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富的偏激（簡體書）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個歷久而彌新的話題。這固然是由於它的豐富性和複雜性，但也與研究者的認識和心態很有關係。人們曾熱衷於遙望“五四”的旗幟和它所指引的方向，而對其歷史現場卻缺乏細緻的審察和思考。據說這種狀況現在已有了改變：深入研究與反思的新成果都在陸續湧現。《豐富的偏激：論五四新文學運動中的錢玄同》以它的多面的介紹和論述，拓展了我們對錢玄同的認識。我們在閱讀中，可以看見他以嬉笑怒駡的姿態介入五四新文化運動時的“偏激”與“衡平”的雙面，看見他的復古心態遭遇新思潮時“求真”與“致用”的矛盾，看見他以聲韻訓詁大家而參與新文學運動時的“文”與“語”的糾纏，看見他以雜感創作反叛古文義法時的“立誠”與“廢話”的統一。著者希望由此而摹寫出他的個性特點，並對他在文學史上的意義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著者似乎也是在提醒他的讀者：在中國，新與舊，古與今，中與西，激進與保守，傳統與現代，革命與改良，貌似互不相容的東西，竟可以活生生地統一在一個五四學人的身上。

魏繼洲，男，1968年出生，河南省禹州市人。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1999年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2008年畢業於中山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研究專業為中國現當代文學，主要研究方向為五四文學研究、現當代散文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1項，主持或參與其他各級課題6項，出版個人學術專著《形式意識的覺醒一五四白話文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合作撰寫並出版學術專著2部，發表學術論文20餘篇。

《豐富的偏激:論五四新文學運動中的錢玄同》以五四新文學運動中的錢玄同為研究對象。錢玄同是小學與經學大家，也是“五四”時期重要的新文學活動家及雜感寫作者。作為五四文學革命的“前驅者”之一，他介入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對“選學妖孽”與“桐城謬種”的指摘向傳統文學發出了犀利的一擊，與劉半農合作發表“雙簧信”，使文學革命的影響迅速擴大。作為國語運動的中堅力量，他參與五四文學語言的建設，對胡適、周作人等的文學語言主張多有回應和發揮，為文學革命與國語建設的結合作出了切實的貢獻。他還是《新青年》“隨感錄”作者群的重要一員，同時也在《語絲》、《晨報副刊》、《京報副刊》、《國民公報》等報刊發表了數量不菲的雜感作品，對以桐城派為代表的文章款式表示了明確的否定。錢玄同以其偏激的文化姿態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為人廣泛關注。

導言第一章 “求真”與“致用”——當復古心態遭遇新思潮第一節 知識涵化及其異變第二節 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第三節 遊移於互助與競爭之途第二章 “偏激”與“衡平”——介入五四文學革命運動第一節 “選學妖孽”與“桐城謬種”第二節 “雙簧信”：虛張的對立第三節 小學大家與《嘗試集》第四節 語言視閾中的小說與戲劇第三章 國“文”與國“語”——直逼新文學的語言核心第一節 理想的文學語言第二節 被書寫的漢語：探尋與決斷第三節 文學敘事話語規範的重建第四章 “立誠”與“廢話”——以雜感創作反叛古文義法第一節 以“立誠”拆解道統第二節 “白話體”、“雜”感體與文體遊戲第三節 激切、峻急的整體之美結語：參與彰顯價值參考文獻後記

是找了一個王敬軒來做阿Q，將可能有的荒謬意見都堆在他身上，結結實實的被打了一頓。”“雙簧信”把舊文學可能向新文學發難的問題整理歸納，和盤托出，并從新文學的立場予以全面批駁。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問題并不是由哪個舊文學陣營的人物提出的，而是由新文學陣營代辦的。不是舊文學陣營要對新文學怎么樣，而是新文學陣營急于要擺出文學新舊對立的架勢。新文學陣營主動挑起這場文學合法性問題的訴訟，目的正在于開啟新文學合法化的進程，以便新文學的思想主張盡早進入五四文學話語的核心領域，并引起整個社會的重視。為此他們不惜模擬一場文學上的新舊交鋒 作為一種有效的宣傳手段。
從文化立場、文章形式到代表作家，“雙簧信”以觀點交鋒的形式全面闡述了文學新舊對立的核心問題，其直接結果是新文學的主張比較全面地得到了說明，并由此劃分出了新舊兩大文學陣營。“雙簧信”的影響是相當大的，新文學主張的全面說明不但引起了各社會階層的廣泛關注，同時也引發了整個社會關于文學價值核心的思考。誠如朱湘所言：“記得這之皈依新文學，是十三年前的事。那時候，正是文學革命初起的時代；在各學校內，很劇烈地分成了兩派，贊成的以及反對的。辯論是極其熱烈，甚至于動口角。那許多次，許多次的辯論，可以說是意氣用事，毫無立論的根據。有人勸我去讀《新青年》，當時的文學的中軍。是劉半農的那封《答王敬軒書》，把我完全贏到新文學這方面來了。現在回想起來，劉氏與王氏還不也是有些意氣用事；不過劉氏說來，道理更多些，筆端更為帶有感情，所以，有許多的人，連我也在，便被他說服了。將來有人要編新文學史，這封劉答王信的價值，我想，一定很大。”而它在舊文學陣營引起的震動尤其不容忽視，鄭振鐸對“雙簧信”事件的意義有過這樣的評價：為什么他們要演這一出“苦肉計”呢？從他們打起了文學革命的大旗以來，始終不曾遇到過一個有力的敵人。他們“目桐城為謬種、選學為妖孽”，而所謂“桐城、選學”者卻始終置之不理。因之，有許多重要見解他們便不能發揮盡致。