍橋商務英語同步輔導》等近20部著譯；發表論文50余篇；曾獲福建省第七屆、第九屆社會科學成果二等獎和三等獎。
文摘
莫娜·貝克也認為，當今的翻譯研究突出表現為：不論是學者們感興趣的學術研究話題，還是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都極為豐富，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 學者們對此也有論述。例如方夢之在其主編的《譯學辭典》的前言中就寫道：“翻譯研究是多學科的綜合研究，研究的脈搏隨著相鄰學科的發展而跳動。相鄰學科凡有新發展，其原理或方法往往引進到翻譯研究中來”。 的確，隨著時代的發展，翻譯研究與實踐所處的外部環境、關注物件、工作條件都在發生變化。就拿翻譯輔助工具為例，在霍姆斯和圖里所處的20世紀80和90年代，翻譯只能借助各種詞典和語法書籍，但如今情況已大為改觀。因特網和信息技術的發展為翻譯活動帶來了信息和速度上的極大便利。當今時代對“準確”的標準也已與過去不同，譯者翻譯時，始終會用其所處時代的流行價值觀進行解讀。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各國交往的增多，以及各學科之間日益借鑒融合，翻譯的現實特性越來越突出，文學作品已不再是翻譯和翻譯研究的主要物件，翻譯研究正越來越呈現出跨學科發展的態勢。翻譯活動與各學科的相關性決定了翻譯跨學科研究的必然性，而翻譯研究多學科的借鑒和融合也使人們對翻譯的認識不斷深化。但是，正如解構不是為了破壞，而是基于傳統的重建，是在傳承基礎上的發展，文化研究、社會學、人類學的融入，以及隨之而起的對社會、文化、政治因素和功能的重視，也應被視為對翻譯問題在認識上的深化和拓展，而不應成為過多關注文本外部因素的導向。翻譯絕不僅僅是語言活動，離不開文化社會的影響；但不能因此就偏離主體，把它等同于單純的文化活動或社會活動。 2006年，斯奈爾一霍恩比（Snell—Hornby）在其新著《翻譯研究轉向：范式轉換抑或視角轉變》（TheTurnsofTranslationStudies：NewParadigmsorShiftingViewpoints）中指出，“凡是對熟悉近三十年譯界爭論的人來說，（譯學發展的）令人矚目的趨勢是：回到語言學（BacktoLinguistics），強調了翻譯的語言學根基。因為“翻譯中有許多東西只能通過語言學加以描寫和解釋。譯者如果對語言學缺乏基本了解，就等于工匠干活卻沒有帶全工具箱里的工具。”還有學者認為，不管是文化派，還是描寫派，還是意識形態派，亦或操縱派，他們早都屬于語言學派，因為“任何翻譯研究都必須以語言分析為出發點”。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這一翻譯研究對語言的回歸並非回到原點，而是從多維的視角對翻譯本體進行分析，對翻譯活動和翻譯現象進行闡述，從而更有效地指導翻譯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